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唯一无军衔的国防部长 [图]

李奉先 文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任国防部长中，有唯一一位没有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长。

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的命里缺火，于是母亲就给他改了名字，在名字里加了三把火，而且禁止他靠近水，所以在南方长大的他成了一个“旱鸭子”。然而，不会游泳的他，却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远渡重洋，成为新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毛泽东称赞他“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一个好大使。”        

他，就是后来相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着传奇人生的耿飚将军。

        一、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脱下军装任大使

1950年春节刚过，正在西北浅显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耿飚，中央一纸调令，他便携家眷来到数月前刚刚举行开国典礼的北京，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北京。1946年秋，耿飚作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和交通处长，第一次到北京谈判。三年后，参加完平津战役的耿飚，在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队伍进入北京。这次他要脱下军装，从事外交工作。

将军改行当外交新兵，其实并非耿飚一人。1950年初春，一批身着军装，带着战火硝烟的将军们，从各战区风尘仆仆地会聚到京城，跨进了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

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调外交部工作的时任解放军第7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姬鹏飞，接到命令后同样大感意外，于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长粟裕谈心。粟裕耐心地对他说“你是军人，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粟裕一席话就把姬鹏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除了姬鹏飞和耿飚外，首批将军大使中的黄镇、韩念龙和袁仲贤等人也在战争年代初涉过外交。

在1950年的第一批将军大使中，有几位虽然从没接触过外事工作，却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影，并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别看他们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但个个都是能文善武的儒将。

其实，最大的困难恐怕还是角色的转变了，但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情感的抉择，这些戎马半生的共和国将军们义无反顾地脱下军装，放下将军的威严。

出任耿飚秘书的习近平

二、“掌握方向盘的大使”，纵横捭阖成佳话

“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妆”。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写过中国战场上的“娘子军”：女人不穿裙子不涂口红，与男人一样舞刀弄枪。在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夫人中，这样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也不在少数。

当时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适应她们此前并不认同的所谓“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烫发、抹粉、涂口红，还要学习如何着装和西餐礼仪。

但为了国家的需要，这些从没穿过裙子、对梳妆打扮一窍不通的女战士们第一次坐在了梳妆台前，耐着性子学习对镜梳妆，描眉点唇。此时，应付这些繁文缛节已经成为组织上交给她们的一项特殊任务，而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认真去完成。为了尽快适应大使夫人的角色，夫人们一有空就穿上旗袍和高跟鞋，不厌其烦地反复练习，脚上很快就磨出了茧子，还要忍着疼痛继续坚持。他们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早日成为合格的大使夫人，向组织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而就大使而言，隔着窗户递交国书，则要“以小见大”了。  作为新中国派到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耿飚在兴奋之余又有些莫名的忐忑，而他的妻子赵兰香当年是甘肃庆阳第一个独自骑马出远门的女子，这一次就走得更远了，一直走出了国门。

1950年9月19日，耿飚第一次向外国元首呈递国书，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派了一辆王室专用的六乘王辇接耿飚进宫，在王储代国王结果耿飚递交的国书后，还没等耿飚致辞，国王就客气地请他坐下交谈，耿飚在怀仁堂认真学习准备的递交国书的礼仪也没有完全用上。瑞典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不参加军事条约和军事集团，成了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几个西方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跻身外交舞台的新中国将军大使耿飚，顿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国外报纸刊出这样的评论：“在珍珠宝石成河的外交界，中国大使夫妇，男不戴勋章，女不戴首饰，表现出了新中国外交家的风格。他们代表着一个古老而甫告诞生的社会主义大国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已豪迈地登上了世界外交舞台，并以一种全新的外交风范展现于世人面前。”

招待会后，当地报纸纷纷撰文：“社会主义大使首次亮相资本主义国家，驳壳枪换成了香槟酒。”

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这位来自新中国的大使，自己开著车出现在大街小巷，于是就成了瑞典外交界和新闻舆论的话题：“掌握方向盘的大使”，还上了瑞典的多家报纸。

