天津教案 群众与太后
简介
天津民间盛传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1870年夏，书院开始停课，士绅纷纷集会，反洋教的揭贴很快贴满大街小巷。
天津望海楼教堂
6月21日，数千群众在望海楼教堂前示威。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和天津知县刘杰发生冲突，击伤了刘杰身旁的随从。民众激愤之下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虐杀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
群众的疯狂行动持续了3小时。
群众的面孔
当代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对群体极端行为有过一则论断：“群众在狂热情绪的煽动下，很容易做出即使连刽子手也会心有不忍的残忍行为”。天津事件完全印证了勒庞的论述。
官方记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那些刺目的、惨绝人寰的过程，但实际情况不忍卒读。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的“并杀其妇女，又杀其类十余人，皆展肠裂腹，遂毁教堂，势汹汹至三四千人矣”。就是把人剖腹挖心，把肠子挑出来。
马士在《中国帝国对外关系史》书中描述：“牺牲者包括十名修女、两名神父、丰大业（领事）、西蒙（丰大业秘书）、另外四名法国男人和妇女，两名俄国人及一人妻子，以及教会或育婴堂所雇用的三四十名中国人。修女们在被害以前，曾被剥去衣服，赤身露体，她们的尸首，也只能找到一些烧焦的断足残肢。其它人的尸首大多数在河里飘流，并且发现他们曾遭到最可怕的残害……”。
而雷穆森在《天津插图本史纲》中，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则留下了更恐怖的文字：“修女们一个一个地在别人面前被剥光衣服，赤身露体。她们的身体被撕裂开，眼珠被挖出，而且乳房被割掉。当一个人被残害后，她的尸体就会被悬挂在长矛上，投入燃烧着的教堂里。她们的尸体，只有四具烧焦的残骸被找到……”
天津教案中，群众之血腥暴虐程度远超ISIS。
太后的面孔
天津教案发生之初，太后就定下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
洋大人是不能糊弄的，因为太后给打怕打服了。
老百姓也不能一味打压，这样会让民众怨恨官府软弱，从而影响政权的向心力。
一边是洋人，一边是民意。哪边都得罪不起，这个烫手山芋，谁接手谁倒霉，要找个特殊人物去处理。
有考虑几个条件：
1、做事能力强（解决问题）
2、做事有原则（比较公道）
3、有名望能担责（优秀替罪羊）
4、离权力核心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近
太后选择了曾国藩，谕旨是这样要求的：“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持平，容易理解，当然要公平。但是：
顺舆情，是要让群众满意。群众确实杀了不少人，如何让群众满意？
维大局，是要让外国人满意，被杀了这么多人，怎么能满意？
这不是废话吗，明摆着就是挖个坑让曾国藩跳。
曾国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结局是身败名裂依然义无反顾。
曾国藩抱着病重之躯，尽心尽力，完成了天津教案的调查报告和处理建议。7月25日折子递到北京，太后继续使阴招，把上报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让满朝大臣们公开大讨论，让所有人知道：“是曾国藩主张在天津教案中道歉、赔款、抵命”
更为离谱的是，为了把曾国藩坑得彻底，太后一面声称：“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一面却在朝庭公示的奏折中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群众辩护的五个“致疑点”，致使民怨全面集中于曾国藩。
时间过去100多年再回头看，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调查处理，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但是，曾国藩，一代中兴名臣，因此声名败裂。
太后，当然无恙。太后实现了她的目标：
1、给洋人一个交待，可接受的调查和处理（公正）；
2、给群众一个交待，太后是努力维护群众利益的（爱民）；
3、给官员们一个交待，太后是有权威的（伟大正确）。
太后的心思
天津教案，太后看到的是利用民意维护巩固权力的机会。
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上奏称“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这说出了太后的心声。
对太后来说，以夷制夷既然可行，以民制夷当然更可行。对朝庭而言，相对以夷制夷，以民制夷明显更加容易操控些。
民间对洋人和教堂的愤怒情绪，成为太后眼里可以倚重的力量。
因为对中华帝国的统治者而言，不难意识到，允许国外宗教自由发展，威胁到的是自身的权力之基。
回顾一下大清国与列强签订的那些条约，不难发现一个规律：最容易接受的是割地赔款，无论索要多少，都能爽快答应。割地，地有的是不差那一点。赔款，反正是“取之于民”，即使赔得再多，也不至于使皇家没饭吃；最难接受的是有损皇家脸面的事，总要百般拖延，当年马戛尔尼来华见乾隆，最大的难题就在于磕头。在最容易的割地赔款和最难的皇家脸面之间，传教比赔款更可怕，因为传教导致上帝与朝廷争夺子民。
