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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慈禧下令打死的最凶猛的“大老虎”

2016-08-27 楚国农夫 李奉先文史工作室

慈禧下令打死最凶猛的“大老虎”

                     李奉先 原创

    1861年11月8日,立冬后第二天。前一日西北风大作,寒气骤降,尘埃弥漫,落叶纷飞,至后半夜方息,京城内外,顿时一片萧索气象。一大早,夜色未褪,沿着从宣武门到菜市口的宣外大街上,便已密密麻麻挤满了各色人等,甚至连两旁酒楼茶市里也人头攒动,大伙儿纷纷踩着桌子蹬着椅子,翘首张望。

  这一天,国家重要领导人、上一届领导核心委任的顾命大臣肃顺将被绑赴菜市口处决,谁也不想错过这一历史时刻。

只见“肃顺白服,缚甚急,载以无帷小车。亲属无临送者”。更有甚者,街道两旁路人莫不“交口称快”,“其怨家皆驾车载酒,弛赴西市观之”。

待到行刑之际,一直默默无语的肃顺突然开口大骂,据说“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并且他一直不肯跪下,迫于无奈,“出红差”的官吏只得用铁柄猛敲肃之双膝,直至其双胫碎折,方才跪地。刽子手趁势手起刀落。

1861年的初冬,如何揪出了肃顺这只大老虎?

         晚清少有的具备干才的“鹰派人物”

  平心而论,肃顺,是个实干家,才气逼人,可谓晚清少有的“鹰派人物”。这头猛鹫,拥有两张面孔。肃之发迹,很有些因缘际会的味道。肃乃宗室后裔,自然享有诸多特权,一出道便任职于侍卫处。加之其“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故屡破大案,升迁颇速。

  到咸丰即位,肃已坐到礼部侍郎这样副部级的要位。只是于官场混迹的资本,才干仅占其一,出身、后台、时运也是硬通货。肃顺区区普通宗室一名,既非亲王,亦非郡王,想再往上挪挪窝,实在难如登天。

若按常规,再熬上二十载,至多混个正部级退休。然而,上天却格外给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权力巅峰之门。咸丰登基后,一心求治,于是对军机处领导班子做大手术。他先罢黜了误国之臣穆彰阿,接着先后任命赛尚阿、祁寯藻为领班大臣。不过二人俱是守成之臣,难以应对内忧外患之危局。迫不得已,咸丰打破祖制,特命宗室近支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入值军机。

可惜咸丰又看走了眼,这两位也绝非济世安邦之才,遇事多无主见。恰好端华是肃顺的同母兄弟,载垣与肃顺也是铁哥们儿。这两位亲王自知汉字水平有限,执政能力不够,而“肃顺习汉文,又多知历史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于是联合“荐肃顺入内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与论天下事”。得到两位“铁帽子”亲王力挺,肃顺便扶摇直上,进入中枢。三人商议政事,通常是“端华之所为,皆肃顺使之,而载垣又为端华所使”,最终“以肃顺为主谋”。而对于这位“终极谋士”,咸丰也逐渐对其“信任久而益专”,从而形成肃顺独被宠信,端、载二人“听命而已”。

        一个变味的“打虎英雄”

其次,肃顺又是位嗜血无情的酷吏。初次面圣时,肃顺曾提出“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的九字治国方针,此乱世用重典的思路深得咸丰认可。

掌权后,肃顺果然展开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不过于反腐背后,却掩盖着其打击政敌、排除异己的真实意图。彼时清廷中枢,尚有一批立场相对保守且能量甚巨的势力,他们既反对肃顺以严刑峻法重振朝纲,也坚决抵制大规模重用汉臣。

依着肃顺刚猛的暴脾气,自然不愿与此辈多做周旋,便借两场“打老虎”行动,将诸位对手一一剪除。“戊午科场案”爆发后,其共计惩处各级官员91人,不仅处决了柏葰这样的副国级干部,还波及各个部委甚至不少亲王宗室,确实收到“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端净绝”的效果。

然而,肃顺在具体执法中存在明显不公。如他袒护陈孚恩,使其免受案件牵连。可以说,肃顺打掉了一只老虎,却又养了其他老虎。

紧接着,肃顺再出重拳,彻查“户部宝钞案”。有了皇帝的力挺,肃顺办案愈发酷烈,定要揪出幕后的“大老虎”。几经核查,耗时一年,肃又将户部司员景雯、崇贵、常禄、忠麟、王熙震诸人利用短号钞换取长号钞,从而吞没巨款的案情查出。

这场轰轰烈烈的“户部宝钞案”前后延续长达两年多,“波及至数百人,系狱至两三载,南北两监,囚为之满”,确也暂时压制了官场贪贿公行的风气。

不过,这种大肆反腐的举动,让官员们人人自危的同时,也迫使他们开始私下紧密抱团,以求自保。难怪李慈铭感慨“然昔岁科场,今兹储库,屡行大狱,亦非国家之福也”。

肃顺得到了冷酷的权力,失去了温热的人心。

           尴尬的“鸽派王爷”

