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派宗师
前言
一时间，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各类大咖小咖都在谈社会改良。改良好不好，当然好了，谁不希望社会一点一点地变好。改良成不成，那只有老天知道，套用一句大实话：“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近代改良派的宗师，应当算梁启超先生了。
1860年国门被强制打开，华夏中心论遭受毁灭性重创。无论是老佛爷还是各级官僚，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走老路肯定行不通了。但大门被洞开之时，路该怎么走？处于社会不同位置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梁启超先生作为一百多年前深度参与历史进程的知识界风云人物，其心路历程非常值得完味。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先后做过保皇派和改良派，康有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袁世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本文整理了梁启超先生的几个思想片断，期望有助于理解那个大变革的年代和改良之要义。
变法维新（23岁）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变法通议》 1896年
翻译成白话，大意是：“改革的根本，在于培养人才；人才的兴盛，在于开办学校；学校的设立，在于变革科举；而所有改革的关键，在于变革官僚制度。”梁启超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这些看着很熟悉的句子，很像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潮翻版。这也是梁启超后来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的思想源头。
中国版维新并不顺利，中国不是日本，慈禧太后或光绪帝并非明治，待1898年8月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长达14年。期间梁思想有所转变，认为变法维新几不可能，渐倾向于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使得康有为极为不满，公开指责梁启超“流质易变”。
但一时倾向于革命的梁启超，又很快转回
保皇改良（31岁）
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伦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后后与之读卢梭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
－－《新大陆游记》1904年
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
－－《政闻社宣言书》1907年
白话大意是：“我祝愿我国现在有管仲、商鞅、吕库古、克伦威尔这样的人才，用铁腕推动国民进步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然后国人再读卢梭的著作，然后国人再谈华盛顿的事业。”，“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专制，明确说来，就是推进君主立宪政体的成立罢了。”
梁启超赴北美十个月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激进倾向。梁启超在与各界的广泛接触中，发现在美国相同法律制度下的白人社会和华人社会，在“政治能力”方面存在巨大的反差。他认为是中国人缺乏现代的“国家概念”与“公民理念”，更缺乏造就西方精神文明的“高尚之目的”，所以“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生活在法治美国的华人尚且如此，何况习于专制的内地人！
梁启超寄希望于中国能够像沙俄出现一个能以专制铁腕推行“宪政”的强人，他代清廷五大臣起草出洋考察的奏折，待1906年9月慈禧太后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立即著文说“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可见，梁期望的“彼得大帝”并非光绪，而是慈禧太后。
但现实再次给了梁启超沉重的打击。慈禧太后只是保满清之权，又怎么可能是那个完成改革大业的开明君主。维稳的慈禧一死，满洲权贵更是全面复辟，赶走袁世凯，气死张之洞，组建“皇族内阁”，改良之路宣告彻底失败。于是改变中国历史的辛亥革命，便在武昌的一次偶然事件中成为必然。
革命党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逼迫清室退位，共和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梁启超顺时度势，继续推动
开明专制（39岁）
“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一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以公之明，于此中消息，当已参之极熟，无俟启超辞费也。”
－－向袁世凯献策1912年2月
“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
－－《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1913年
梁启超这次把改良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作为一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思想家，他把自己角色定位于：“忠告政府，指导国民。”
但很快袁世凯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梁启超审时度势发出了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915年8月31日），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阐述了反对变更共和政体的观点，对袁氏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是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政治决裂，并揭开护国战争序幕的惊世之作。该文发表前夕，袁世凯有所闻，先派人贿赂梁启超二十万元请梁勿发此文，被梁谢绝。袁继又遣人对梁进行威胁，各种陷害恐吓的匿名信也接连飞来，梁也不为所动。梁启超冒着生命危险来写此文，尔后投入了反袁护国战争的伟大行列之中。
注：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在全国的一片反对声中，焦头烂额的袁世凯在半年后病逝。
梁启超依然秉持“开明专制”理念，支持北洋系段祺瑞执政，反对孙文激进革命。民国六年（1917年）九月，孙文发动护法战争。十一月，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超也就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注：段祺瑞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近代政治家，以后再谈
评论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表面上看是他与很多历史重要人物的分分合合，思路多变。从做康有为的学生、助手到最后的分道扬镳了，从和孙中山合作到反对孙的革命，从拥护袁世凯到举起护国大旗反对袁世凯。但变化的是他的政治和学术观点，从维新变法到保皇立宪到共和改良，不变的是他对中国政治的思考与探索、他积极参与的建设热情和他对自我的坚定反思。
要知道，在社会失序、群雄逐鹿的年代知识分子深度参与政治活动，都有相当的危险，甚至丧命。事实也是如此，如果不是逃亡日本，可能在菜市口被砍头的就有他；如果不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不仅20万大洋收入囊中，也无须担忧人身威胁与恐吓，对他名声亦无大碍。不管是号召维新、康梁分道、呼吁革命，还是鼓吹立宪、抵制帝制，梁启超每一次转身都是险象环生。
相比那些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的社会批判者，或自称“改良主义者”却鼓吹关门过小日子的“利已主义者”，或打着“市场经济”旗号却鼓吹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梁启超先生是政治运动的躬身入局者，和社会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他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按照梁先生自己的话：
“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有人非常遗憾梁启超先生，认为他作为天纵之才却在学术上没有开宗立派。但在我看来，梁启超先生本身著作与文章等身，更重要的是，他在近代历史大变局中，以自身对中国和世界的远见，用自身坚韧不拔的努力寻求社会的出路，已经为国为民立下了不朽之功业。他在一百年前的探索、反思和疑问，依然对于我们与后人理解这个中国和世界，有着永不过时的巨大价值。
举个例子，梁启超先生当年对一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的思考。国体，指国家的性质。政体，指国家政治如何运作。梁先生认为，辛亥年之前，在中国这样帝制延续千年的老大国家，国体以保留君主制的形式为上，以延续社会稳定，同时以立宪来推进社会建设，所以支持君主立宪。而到了1915年，虽然共和不是辛亥年的最佳答案，但民国、共和已经历数年，此时袁世凯要再开倒车称帝，即使他是不世出的千年明君，与历史大潮与民意相悖，也绝不会成功，所以此时绝不可改变国体！
一百年后的今天，又有多少国人理解梁启超先生的洞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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