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近期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共37篇，其中党史15篇、新中国史5篇、改革开放史12篇、社会主义发展史5篇。本期特将系列文章进行汇总，方便广大师生查阅和学习。党史（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与纪念日是同一天吗？党史（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党史（三）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真理的味道”甜在哪里？党史（四）从渔阳里到中南海：党中央机关驻地的轨迹？党史（五）“一号机密”中央文库是如何完好保存下来的？党史（六）黄埔军校为何影响深远，并能够成为将帅摇篮？党史（七）“支部建在连上”优良传统是怎么来的？党史（八）党史上的“九月来信”与古田会议是什么关系？党史（九）为何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新中国的“摇篮”？党史（十）为何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转折点？党史（十一）红军长征之后为何又要东征？党史（十二）为什么说洛川会议吹响了全面抗战的号角？党史（十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为何要实行“三三制”原则？党史（十四）为什么将8月1日作为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党史（十五）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迎考”与“赶考”的？新中国史（一）为何内蒙古自治区先于新中国而成立？新中国史（二）西藏和平解放究竟是怎么实现得？新中国史（三）美国为何被迫进行板门店谈判？新中国史（四）公私合营如何实现“劳资两利”？新中国史（五）万隆会议对新中国外交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改革开放史（一）真理标准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准备改革开放史（二）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拉开改革开放序幕改革开放史（三）中国的植树节从何而来？改革开放史（四）作为文化盛宴的春晚如何紧跟时代改革创新？改革开放史（五）皇甫平系列文章如何促进了新一轮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史（六）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改革开放史（七）“浦东开发开放”这张王牌是怎么打出来的？改革开放史（八）从五连冠到十一连胜，女排精神是怎样炼成的？改革开放史（九）中国梦到底是什么样的梦？改革开放史（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有何重大意义？改革开放史（十一）为什么说新思想是实现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改革开放史（十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何能写入多份联合国文件？社会主义发展史（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五百年起点莫尔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史（二）《共产党宣言》是穿透时空的经典社会主义发展史（三）巴黎公社运动与《国际歌》有何联系？社会主义发展史（四）第三国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战斗性组织社会主义发展史（五）冷战时期美苏是如何在太空中“过招”的？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为何当时人类要开始征服太空？二战的“冷战”局面形成后，美国与苏联在各领域展开激烈角逐，因为，太空领域的特殊性，它既能服务于和平建设也能用于军事目的，因而，人造卫星与太空就成为两国争夺与交锋的重要场域。其中，技术与意识形态两大因素的共同推动，加速了人类征服太空的步伐。第一，研究人才与科技奠定了基础。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国科学家就已展开液体燃料推进火箭射程方面的研究。1932年，纳粹德国国防军前身就展开对火箭的远程打击威力方面的研究。沃纳·冯·布劳恩（他是后来美国太空计划的灵魂人物）加入该项研究。1942年，德国成功发射首枚A-4火箭（V-2的前身）。1943年，德国开始制造A-4的改进型号V2火箭，射程已达185英里，能携带1000千克（2200磅）重的弹头。二战接近尾声时，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军方和科学部门激烈争夺纳粹德国实施的火箭项目、资料和技术人才等，美国带走包括冯·布劳恩在内的大批德国火箭技术专家，以及可组装成100枚火箭的零组件。苏联动作稍慢，“迟到”一步，只能把工厂内的剩下的生产线以及与生产和研发火箭相关的德国家庭全数运往国内。为后来美苏展开太空竞争提供了人才与技术基础。第二，意识形态竞争的推动。二战后，美苏既深陷技术战、间谍战，更深陷意识形态战之中。发射的间谍卫星能侦察其他国家，而太空探索的成绩也成为国家科学实力和军事潜力的“加分项”。因为，火箭能将人类送入地球轨道或月球表面，同时也能发射原子弹到敌国。很多应用于太空旅行的技术也能用于洲际弹道导弹之类的战略武器。因而，太空不仅成为“竞技场”，而且人造卫星也成为冷战的最前沿，美苏都摩拳擦掌做好了太空竞赛的“准备”工作。美苏在太空中是怎样“过招”的？早在1955年，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就已萌芽，美国和苏联不仅都建造了可用来发射物体到太空的弹道导弹，而且也都前后发表公报，声称到1957年或1958年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1955年7月2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新闻发言人詹姆斯·哈格蒂宣布，在1957年7月1日和1958年12月31日间，美国计划发射“环绕地球的小卫星”。四天后，在国际航空联合会第六次大会中，苏联科学家李奥尼德·赛德伍宣称，苏联在不久的将来也计划发射卫星，两国拉开了太空竞赛的序幕。第一回合，苏联抢占先机。1955年6月25日，科罗廖夫提出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想法；1956年1月30日，苏联政府正式决定要在1957至1958年内研制出人造地球卫星。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i），这颗183磅重、篮球大小的人造卫星环绕地球飞行了98分钟，这标志着太空竞赛正式开始。美国既措手不及也更加担忧，因为，苏联可能也有能力将带有核武器的导弹从欧洲发射到美国。美国立即回应。1958年2月1日，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顺利进入太空；同年7月29日，美国成立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开始了美国探索太空的“举国行动”。庆祝苏联1957年10月4日发射首颗人造卫星的插画。此后，苏联一路开挂，1959年1月2日，苏联的月球1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摆脱地心引力的飞行器；9月12日，升空的月球2号是第一个到达月面的人造物体；同年10月4日，“月球-3”飞到月球背面，并拍摄了月球的第一张“背面照”；1961年4月12日，苏联将人类第一位航天员尤里·加加林送上太空。苏联的首航太空极大地刺激美国的神经，这是美国继1957年被苏联抢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遭受的再一次沉重打击，美国必须迎头赶上。23天以后，美国“自由-7号”（Freedom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第三国际又名共产国际。1919年3月2日，在列宁的领导下，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建立一个新的联合组织。会议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总部位于莫斯科。从此，第三国际成为世界工人阶级自己统一的战斗组织。第三国际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它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向各国支部发布指示和监督他们的工作。为什么要成立第三国际？第三国际成立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革命的“风雨之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国际面临破产的风险。1915年，来自11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召开了反战的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与会。很大一部分代表反对同第二国际决裂，并拒绝“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之后，在会议上组建了列宁领导下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坚持与第二国际彻底决裂，并强调只有社会革命才能确保永久和平。1916年，在第二次国际反战会议期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通往真正民主和平的唯一途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吁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彻底决裂。虽然会议的中间派大多数不接受布尔什维克关于和平和创立第三国际的口号，但左翼力量及其立场得以加强，团结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者朝着建立第三国际迈出下一步。第三国际创建的组织工作始于1919年1月。在列宁的倡议下，莫斯科召开了苏维埃俄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芬兰、拉脱维亚共产党及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巴尔干革命社会民主组织的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际大会的召开，通过了告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的呼吁书，并制定了新的国际纲领草案。“十月革命”为全世界的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各国社会党的左翼纷纷摆脱了机会主义，组建新的组织。第三国际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是从第二国际原有的支部分裂出来的。这说明由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而来的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相比，革命性与实践性是其典型特色。正如1919年3月7日《真理报》指出：“如果第一国际预测了未来发展并指出了其路径，第二国际聚集和组织了一百万的无产阶级，那么第三国际是进行公开的群众性行动、采取革命性措施的国际。”加入第三国际需要哪些条件？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多数国家只有一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和小组，并没有制定加入第三国际的确切条件。为防止重蹈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覆辙，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该文件21条内容主要包括：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原则，与改良主义者彻底决裂，承认民主集中制，合法和非法斗争方法相结合等。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支部提出了“入会”的招募标准与行为准则。首先，进行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工作。各国共产党支部通过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必须在农村、工会、合作社、军队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和宣传共产主义工作，坚定地反对殖民主义，让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例如，“几乎在欧美所有的国家里，阶级斗争都正在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赖资产阶级法制。”不仅要在这些组织内成立共产党支部，而且要争取各类社会力量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共产党人多半要秘密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成员的称号是不相容的。其次，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运行。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人员成分，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议会代表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再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当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同时必须考虑到各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对于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党，共产国际拒绝其加入。例如，1925年与1926年，中国国民党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都被拒绝。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中，共产国际将中国国民党吸纳为“同情党”，即“准共产党”，并任命蒋介石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名誉常委”。第三国际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了哪些事？在共产国际存在的24年中，共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领导过65个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总体看，第三国际为各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多方位的指导与支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持了各国共产党组织的成长与发展。共产国际在欧洲、美洲、亚洲帮助各国先进工人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成长。例如，1920年，印度成立共产党；1921年，中国成立共产党，党的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22年，日本成立共产党。第二，提供了各国革命事业发展需要的资金。根据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具体的发展需求和革命任务，共产国际对于弱小民族国家的革命事业的发展，既制定了不同的规划，也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资金援助。不仅支持了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也支持了美国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培养了适应各国革命需要的人才队伍。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下，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列宁学院为亚洲国家民族解放事业培养了大批领导与专业人才。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有来自各国共产党的领导组成不同国籍的专业班。例如，被分成中国班、日本班、印尼班、伊朗班、土耳其班、蒙古班和朝鲜班。陈云、李维汉、滕代远等曾在列宁学院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朝鲜劳动党创立人之一金镕范等曾在这里进修。第四，促进了各国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合作。共产国际不仅团结了各国的进步政党以及团结弱小的民族与国家，同时，也团结了非法西斯的资本主义阵营。1936年9月，在布鲁塞尔召开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不仅有工人组织的代表，而且有各种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平主义者、宗教和资产阶级反战集团参加，应该说，共产国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推动国际工人运动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促进国际共运发展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但是，它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失误，特别是长期受“左”倾思想的干扰，其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也曾影响了各党的独立自主和各党之间的平等关系。例如，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季米特洛夫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提出：“在每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都应当‘适应本地的气候’，以便在本地种下自己的深根。个别国家里无产阶级斗争和工人运动底（的）民族形式是不违反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恰恰相反，正是在这种形式里，同时还可以胜利地拥护无产阶级底（的）国际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有效地组织反法西斯的斗争，经各国共产党同意，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5月26日，苏共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丁长艳，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原载于2020年8月24日“澎湃新闻”四史关键词：党史（一）诞生日与纪念日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1870年7月19日，拿破仑三世为了扩大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决定向普鲁士宣战。但是法军在色当惨败后，拿破仑三世和8万多官兵被俘，第二帝国也就随着皇帝的投降而崩溃。9月4日，巴黎人民掀起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但胜利果实却落入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和帝制派奥尔良党人之手，成立了“国防政府”。然而，普鲁士并不满足于皇帝的投降，继续大举进攻法国。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多年来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再加上食物短缺，军队失败，还有普鲁士军队的不断炮轰终于大大激化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巴黎市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一直以来都谋求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管理国家经济，希望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巴黎工人为保卫首都建立了30多万人的武装力量，但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害怕工人武装甚于普鲁士。1871年2月，L.-A.梯也尔出任法国政府首脑。梯也尔政府同德国（当时普鲁士隶属于德意志的一个邦联国）草签了条约，同意向德国赔款50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给德国。同时，调集军队，准备解除巴黎人民国民自卫军的武装。此举激起了巴黎工人的极大愤慨，巴黎民众纷纷要求成立公社，以监督政府。3月15日，国民自卫军251个营队的代表选出中央委员会。3月18日晨，梯也尔政府出动军队袭击蒙马特尔和梭蒙高地，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的417门大炮，逮捕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员，从而触发武装起义。当晚国民自卫军控制巴黎所有政府机关和塞纳河上的桥梁。梯也尔政府成员及其军队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1848年2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德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正如该文正文的第一句话所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由此，这个“幽灵”开启了一个属于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与发展方向。《共产党宣言》是怎样诞生的？中共一大会址收藏的1920年9月版《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怎样诞生的？19世纪早期到30年代，随着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无产阶级逐步壮大起来。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的经济社会仍相对落后，国内封建专制统治非常强大，不只是工人，就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也无合法活动的权利，被迫流亡国外。当时，流亡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的德国工人有数十万人之众。流亡到法、英、瑞士等国的德国革命家们信仰“共产主义”，并建立起一系列的政治组织，广泛参与到各国的工人运动中。1836年，在流亡者成立的组织中分化出一个独立的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有自己的纲领，他们持财产公有的基本主张，同时又混杂了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基督教平等观念，也主张通过少数人的密谋起义达到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总之，该组织思想比较混乱，内部斗争也比较激烈。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派约瑟夫·莫尔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并要求他们为将要改组的正义者同盟制定一个新纲领，马克思、恩格斯答应了这个请求。6月2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伦敦秘密召开。恩格斯主持和参加了大会所有文件的起草和审议工作，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在重要问题上形成正确的决议。大会讨论了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纲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并决定该草案交给各区部和支部充分讨论。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把《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分发给各区部和支部讨论。针对讨论中的各种问题，恩格斯受委托起草了新的草案，仍采用问答方式，这就是《共产主义原理》。正义者同盟原来有一个纲领，采用问答形式。所以《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仍沿用问答形式。但恩格斯不喜欢用这种问答形式表达纲领的陈旧方式，他主张以宣言形式。11月24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马克思、恩格斯都出席大会，他们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十天的激烈争论，科学社会主义被全面接受为同盟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被推选为同盟的领袖。大会最后批准了新纲领《共产主义原理》的基本精神，并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形成新纲领的最后文本。马克思、恩格斯接受这个委托，在《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共同拟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共产党宣言》，1848年1月完成，2月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不是教条，总是与时俱进的。如果说《宣言》中所论证的一般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其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还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是要不断进行修正的。这在《宣言》出版后再版时的七篇序言中有明确体现。其中，德文版序言共有三篇，俄文、英文、波兰文、意大利文各一篇，时间跨度45年。这些序言所，可认为是与《宣言》一体的，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2018年4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时，习近平总书记将宣言的价值总结为“三个经典”：一部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规律”、“批判”、“斗争”、“解放”成为勾勒宣言的关键“词眼”。一个永恒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从阶级社会的源头进行追溯，阐述了阶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势在必行，共产主义变得目标可期与触手可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一种勇于批判的斗争精神。宣言中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赤裸裸的剥削现实表明：资本主义在代替封建主义之时，资本主义本身就蕴含着不可避免的危机，即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一起诞生了，阶级斗争在成就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自带了毁灭自身的“种子”。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斗争。宣言在肯定资本主义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剥离了资本社会主义进步的温情“外衣”，彻底地解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密码，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方式进行伟大斗争，为实现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而斗争。因为，革命中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一个团结世界的解放之道。当时，共产党人面临的严峻现实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单枪匹马的无产阶级是无法获得胜利的，只有像宣言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一样，启迪和引导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解放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为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奋斗。《共产党宣言》的魅力与广泛传播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迄今为止，《共产党宣言》已被翻译为200多种语言，出版了1100多个版本。