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官员的困境
光绪和珍妃
前言
八国联军进京的前因后果，网上有很多文章，基本上讲清楚了。今天谈的是1900年大清国官员们的处境，体验当时从政者的心路历程。
官方对义和团有二面。
在头脑清醒的官员眼里，义和团自称神功附体、刀枪不入，明显就是脑子有病。如袁世凯，接任毓贤做山东巡抚后，邀请义和团的大头领来赴宴，说你们既然刀枪不入，今天就请证明一下，枪响过后，各位师兄升仙。拳民在山东混不下去，纷纷跑到河北、京津发展。黄河以南各省大员和袁世凯一样，开展严打，使得义和团在当地未能成气候。这是官方剿的一面。
而太后和京师权贵面对外国人越来越大的压力，感到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的口号挺好，认为“民心可用”。用来干什么，当然是对抗外国人。于是朝廷从上到下，以各种方式明里暗里支持义和团。北方义和团得以坐大，势不可挡。这是官方用的一面。
到了1900年，北方的义和团呈现燎原之势。怎么对待外国人，朝廷分二派：
一是主战派，也称为清议派、强硬派，主张利用义和团进攻使馆杀光洋人，并向西方列强宣战。这一拨人，以庄王载勋、端王载漪等满清权贵为核心，还有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等重臣，掌握军事、财务和外交大权。庄王载勋，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统领禁军，掌握步兵衙门，相当于北京警察局长兼卫戍区领导。端王载漪，咸丰帝的侄子，慈禧的外甥女婿，兼任禁卫军虎神营的总兵。载沣儿子溥仪，也就是后来的末代皇帝宣统。
还有是主和派，他们在朝廷里属于中下层少数派，以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为代表（注：洋务派重臣李鸿章被外放东南了）。许和袁都只是副部级官员，他们明知死路，依然冒死上奏：
拳匪不可恃，外衅不可开。
春秋之大义不杀来使，围攻使馆背公法。
攻杀外国使臣，必招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击之？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
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使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
千古奇事，必酿千古之灾。
大白话是：当政者务必谨慎。古人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杀外交人员、攻打外交机构，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事情啊。如果这么做，是和外国结下深仇，必然各国联军的强烈报复，这事关国家生死亡。虽然大清朝GDP是全球前列，也买了不少枪炮，但依然国力孱弱，差距很大。无论是讲道理还是论实力，大清都不占优。如果贸然开战，必然使生灵涂炭，国家陷入存亡危机。
太后看了很生气，洋人这么欺负我（大清），还要讲什么“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道理，还要谈什么“国力不足”。回望这几十年，在太后的英明领导下，搞了洋务运动，实现同治中兴，大清国是蒸蒸日上，实现了康乾盛世后的再次崛起。虽然大清国前几年被小日本揍得找不到北，但底蕴还在、实力尚存，况且我们有广袤的土地和几万万勤劳勇敢的人民。这二人面对列国如此软弱，实在是投降派、卖国贼，于是太后下懿旨：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许景澄、袁昶均着行正法，以昭炯戒。
大白话是：这二个奸臣，多次被人举报，平时处理外务不能大公无私，关键时候政治立场不稳，枉议朝政，涨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气势。不严肃处理，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让官员引以为戒。杀了吧。
在许景澄、袁昶被押赴菜市口刑场的路上，义和团拳民和北京群众兴高采烈，为看到“卖国贼”和“投降派”被砍头而欢呼。
太后最终决定：“拳民忠贞，神术可用”。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大臣，所有入城的十万义和团，都由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统一指挥，一齐进攻大使馆，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河北、京津、山西和海参崴等地伤亡惨重，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国人。杀人者，主体也是国人。根据《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数据，被义和团和清军杀死的外国人为231人，其中多数是积德行善的传教士和妇孺。而被义和团和清军杀死的中国教民与无辜百姓，却达数十万。仅仅是北京地区，就有四万多教民被杀。另有更多不信教的百姓，一并被杀。为啥呢？群体运动一起来，就进入疯狂的状态，社会完全失序，不管是否信教，只要读洋书、用洋货，凡是与洋沾边的，不分男女老幼，都被当成“卖国贼”杀死。就好比，现在用手机、电脑、网络、汽车的，看国外电影、电视的，用字母、公历的，凡是原来自古没有的，统统都算“卖国贼”。
太后带光绪一路风雨逃到陕西，这个郁闷啊。你们这些饭桶，蒙蔽实情，欺骗我做出了错误的决策。不是说民心可用嘛，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害得老娘这个狼狈啊，面子都丢光了。老娘的面子，就是大清江山的根基啊。你们哪里是爱国，完全是误国啊，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
庄王载勋，恩赐自尽。
端王载漪，发配新疆。
刚毅，搞死戊戌变法六君子的这位，可惜在西逃路上死了，躲过砍头。
毓贤，这位从山东调到山西一路大杀特杀的大员，立即正法。史书上称其为清官，这也是史实。当清官站在道德高地，一旦做起恶来，那可比贪官狠多了。
恩海，虎神营军官，在杀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地方，正法。
