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关键词|党史系列（五）：“一号机密”中央文库是如何完好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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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档案馆里，静静地躺着一批没有纸边、完好无损的文书档案，是“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被称为“镇馆之宝”。这两万多份档案文献记录着党从诞生起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无比珍贵，被称作共产党早期的“一号机密”。令人惊奇的是，从1927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长达22年中，这批文件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得到了完好的保存。这得益于党的中央文库的建立与保管。

中央文库的建立

1926年7月，共产党颁布了《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增设中央秘书处。秘书处建立后，内设文书科、会计科和交通科。其中，文书科负责文件阅览、文件保管、文件油印密写及文件收发等工作。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央秘书处随中央机关于当年10月从武汉迁回上海。当时，内设各科改称为处，文件保管处位于上海戈登路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主要职责是：集中管理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这就是中央文库的前身。

为适应上海的地下斗争环境，减少文件泄露的风险，中央秘书处提出实行文件“三套制”规定，即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都要一式三份。随着环境恶化，1930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秘密工作的通告，规定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到当年9月，文件保管处已集中了党中央所有机关的文件资料，有20余箱。此时，戈登路1141号还相对安全，中央决定暂不搬迁。这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得以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

由于当时党内没有专门管理档案的人才，对文库内的文件只是随收随登记，捆扎堆放起来。随着文件增多，可能会出现安全风险，影响地下斗争。周恩来意识到了该问题的严重性，要求秘书处负责人找瞿秋白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瞿秋白很快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详细规定了档案文件收集、保管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等。周恩来看了该规定后批示：试办一下，看可否便当。这份《文件处置办法》也成为了党的首个档案工作规章制度。

文库先后多次易址，由多人接续保管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形势危急之下，张唯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里。

1931年底，张唯一调任中共上海执行局，担任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经秘书处批准，调任陈为人来管理文库。正式接手工作后，陈为人将文库秘密搬运至家中。当时有规定，文库工作人员必须严守秘密纪律，对外要以“家庭化”形式出现。于是，陈为人开设了一家湘绣店作为掩护，不参加党的会议、示威游行等公开活动。与外界联系，由最初假扮妻子后来走到一起的革命伴侣韩慧芝负责。陈为人驻守文库，白天做生意，晚上整理文件，剪下文件四边空白，以尽量减小体积，将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装箱，合计2万余件。由于叛徒告密，1935年2月张唯一被捕。不明情况的韩慧芝仍按原计划前去接头，也被特务逮捕。为保证文库安全，陈为人在小沙渡路合兴坊租了一幢二层楼房，将文库转移到此。由于长期饥饿劳累，加之两次监狱生活，陈为人积劳成疾。1936年6月他强撑病体写下了《开箱必读》，类似于文库检索目录，作为对后继保管者的嘱托。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转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保管。最先接替陈为人工作的是徐强与他的妻子李云，他俩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周天宝。周天宝将文库存放在顺昌里7号他姨妈独住的带花园天井的楼房二楼。1940年秋，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负责人，文库档案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康脑脱路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随后，文库又被缪谷稔运到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自己的家中，贴身守护。

1942年夏，陈来生接下了文库管理任务。他发动全家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将2万余件文件顺利运到公共租界新闸路赓庆里，妥善保存在过街楼下面一个棚屋的阁楼中。由于人来人往，闲杂人员太多，后又迁到成都北路972弄3号。在历任文库保管人中，陈来生最年轻，当时只有23岁，时间也最长，长达7年之久。

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党组织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团到南京与国民党开始新一轮谈判。其间，周恩来派代表团成员刘少文到上海，计划将中央文库全部转移至延安。接到指令后，陈来生将5000余份档案文件装入两个航空皮箱，交由刘少文。作为共产党谈判代表团的团员，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交由中央秘书处保存。但是，随着国共谈判破裂与内战爆发，文库转移计划只能搁置。陈来生继续将中央文库封存起来，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后，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给陈来生一份证明信写道：“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装16箱”，这些文件、资料“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一份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批阅签发的三个A字级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最初的表述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意即对保护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表彰奖励。1949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的嘉奖信，市委组织部派人员慰问了陈来生家属。

1950年2月下旬，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装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1950年3月，中共中央秘书处在给中央办公厅的《中央秘书处关于接收上海陈来生所保存材料的情况报告》中指出：陈来生保存的这批文件共1.5万件左右，其中包括1922至1934年中共中央文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文件、红军文件、共产国际文件和各地党委文件等。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中央文库遂告结束。

文章来源：学习强国

作者：上官酒瑞，系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原载于2020年7月11日“澎湃新闻”，题图来源：站酷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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