宣言是继1789年《人权宣言》发表后世界最重要的单篇政治文献，也是全球公认的是“传播最广的社会政治文献”。作为19世纪最重要、基本被翻译成所有语言的出版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共产党宣言》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在日本，1904年11月13日，由思想家幸德秋水与社会主义学者堺利彦日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文，刊登于专门介绍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周报《平民新闻》，翻译的底本是塞缪尔·摩尔执笔、恩格斯校订的英译本。自此到1945年二战结束前，日本一共有16或17种《共产党宣言》译本；到1988年，日本国内共发行了82种译本，至今译本在100种左右。在中国，1920年8月，留日学者陈望道以日语译本为底本、参照英译本翻译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公开出版。初版印刷的1000本很快销售一空。1926年5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重印达17版。自此至1949年，还包括后来华岗、成仿吾、徐冰、博古和谢唯真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共6个完整的中文版本。1949年后，先后有六个新译本先后问世。170多年以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经历了从翻译片段到全文，从秘密出版到公开发行，从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从译为汉语到译为多种民族语文，从伪装本、手抄本到纪念版、珍藏版的过程，也是经典魅力展现的过程。为何如此有魅力？温故而知新！1939年年底毛泽东曾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习近平总书记也将《共产党宣言》概括为内容丰富的“理论宝库”。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共产党宣言》的经典，就如同1848年时的人们初读它时一样震撼。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丁长艳，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原载于2020年8月17日“澎湃新闻”四史关键词：党史（一）诞生日与纪念日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差不多有500年时间”，并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了解社会主义发展史。根据中央要求，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那么，社会主义发展史500年从何时算起？1516年，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一书，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发展史500年，从这一年算起。托马斯·莫尔是何许人1478年，托马斯·莫尔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富有家庭，从小受到非常好的教育。莫尔的父亲是一位勤俭、正直的法官，莫尔一生也保持了父亲的品格。13岁时，莫尔寄宿在坎特布雷大主教莫顿家中做少年侍卫，莫顿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政治家，曾担任过英国大法官，谈吐优雅、聪慧过人，对社会有很深刻的观察，莫尔在《乌托邦》中曾描述过莫顿。1492年，14岁的莫尔进入牛津大学，他阅读了大量古希腊智者们的作品，与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有很深的交往，莫尔尤其感兴趣的是柏拉图的思想。莫尔的父亲认为从事古典文学没有前途，莫尔在16岁时改学法律，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并很快在政坛崭露头角，26岁就当选为议员。律师从业经历使莫尔接触了大量下层社会的讼案，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莫尔对宗教的笃信导致了他与英王的合与分。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和发展，自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宗教势力下降，世俗王权势力相对上升。当时，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自然也波及到了英国。莫尔反对宗教改革，这与英王亨利八世早期的观点相吻合，因此莫尔受到了亨利八世的器重。1529年，英国大法官的莫尔俨然已是英国政界的要人。1534年，亨利八世摇身一变，自己成了宗教改革家，自立英国国教，自任英国的国教领袖；莫尔拒绝宣誓承认亨利八世为英国国教领袖。因此莫尔被关进伦敦塔，随后被斩首。莫尔终生都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约在1513至1518年，莫尔写了《国王理查三世本纪》，这是英国历史学先驱性的名著，莎士比亚以此书为蓝本，写出了戏剧《理查三世》。当然，莫尔最著名的著作还是《乌托邦》。《乌托邦》描述了最完美的国家制度1516年，莫尔出版了《乌托邦》，这部书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从此“乌托邦”（Utopia）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乌托邦，是莫尔发明的词，本意是“没有的地方”，延伸为难以实现的理想、“空想的国家”。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曾提出过类似概念。《乌托邦》仿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样采用了对话的形式，后世有人干脆将《乌托邦》称为柏拉图《理想国》的续篇。《乌托邦》记述了莫尔和一位航海家的对话。这位航海家叫希斯拉德，希腊语的意思接近于汉语“大忽悠”，是虚构人物。希斯拉德讲述了他周游世界之所见，借航海家之口，莫尔表达了自己对英国社会的观察与批判：（1）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从十五世纪开始，英国毛纺织业兴起，养羊比种庄稼赚得更多利润，于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起了圈地运动，农民失去土地，生活非常悲惨。对此，希斯拉德感叹：“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得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躙完啊。”（2）探索了社会不公正的根源。社会为什么如此不公正？莫尔认为，归根到底是由于私有制。他说：“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因此，莫尔主张消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3）描绘了理想的国度。“乌托邦”是南半球的一个新月形岛国。那里生产力十分发达，科技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领先。那里官吏由选举产生，职位不得世袭，每年选举一次。那里实行财产公有制，人人平等，按需分配，乌托邦没有乞丐。那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金银被用来制造便桶溺器。那里的人们听到喇叭声，到食堂用餐，晚餐时要放音乐。那里无论男女，穿统一的服装，只是男女有别，已婚和未婚有别，人们奉行一夫一妻制和宗教自由政策。《乌托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尔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进行了批判，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了天才的设想，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素材。在莫尔生活的时代，欧洲正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此时正值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内部迅速发展。此时工农劳动者承受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生存状况非常悲惨。空想社会主义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此时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确立，莫尔还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也无法指出实现理想社会制度的途径，他的乌托邦只能是一个美丽的空想。“乌托邦”在19、20世纪之交传入中国，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乌托邦”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是1898年，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用文言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借用了莫尔的“乌托邦”思想，从而创造了这个中文新名词。1902年，严复进一步对“Utopia”一词做了解释，指明该词出自“摩而妥玛”所著之《乌托邦》一书，“乌托邦，岛国名，犹言无此国矣。故后人言有甚高之论，而不可施行，难以企至者，皆曰此乌托邦制也”。到1920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广泛传播，“乌托邦”这个新名词日渐被我国知识界广泛使用。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时，同时也是莫尔的《乌托邦》出版500周年，7月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说明了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并揭示了50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今天，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厘清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时青昊，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原载于2020年8月14日“澎湃新闻”四史关键词：党史（一）诞生日与纪念日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答时代之问的新思想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同时，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变革，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世情看，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等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来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抬头，贫富分化、地区热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持续蔓延。归结来说，就是世界之大变局百年未有，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了这个变局。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这是日益开放发展、融入世界的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从国情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我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也就是说，我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发展起来以后的”阶段，尤其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我们具备了过去难以想象的良好发展条件，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呼唤着新思想。从党情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党内还存在很多突出问题，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因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大局与全局相交织，世情、国情、党情相结合，规定了中国特色进入新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需要思想而且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而系统性回答时代之问的新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在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的核心内容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前者是关键理论要素，是支撑该思想的四梁八柱；后者则涵盖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方面，是基本方略，这两方面相互贯通、紧密联系。从总体看，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关系为：其一，根本主题。这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发展至“四位一体”，成为整合实践、理论、制度和价值形态在内的立体性主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也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其二，任务目标。紧扣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不仅明确了“是什么”，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提出了“怎么样”，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以此为基础分两步走实现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其三，发展理论。实现任务目标的基础和关键是发展，涉及到发展理论，包括布局、部署、价值、理念、动力等。总目标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一对应。而每个领域又都有相应发展战略部署，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发展又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根本政治立场，必须贯穿到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动力既来自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也源自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形成的内驱力。其四，战略布局。推动发展、实现任务目标，需要有战略抓手、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运而生。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与总目标总任务一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另外“三个全面”是战略举措。每个“全面”又都是有目标、有举措、有要求的战略。其五，环境保障。目标任务的实现和高质量发展，都需要环境条件支撑。这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这也对军队国防建设、“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等都提出相应要求；特别是，在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越来越参与全球治理的条件下，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其六，战略统领与政治保证。这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因此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新思想既强调从严治党对象、要求、举措等，也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总布局，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等。总结而言，新思想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提出总任务总目标，要求协调推进“四个伟大”；为实现目标任务，必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现整体性发展，特别是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实现更好发展，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全方位营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目标，则构成政治保证。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是极为艰巨的任务，没有固定模式可照搬，必须随实践发展、时代变迁而接力探索。这是共产党作为领导党与执政党，不断推动实践创新、思想革新的根本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这是历史的总结，也是现实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如何从大国走向强国，真正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必须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必须有强国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历史地看，如果说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领导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引领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上实现了富起来，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使命就是要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而奋斗。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郑重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全社会共同意愿。在新时代的中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正因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用以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上官酒瑞，系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原载于2020年11月8日“澎湃新闻”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于同一个世界。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家园。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郑重向世界传递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不可抗拒，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人类交往的世界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时代潮流。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但同时也要看到，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战乱恐袭、饥荒疾病此起彼现，传统安全与非常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比如，近年来，难民儿童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大国际新闻版面，引发广泛震惊和反思。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18年全球难民人数达到2590万，比2017年增加50万，他们因为冲突、战争或迫害而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人类百年来和平发展的愿望尚未实现。诸如此类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越来越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两相对比，人类所处的时代如同狄更斯《双城记》中所描述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一方面是大发展、大融合，另一方面是大分裂、大赤字。这样的矛盾，让人类又一次站到了十字路口，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还是对抗，是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给出了鲜明的答案：“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早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坦桑尼亚时谈到：“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此后，习近平在很多场合都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是他在深刻把握历史与现实关系、洞察中国和世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而提出的重要思想。如何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约翰·多恩写过一首诗《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就人类生活的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来说，又何曾不是这样。“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世界各国的正确选择，只能是顺应时代潮流，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能够紧紧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作为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自身独特的内涵，其核心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追求，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历史教训一再告诫：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维护和平是每个国家都应当肩负起的责任。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平等对待小国，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任何国家都不能随意发动战争，不能破坏国际法治，不能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要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时光。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别国面临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单则易折，众则难摧。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各类安全威胁，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各国应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应坚持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正视并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等问题，创造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良好条件，统统推动世界各国发展繁荣，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不同文明之间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共同梦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鱼自然和谐相互为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要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文件在2017年1月18日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讲话中，习近平发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最强音，并提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演讲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说：“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年的2月10日，该理念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3月17日，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3月23日，写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11月2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写入联大“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在短短的时间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载入联合国多份不同层面决议和文件中，并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成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难题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说明了一个道理：该理念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审视国与国关系，它超越了国家、宗教、文明差异，是从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出发，寻找到的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共建“一带一路”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截至2019年9月，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在非洲国家马拉维北部的一个村子里，近一个世纪以来，村民们一直是头顶水桶到一公里外的水源地打水。中国工人的到来，为村子修建起崭新的水井。在地下水涌出井口的那一刻，村民们激动地说，“我们再也不用光着脚走山路取水了”。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建设者，也将一如既往地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建设更美好的世界。