传教，太后看到的是影响大清的稳定。所以，总理衙门后面拟定了《传教章程》，主要内容有八条：
条款 | 目的 | |
1 | 外国育婴堂一概裁撤。只许收奉教者之儿，且必报官立案。 | 慈善事业必须垄断，防止社会力量增长 |
2 | 中国妇女不准进入教堂。外国修女也不准在中国传教。 | 防止女性地位提升 |
3 | 传教士当服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 | 防止易风易俗 |
4 | 法律施行中国人照中国例，外国人照西例。以服民心。 | 维护皇法，防止西方法律传播 |
5 | 传教士往何省传教，须办护照。 | 严格控制活动范围 |
6 | 传教士收人入教，须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方收之，进教后所为不法者即逐出教外。 | 严格控制发展数量 |
7 | 传教士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 | 严格控制活动事项 |
8 | 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致侵平民，以免启衅。 | 安全警告 |
如此章程，当然给外方拒绝了。
老佛爷利用民意来实现自己目的。就是八个字：发动群众 以民制夷。
政府不敢说的话，让群众说出来；
政府不敢做的事，让群众来做；
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官府的怨气。
这办法可谓万无一失。一旦惹出麻烦，就抓几个“闹事暴民”向外界交差。
同时，暴乱的事多了，还可以让全社会知道：没有政府的保护，社会就会混乱。
天津教案仿佛拉开了一个标准戏文的序幕，后面一件接着一件出现的教案，本质上就是官府鼓动、群众出头的驱除洋人洋教的标准动作。
因此，教案此起彼伏，在各地不断发生。基本模式都是：
同样的起因——用揭帖和流言传播教堂迷拐孩子作药引子的消息；
同样的案件——杀传教士和教徒、烧教堂；
同样的结果——胡编的理由，杀几个替死的老百姓偿命、再赔点钱了事。
对官方而言，“养其锋锐，修我戈矛”。
对群众而言，一次又一次运动，都成为最后牺牲品。
玩弄民意者必受其反噬，帝国的威望和向心力快速流失。
直到1900年，上演了一场大戏----“庚子事变”。群众彻底失控，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11年后，清政府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塌。
太后如果地下有知，是否后悔当年的行为呢？
这其实是多虑了，中国二千多年的专制史无数次验证，对于太后这样的位高权重者，“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才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后记
----群众的宿命
对平民而言，无论何方文明，只要能带来利益，带来幸福和安宁，何乐而不为？
这100多年来，群众本来是先进文明的受益者，却被鼓动起来，偏信偏执，成为先进文明的抵抗者。（想起了某教）
一旦运动兴起，群众会把矛头对准外部世界，因为外面的世界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民众还会把矛头对准政府，认为它软弱、无能、投降，甚至指其卖国。
越强硬越是感觉正义，越是感觉正义就越容易过激。
这算是群众的悲哀，还是群众的宿命？
----盛世必然开放
谣言无处不有，但可以看到，教案主要发生在河北、天津、陕西、山西等华北地区，而江苏、福建、广东等东南省份极少发生因谣言而起的教案，也未受相关冲突的严重波及，而晚清70年最开放的上海一起未发生，值得 53 29332 53 15533 0 0 3692 0 0:00:07 0:00:04 0:00:03 3693思。
140年过去了，时至今日，同样的事件还在各地重复上演。
开放导致文明包容，封闭导致野蛮狭隘。
真正的盛世，是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虚心地学习吸纳先进文明。比如1300年前的唐朝。玄奘法师历经艰辛，到达佛教发源地印度，在印度游历、研究和讲学整整13年。回国后，受到了唐太宗的热情会见。玄奘总共翻译了75部佛教经典，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
----人的现代化
谣言引起的天津教案，十分生动的展现了愚昧民族的落后与自尊。抗拒洋人抗拒西方思想是包括当时知识分子在内维护自尊心的最好办法，将一切问题都归因于外来人，似乎问题症结就找到了。
从张之洞、梁漱溟、钱穆，到季羡林，莫不执念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洋务运动”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脉相承，贻害无穷。
文明的落后，器物方面只是表象，核心是文化和思想的落后。
文化中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高度契合，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之难超乎想象？
但没有现代的文明思想，哪来的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