为了表示悔意，太后下手可不留情。
杀了这些“误国贼”，那还得安抚下前面倒霉的“议和派”。于是，刚刚被杀不久的“卖国贼”许景澄、袁昶、徐永仪等人，蒙太后恩典，得以平反昭雪，该给谥号给谥号，该发银子发银子。当年没有敢收尸，现在是风光大葬，一路群众万人瞻仰。
经过一年多的在外漂泊，太后于一九０二年一月七日回京。一月二十八日太后接待各国使节，“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是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纱幕后面”。二月一日太后接待各国外交使团的夫人，“她亲切地请那些经历过围困的人们站出来，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马士语）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许太后已经汲取了一些教训，也许她仅只想要别人相信他们已经汲取了教训。毫无疑问，她太健忘了，并且想像别人也都同样健忘。
后记
要说1900年，谁最爱大清国？那肯定是太后，大后就是大清，大清就是太后。有大清在，她就可以继续领导四万万臣民。
从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大败，太后其实知道洋人的厉害，所以一直在努力和洋人搞好关系。太后对于义和团，也是心知肚明，是边剿边用。那为什么1900年太后突然发了疯，决定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那是因为有人触碰了太后的底线。
戊戌变法本来是在太后支持下不断推进，但因为青年皇帝过于理想化，步子走得太急太快，失败的结局不可避免。戊戌事变后，太后感受到了来自光绪帝的强烈威胁。这个不奇怪，在二千多年皇权专制史上，对皇帝威胁最大的，不是外敌，而是二把手。有时候是兄弟，有时候是父子，光绪是慈禧外甥。慈禧一心想要废掉光绪帝，另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帝，这样她可以继续执掌大权。这不仅受到洋务派的反对，还受到西方列强的坚决抵制，在外界看来，毕竟还是年青人比老寡妇的可塑性强一些。端王载漪为了让儿子溥儁早日上位，搞出了列强策划“还政于光绪”的假报告，这下子触到了太后的Ｇ点，太后出离愤怒了。要割地没问题，要赔钱没问题，想不让我做领导，这可是我的命根子啊，那就不要怪我不惜代价和你们拼了。这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奇葩的现象：政府军和乱民联手，一国同时向十一个世界强国宣战。
不管口号有多么响亮多么动听多么煽情，但道理就是道理，脑残就会付出代价，现实终究无情地啪啪打脸。一番大折腾后，虽然太后经历了一些坎坷，社会走了一点弯路，老百姓死了一大批，官员杀了一批，但太后还是太后，只要确保太后的领导地位不变，一切都好说。
时局动荡，官员不好当。
喜欢讲道理说真话的务实派官员，通常死得早死得惨。因为只讲责任讲道理是不行的，关键是太后的想法和太后的面子。你让太后不爽一下子，太后让你难过一辈子。所以态度要足够激昂，口号要足够强硬。
喜欢空谈打嘴炮的强硬派官员，虽然一时风光无限，吃香的喝辣的。但井底之蛙终不堪大用，一旦撞到铁板上，结局就是替罪羊。太后永远正确，你不背锅谁背锅。
务实派讲道理早被搞死，清议派讲强硬终成炮灰，那官员怎么当呢？一定要空谈，越空越好，正如混迹满清官场五十多年一路富贵飞黄腾达的曹振镛回答：“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多磕响头多表忠心，少谈事情少论是非，才是正道。曹振镛混得有多好，他经历三朝，久宠不衰，最后谥号“文正”，想想曾国藩老先生是立下不世之功才得此殊荣，不禁让人唏嘘。在满清的体制下，聪明的官员不用伸手搞贪污，只要保住个人的政治地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合法的灰色收入已经足够家族荣华富贵。曹文正死得早，在1835年光荣归西，后面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招未必完全好使了。
一遇到外交问题，官员很可能成为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一辈子修身正直如曾国藩，妥协处理天津教案，却被同僚嘲讽和群众愤慨，不久在南京撒手人寰。这与湖南老乡，近代清醒看世界第一人“郭嵩焘”的人生轨迹类似。继任者李鸿章，自嘲做了一辈子糊裱匠，虽然比曾更圆滑世故，终因《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受举国唾骂，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有个文人龚自珍酸不拉几地写了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和后面的钱大师提的问题一个毛病。这哪里是缺人才的问题，明明是产生人才的土壤有问题。
作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太后努力维持了大清最后数十年的光景。虽然社会每个人都对历史进程有影响，但毫无疑问：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一个无比贪婪奢侈的当政者，这位坚持“四不变”“五不议”的老寡妇，基本决定了大清的命运。
有那么多历史完美主义者，说太后已经不错了，维持了大清最后几十年，张口闭口批评革命先行者的激进。我说扯淡，看历史一旦脱离了当时的大背景，就和做白日梦差不多。讲道理的戊戌六君子被砍头，说实话的庚子五大臣被处决，体制内的理性力量一次次被消减被扼杀，那些有能力有雄心的人，还能有什么选择？有手腕的慈禧死后，继任的隆裕太后软弱无能，却使得爱新觉罗氏摆脱了开国者杀戮朱氏的诅咒，实现了满清皇室的平安退位，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因果逻辑吗？无论看见或是看不见，道理就在那里：
细节决定效果，方向决定成败。
如果努力的方向不对，做得越用力，做得越认真，最后死得越惨。不管是太后，还是官员，或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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