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上官酒瑞，系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原载于2020年11月9日“澎湃新闻”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是我们党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特点新要求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这里的“新时代”，是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行的重要基础性话语，是我党新的思想、新的征程、新的政策、新的部署的根本依据。新时代的科学论断基于历史性成就和变革，同时新时代也彰显了新飞跃、新境界和新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历史意义：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实际上表明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的逐步改变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质的跃迁。中华民族曾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自工业革命兴起后，中国却在世界发展潮流中明显地衰败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落伍的中国开始寻找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复兴之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成为近代中国必须面对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人民在苦难和屈辱中奋起抗争，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努力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探索实现民族复兴之路，虽然探索的历程充满艰辛曲折，但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迎来了富起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富起来侧重经济，强起来则是现代化各要素之间结构的优化与整体功能的升级。如果说富起来很大程度还要追求发展的数量与速度，强起来则更强调发展的质量，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与程度。今天，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理论意义：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在理论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一部我们需要用心读懂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文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变了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社会主义在全球所面临的被动局面，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显示出的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功及其产生的世界性影响，充分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魅力。可以说，社会主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中国也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命运。这种强大的生机活力，一方面表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与规律的认识愈益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在今天的中国实现了辩证统一和内在结合，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与必然性。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经历了500多年的历史，走过了6个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2016年是空想社会主义诞辰500周年，这意味着社会主义自空想以来已经发展了500年的历史；2017年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00周年，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优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已经走过了100年风雨历程；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这也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已经诞生170周年了；2019年，我们又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明年2021年，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末苏东剧变、21世纪初资本主义金融危机这两次具有历史发展转折点意义的重大事件的洗礼后，呈现出不同于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复兴之路》基本陈列，用大量的实物和图片生动诠释了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征程。在参观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1990年的陆家嘴如何解决上海的“城市病”？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1979年1月31日，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区——蛇口工业区建立，此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急先锋。与此同时，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加工中心和工业基地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发展中困难重重、举步维艰。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这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上海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滞后的窘境和症结所在：上海“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一、劳动生产率第一、上缴国家税收第一……但上海人均道路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三废污染倒数第一……”此文一出，反响极为强烈，戳到了上海的痛点。上海患上了城市病。当时的上海，看上去是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但实际上是个“健康欠佳”的病人。出路何在？前途何在？引起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的热议。人们把目光投向了与浦西一江之隔，位于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邻上海外滩的浦东。“浦东”这个词原本存在口语中，当时在上海地图上找不到“浦东”两个字。当年，就在一江之隔的黄浦江之东，有几百公里未开垦的土地、滩涂，茅草丛生。“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句曾经流传度颇广的顺口溜反映了浦东在当时上海百姓心目中的“地位”。2020年10月2日，上海浦东惠南镇海沈村地铁惠南东站旁的占地42亩的“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巨幅稻田画一盘大棋中的重要一步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就提出了开发浦东的构想。当时，围绕拓展上海城市发展空间不足等问题，各方面都开展了深入研究。1984年9月，上海市政府向国务院上报《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提出了“东进浦东”的方案。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要求“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并特别强调：“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并于1988年5月，邀请了140多名中外专家举行“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第一次向全世界传递了开发浦东的消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国内稳定以及国际关系方面同时遭遇严重困难。一些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政策走向产生担忧疑虑，不少正在建设的项目因此停滞。针对国内外对中国改革开放路线能否继续坚持的质疑，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1990年春节，在上海过年的邓小平听取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并明确表态：“这是个好事，早该如此。”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认为“发展”是此时的关键，浦东开发开放要成为一项跨世纪的国家战略，是一盘大棋中重要的一步棋。酷爱桥牌的邓小平打了一个比方：“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邓小平的意见，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0年3月中旬，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国家计委副主任计卜青，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前来上海现场办公，主要是为浦东开发上马作统筹安排。3月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率领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外经贸部、商业部、中国银行等负责人到达上海，前往浦东调研论证。4月10日，国务院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姚依林的汇报，并对浦东开发开放的若干问题逐个进行研究。4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提交的关于浦东开发方案的意见。会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在致辞中，李鹏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将中国最大的城市放到改革开放的第一线，这么重大的事情，全部决策过程2个月。这是改革的速度，也是中国速度。1990年5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国内外宣布了浦东新区对外开放的十条优惠政策。《纽约时报》对此报道的标题是“中国仍然在从事经济建设”，这是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的一个重大信号。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浦东就不一样了，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是欧美，是全世界。”1990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1984年，中国女排首次拿下奥运冠军。史无前例的五连冠，中国女排惊艳世界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开启，中国贫穷落后，整个社会处于百废待兴又充满希望的状态，国家需要一种精神动力为人们鼓舞士气，振奋人心。1976年国家体委决定重新组建排球国家队，袁伟民出任主教练。刚刚上任，袁伟民就喊出了“用5年时间，我们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然而，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由于中国女排事业已停滞多年，此时女排姑娘们要面对的是身高、力量和技术都占明显优势的欧美选手，以及凭高速、技巧、苦练称霸一时的日本选手。相较之下，中国女排毫无优势可言。而最大的困难，是中国女排非常缺乏参加世界大赛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条件简陋，女排姑娘们训练时没有完善的训练器械，甚至连像样的训练场都没有。主教练袁伟民站在高台上，把一筐球不间断地扣向对面，女排姑娘以最快速度飞身救球，一个滚翻后立刻爬起来接下一个球。她们在地上摸爬滚打，摔得遍体鳞伤，咬着牙含着泪继续训练。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拼!1981年11月，经过了4年多魔鬼般的艰苦训练后，中国女排参加在日本举办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11月7日，中国女排在东京体育馆迎来了第一个强劲对手——南美冠军巴西女排。中国女排仅用45分钟就以3∶0的大比分取得胜利。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中国女排顽强拼搏，力挫苏联、韩国、保加利亚、古巴和美国女排。11月16日，经过激烈争夺，中国女排最后以3∶2战胜了上届冠军、号称“东洋魔女”的日本队，以七战七捷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我国在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项目上首次荣获世界冠军！整个中国都为之沸腾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郎平。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红色大标题: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2020年6月23日，我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目前，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盟都建立了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1994年，中国在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其直接原因，可以用两件事说明：第一，海湾战争引发新军事革命。1991年，海湾战争开创了以空中打击力量决胜的先例；最亮眼的是精确制导武器，美国GPS为精确制导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海湾战争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新军事革命，GPS定位系统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第二，“银河号”事件迫使中国发展自主卫星导航。1993年7月23日，中国“银河号”货轮行驶到印度洋上，导航系统突然没有信号，船只无法继续航行。后来得知，原来是美国对伊朗禁运，故意停掉了这个海域的GPS信号。“银河号”的消息传回国内，孙家栋院士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联名“上书”，建议启动中国的卫星导航工程。1994年12月，北斗导航实验卫星系统工程获得国家批准。尽管卫星导航系统，最早源于战争需求，但它的作用远不止军事领域，在国民生产生活诸多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无人驾驶、测绘、航海、救灾等众多领域，卫星导航系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今天，开车在大城市中穿行，很多“路盲”离开卫星导航，已经寸步难行；我们生活中的共享单车、电子围栏停车等也离不开卫星导航系统；卫星导航系统也为大面积农业机械化耕作提供了便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什么要“三步走”？中国之所以要“三步走”，简单地说，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穷；二是因为我们国家虽然穷，但中国的科学家们仍自强不息。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开始研究卫星导航。但这个项目太“烧钱”，这一计划并未实施。不过，我们的科学家从未放弃卫星导航研究。到198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和解放军原总参谋部测绘局联合开会，“863”计划倡导者、中科院院士陈允芳提出了一个相对“省钱”的构想：用两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就可以覆盖中国区域。这一构想，日后被称为“双星定位”理论，成为日后北斗一号的雏形。2000年，北斗一号的两颗卫星发射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GPS、俄罗斯格洛纳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这是后话。1994年立项之后，北斗人开始真刀真枪地干起来，马上遇到了囊中羞涩的困境。美国从1973年开始研发GPS，到1994年已投入了超过200亿美元，每年维护费就高达5亿美元；而1994年，中国包括航天在内7大技术领域的“863”计划预算一共才100亿元人民币。穷有穷的办法，既然不能一口吃个胖子，那就分三口吃。于是，中国将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覆盖国内，第二步是覆盖亚太，第三步再覆盖全球。这就是北斗一号、北斗二号、北斗三号的由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历的艰难险阻实在太多，我们只能了解“冰山的一角”。第一个艰难险阻是研制原子钟。原子钟的精度，直接决定着卫星导航系统的精度。按北斗总设计师杨长风制定的目标，原子钟误差要达到10的负12次方，即每十万年只出现一秒误差。原子钟对整个工程的重要性如同人的心脏，这种核心技术别人绝不会给我们，中国只能靠自己。中国组建了中科院、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三支队伍，同时攻关。经过两年拼搏，国产星载原子钟被研制出来，性能比欧洲原子钟还要好。当初我们想买，欧洲不卖；现在欧洲立刻同意卖，而且降价一半，但中国仍坚持用自己的原子钟。另一个惊险的瞬间是争分夺秒打赢频率保卫战。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发展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必须首先向国际电信联盟（ITU）申请频率，所以频率成为美、俄、中、欧四方必须争夺的宝贵资源。2000年4月17日，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频段申请；同年6月5日，欧盟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也提出了频段申请。关于频率，国际电信联盟有两个规则：“先用先得”和“逾期作废”。所谓“逾期作废”，指频率有效期以申请日期开始计算，7年不用作废。也就是说，中国北斗二号的首颗卫星必须在2007年4月18日零点之前成功发射并成功播发信号，否则“逾期作废”。所谓“先用先得”，就是说中国要和欧盟竞赛，因为中欧双方申请的频率有一段高度重合，双方需要竞争频率。中国北斗二号2004年启动，在起跑线上已经输了欧盟伽利略系统2年。2005年12月28日，欧盟伽利略计划的首颗实验卫星被顺利送入太空。让人意外的是，这颗卫星没开通频率，原因是开通频率需要花钱，此时欧盟手头紧。中国必须赶紧抓住机遇，但偏偏好事多磨：中国北斗二号首颗卫星已经上了发射架，发现卫星上的应答机出现异常。经过争分夺秒抢修，2007年4月14日4时11分，北斗二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4月17日20点，卫星发出第一组信号，比国际电信联盟设定的“七年之限”提前了4个小时。中国的频率保卫战取得成功。北斗二号首颗卫星发射成功，解决了频率问题，也扫清了主要技术障碍。随后中国逐渐进入“北斗速度”模式：2018一整年，北斗共发射了18颗卫星，创造了世界纪录。2020年6月23日9时43分，最后一颗北斗组网卫星在西昌发射成功。至此，中国耗时26年、先后发射59颗卫星的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终于建成。这意味着，北斗将向全球卫星导航市场发起新的冲击——这个市场的产值是每年2700多亿美元，美国占90%。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时青昊，系上海市委党副教授原载于2020年10月12日“澎湃新闻”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上海洋山港码头皇甫平系列文章缘何发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给人们带来困惑；另一方面，中国治理整顿经济过热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加上外国的经济制裁，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此时，中国面临双重任务：一是防止和平演变，二是抓住机遇，发展经济。而实际上，防止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掩盖了发展经济的呼声。对此，邓小平十分担忧：不发展经济，不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只有死路一条。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要推进改革开放，“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还强调“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根据邓小平谈话精神，江泽民同志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开幕式上重申，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这是从1988年以来他第四次在上海过春节。与前几次不同，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听取汇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系列文章究竟说了些什么？《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邓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皇甫平系列文章应运而生。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发表一篇文章贺新春。从1991年2月15日（正月初一）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强调发展经济、推进改革开放的观点。第一，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当时舆论环境下，却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实际上，这些观点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传达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第二，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文章批评“新的思想僵滞”，即把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等等。第三，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封闭僵化观念。文章提出：“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等，“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第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文章强调，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围绕皇甫平系列文章引发了哪些争议？皇甫平系列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反响强烈。一些国内媒体支持皇甫平文章的观点。支持者认为，文章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与此同时，皇甫平文章也引起了一些国内媒体的批评。反对者认为，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改革开放怎么可以不问姓“社”姓“资”？这样就“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有的文章则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当时海外媒体也迅速做出反应，有的报道皇甫平文章内容，有的进行评论，还有的对文章发表背景做出种种猜测。我国理论界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研究。1991年7月，中国社科院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樊纲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提出了一系列有见地的观点。1991年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中国的植树节是3月12日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设立了植树节，只是称呼与时间不尽相同。在我国，植树节要追溯到1915年。当年，凌道扬、韩安、裴义理等林学家基于我国森林状况的考虑，上书北洋政府，提出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这年7月份，在孙中山倡议下，政府发布命令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即指定地点，选择树种，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参加，举行植树节典礼并从事植树。7月21日得到批准后，通令全国如期遵照执行。从此，中国有了植树节。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国民政府举行了植树式。为纪念孙中山，就把他逝世的日子3月12日规定为植树节。1930年国民政府又确定每年3月9日至15日为造林运动宣传周，并在3月12日举行植树式。但是，由于我国北方地区3月初的气候条件还不适宜栽树，所以规定植树式为3月12日，造林宣传运动周延至清明节举行。新中国成立后，在1979年2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林业总局局长罗玉川提请审议《森林法（试行草案）》和对决定以每年3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春晚是一场文化盛宴我国的春节联欢晚会，最早可以追溯至1956年。当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由张骏祥任总执导与谢晋、林农、岑范、王映东任导演的“春节大联欢”，很多文艺界大师出镜，可谓是名家荟萃。1979年，中央电视台录制、播出了“茶座式”晚会，命名为“迎新春文艺晚会”，但没有产生社会影响，因为当时全国电视机拥有量也就485万台。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以直播形式在央视正式播出，拉开了春晚序幕。在当时，央视春晚的出现绝非偶然。一方面，作为公共媒介的电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得到了较快发展和普及，这为以文艺节目为主要表现形态的春晚的出现提供了技术条件。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逐渐改善，但是文化生活还比较匮乏，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多，娱乐方式也比较单调。再有，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在中国人民心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除夕之夜，中华儿女举家欢庆、团聚共享，其乐融融，其文化意义非同寻常。正是这三者的结合，春晚应运而生。从1983年至今，每年农历除夕北京时间晚8时，春晚都会如期而至，节目时间持续4小时10分至4小时40分左右，直到凌晨1时左右结束。到目前，春晚已走过了近40个年头。2014年，春晚被定位为国家项目，凭借强大的中央媒介团广泛的影响力，成为中华儿女欢度春节的一场文化盛宴，也是全世界华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重要方式。春晚是展现主流文化与社会变迁的窗口自央视春晚诞生那天起，它就不只是简单的歌曲、舞蹈、小品、相声等文艺节目的汇集与表演，而是承载了价值导向、情感凝聚、文化认同等功能。与后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地方电视台的春晚相比，央视春晚这方面的功能更强，影响也更大。