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时代的6大著名劳教营

2013年4月，山东曲阜一幢底层的教师宿舍楼里，83岁的张元勋没有等来劳教营的最后关闭。在和存世56年的劳教制度的年龄竞走中，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右派学生”倒在了终点线前面。

这也是诸多“坏分子””的命运。他们的命运被一项法外的刑罚莫名主宰，身入劳教营，甚至成为终身居民。

本文中，笔者试图粗略勾勒那个年代中国六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长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生注脚。

夹边沟

西安古城墙南门外不远的一座居民楼里，84岁的司继才用钢笔和纸质的笔记本写着厚厚的回忆录。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活过了很多东西：活过了夹边沟农场终结一切的死亡，活过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劳教废除。但生与死的竞走并未结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万字三步曲回忆录，刚刚写到通向夹边沟的入口。

使他无法放手的是手头的证物：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这本日记的唯一主题是饥饿和死亡。在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能看到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循味而去，两个犯人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顿时感到恶心。身为小组长的司继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肃也远非受人注目。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分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只是零头。

兴凯湖

兴凯湖畔的这间茅屋，是著名作家丁玲当年下放兴凯湖农场劳改期间所住。

1959年4月，北大数学系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和几千名劳改、劳教男女犯人一起，从北京被转移到中苏边境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农场。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劳教营，和劳改农场合二为一。陈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处劳教的谭天荣和他同批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体犯人逗留于密山剧院看电影，期间发生了反革命密谋叛乱事件，数名犯人被判处死刑。陈奉孝幸免牵连。

三年饥荒时期，兴凯湖和夹边沟一样大量饿死人。跟陈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75名犯人，到1967年农场解散时活下来的只有29名，绝大多数死于饥荒。陈奉孝尽力记住了24个死者的名字。一个饥饿的犯人甚至捞住陈奉孝刚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里。一次陈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尸去埋，挖坑时发现冻土下已经埋了一名死尸，索性两人合葬。兴凯湖埋葬死者的坟地之一叫太阳岗，似乎这些劳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遇难的。

陈奉孝刑满后“留场就业”，文革后回到了山东老家潍坊。他的腿上还保留着当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铜钱大小的疤痕。他在兴凯湖农场的同伴谭天荣，则在青岛的一处两居室宿舍中孤身度过晚年。20来年的劳教和“二劳教”生涯，完全夺去了他年轻时的物理学天才和“学生领袖”（毛语）风采，以及爱情和婚姻幸福，但并没有抽掉他衰老皮肤下的硬骨头。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张元勋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忆录，记录他在清河农场的经历。

清河茶淀农场，并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园。由于僻处渤海之滨，有着半岛的特殊地形，又因盐碱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处置抓获的“敌特分子”的中心。

1957年下半年开始接收劳教人员，到第二年末已劳教6400余人，在全北京市劳动营系统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农场劳教部门撤销，现仍为北京最大的劳改农场。

亲历者杜高回忆：清华大学学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最离奇的一件事是，劳动队养的一条母猪半夜里被人强奸，犯科者被当场抓获，母猪杀掉无人吃肉。文革之后，犯事的劳教人员结了婚，与张元勋邻居，沉迷于拉二胡。性压抑导致兽交现象，在劳教人员中并非孤例。

2000年炎热的夏天，张元勋用3个月写出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两年后他查出了癌症。去世之前的张元勋，家里摆放着很多胎质厚重的瓷瓶，是他从泰山的古董市场买来。击节叩问之下，有深远回声。

峨边沙坪

78岁的铁流住在北京东郊，拥有一处庭院，这是他平反之后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这份家底，他还资助出版了一本记录右派经历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儿子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时已年近60。

铁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与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送往峨边县沙坪劳教营。峨边县地处小凉山，是大凉山门户，与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县紧邻。齐邦媛《巨流河》载，抗战最紧张时期，“雷峨马屏”地区被视为一旦成都陷落中国军民坚壁清野的最后堡垒，可见其地势险要。沙坪农场紧邻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石达开覆灭之地，农场五分厂海拔达2500米，可谓绝境。

根据《当代四川简史》，1957年四川划右共约60000人。应运而生的沙坪农场成了流放的一大去处，一万多名右派身入此处。讽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负责选址的两位劳教局干部。

由于高寒的自然条件，农场的土地收不回种籽，口粮标准进一步下降后，死亡随即大量出现。根据林宪君的回忆录，三年大饥荒中全农场死亡人数过半，超过5000人。林宪君亲手掩埋过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组开始有23人，数月后剩下7人，与其他组合并为20多人后，几月后又减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无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几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竟然重达百斤，得名“南瓜山”。2007年，铁流重访“南瓜山”凭吊，并赋诗称“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

伍家坡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发出著名的《五七指示》。由此，中央、国务院所属部委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先后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其中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等，在潢川、罗山、息县、淮滨、信阳等5县建立了19所五七干校，占全国的近五分之一，形成了罕见的“信阳五七干校群”。

尤以罗山伍家坡最为有名。《罗山县志》记载：“1969年3月1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家经委、科委、对外经委、一机部、旅游局等中央直属机关在罗山创办数所‘五﹒七干校’，大批‘下放干部’来此‘劳动锻炼’。”据查尚有7处：

中华全国总工会五七干校：位于庙仙乡的邢桥村（后改为团中央五七干校）。

国家科委五七干校：位于伍家坡（五一农场）。

国家对外经委五七干校：位于龙山乡十里塘村。

一机部五七干校：位于县城西马堰北（距信阳38公里处）。

国家物资部五七干校：位于县城西八里棚（南湾有留守处，后改为国家计委五七干校）。

国家旅游局五七干校：位于龙山乡县原种场。

社科院（学部）五七干校：在距县城5里处（楠杆镇，具体位置不详，后迁息县）。

华北电管局五七干校：华北电管局五七干校位于老罗山城北10公里外望山岗北面的双楼，离淮河主干道很近；另一处是在老罗山城北关1.5公里的园艺场（老名称），也称“桑园”。

省直机关五七干校：位于五一农场。

青海湖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教人员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余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内地，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人全部身亡。这些女劳教大多原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教，葬送了青春。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

此番中央废除劳教，劳教营的喧嚣也归于沉寂，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列宁曾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更真实的说法则是，忘记过去意味着重来。

总编辑：楚国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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