与肃顺风生水起的架势迥异,恭亲王奕䜣的境遇只能用尴尬来形容。待肃顺得势后,其处境愈加微妙。

咸丰八年,奉旨赴天津与英法议和的大臣耆英擅自回京,引来皇帝震怒。围绕如何处置耆英,朝堂形成两种不同意见:奕䜣依循大清律例,认定耆英不遵旨私自返京,确属冒昧糊涂,但其并非统兵将帅,也无碍大局,况且律例中也无如何具体惩处的专门条文,故建议从轻发落为“绞监候”(死缓);肃顺则主张必须矫枉过正,立即正法。

咸丰对二人建议做了折中,赐耆英自尽,实际上变相采纳了肃顺的主意。哥哥偏向宠臣而不听亲弟之言,这不免让奕䜣心生芥蒂。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次年,肃顺在彻查“户部宝钞案”中,发现恭亲王府首席太监孟来喜涉案颇深。倘换做他人,八成会奕䜣一个顺水人情,从轻处理。谁料肃顺毫不留情,照样查抄,弄得恭王府一时鸡犬不宁。

于是二人之矛盾已从政见相左恶化到私人恩怨。只是迫于政治上失势,奕?唯有暂时隐忍,摆出一副“鸽派王爷”的样儿。

转机出现于1860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逃往热河,临行前将议和与维护京师诸事宜全权委托奕䜣负责。奕䜣不辱使命,议和成功。拥有了再建社稷之勋,加上其平时亲和恭谦之形象,奕䜣很快就将留守北京的心腹桂良、文祥、宝鋆及周祖培、翁心存、彭蕴章等部院大臣捏合在一起,一股“倒肃”力量渐趋成型。

               深谙权术的西太后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倘若咸丰不死,后宫挺肃顺,估计要倒霉的人还是奕䜣。

然而命运所安排的剧本却是咸丰于热河殡天,慈禧与肃顺矛盾重重。据《慈禧外纪》载,慈禧16岁已“五经成诵,通满文,廿四史亦皆浏览”,如此聪慧,自然深得咸丰宠爱,甚至命其协助整理奏章,代笔披览。不过物极必反,慈禧对政治的热情渐趋浓厚,不仅“时于上前道政事”,甚至屡有参与决策之意。这令咸丰厌恶不已,渐渐对其疏远。

尔后不久,肃顺又在咸丰面前请“行钓弋故事”,将慈禧赐死。后因咸丰酒后失言,泄露此事,“西后闻之,衔肃刻骨”。二人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北走热河期间,肃顺负责行宫事宜。等到了热河,咸丰又令肃顺修筑行宫,于是肃“皆便冠服,出入无禁,寝宫亦著籍,嫔御弗避”,可谓明目张胆地破坏后宫规矩。

肃顺心中唯有咸丰,焉能将慈禧等人放在眼里,更不料这位平时娇柔的叶赫那拉氏,居然也是位狠角色。后来民国掌故名家黄濬感慨:“灭门之祸,起于饮食之微,可为叹息。”

细数一下,重臣、宗室、后宫、官吏、太监、士子、旗人、商贾,肃顺几乎将三教九流都得罪了个遍。失道寡助,其末日不远矣!

帝制时代,权臣的好日子往往过不了两朝。新旧皇帝更替,权力格局势必重新洗牌,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弃用旧人,提拔新人,实乃必有之义。咸丰于弥留之际,特意留了一手。他一方面任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辅弼幼帝,一方面又将“御赏”和“同道堂”两枚随身私章赐予慈安与同治皇帝,二人可凭印章对决策实行否决权。因此当时朝政的运作形式,既非“八人帮”一家独大,也非两宫垂帘独裁,而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制衡局面。

然而由于肃顺继续采取强硬立场,致使“赞襄”与“垂帘”之争日趋白热化,处于弱势的后宫集团不得不转而与奕䜣集团联合:“三国杀”化作“二人转”。

在博取列强默许、获得军队效忠及各路朝臣支持后,叔嫂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只“大老虎”。

慈禧给肃顺定的罪名,实在耐人寻味:擅坐御位、进内廷当差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宫内御用器物,把持一切事务,宫内传取应用物件,肃顺抗违不进,并敢声称,有旨亦不能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以上诸条,虽堪称大逆不道,但都属于个人违法乱纪、不守臣子本分一类,其谋反作乱的情状却隐而不谈。想必叔嫂明白若将肃顺定为政治犯,那么势必会牵连出宫廷权势斗争之内幕,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因此选择避重就轻、讳莫如深。

就这样,昔日的“打虎英雄”,终究难逃被当成最凶猛“大老虎”被打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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