1990年春晚舞台上，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还亲临现场，为全国人民送上新春祝福。也正因为央视不可动摇的地位和影响力，地方电视台的春晚播出均会让位于央视春晚，选择在其他的时间段播出自己的节目。前十年的春晚，海外华人只能通过录像带来观看。1992年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开播后，海外华人可以与国内观众同步观看春晚。在除夕之夜，在辞旧迎新之际，春晚的播出营造了四海一家、欢聚一堂的氛围。更不要说，从首届春起，港澳台儿女、华人华侨就一直是春晚舞台的重要角色。比如，1983年的林丽芳（台湾），1985年美籍华人黄锦波演唱歌曲《龙的传人》，以及后来多次登上春晚舞台的成龙、王力宏等人。这样，春晚让海外华人能够感受到“四海一家”、“天涯共此时”的强烈情感，从而凝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民族感情。岁岁有今日，年年有今朝。央视春晚始终不变的，是它承担的国家主流文化传播的任务，是主题的确立与各类节目的选取、编排、加工、再造过程中被赋予的文化意义。比如，1983年春晚以“举国除夕万家欢，共品春晚头道餐”为主题，文化气息极为浓厚；2000年的主题是“满怀豪情跨世纪，龙腾报春庆振兴”，在跨入新世纪的重要时刻，这样的选择很精深；2019年以“奋进新时代、欢度幸福年”为主题，体现了进入新时代的文化意蕴；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而今年的春晚将“共圆小康梦、欢乐过大年”作为主题，正契合了时代的声音、体现了国家意志与发展要求。甚至说，春晚主持人和演出者的选择、舞台的布置和设计、广告的运用等，最终呈现给观众的，都经过了高度的编码与符号化处理，是围绕着相应意义展开的。举例来说，2008年春晚片头中出现了福娃形象，预告第29届奥运会将在中国召开，同时也出现了高铁，因为2008年8月1日中国首条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开通，标志着中国进入高铁时代。在舞台设计上，2018年的央视春晚开场，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是舞台上的一个巨大的“中”字，而且围绕“中”字进行了舞台的整体设计和构思，体现出浓厚的中国符号、中国味道、中国气息。这带给观众以情感共鸣、文化认同，随之而来的一种身份建构。当然，春晚是国家宏大叙述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同时也必须与民间叙事结合起来，或者是通过小人物、小角色、小百姓的实际生活展现，才能真正有生命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也可以说，春晚是扎根生活，又超越生活的，它多是以当年所发生的、重大的、有影响的、极富有代表性的社会生活为创作来源，以艺术的方式针砭时弊、批判现实，或是赞扬美好、祝福未来。特别是那些借助春晚舞台而传承下来的经典、金句、金曲等，不仅感染人、熏陶人、“逗人乐”，而且让人们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回味无穷，甚至创造的一些“流行语”不断传播和运用，其文化影响力可见一斑。比如，1983年春晚创作的《难忘今宵》，成为多年来央视春晚结束的“固定搭配”；1995年赵丽蓉和巩汉林表演的小品《如此包装》，就讽刺了当时演艺圈内流行的包装热潮；2001年由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表演的小品《卖拐》，虽然创造了一个荒谬的“世界”，但也表现了对社会生活某些本真的认识与感悟。从这个意义看，春晚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变迁的记录者、描写者，只是以艺术形式呈现出来罢了！春晚在不断创新发展春晚确实有过很多辉煌瞬间，也给观众带来了无数难忘的回忆。近些年来的春晚，总会受到一些批评质疑，收视率也有不同程度的下滑，甚至每年春晚结束后“吐槽春晚”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这是因为，随着网络新媒介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和娱乐方式的不断多元、多样化与差异、个性化，也就是观众“口味”变了、要求高了，那要满足所有观众需求，又要承担文化导向功能，两者兼顾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还出现了由网民自主创办的春晚，与官方的春晚相比，其束缚少、自由轻松，也更接地气、有生气，能够赢得认可和支持。这些现象集中反映了主流文化与社会亚文化之间的一种张力。为了适应社会变迁与观众需求，改变收视率下降的趋势，央视也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向观众征集节目之外，还充分挖掘和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并与之嫁接起来，增强参与性、互动性。2010年9月央视综艺频道开始创办综艺栏目《我要上春晚》，通过节目最后评选出来的人气王，可登上春晚舞台。2010年之后，春晚创作风格开始朝年轻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积极拥抱年轻观众，除了节目内容上追求年轻化、青春化，在各个互动环节中也倾向于契合年轻观众。2015年春晚通过看春晚抢红包等环节，吸引观众眼球；2016年春晚与支付宝达成互动合作，春晚红包玩法“咻一咻”亮相；2019年、2020年春晚则与百度和抖音等平台合作，开展互动抢红包等活动。还有，在演出舞台、灯光技术等多方面，春晚也不遗余力，不断求新变新革新。比如，2018年央视网络春晚已经实现了超高清网络直播，2019年又加入了人工智能，采用了虚拟主持人“小央”。2018年春晚上，无人机、无人汽车、无人艇组成的“无人驾驶”阵列带给观众很大震撼，并在2019和2020年春晚得到继续沿用，并扩大了规模。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上官酒瑞，系上海市委党教授原载于2020年9月30日“澎湃新闻”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不过，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非一蹴而就，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其中，当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就非常重要，是扭转乾坤的一次会议，是拉开改革开放大幕的序幕。中央工作会议议题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有个惯例，每次中央全会召开之前，都会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作为预备会议。全会和议题都需经过工作会议充分酝酿，达成共识。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历时36天，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会议原定议题：一是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是讨论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主持会议，并根据政治局决定提出会议先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问题。他指出：“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但是，在不触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否定“两个凡是”，继续坚持“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要想转移工作重心谈何容易。正因此，会议开始时气氛沉闷，很多人的思想依旧迷茫。会议开到第三天，也即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讨论时，率先打破沉闷气氛。他发言表示同意中央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但也坦诚地指出：“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他提出，要为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平反；彭德怀对党的贡献很大，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要为陶铸、王鹤寿的“叛徒”案件平反；要肯定天安门事件的正义性质等。陈云的发言直接涉及到纠正“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对此，与会者群起响应。如聂荣臻、康克清、谭震林、王震、胡耀邦等很多同志一致赞同，提出要把历史遗留的、当前存在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根据实际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决定放手让大家充分讨论。于是，会议原定议题就发生了变化，转向了揭露“左”倾错误、批评“两个凡是”、澄清历史真相，平反冤、假、错案等，要求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工作。他对中国存在的问题与落后的现状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广东、四川、东北等地视察时，他鼓励当地干部要大胆解放思想、积极调整政策，快速发展生产力；在出访日本期间，他亲身感受了日本时速已达200公里的新干线，亲眼看到了日本的经济效率和现代化建设成就，下决心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参会者非常关心解放思想、历史遗留问题、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等情况，邓小平决定在这些重大问题谈谈看法。他亲拟了约500字的“讲话提纲”：1．解放思想，开动机器；2．发扬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4．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5．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6．加强责任制，搞几定；7．新的问题。后来，邓小平明确只讲四方面：第一，解放思想。第二，发扬民主。第三，向前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这就是他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的那篇重要讲话，收录到《邓小平文选》时定名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重要讲话，通篇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明确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还有其它很多我们今天经常提及的振聋发聩的论断，都源于这篇讲话。比如，“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即使在4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论断和思想也非常有启发意义。可以说，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的讲话冲破“两个凡是”禁锢，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认为是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大幕的政治宣言书。小岗村农民摁下的十八个手印。会议为改革开放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与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和改革开放伟大决策意义重大。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的：“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这些准备是多方面的：一是思想准备。会议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按照实事求是原则，提出了“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首先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在思想上形成了共识，这成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方针。二是干部准备。根据与会者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央经过认真研究，作出了正确处理，并决定平反冤、假、错案，这为一批德高望重、功勋卓著、久经锻炼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三是政治路线准备。会议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重新确立党的政治路线，为顺利进行改革开放作好了准备。四是对外开放国策的准备。会议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材料，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这为对外开放决策作了准备。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上官酒瑞，系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原载于2020年9月25日“澎湃新闻”往期推荐/点击阅读原文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提倡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讲话。在胡耀邦指导下，从这年12月开始酝酿、翌年4月形成的一份研究党史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两条指导原则：一是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二是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1978年4月，《光明日报》编辑部准备将他们早已收到、几经修改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哲学专刊上发表。该报负责人看到文章清样后，意识到这一论题的现实意义，决定委托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帮助作进一步修改，准备作为重要文章在报纸头版发表。文章经由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吴江等人斟酌修改，并将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由胡耀邦审阅定稿。1978年5月10日，文章首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篇末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做了些修改。”5月11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了。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胡福明被评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他说：“文章的理论观点并不是我的首创，我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把它写了出来。时代是思想之母，这是时代的产物，它是为历史转折服务的，我写了这篇文章，来推动这个历史的大转折，只能说摇旗呐喊，这个作用我起到了。”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思想交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但由于长期以来思想僵化的影响，这一常识性问题的提出却引来一系列责难。1978年5月18日，在中央召开的部分宣传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这篇文章被指责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遇到很大阻力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纷纷表明态度，公开支持这一讨论的开展。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的讲话，新华社当天就作了报道。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为了回答真理标准问题引起的争论，6月24日，《解放军报》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日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7月21日，邓小平特地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2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话时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9日，他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当年8月，《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这位曾参加1967年“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再次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勇气，当即表示：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10月下旬，文章初稿写成后，他针对编辑部负责人的担心再次坚定地表示：文章的观点不能动，“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李先念、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在先后看过文章后，均表示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终于刊登在当年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在邓小平等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正确引导和积极支持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门，以及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军委直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公开表明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立场。各地宣传部门和党校也积极配合，纷纷举办讨论会或培训班，推动这场讨论的开展。1978年下半年，除中央单位外，各地就这一主题召开的讨论会达70余次，报刊上发表的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达650多篇，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新闻界积极推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理论问题大讨论。大讨论是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个评价表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思想解放，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是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正是这场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成为党作出改革开放伟大决策、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先导。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程熙，系上海市委党校讲师原载于2020年9月24日“澎湃新闻”往期推荐/点击阅读原文#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四马分肥”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利润分配的一种形象说法。1953年至1956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全年盈余按四方面分配：国家税金占30%，企业公积金余额为10%-30%，职工福利奖金占5%-15%，股东红利、董事、经理、厂长的酬金约为25%，俗称“四马分肥”。这为公私合营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提供了一种过渡形式的合作。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国家支付定息的方式替代，原来支付资本家定息的时间约定为7年，后又延长3年，1966年9月停付。随着公有制的建立，“公私合营”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为什么要实行“公私合营”？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9月，党中央正式向全国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当年9月，将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在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公私合营改造的现实考量是：第一，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求。1949年至1952年，中央和各级政府根据《共同纲领》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原则，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实行“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政策，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随着形势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很难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1952年，全国私营业者人数大约五百五十万左右，国家工业化水平很低，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规模较小，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例如，当年上海私营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4.5%；全市2.58万个工业企业中，只有82个大中型企业，其余的都是小企业，其中10人以下的占60％。当时工业采取的个别合营方式和商业采用经销代销的办法，已不能适应全面改造需要，国家要想将工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只有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第二，解决私营工商业企业面临困难。当时，不少私营工商业运行困难。例如，1954年第四季度，上海共有4571户私营工业企业出现困难，受影响职工达52250人；商业方面，不少私营工商业企业投机活动，牟取暴利，扰乱市场等。为保证有计划的经济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环境，必须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周总理指出：“公私合营采取的是以国家为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资本家也很希望合营，因为合营了，企业的原料供应等方面的问题就有保障了，并且还能得到贷款。”第三，公私合营具有较好的现实基础。1952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是一支重要力量，当时全国拥有380万职工，其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国家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形成前期的合作基础。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私营工业有很大一部分接受了国营商业部门的加工订货，1952年一年私营工业加工订货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58.8％。国家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阶段的合作为第二阶段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奠定了基础。“公私合营”是如何实现的？1953年到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改造进入第二阶段，该阶段中央和各级政府先是有计划、分步骤地合营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后来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影响下，1956年年内就迅速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决定性步骤。党中央明确了公私合营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原则、方针、方式。第一，规定方向。1954年以后，在总路线指导下，党中央明确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方向，大体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发展为公私合营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为动员工商业者积极参加到改造高潮中来，1955年10月下旬，毛泽东先后两次邀请工商界代表、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座谈。当年11月，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第二次会议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统一起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改造，在祖国建设事业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会议通过的《告全国工商界书》中明确：“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第二，确立原则。1953年，毛泽东指出：“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根据“团结、教育、改造”相结合原则，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指出：“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偿付出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这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没收的政策，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这是从我们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政策。这种政策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第三，提出方针。1955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公私合营“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当年5月，统战部向党中央递交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6月15日和29日，中央两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指导思想上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与此相应，党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政治安排。第四，确立方式。《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必须采取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采取教育的方法，组织资本家的学习。逐步地改造这些资本家，将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3年前，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主要体现在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商业中的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1954年到1955年底，是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初始阶段。