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感谢这些民主共和功臣们

                                     李奉先 原创

    民国肇造，至今百余年。但一部民国史，其历史的叙事，基本上仍按照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国民党的历史讲述走下来的，但它还不是历史的真实。一直以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和理解，都受到两个方面的误导，对晚清的看法有很大偏差。其一来自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其二来自于孙中山。

康、梁的遭遇使人们对他们有一种道义上的同情，而孙中山的眼中，清政府就是腐败的，根本不要指望他们去改革。

这些年来我们都应当去探讨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地去接近客观的历史真相。一个王朝的隐退，晚清没有在最后的时刻，选择鱼死网破，而是接受了现实，坦然让步，这也是一种大智慧。因此，我要讲的，不是一个好人、坏人那么分明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要还原晚清时期的本来面目。
  过去我们讲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如果当时清廷的政治改革当中，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能辛亥革命不会这样突然地发生。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公布了立宪的日程表，到了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表明中国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西太后在24小时之内，相继谢世，但他们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紧接着摄政王和隆裕皇太后接受了这种政治变数，1910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当时正按部就班地走，中间清廷把9年立宪调整为5年，也就是说到1913年中国就应该成为一个宪政的国家。

过去讲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经过数十次的武装起义、武装暴动，用暴力革命去推翻清政府。但实际上孙中山的武装起义基本上在两广，离清政府的心脏北京远得很，那种暴力革命只能起到震动性的作用，不可能根本性地推翻强大的政权。孙中山1924年时把黄花岗起义讲成一个革命的高潮，其实黄花岗起义实际上表明的是，这是革命最后的机会。　　

1911年春的黄花岗起义，3月29号开始，3月30号就结束了。就在当年的5月8号，清廷宣布了一个“皇族内阁”，一下舆论哗然，因为13个内阁成员中要么是皇族，要么是皇室。汉人一算账说，在原来的双轨体制下，三个总理大臣中汉人可占一位，整个内阁层面占到50%稍微弱一点，但现在一改革，内阁中汉人只有4个，而满洲人和皇族人占有9个。这样就使孙中山和革命党在海外宣传的满汉冲突得到映证，也让立宪党人觉得很失望。本来中国可以从这里走向君主立宪的一个机会就给错过了，这是清廷的一个失误。

第二个失误就是在“皇族内阁”宣布的第二天，清廷又宣布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政策，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

我们应当明白干线国有也有它的正当性，但时机选错了。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实际上把中国拉向了世界“一体化”的轨道。几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矿产资源的开采，于是就面临着物流问题，怎么从内陆运送到沿海去，于是要修铁路。朝廷没有钱，但有政策，允许外国资本、民间资本等介入到铁路修筑里来。问题也因之诞生。

当时跟广东、湖北、浙江、湖南谈得都很好。最后剩下的是四川。结果在四川总督府门前，卫兵开枪打死了集结的群众30多人。

朝廷命铁路督办端方调集部队往成都去。他就带了湖北的新军去，然后形成了武汉地区的空虚。紧接着武汉地区的新军在1911年10月10号发动了起义。两个失误，直接导致了晚清倾覆。

于是袁世凯出山。

事实上，我们应当感谢袁世凯。因为袁项城再度出山后，他的真正目标确实就是要推行君主立宪。南方发生了军事上的哗变，袁世凯趁着这个机会，要求朝廷实行君主立宪，这也是他在后来100天当中所有的言论和行动的准则。

其实他打湖北新军打了3天，是要取得军事上的控制点，用这种高压办法，来逼着湖北军政府去谈判而已。紧接着他派段祺瑞去做湖广总督，完全用和平的方式去跟南方进行探讨和解的可能性。当时唯一不好谈判的就是君主立宪制，其他的都好谈。黎元洪这个时候表示，只要朝廷实行君主立宪，重新改组内阁，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那么湖北的事情很快就可以结束。另外他提出，朝廷要承诺不能秋后算账，袁世凯说，我以人格和生命来担保，朝廷不会把武昌闹事的官兵抓起来。

这时候，南北之间的谈判都还在大清国的体制内去解决，并未游离出体制外，到这时也并没有革命的力量介入。因为革命的力量基本上在黄花岗起义后就结束了。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处在一种彻底失望的状态。武昌起义发生的当天他就知道了，也有很多人劝他赶快回去，这次也许是机会。但是他不觉得这是机会，孙中山觉得我原来费了那么大的劲，组织那么多起义都没有成功，现在没有我，你们怎么可能成？更不可能成。他就继续在外面耽搁了很长时间。

等到他回到国内，已到了1911年的12月21号了。孙中山一回来，就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破局在望了。清廷内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个时候不同意也不行，从这时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和谈。段祺瑞代表的军方等四十七名清军将领联名通电，表明要求朝廷必须在辛亥旧历年结束之后有一个明确的决断，如果要打那就打到底，但仍希望朝廷能够遵从人们的愿望，走向一个立宪的国家。

孙中山接到这个通电后，连夜讨论，最终达成的结果，就是清皇室优待条件和后来清政府宣布的退位诏书，还有给人民发的一个公开信性质的文件，这几个文件里面就再也没讲清廷是一个腐朽政府，也再没讲“驱除鞑虏”问题，达成了相互的妥协。

诸般事宜都谈妥后，清廷这时也就做出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的退位诏书中就讲，人民都要求共和立宪了，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做阻挡历史的一种力量。

当然，我们更要郑重感谢中山先生。毕竟孙中山从1894年开始，就认识到革命在中国的可行性，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革命，清廷不能走向改革。

黄兴等革命党人的胸怀值得我们尊敬。他们坚守民主共和的原则，一直到袁世凯成立新政府，南方革命党坚守“民主共和”的原则不可让步，“帝制必须终结”不可让步。同时革命党也有重大的让步，比如没有再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驱除鞑虏”很麻烦的，如果真是按照国民党原来的路线走，像朱元璋当年把蒙古人赶到漠北那样去驱逐满洲人，那我们今天的国土面积又是另外一回事，1931年满洲国的成立都是因为这个麻烦导致的。

值得我们感谢的还有立宪党人。他在该改革的时候改革，但当他们发现改革不是可以走通的路时，也很快转向了革命，转向了共和。立宪党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如果没有立宪党人、各省咨议局的配合和支持，辛亥革命绝对没有后来的成果。

另外，对于清廷最强硬的宗社党人，其实我很同情，很理解，也要感谢。他们的理论是，只要坚持打上三个月，一定能迎来各地的支持，就可以回到50年前太平天国时的格局。宗社党的立场就是以时间换空间，绝对反对袁世凯这种妥协谈判。从历史的观点看，他们在阻碍历史的进步，但从政治忠诚度来讲，宗社党也有它值得敬佩的地方，他们并没有对这个体制说背叛就背叛，他们的顽固也直接催生了民主共和。

段祺瑞、冯国璋等后来的北洋军阀的首脑们，并非坏的一无是处，他们的共和功劳，同样不可忽略。

最后清廷也有值得尊敬直接感谢的政治人物人物，像隆裕皇太后、摄政王，在历史重大关头仍然很决断。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个妥协，而是接受宗社党的建议，鱼死网破，破釜沉舟，那中国1911年一定是一场血腥内战。

流血漂橹，白骨皑皑，会是一场什么样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