三、为争取联合国合法席位，屡破美国包围圈

新中国除了朝鲜战场和美国较量，一直从未间断的就是争取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到了 1954年，美国策动组织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形成了两条链条，通过巴基斯坦连接起来，在新中国的西面和南面形成无形的军事包围圈，而通过耿飚的外交努力，很有成效。

1955年，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又赢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赞扬和尊敬，消除了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疑虑和误解，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终于打破了美国策动的新月形军事包围圈的中心点。

1956年初，当了五年新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的耿飚接到外交部通知，调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得知耿飚离任消息的瑞典王国外交大臣安顿，为耿飚举办了一个告别酒会，在酒会上，安顿对耿飚说：“这五年，中国的外交是正确的，现在可以步入快车道了！”毛泽东独召耿飚授机密耿飚到巴基斯坦当大使不到半年，回国参加一个会议，会议完了以后，毛泽东单独召见。毛泽东给耿飚作了一次谈话。耿飚就按照正面回答：‘我们实际上被人家包围了，现在我们进出中国，只有一个南大门，只有一个通道，就是香港。’毛泽东说：‘单靠香港不行，只有香港南大门不行，我们还要打开西大门，西大门就是指巴基斯坦。你去的任务就是要打开西大门。’”

耿飚提出建立一条中巴航线，开通中巴两国公路的建议，得到了巴基斯坦总统米尔扎的赞赏和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

四、唯一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 ， 给六百万军队“消消肿”

在北京外交部旧址附近的一所公寓中，耿飚的长女耿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说：“我这个父亲，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在耿莹心中，父亲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实在难用一句话概括。 　　

1979年1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 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兼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

1981年3月，耿飚又兼任国防部长。耿莹回忆：“在父亲兼任国防部长的前后两年中，他为军队整编、民航改制、中美军事关系等问题操碎了心。”1980年5月25日，由耿飚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走进五角大楼。“后来我听父亲讲，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不顾禁令，纷纷从窗户探头出来。他们没想到，美国会为一位共产党国家的军队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耿莹说。访美期间，耿飚一行还登上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极深印象。　

耿莹曾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当年父亲召开军委会议动员部属说：“现在这个样子化不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大家都懂得指挥机关人多了，高大了，并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难办。过去办事情简单，一个电话，或者把人找来，当面几句话一说，回去就办妥了。现在办事情有些人搞官僚化那一套……搞那么多干部，说是能上能下，实际上能上难下，提起来高兴，降下去就不高兴，还要骂娘。现在要消肿，做三年计划，真正消肿！”　　

为保证简编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务动员，耿飚提倡首先把预备役搞好。转业复员的官兵要搞预备役登记。在耿飚等军委领导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从此，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在军队序列中消失。　  

五、 为分忧解难，习近平给耿飚当秘书

习仲勋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曾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庆阳的耿飚与习仲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耿焱说：“因为都很熟悉，他们俩性格都很耿直，几十年来都比较合得来，习仲勋伯伯的儿子近平还曾经在父亲身边担任秘书。

1979年，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和国防部长耿飚秘书。新华社发耿焱补充说：“近平先是在陕北插队，后来从清华毕业，就直接去了我父亲那儿，工作了大概3年。”1979年，习近平从清华大学学成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当时的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耿飚的秘书。“父亲觉得近平是一个非常踏实的小伙子，用心学习。当时父亲有3个秘书，习近平最年轻。”耿焱说。

在习近平3年的秘书生涯中，“其中两年我父亲在任上。这段经历应该对他很重要，他可以参加很多中央的会议，参与一些军队、地方和外事的工作，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他应该都很清楚。”耿焱说。

习近平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前，还曾特意到耿家看望耿飚的妻子赵兰香老人，“当时他说那3年秘书工作对他有很大的作用。后来，在中央政治局他分管港澳台工作，当年我父亲曾负责港澳台工作，近平做秘书时看了很多的资料，还随我父亲接见港澳台的人物。近平说，那时候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非常重要，接手工作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陌生。”

如今，每逢新年，习近平都会送贺年片给赵兰香老人，并写上“身体健康”等祝福语。

2000年6月23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部长，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耿飙，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