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在扩展合营方式上，采取“个别合营与按行业改造相结合”，分配上企业利润采取“四马分肥”方式，限定资方利润空间，让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当年11月，刘少奇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中指出：“我们现在是采取赎买的办法。我们也宣传这一点，向资本家讲清这一点。形式上我们不是拿一笔钱或者发一笔公债给资本家，把工厂买过来，而是分作若干年，或者十多年，用‘四马分肥’的办法，用定息的办法，付给资本家一笔利润。到最后，定息没有了，就是全民所有制完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支付定息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当时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重要意义到1956年底，全国原有私营工业88000家，职工131万人，总产值72.66亿元，已有99%的户数，98.9%的职工及99%的总资产，以及私营商业82.2%的户数，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原来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公私共有，转归国家支配。资本家丧失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管理权与人事调配权。资本家仍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已不能买卖，只在一定时期内领取定息。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新的经济基础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基本形成。这对于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当然要指出的是，改造中也存在过急过快倾向，对原资产阶级人士的认识和安排使用不当，工作过于粗糙等缺点和问题。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丁长艳，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原载于2020年9月16日“澎湃新闻”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会议之前的波折在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南亚五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缅甸决定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1954年4月，南亚五国总理在科伦坡召开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会上，五国总理讨论了印尼总理提出的“举行一次更广泛的亚非国家会议的可能性”的倡议。经过半年多酝酿，当年12月底在印尼召开的茂物会议上，五国总理最后商定，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因此这次会议也被称为“万隆会议”。亚非会议是第一次仅由曾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亚洲、非洲国家发起和参加的大型国际性会议，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绝大多数亚非国家热烈支持这次会议，期待会议取得成功；苏联也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不过，直至大会开幕，会议的前景仍不明朗。当时，美国政府正力图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控制，美国官方及其宣传工具不但贬低亚非会议的意义，散布会议不可能成功的论调，还试图以经济援助等手段拉拢分化亚非国家，挑拨这些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会议前夕，1955年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飞离香港后爆炸坠毁。机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中外记者等11名乘客不幸遇难。事后经调查，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万隆会议，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事件。所幸周恩来由于应邀去仰光与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而未搭乘这一航班。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的阴谋没能得逞。4月13日当晚，代表团成员陈毅副总理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得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十分关心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安全。然而亚非会议不能延期，促进亚非团结反帝的决心不容动摇，周恩来与陈毅商议再三决定仍按原计划前往。“求同存异”促使万隆会议取得成功亚非会议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一天半的公开大会，由各国代表团团长作一般性发言。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和平友好的诉求和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但一些矛盾和分歧也开始暴露出来。核心问题是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究竟应如何处理与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的关系。有的国家代表攻击共产主义，有的则表示了对中国的疑虑。会场的气氛越发紧张。在会议很可能走上歧路的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审时度势，采取正确的对策。周恩来决定放弃阅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将原稿油印散发，另做了一个补充发言。4月19日下午，周恩来登台讲话，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世界头号强国被迫进行谈判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军入朝。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湾，公然违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是对中国的侵略。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曾一再拒绝其盟友国家及中苏两国的和平建议，蓄意将战线推进到鸭绿江边，吞并整个朝鲜。为什么在志愿军入朝仅7个月后，美国就主动要求谈判呢？1950年11月24日，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临前线，信心满满地对美第九军军长古尔特说：“我希望我的话可以兑现，就是你们可以回家过圣诞节。”当圣诞节来临，“联合国军”正在严寒中陷入大溃败。美《新闻周刊》说：“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军事上最大的失败”。杜鲁门狗急跳墙，在1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此语，“震惊”了美国的西欧盟友——1949年8月29日，苏联也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当时缺乏远距离运载工具，投送到美国有困难，投送到西欧却容易。于是，1950年12月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飞到美国，苦口婆心劝说杜鲁门，两人5天之内连续会谈5次：艾德礼希望美国早点从朝鲜战场抽身，以便将更多力量投入西欧，毕竟西欧才是重点。当然，会谈公报特别显示了杜鲁门的声明：“希望没有使用原子弹的必要”。同样“震惊”的还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必须防止朝鲜战争演化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于是，印度、菲律宾、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尼、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亚非十三国”向联合国提案：朝鲜战争各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一切现存问题”。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通过了十三国提案。战场上的失败加剧了美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主张激进政策的麦克阿瑟被撤换。“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轰炸中国本土，封锁中国沿海，切断中国对外贸易，接受蒋介石军队入朝作战。总统杜鲁门却不想事态扩大，以免更深地陷入远东，让苏联在一旁悠闲地观战，毕竟西欧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总司令和总统的分歧公开化，麦克阿瑟经常与总统唱反调，发表未经有关方面审核的声明，“足以构成对现行国策的挑战”。1951年4月11日，总统杜鲁门决定：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的指挥权，任命李奇微接替他的职务。朝鲜战争出现新的谈判转机，从根本上说是交战双方军事相持局面的反映。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五战五捷。到1951年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朝鲜人民军总计歼灭敌人23万人。美国军方后来公布的伤亡数据和我方统计数据比较接近：到1951年6月底为止，美军伤亡7.88万人，接近美军在二战中全部伤亡人数的1/3；李承晚军队伤亡21.2554万人。经过五大战役，美国当初扩大侵朝计划破产。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朝鲜战争》一书中说：我们将中国人推向他们的边界，“只能增加他们的力量，正如赫尔克斯将安泰摔在大地母亲上一样。”李奇微也认为：如果打算在朝鲜取得胜利，就需要再抽调六七个美国师，“但由于这场战争在美国极不得人心，这是办不到的。”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完全看不到胜利的战争。于是，美国决定坐下来谈判。交战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怎样把谈判要求“体面”地传达给中朝方面？美国政府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乔治·凯南。此人曾是美国资深外交官，著名的“遏制战略规划师”，此时凯南已经脱掉了职业外交官身份，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由这样一位教授出面，无论成败，不会损害美国政府“颜面”。1951年5月31日，乔治·凯南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希望苏联给朝中方面带话：停火谈判。6月3日，金日成抵达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随后，金日成和高岗去苏联和斯大林会谈。6月中旬，毛泽东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即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争取和，不怕战，准备拖；谈要耐心，打要坚决，据理力争，直到取得公平合理的停战。他还确定了谈判的底线是“恢复三八线边界”。6月30日，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致函朝中方面：本人“奉命与贵军谈判”。7月1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复文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开城为会址。1951年7月10日上午，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正式举行。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担任朝中方面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派邓华和解方参加谈判。“联合国军”的首席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中将。10月25日，谈判地址迁移至板门店，所以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被称为“板门店谈判”。谈判双方边打边谈板门店谈判从1951年7月开始，到1953年7月结束，中间边打边谈，历时2年之久。双方主要是解决三件事：第一，怎样划定军事分界线。朝中方面提出，以开战前的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美方断然拒绝，理由是美方有“海空优势”，军事分界线应划在朝中军队阵地后方。美方的无理要求当然被朝中方面拒绝。于是，美国相继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朝中方面粉碎了敌人的攻势，共歼敌15.7万人。期间，美军还实施了“绞杀战”，出动大量飞机轰炸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线。我志愿军空军、高炮、后勤部队进行了反“绞杀战”斗争，建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反“绞杀战”中，中国志愿军年轻的空军以空中“拼刺刀”的勇气，给美国空军以沉重打击，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美方终于放弃幻想，1951年11月27日，交战双方决定以实际接触线为界，双方军队各后退两公里为非军事区。这条分界线与最初朝中方面的要求相差不多。第二，怎样实现停战监督，以及战后如何限制朝鲜境内军事设施。1952年5月，双方就此问题顺利达成协议。第三，怎样遣返战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截然对立。朝中方面坚持按照国际惯例和《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美方则蓄意刁难，提出根据每个战俘的“意愿”实行所谓“自愿遣返，并以此为借口将一些战俘留在美国、台湾或李承晚政权统治区。双方在战俘问题上陷入僵局，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试图趁机“建功”。1951年10月14日，克拉克发动了双方谈判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势，对战略要地上甘岭实施猛烈进攻。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使敌人付出伤亡2.5万人的代价。在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在朝鲜战场投入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1/2。中朝人民军队针锋相对，以打促谈，敌人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同样拿不到。今日板门店朝鲜停战协定是怎样签署的？1953年上半年，板门店谈判的僵局终于被打破。1953年初，杜鲁门下台，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希望尽早结束朝鲜战争，兑现他竞选时的承诺。2月2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希望先行交换伤病战俘。毛泽东估计，这是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的一个政策试探。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新领导人希望稳定国内局势，并缓和同西方的紧张关系。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和苏联方面就朝鲜问题进行了会谈，苏方希望尽快实现朝鲜停战。3月28日，朝中方面复函克拉克，同意先行交换战俘，并建议恢复谈判。30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提议交战双方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要求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战俘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6月8日，谈判双方达成战俘遣返协议。至此，朝鲜停战协定的三个问题都已谈妥，只待最后签字。这时，李承晚跳出来，蓄意破坏停战。李承晚认为，“联合国军”的支持是李承晚政权“收复”整个朝鲜半岛的唯一的机会，所以坚持要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李承晚集团以“就地释放”为名，将2.7万朝鲜人民军战俘扣留或编入李承晚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中朝方面决定推迟签字，于7月13-27日发动了金城战役，将李承晚军队作为主要打击目标，从而有力保证了停战协定能够切实实施。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板门店签字。“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国际性局部战争，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严重对抗。对新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场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入侵台湾，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这是对中国的公然侵略。对美国来说，这个世界头号强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但最终还是被迫退回到战争的起点，这个事实戳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正如彭德怀在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中所说：“它雄辩的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返了”。从此，帝国主义不敢再轻易侵略和欺侮中国，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时青昊，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原载于2020年9月14日“澎湃新闻”编辑：邢佳振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雅鲁藏布江山南段风光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在此之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喜马拉雅山另一侧又诞生了一个世界人口大国——印度。1950年1月26日，印度宣布成立共和国，同时加入英联邦。刚刚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印度，似乎并不愿意在其旁边崛起一个统一的中国，因此想方设法支持西藏独立。因此说，和平解放西藏，一定程度上就是处理中印关系问题。当前中印关系存在的问题，也与西藏和平解放有着密切的历史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后，“西藏独立”倾向明显。在外国势力挑唆下，藏传佛教两大活佛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已失和二十多年。达赖因年少尚未亲政，以摄政达扎·阿旺松饶为首的西藏上层少数分裂分子，企图趁国民党政权覆亡之际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在1949年7月8日制造了“驱汉事件”，并公开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号。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留居青海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通过观察发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执行了很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于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他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可是，以达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分裂分子却策划派遣四个“使团”去英、美、印度、尼泊尔，为“西藏独立”寻求援助。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严厉指责这种分裂祖国的行为，同时外交部表态：西藏地方当局派出外交“使团”是非法的，“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迫于舆论压力，英、美、尼泊尔均表示不接纳西藏“使团”，而印度接待了秘密前往新德里的西藏“使团”。1950年1月初，为了防止“夜长梦多”，粉碎外国势力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中共中央作出进军西藏的决策：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担负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主要任务，西北局和西北军区予以支援和配合。1950年5月17日，中央向西南局和西北局发出指示，明确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里基本的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5月29日，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起草了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获得中央批准。于是，中央一方面命令解放军积极做好进藏准备，另一方面多次催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到北京谈判，早日订立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昌都战役和朝鲜战场胜利震慑了“藏独”势力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战争爆发。26日，美国空军和海军侵入半岛，支援韩国军队作战；27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此时，西藏代表团已启程经印度准备前往北京，1950年7月，由于国际形势骤变，西藏代表团在印度停止不前；西藏地方当局在入藏要道昌都增派藏军，企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8月，印度驻华大使提出中国中央政府派人到印度商谈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当即表示：不能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谈西藏问题。1950年10月6日，为了打击西藏上层分裂势力，震慑外国干涉，中央军委部署进藏部队发起昌都战役。解放军进藏部队分南北两路，一路从正面直击昌都，另一路从侧翼切断藏军西撤南逃退路。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毅然命令所部向解放军投诚。昌都解放打开了解放军进藏的大门。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连续进行五次大战役，五战连捷，共歼敌23万，将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迫使他们回到谈判桌前来解决朝鲜问题。昌都和朝鲜战场的胜利清扫了两个障碍：第一，打击了西藏上层分裂势力。1950年11月17日藏历新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提前亲政，主张分裂的摄政达扎·阿旺松饶失势。第二，震慑了印度策动“西藏独立”的企图。印度政府不再劝阻西藏代表团赴北京谈判；印度政府也不再坚持在西藏驻军，以保护其邮政和电报设施。西藏和平解放捍卫了国家主权完整经中央人民政府再三敦促和西藏爱国力量的推动，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赴北京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十世班禅也受邀携代表团到达北京。1951年4月29日至5月23日，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谈判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该协议签订后，各进藏部队在1951年八九月份进驻西藏，西藏得以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外国势力及西藏少数分裂分子“西藏独立”的妄想，结束了西藏长期以来有边无防的历史，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逐步废除农奴制奠定了基础。西藏和平解放，也暴露了中印之间的矛盾：第一，印度企图继承英国殖民主义遗产，把“麦克马洪线”强加给中国。印度在中国抗美援朝期间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并试图把边界向北推进。第二，印度一直没有放弃策动“西藏独立”的企图。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分裂中国的企图有所收敛，中印友好关系在1955年万隆会议前后达到顶峰。然而，一旦有机会印度就重回分裂中国的老路——1959年西藏农奴主叛乱遭到失败，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叛乱分子逃往印度，印度以国家元首规格接待达赖，印度成为“藏独”分子的据点。直到今天，这两个矛盾仍困扰着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时青昊，系上海市委党副教授原载于2020年9月9日“澎湃新闻”编辑：吴海静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风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扎根大草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设置兴安省，隶属伪满洲国，并扶植伪蒙古军政府，不断向内蒙古西部地区渗透侵犯，目的是煽动民族分裂，企图肢解我国东北、北部、西北边疆。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就着手开展内蒙古民族与革命工作。当年12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满蒙地区和全中国的侵略计划。从1936年起，共产党从伊克昭盟入手，创建革命根据地，领导抗日救亡运动。随着日本侵略华北，全民族抗战越来越紧迫。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报告，其中就提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在于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这当然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民族工作方针，但也为此后民族工作奠定了基础。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还就处理与蒙古民族关系推行了一系列举措。比如，在延安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毛泽东亲笔为纪念堂题词；成立由吴玉章兼任会长的蒙古文化促进会；建立蒙古文化陈列馆，以弘扬蒙古民族的优秀文化；在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先后开办了少数民族班、蒙古青年队，1941年延安民族学院成立后，蒙古族学员占有相当数量，培养了一大批蒙古族干部。这些在蒙古民族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共产党也因此赢得了声誉，很好地领导了蒙古民族地区革命工作。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专门提出了“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的规定。