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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因何盛产大奸臣?

2016-08-21 李奉先 原创 李奉先文史工作室

两宋时期因何盛产大奸臣?

                    李奉先 原创

 每当读史读到宋朝时,总是扼腕叹息,如此繁荣富庶、科技发达、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竟然自王朝建立之始,就一直伏于异族(那时候,姑且称国际了)武力威胁之下,一再南迁,最终仍然难逃两宋相继悲惨灭亡的悲剧。

  史书上常说两宋的力量“积贫积弱”,小时候,我是信了!长大后,才知道:原来北宋最繁盛时期GDP占当时世界的70~80%!是名副其实的经济超级大国;四大发明,居然有三个诞生于宋朝,科技那不是一般的先进;宋朝的是以工商业为立国之本的王朝,和中国历代农业王朝完全不一样,工商业收入占据经济的总收入的比重,直到清朝末年才超过。

悲哉!如此繁荣的经济、先进的科技最终却没有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实力,太多的财富却招来了无数个垂涎三尺的强盗,最终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给中华民族反而带来了空前绝后的浩劫。

历史的教训是什么?一句话:“熟悉的敌人是好敌人”!

那么两宋最熟悉的敌人,则是奸臣屡屡当道,这也是两宋旋以悲惨落幕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两宋时期奸臣比比皆是,比较有名的大奸臣除蔡京为首的“北宋六贼”外,其他还有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秦桧、万俟卨、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陈宜中、留梦炎等十数人,这些大奸臣不仅祸乱朝纲,陷害忠良,荼毒百姓,大部分还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堕落成了可耻的汉奸。

两宋时期,何以前奸后继、奸臣辈呢?

这的确是本文一个值得探寻的沉痛话题。思之再三,两宋朝有如此奇观离不开以下四点原因:

   原因一: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罔顾社会公平正义。

在与各朝各代的比较中,宋朝算得上是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种繁荣的极好艺术再现。但是,经济发展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实惠,黎民众庶从来就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是豪强不断兼并土地,造成大量农民破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以宰相为代表的大地主利益集团完全占有了经济发展成果,官僚成为全社会最富有的阶层。

而宰相就是这种经济模式的最高组织者,最大受惠者。

经济畸形发展,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而朝廷却没有制定相应有效的措施来抑制豪强的扩张。因此,从宋初开始,阶级矛盾不断加剧,各地农民起义时有爆发,在这个过程中,宰相又成了维稳的总指挥。宋朝,尤其在南宋的许多宰相同时又兼枢密使,即宋代最高军事长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致权力完全不受制约,极端的权力自然会导致极端的腐败。

要想保住既得利益,要想呼风唤雨瞒天过海一手遮天,宰相当然得费尽心机使出浑身解数,只要有需要,什么尔虞我诈、欺上瞒下、结党营私、打击报复、栽赃构陷等一切阴谋手段都可以使出来,一代代大奸臣就是这么炼成的。

原因二:统治者以“韬光养晦”自居,外患频仍,却“攘外必先安内”。

   两宋采取的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结果于外患被动挨打。在外敌虎视眈眈的环境里,宋朝统治者不要说没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大汉霸气,就是对咄咄紧逼的入侵者奋起一击的勇气都没有,他们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议和”,即“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

大宋的所谓“议和”就是实行“送去主义”,不断给外敌送钱送物送女人,以求一时苟安。宋真宗时的“澶渊之盟”就是整个宋代议和的缩影。

一个貌似强大的帝国却外斗外行,内斗内行。因为惧怕辽的威胁,以至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每年要孝敬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北宋末到南宋与金、元的“议和”除了输送钱物之外,还不断送去土地,最后将大好河山全部送完为止

在宋朝,奸臣在“议和”的舞台上有足够的表演空间,也最有可能堕落为卖国求荣的大奸,秦桧、史弥远等多个宰相都亲自担任过议和使臣,其屈膝辱人之状,直叫人作呕。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保全自家的利益,可以任意出卖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秦桧和金国内外勾结出卖大宋王朝的斑斑奸臣劣迹尽人皆知,这里不再赘述。

原因三:反腐治标不治本,选择性反腐无非是权力内斗,导致奸臣得势。

知识分子不再关心国家民族而是醉生梦死享乐至上,当然有利于统治者维持稳定。但也正是从颓靡思想文化的土壤里选拔出来的官员绝大多数没有理想,也没有廉耻,玩弄权术,贪污腐败,而当政者一度反腐却投鼠忌器,边腐边升者众,排队站队游戏层出不穷……

甚至卖国投敌在他们看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身居高位的大奸臣便是其中的登峰造极者。后来宋朝皇帝一味地坚持“求和”,给人钱财以换求短暂的安乐,虽然换来了边疆无事,缓解了压力,却使宋朝的战力迅速下降,最后在蒙古人的面前……

原因:所谓精英群体欺世盗名,拜金主义导致文官爱钱,武官怕死。

宋代统治者由于恐惧“陈桥兵变”一幕再度上演,制定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得汉唐以来的尚武精神丧失殆尽。思想上,统治者通过比以往更严格更精细的科举考试和必须与朝廷保持高度一致的思想导向逐步加深对人的钳制,于是宋儒理学应运而生。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读书只为求官,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复存在,秦桧、留梦炎等众多宰相都是进士出身甚至状元及第,最终却沦落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奸臣、卖国贼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半壁江山沦陷,偏安一隅,而南宋大多数文武百官仍然糜烂如斯。即便是程朱理学的标志性人物朱熹,一面宣扬“存天理,灭人欲”,一面却在家里养着三妻四妾,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原因五:颓靡的思想文化,加之百姓奴性顺从,导致奸臣屡屡当道

 国家不幸诗家幸,如范仲淹、苏轼、王安石、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少数读书人,他们还保有着传统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创作出了许多光照千秋的篇章。但是,在以皇帝为代表的颓靡文化指引下,更多的读书人不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沉迷在各种流行娱乐文化中,茶文化、酒文化、玉文化、狎妓文化等在宋代都发展到了顶峰,在知识精英那里追求流行文化就是时尚,就是品位。

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性格发生了明显的畸变,奴性日益突出,政治宽容一扫而光,保守封闭。宋朝实行错误的偃武修文政策,使得中国人变得文弱不武,导致了异族的猖獗,因为有血性的人都在反抗入侵的过程中,要么战死,要么逃亡,而那些含垢忍辱,唾面自干的人则活了下来,留下了后代,这就使得中国人奴性性格得以滋长。

宋朝往前,中国文明处于兴盛期,有很大的改正机会,唐宋时期的中国政治,也是相当宽容的,尤其是宋朝,宋太祖赵匡胤留下遗嘱:“不得杀大臣及言事官”。历任皇帝也都很好的执行了,所以宋朝时期的中国人特别富于创新精神,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异常繁荣,文化融合成就巨大,然悲剧何以难以避之哉?。

以史为鉴,闻者足戒。

长太息!万望类似的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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