这标志着共产党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主张的正式提出。而且，党还在伊盟南部建立蒙民自治区，进行民族自治试点，这是民族区域自治从理论主张到实践探索的起点，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大草原扎根积累了经验。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区建立1945年8月，苏联和蒙古两国对日本宣战，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得以解放。共产党和八路军解放了绥蒙包头以东地区，这样与冀热辽、晋察冀、晋绥和陕甘宁相连，大片解放区得以建立。于是，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占了极大的优势。根据全国革命形势，党中央的战略要求是：扩大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建立并不断巩固东北根据地。而内蒙古处于这两大解放区后方，处理好内蒙古问题意义重大。为此，共产党密切关注内蒙古地区的形势发展，积极开展各项工作。1945年10月23日，中央向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提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但是，随着抗战胜利，内蒙古地区掀起了“内外蒙合并”“独立”“高度自治”等为政治主张的民族主义运动，甚至还成立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建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等。同时，国民党在所“接受”地区和占领的盟旗地方，一方面恢复旧有的县治统治秩序，另一方面搞“蒙旗复员”活动，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还恢复了早已废除的封建王公制度。针对这些情况，1945年11月8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向中央致电提出了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意见：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以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在将来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11月10日，中共中央回电同意，并指示各省区内的蒙民可先行建立地方性质的自治政府。晋察冀中央局派出乌兰夫等蒙、汉族干部前往解决“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当年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大会在张家口召开，乌兰夫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11月29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向全国发表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公报》，宣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特别强调“内蒙古人民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这是党在内蒙古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步骤。联合会成立后，经过前期大量细致扎实的沟通工作，1946年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代表，在热河承德（今属河北）正式举行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史称“四三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规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为平等自治，即区域自治，而不是独立自治，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关；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蒙汉杂居区实行蒙汉分治，盟管旗，专署管县；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武装部队；放手发动群众参加民主自治运动；扩大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机构，增补领导成员。该会议统一了内蒙古东西部地区的自治运动，挫败了分裂主义的主张，是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迈出的决定性一步。194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指示；1947年3月23日，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内蒙自治诸问题的意见》，同意立即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4月23日在兴安盟王爷庙（现属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各族各界代表392人出席，乌兰夫作了政治报告；选举了内蒙古临时参议会和自治政府委员，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1947年5月1日，当选的自治区主席、副主席、委员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大会上宣誓就职，成立大会结束后政府领导人还骑马检阅内蒙古人民自卫军。这样，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在5月1日正式宣告诞生，它比新中国成立还早2年零5个月。为民族区域自治树立了榜样从行政区划看，成立初期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驻王爷庙，含察哈尔省、兴安省以及宁夏省、热河省、黑龙江省和绥远省的部分地区。1949年11月自治区政府迁址张家口。1954年3月6日绥远省建制撤销，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呼和浩特市。1955年7月，热河省的部分地区划归自治区昭乌达盟。1956年4月3日，甘肃省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蒙古族自治旗划归内蒙古，增设巴彦淖尔盟。1969年7月5日，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1979年5月30日，这些地区又重新划回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我国先后又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制定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很好体现了党的民族工作思想，不少重要内容被吸收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这对其他民族自治区的建立，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树立了榜样，其意义是里程碑式的。虽然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几经变迁，但它为国家发展作了重大贡献。自治区成立初期，就多年战乱导致的经济凋敝、人间鼠疫、梅毒疾病横行与人口锐减、民不聊生等状况，自治区政府提出了“革命、生产、控制疾病”三大任务。经过努力，短时间内就恢复了生产秩序，很好控制了流行百年的传染疾病，整个自治区出现了崭新气象。在“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在本身缺粮的情况下，采取“增产减人”（减少吃商品粮人口）的办法，向国家贡献了10多亿斤粮食和大量牲畜。特别要提到的是，“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南昌起义原定时间是7月30日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行动，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指派周恩来领导起义。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到达南昌，迅速成立了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并决定于7月30日起义。7月30日晨，张国焘突然赶到南昌，以中央名义要求：一定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后才举行起义。张发奎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虽然口头上革命，实际上已经和汪精卫站在一边。张国焘的要求遭到前委会否决，但起义时间被推迟到8月1日。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2万余人举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同时，聂荣臻将南昌附近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部队也拉出来参加起义，并在8月2日赶到南昌。为了争取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分子，南昌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在起义胜利后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南昌起义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原计划攻占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重新北伐。实践证明，这种“城市中心”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南昌起义最终失败。10月初，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地区，与海陆丰地区的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人民军队在不同革命时期有不同名称继南昌起义之后，从1927年秋至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又先后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和黄麻起义等。当时起义部队名称不统一。例如，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的时候，认为国民党已经背叛了革命，所以坚决不再使用国民革命军称号，起义部队称“中国工农革命军”；毛泽东还令何长工设计、赶制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面军旗（带有镰刀、斧头、五角星），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号。而湖北黄麻起义的部队则称为“农民自卫军”。1928年5月以后，根据中央要求，各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统一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旗帜。1933年6月30日，在红色首都瑞金，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7月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每年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纪念日。1933年8月1日，第一个庆祝“八一”建军节的阅兵式在瑞金城南举行。1937年7月7日爆发抗日战争，为了团结国民党一道抗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8月25日，红军的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11日再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0月2日，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国民革命军”这个名称已不能再用，八路军、新四军等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于做出《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团以上各部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一直沿用至今。早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胸标。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规模地进行外线作战、发展新区，已有必要对军旗、军徽做出统一正式规定。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的当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高举着“八一”军旗、佩戴着“八一”军徽，在进军的凯歌声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8月1日作为建军节不能改“文革”初期，有人提出将建军节日期改为9月9日，即秋收起义的时间，毛泽东坚决反对。1967年，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说：“‘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后来中国史学界在评价南昌起义时，都沿用了“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提法，8月1日一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时青昊，系上海市委党副教授原载于2020年7月31日“澎湃新闻”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1949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全会去迎接全国胜利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指出：“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实际上，这次会议就是七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中央为什么决定此时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军事上，“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使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同时，“蒋军士气日益下降”；政治上，赢得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的广泛拥护；政权建设上，华北人民政府一年多的探索为人民政府基本架构奠定基础。这意味着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迫在眉睫，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筹备建立新中国做准备。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下发《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决定在当年3月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大部分与会者在2月底之前向大会报到。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赶考”大事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委员34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该报告既向全党描绘了中国的未来蓝图，又揭示了相应的具体任务，主要从四大主题上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赶考”要应对的基本问题。第一，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实现由乡村转向城市。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决定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毛泽东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毛泽东还总结了此次会议的功能与定位：“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第二，讨论新中国的筹备工作与规划国家蓝图。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同时，明确建立政权的“时间表”，“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第三，实现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政权建立后的重心任务是实现现代化，中国要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毛泽东深刻阐释了当时中国工业与农业的现状——集中的、先进的现代性工业只占10%，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新中国建立后要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他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第四，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早在1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今后对经济构成是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国营经济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经济也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对的，但要注意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同时，大会也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基础的声明。七届二中全会为党“赶考”立新规矩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为解决南下干部很不够用的问题，必须把210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如何培养“赶考”的党组织与干部队伍？这需要从思想意识到能力建设两方面重点着手：第一，树立“赶考”意识，“两个务必”警示全党。毛泽东指出，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要把因为胜利而带来的思想包袱丢下，否则就会损坏一些干部。当时，会议还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六条具体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虽然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已成为党的规矩。第二，加强理论与能力学习，给干部们开好书单。3月3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请其将中共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铅印若干份，发给参加二中全会的各位同志，作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为了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全会规定了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12本干部必读的著作。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另一方面，为适应全国执政的“赶考”需要，党的领导干部们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战争向和平、由革命向建设、由农村向城市的多重转变，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西柏坡也被誉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当年3月23日上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10天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赶考”，而且他相信“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丁长艳，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原载于2020年8月13日“澎湃新闻”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洛川会议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我军战略方针。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重要会议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明确阐发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当天，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还分别致电宋哲元和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随时准备奔赴抗日战场。7月9日，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发出通电：“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要求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切实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并指出：“对国民党每一抗战的步骤应采取欢迎与赞助的态度，坚决反对挑拨离间的阴谋，为求得迅速组织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执行坚决抗战保卫国土的总方针。”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心。1937年8月8日，张闻天和毛泽东给在泾阳县的彭德怀与任弼时发电报，首次提出红军在出兵抗战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时间十五号左右。”8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等，明确了会议日程有三项内容：“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和“两党问题”。8月20日，毛泽东、张闻天和林伯渠从延安南下洛川；朱德、博古、彭德怀、任弼时、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抗日根据地政权最显著的特点，是从1940年开始实行“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对于一个政党而言，为何要设立这样一个制度来约束自己在议会和政府中成员数量呢？该制度与当时国内政治紧密相关，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实践基础。“三三制”：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三三制”最重要的历史背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力量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当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年，再度改国号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这两次修改是有背景和理由的。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当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具体说明：“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两次国名的修改意味着政权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经过1936年的西安事变，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将统一战线思想付诸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开始了“三三制”的探索。“三三制”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过程194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了力争时局好转的十大任务，其中第七条便是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建设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的抗日政权。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性质》的党内指示，正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该指示特别对党内不理解“三三制”的声音进行回应，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40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战3周年所发表的《团结到底》一文中，首次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此后，根据上述“三三制”原则，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来。“三三制”创造了“我们的世界”“三三制”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例如，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召开，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当选之后，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该提案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为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大作用。之后，李鼎铭还把全部家产都献给了边区政府，一点也不留。1941年，彭真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时谈到：“三三制开始执行后，收效极大。许多原来反对我们的地主转变了态度，说‘这才有我们的世界了，我们才有活头了’。事实证明三三制是巩固根据地政权及团结抗日的有力武器。”“三三制”等民主政治方针的实行，使边区各级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日的积极性，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毛泽东曾总结过陕甘宁边区的“十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是对陕甘宁边区社会风貌的真实写照和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把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实行民主政治和廉正政治的典范，也把它视为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三三制”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程熙，系上海市委党校讲师原载于2020年7月29日“澎湃新闻”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遵义会议旧址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非常必要1934年4月，中央苏区重镇门户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经不大可能。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这其中，李德是来自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在“三人团”中负责军事指挥。当时，“三人团”没有作出战略方针转变的决断，即使是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也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他们对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于是，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成了庞大而累赘的一支队伍，导致部队行动迟缓，对行军打仗极为不利。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部队指战员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其实，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指挥员和党政干部，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就逐渐产生不满，有的同志和李德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多次失利，几乎濒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于是不满情绪日益增加，在湘江战役之后达到了顶点。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军事指挥权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被动困境。在当时，领导权和指挥权对党和红军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行军途中，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沟通，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意见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周恩来和朱德对毛泽东的意见历来比较尊重。这些同志在行军途中和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解决领导权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会议室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也挽救了中国革命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按照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随后，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问题，并指明了今后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由于受伤严重，本来可不参加会议，但还是坚持参加了会议，是坐在躺椅上被抬来的。他只讲了三句话：同意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的人来指挥；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朱德、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赞成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正确意见。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然后下发到支部讨论。根据与会多数人发言的内容，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县（今威信县）境内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最后决策的责任人。随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前后，在川滇黔三省交界一带，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3月11日，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说，在历史危急关头，遵义会议的召开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奠定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先河，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视察指导，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强调，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这个简称从何而来？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的伟大事件，它原本只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怎么又简称为“遵义会议”呢？原来，1941年毛泽东建议把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史的材料，并亲自主持了《六大以来》一书的编辑工作。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自然成为其中一份重要文献。毛泽东亲笔在这个文件后面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几个字。由此，遵义会议就成为党史上的独特关键词，一直沿用下来。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程熙，系上海市委党校讲师原载于2020年7月17日“澎湃新闻”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中国革命向何处发展？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军在陕北虽然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临时安好了家，但又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长征中，中央红军减员很多，到陕北时人数不到两万。当时，红一军团只有10000人，红十五军团也只有7000余人，红二十八军则不足1500人。这意味着，中央红军急需扩大队伍，增添装备，得到休整和补充。但是，陕北这个地方经济落后，土地贫瘠、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加之国民党多年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人民群众生活困苦，很难满足党和红军机关、部队人员的吃饭、穿衣问题，更无力保证红军队伍兵员补充和军需供给。当时，一些国民党报纸曾断言：“如果认为红军在那里能够存在下去，那将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为严峻的是，尽管陕北根据地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军事“围剿”，但是敌人的20余万重兵还在分割包围着整个陕北苏区，并在策划新的大规模进攻，陕北苏区仍处在严重的军事威胁中，中央红军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可能。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制造“华北事变”，妄图侵占中国华北地区，党和红军面对着更加紧迫的救国救民的重大战略任务。在这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红军生存，巩固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如何打破“围剿”，进而救亡图存？中国革命该向何处发展？这成为党中央和军委亟需解决的问题。《红军东征》瓦窑堡会议作出红军东征的战略决策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今延安市子长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红四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1928年“朱毛会师”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部队。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会议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被选掉了。7月上旬，毛泽东离开红军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蛟洋协助地方工作。红四军前委由中央指定，在中央没有授权红四军改组前委的情况下，红四军七大改选前委，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并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活动，必然要受到来自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当时，红四军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忽视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提高军官的权威，只要保住枪杆子就行；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主张进行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认为实行“自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实行“家长制”，主张事无巨细先交下级讨论才能做出决定；等等。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正确主张，但在当时未能被多数同志接受。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赣南的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七个苏区的610位代表，代表所辖16万平方公里的1000余万群众行使了他们神圣的权利，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故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将帅，没有哪个军事学校像黄埔军校那样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只要提到黄埔军校，了解历史的人们无不感叹：有多少黄埔将帅战场争锋；有多少黄埔将帅发出“同室操戈”的慨叹；有多少黄埔将帅垂暮之年积极推进祖国统一。黄埔军校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呢？黄埔军校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共帮助下创办的。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真诚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政党，但面临的敌人是共同的，都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上世纪20年代初，国共两党从各自的斗争实践中得出教训，少数革命分子孤军奋斗、各自为战，不可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因而两党都产生了联合起来的要求。同时，共产国际与苏俄政府也赞成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并积极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黄埔军校也就成了国共合作的产物。当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汪精卫向共产党员挥动屠刀的那一刻起，黄埔师生同室操戈也就在所难免。黄埔军校是怎样创办的1921年12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莫斯科来到广西桂林，与孙中山见面。当时，孙中山虽然是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但手里并没有自己掌握的军队，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建议。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与苏俄的全权代表达林会见，达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红军的情况。1922年6月，孙中山对“联俄联共”尚有顾虑。恰在这时，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从危难中脱险，于8月回到上海。此事对孙中山打击很大，他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雪中送炭”，当即发表声明，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李大钊、陈独秀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经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孙中山深感：要实现革命目标，不能依靠军阀打军阀，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同时，孙中山深感共产党人值得信赖，主动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党员。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于是，李大钊成为最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当年8月，苏俄特命全权大使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详谈了建立军官学校，组织革命武装的问题。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奠定了联俄政策的基础。1923年，发生了“二七惨案”。历经此难，中国共产党也更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采取积极的步骤联合国民党。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和国民党也接受这种联合形式，孙中山曾说“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创办军官学校，并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共产党员李大钊和毛泽东等参加了国民党一大，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宣布军校正式成立。6月16日，成为黄埔军校的建校日。孙中山亲自兼任黄埔军校总理，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国民党党代表，先后聘请布留赫尔等苏联红军将领为军事顾问。很多共产党员担任军校重要职位，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此外还有熊雄、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人担任教官及各方面负责工作。重建黄埔军校同学会，以推进祖国统一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演讲中指明了开办军校宗旨：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回顾黄埔军校的历史，它的深远影响已经超出了孙中山先生当初的“希望”。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为国共双方培养了大批军事和政治人才；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和随后的北伐战争做了准备；很多优秀黄埔师生在后来反帝反封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此，黄埔军校被认为是国共两党的将帅摇篮。1983年，在邓小平关怀下，中共中央决定重建黄埔军校同学会。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纪念母校60周年华诞之日宣告成立，李先念、徐向前、乌兰夫、习仲勋等领导出席了成立大会。当年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元帅在贺词中祝愿广大同学“发扬黄埔精神，致力振兴中华”。1990春节，徐向前、聂荣臻二位元帅发表谈话指出：“和平奋斗，统一祖国，是黄埔师生历史使命”。历史事实也说明，黄埔军校同学会在统一祖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时青昊，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原载于2020年7月13日“澎湃新闻”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2018年10月28日，《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开始施行。《条例》开篇强调：“要弘扬‘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作为共产党建党、建军的一项基本原则、制度安排，“支部建在连上”让党在军队建起了完整的党组织体系，形成了基层党的战斗堡垒，打牢了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基础。这已经在党史发展中成为一个传统。那么，“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传统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发展的？这要从共产党建军史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三湾改编说起。为何要进行三湾改编？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背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共产党是“赤手空拳”，没有军队。为此，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随后，共产党也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其中，南昌起义就是共产党自己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发动了秋收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在秋收起义的队伍向井冈山进军途中，由于敌军前堵后追，部队一路艰苦作战，部分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感觉前途无望，中途逃跑；加之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伤病员因缺医短药而牺牲。原有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和48匹战马。一种失败的情绪笼罩着整个部队。赖毅将军在回忆到当时的情况时说：“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这真是—次严重的考验。”种种迹象表明，即使没有敌人来袭，这支队伍也随时会一哄而散，绝无担起中国工农革命重任的可能。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一路上不停找人聊天，交换意见。他发现善于做思想工作的第一团党代表何挺颖所带连队竟无一人逃跑。整个连队军纪严明、士气高昂。何挺颖曾在北伐军中担任过团指导员，政治思想工作能力很强，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浓厚。毛泽东多次找何挺颖谈话，听取他对如何带好部队的看法。何挺颖认为，军队连续吃了些败仗，军事力量骤降并不致命，致命的是这支部队失去灵魂。当时军队中党组织很少，共产党员人数也很少，这样就难以抓住士兵，就难以抓住部队。最重要的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何挺颖的想法与毛泽东不谋而合，也就是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把党组织建到连上去。之后，毛泽东又与宛希先、张子清、陈浩等交流了意见。当他了解到，北伐军只在团一级建立了党组织，营、连一级并没有建立党组织，更加坚定了把党组织建在连上的决心。这就是毛泽东想要的答案，也是三湾改编的要解决的问题。把党支部建到连上1927年9月29日下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当晚，在三湾村泰和祥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深入分析了南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的原因。毛泽东认为，缺乏革命中心力量、缺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导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并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决定主要推行三项举措：一是组织缩编。把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在改编时，尊重士兵们的选择，根据自愿原则，愿意留下干革命的就留下来，不愿意留下来的发三到五元的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改编后的部队只有700余人。虽然人数减少了，但是部队更精悍了，战斗力更强了。二是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最重要的措施是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部队中党的组织是支部建在团上。起义军英勇作战，艰苦卓绝。但党的组织系统没有扎根基层，难以切实掌握士兵、掌握部队。为改变这种状况，决定在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三是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规定长官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长官要受它的监督。通过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士兵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增强了凝聚力，革命热情被大大激发，责任感明显加强。在部队中出现了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显然，三湾改编的核心是将支部建立在连上。这样，就确立了党组织和军队的关系，将一支成分复杂的旧军队改造成了有革命理想的人民子弟兵。支部建在连队上，基层就有了核心。各连通过组建党支部，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使党在部队里迅速扎根。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它初步解决了“党指挥枪”在军队基层落地生根、达于士兵的组织机制问题，为党从思想政治上建军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后来，罗荣桓元帅在《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一文中总结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一传统在历史传承中，逐步沉淀为共产党加强军队建设、党组织建设的好传统、好制度，一直延续到今天。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刘泾，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原载于2020年7月14日“澎湃新闻”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在中央档案馆里，静静地躺着一批没有纸边、完好无损的文书档案，是“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被称为“镇馆之宝”。这两万多份档案文献记录着党从诞生起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历史，无比珍贵，被称作共产党早期的“一号机密”。令人惊奇的是，从1927年到1949年上海解放长达22年中，这批文件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得到了完好的保存。这得益于党的中央文库的建立与保管。中央文库的建立1926年7月，共产党颁布了《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增设中央秘书处。秘书处建立后，内设文书科、会计科和交通科。其中，文书科负责文件阅览、文件保管、文件油印密写及文件收发等工作。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央秘书处随中央机关于当年10月从武汉迁回上海。当时，内设各科改称为处，文件保管处位于上海戈登路1141号（今江宁路673弄10号），主要职责是：集中管理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这就是中央文库的前身。为适应上海的地下斗争环境，减少文件泄露的风险，中央秘书处提出实行文件“三套制”规定，即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都要一式三份。随着环境恶化，1930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秘密工作的通告，规定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保管处保存”。到当年9月，文件保管处已集中了党中央所有机关的文件资料，有20余箱。此时，戈登路1141号还相对安全，中央决定暂不搬迁。这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座秘密档案库得以建立，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由于当时党内没有专门管理档案的人才，对文库内的文件只是随收随登记，捆扎堆放起来。随着文件增多，可能会出现安全风险，影响地下斗争。周恩来意识到了该问题的严重性，要求秘书处负责人找瞿秋白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瞿秋白很快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详细规定了档案文件收集、保管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等。周恩来看了该规定后批示：试办一下，看可否便当。这份《文件处置办法》也成为了党的首个档案工作规章制度。文库先后多次易址，由多人接续保管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同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形势危急之下，张唯一紧急将文库分若干次转运送到法租界顺昌里自己家里。1931年底，张唯一调任中共上海执行局，担任秘书处负责人，无法兼顾文库工作。经秘书处批准，调任陈为人来管理文库。正式接手工作后，陈为人将文库秘密搬运至家中。当时有规定，文库工作人员必须严守秘密纪律，对外要以“家庭化”形式出现。于是，陈为人开设了一家湘绣店作为掩护，不参加党的会议、示威游行等公开活动。与外界联系，由最初假扮妻子后来走到一起的革命伴侣韩慧芝负责。陈为人驻守文库，白天做生意，晚上整理文件，剪下文件四边空白，以尽量减小体积，将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装箱，合计2万余件。由于叛徒告密，1935年2月张唯一被捕。不明情况的韩慧芝仍按原计划前去接头，也被特务逮捕。为保证文库安全，陈为人在小沙渡路合兴坊租了一幢二层楼房，将文库转移到此。由于长期饥饿劳累，加之两次监狱生活，陈为人积劳成疾。1936年6月他强撑病体写下了《开箱必读》，类似于文库检索目录，作为对后继保管者的嘱托。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转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保管。最先接替陈为人工作的是徐强与他的妻子李云，他俩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周天宝。周天宝将文库存放在顺昌里7号他姨妈独住的带花园天井的楼房二楼。1940年秋，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负责人，文库档案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康脑脱路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随后，文库又被缪谷稔运到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自己的家中，贴身守护。1942年夏，陈来生接下了文库管理任务。他发动全家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将2万余件文件顺利运到公共租界新闸路赓庆里，妥善保存在过街楼下面一个棚屋的阁楼中。由于人来人往，闲杂人员太多，后又迁到成都北路972弄3号。在历任文库保管人中，陈来生最年轻，当时只有23岁，时间也最长，长达7年之久。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党组织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团到南京与国民党开始新一轮谈判。其间，周恩来派代表团成员刘少文到上海，计划将中央文库全部转移至延安。接到指令后，陈来生将5000余份档案文件装入两个航空皮箱，交由刘少文。作为共产党谈判代表团的团员，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交由中央秘书处保存。但是，随着国共谈判破裂与内战爆发，文库转移计划只能搁置。陈来生继续将中央文库封存起来，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解放后，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给陈来生一份证明信写道：“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装16箱”，这些文件、资料“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中央办公厅发来的一份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批阅签发的三个A字级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最初的表述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意即对保护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表彰奖励。1949年10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共上海市委给陈来生的嘉奖信，市委组织部派人员慰问了陈来生家属。1950年2月下旬，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装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1950年3月，中共中央秘书处在给中央办公厅的《中央秘书处关于接收上海陈来生所保存材料的情况报告》中指出：陈来生保存的这批文件共1.5万件左右，其中包括1922至1934年中共中央文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文件、红军文件、共产国际文件和各地党委文件等。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中央文库遂告结束。文章来源：学习强国作者：上官酒瑞，系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原载于2020年7月11日“澎湃新闻”，题图来源：站酷海洛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习总书记说的“真理的味道”甜在哪里？《共产党宣言》首次发表于1848年2月21日，由两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卡尔·马克思和费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起草，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这部著作诞生70年之后，它的首部中译本在上海诞生，译者也是一位三十岁的年轻人，名叫陈望道。到2020年，恰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100周年。自1848年德文首版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它在世界各地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数千个版本，成了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随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被这个译本裹挟着，从上海出发，在中国一步步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因此说，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是我国现代史的里程碑式事件。2012年11月29日，十八大闭幕两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特别讲述了“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陈望道粽子蘸墨水故事。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在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展柜前，习近平总书记驻足良久、弯腰观看，连称“非常珍贵”，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为什么是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五四运动以后，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说译文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李大钊、梁启超、张闻天等均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片段，但没有一个是完整的。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相信马克思主义，至少精通英、德、日文中的一种语言，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那么，为什么是由陈望道来翻译《共产党宣言》呢？首先要从陈望道和“一师风潮”说起。一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风潮的起因是学生创办了《浙江新潮》。这部进步刊物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省教育厅、省府一致要求禁掉《浙江新潮》，并解聘陈望道等四名教员。最终在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这次风潮使陈望道明白了，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一师风潮”轰动全国，陈望道在这次风潮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当时《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与陈望道原先就有书信往来。陈望道又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所以，邵力子了解陈望道的日语、汉语和学术文化功底。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大为激赏，都认为应当尽快把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通过邵力子的引荐，陈独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寄去了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与此同时，《星期评论》的负责人沈玄庐和戴季陶也打算将《共产党宣言》译出，并在《星期评论》上连载。经邵力子推荐，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供他对照翻译。正是在上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翻译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任务就落到了陈望道的身上。必须指出，陈望道担此大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信仰共产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外宾接待活动中，外国记者问他：当时民主社会主义、改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思潮盛行，你为什么会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任务？他回答说：“因为我相信马克思主义。”陈望道如何译出《共产党宣言》？1920年早春，陈望道回到义乌老家，开始了翻译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陈望道花了“比平时多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没有任何译本可供参考，此前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字也不多，缺乏参考资料和工具书，在翻译中攻克了很多难关。比如，陈望道发现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1906年日文本中译作“绅士、平民”。陈望道斟酌之后译为“有产者、无产者”，这种译法完全符合《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主旨：“社会全体现已渐次分裂成为对垒的两大营寨，互相敌视的两大阶级：这就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翻译过程中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趣闻。红糖蘸粽子是义乌人春节传统食物。一日，母亲张翠姐送完餐后，在屋外喊：“红糖够不够，要不要我再给你添些?”正忙着翻译的陈望道应声答道：“够甜，够甜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陈望道的嘴角满是墨汁，红糖一点儿没动。母子二人相视大笑。陈望道粽子蘸墨汁还连声说甜的“糗事”，被后人誉为“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历时两个月，陈望道终于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5月，他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稿带至上海，交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并于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对中国革命有何影响？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共产党宣言》首部中译本首版1000册立刻被抢购一空，成为炙手可热的读物。北伐战争期间，它作为革命军的必读教材，人手一册，随身携带。至1926年，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多至17版，更有难以计数的“盗版”，成为名副其实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面世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陈独秀发函至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等地，要求他们也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同时寄去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夏天，青年毛泽东从湖南来到上海，他到陈独秀住处拜访时，正好看到了正在校对的《共产党宣言》译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十多年后，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有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周恩来在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当众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也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陈望道和《共产党宣言》首部中译本的精神力量一直延续至今。陈望道追求真理、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力量必将不断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文章来源：学习强国（原载于2020年7月3日“澎湃新闻”，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博士）往期推荐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从渔阳里到中南海：党中央机关驻地的轨迹老渔阳里是党中央机关最早驻地在党的历史上，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可谓是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因为，这里开创了很多“第一”，如成立了党的第一个组织，校对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创办了第一份机关刊物《共产党》，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举办了第一所工人学校，组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等。如果说望志路106号是中国共产党一朝分娩的“产房”，那么老渔阳里2号就是党十月怀胎的“暖房”。或者说，建党的理论准备、组织准备、思想准备是在这里完成的，这里是党领导革命的起点、中国红色文化的源头。其实，老渔阳里2号还有一个重要标识，即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驻地。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9月初，陈独秀从广东返回上海，继续住在老渔阳里2号。他就任中央局书记，中央机关因此就设在这里。中央驻留老渔阳里2号期间，开展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筹备并举行了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第一部党章，与党的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旧照党中央机关驻地多次搬迁，在延安得以稳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成功领导了工人运动。这让上海租界当局警惕，1922年9月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查封。为此，中共中央不便在上海活动。1922年底，中央各机关先后移到了北平。这是当时军阀战争环境、力量格局与北方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也是落实共产国际的要求。党中央在北平期间，领导发动了多次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1923年初，军阀镇压罢工工人，破坏工会，政府还制造了“二七”惨案。在恐怖状况下，中央机关在当年2月从北平秘密迁回上海。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其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心在广州。那里的革命力量可公开活动。面对强大敌人，共产党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为此，在共产国际决定下，1923年5月中共中央驻地由上海迁至广州。在广州期间，召开了党的三大，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是为了指导全国革命斗争，中央领导机关于1923年9月再次迁回上海。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尤其是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面临着严峻考验。这个时期的武汉，已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于是，在1926年底到1927年春，党中央机关先后从上海搬迁到武汉，并在武汉举行了党的五大。可是时间不长，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大革命至此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难以立足，被迫于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陆续搬迁回上海。1933年前后，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大肆捕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上海无法立足，当年1月党中央由上海迁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自此，结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从1921年到1933年驻扎上海的历史。在瑞金期间，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产生了中央临时政府。也因此，瑞金被称为“红都”，是全国苏区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中心。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领导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经过长途跋涉和艰苦斗争，1936年到达陕北。综合判断，党中央决定将这里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1936年7月11日到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机关驻地在保安县（今志丹县）。在这里，党中央实现了主力红军会师，而且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研究决策并促成和平解决。1937年1月13日，中央领导机关迁往延安，先后驻地为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长达十年之久。延安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抗日战争的总后方，是革命圣地。党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敌后战场进行斗争。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举行，最大贡献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瑞金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与纪念日是同一天吗？党的一大会期曾是个“谜”1921年7月的某天晚上，一批知识分子模样的人，陆续走进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石库门两层楼房。这里是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长）的私宅，他的弟弟叫李汉俊，正是那天会议的主人。当天晚上8点左右，先后来到这里的十多人开始举行了会议。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会议共开了6次。最后一天晚上会议中间，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离开，引起了参会者的警惕。大家同意立即停会，迅速撤离。几天后，参会的多数人又出现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开了一天会议，下午会议结束。这是当年鲜为人知、而今天为人熟知的历史故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等主要文件，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党的一大究竟是1921年7月哪天召开的，本应当是非常确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并有7月1日、7月10日左右、7月20日、7月27日、7月底等不同说法。甚至，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曾提到5月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后来有考证毛泽东所说的是阴历5月，符合实际。7月1日被确定为党诞生的纪念日由于共产党当时在秘密状态下成立，之后经历了太多波折，长期处于白色恐怖环境中，党的一大文件资料并没有得到很好保存。1930年李立三就说过：“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而在党成立后的十多年里，基本处于革命斗争中，也无暇顾及为自己过生日的事情。1936年6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决定》，并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发表了系列文章。此后一年，也就是1937年的7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会议，由周恩来作了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但在报告中没有提到党成立的确切日期。1938年抗日根据地要举行建党17周年的各类活动，但具体在哪天举行，就成为需要解开的谜题。当时在延安并参加过党的一大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位同志，他们回忆说，一大的确是7月份召开的，但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于是，大家协商同意将7月1日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在随后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中写到：“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董必武后来回忆也曾谈到：“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1941年6月党中央在延安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正式将7月1日确立为党诞生的纪念日。此后，7月1日纪念党的生日就成为例行活动，并一直延续了下来。1948年7月1日，刘少奇在纪念党的生日的讲话中指出：这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纪念日，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最重要的纪念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开篇就指出：“1949年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二十八年了。”党的一大开幕日期是7月23日虽然党的纪念日与诞生日两者有联系，但毕竟不是同一天，也不是一回事。那党的诞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呢？在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有权威答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开幕。”如果按照党的一大开幕时间算，那党的生日就是7月23日。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众多研究考证得出的结论。该结论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前苏联学者，他们以共产国际档案为依据，研究提出中国共产党一大开幕时间是7月23日。二是中国专家学者和党史部门的研究。邵维正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的文章。该文基于国内外大量史料和多次访问，根据当时上海之外的一大代表到达上海参会的时间，进行了详细比对、考证、分析认为，党的一大开幕时间为7月23日。这与当年《党史研究》和《党史资料丛刊》发表的三份共产国际移交的档案文件中的时间是一致的。其中一份文件有明确记载：“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将这些研究考证结合起来，党的一大7月23日开幕已成为定论。党的一大开幕日期明确了，但闭幕日期，到目前为止尚无定论。不过近年来，浙江和上海有关方面开展了详细的研究和考证工作，根据文件、回忆、天气状况、交通等信息，得出在南湖召开会议是当年的8月3日。这是至今对南湖会议进行的最系统、最全面、最扎实，也最接近事实的研究。据此，党的一大闭幕时间是8月3日这一天。文章来源：学习强国（原载于2020年7月1日“澎湃新闻”，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为帮助广大师生学习历史知识、吸取历史经验、传承历史精神、树立历史思维，推动“四史”学习教育走向深入提供新素材，特推送“四史”关键词系列文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是如何保存下来的？这本小册子是由中共早期党员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在为张人亚假造的衣冠冢中保存下来的，为什么他会以如此特殊的方式保护党的文件？一座“无人冢”张人亚，原名张静泉。1898年他出生在宁波市霞浦镇，由于家境贫寒，初中还没毕业就辍学，来到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当学徒。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工人出身的张人亚开始接触到进步思想。1922年4月，张人亚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11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宁波人，也是上海最早的21名工人党员之一。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一系列的重要决议案。会后，党中央印制了一批小册子，并将这些小册子发给党员。作为当时全国195名中共党员之一，张人亚也拿到了一本。此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人亚去了上海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工人合作社工作，从事工人运动，并承担党、团领导机关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发行工作。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滩。危难时刻，张人亚想到的是如何保护好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全。张人亚深知这些文件书刊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这些党内重要材料既不能让国民党搜去，也不舍得付之一炬，怎么办？1927年冬，张人亚经再三考虑决定将这些文件、书刊，从上海秘密带到宁波乡下，托父亲张爵谦代为稳妥保管。一番深思熟虑后，张爵谦编了个“儿子在外亡故”的故事，向邻居们佯称：不肖二儿子静泉长期在外不归，又毫无音信，恐怕早已死了。张爵谦老人就在镇东面亲手为儿子张静泉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张静泉一侧是衣冠冢，放置的是空棺。老人把张静泉带回去的那一大包文件、书报用油纸裹好藏进空棺，埋在墓穴里。但墓碑上的名字既不是张人亚，也不是他的原名——张静泉，而是张泉。老人十分清楚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始终执着地将这个秘密深藏心底。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原物奉还”。但老人再也没能等到儿子归来。寻找张人亚1950年，全国基本解放了，老人没能盼到儿子的归来，于是，张爵谦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但依旧毫无音讯。1951年，老人决定让这批重要的东西不能再“秘藏”下去了，老人便让三儿子张静茂回趟家乡，挖开墓穴，打开棺材，揭开了“衣冠冢”之谜。他将取出的一大包文件书报交给张静茂，要他带回上海交给相关部门。张静茂将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专门刻了两枚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和“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字样纪念图章，分别盖在文件和书报上。根据政务院和中共中央文件精神，上海将上述小册子上交中央档案馆。在这些秘藏文物中，仅建党初期党内学习的著作、杂志就有几百本。这之中就包括铅印的二大小册子，二大通过的所有正式文件由此被完好保存下来。那么文件的主人到底去哪了？实际上，张静泉已于1932年牺牲。随着信息不断汇总，张人亚的人生轨迹日渐清晰起来。1927年冬天辞别父亲后不久，张人亚先后在上海、芜湖等地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张人亚奉调到中央苏区，后任中央出版局局长、中央总发行部部长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成了中央苏区出版事业的掌门人。几十年来，张人亚的亲属从没放弃过寻找他的下落。2005年，亲属们查到一份刊登于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报上的悼词，最终揭开了张人亚的下落之谜。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同志病故于由瑞金赴汀州的路上。在《红色中华》报的悼词中写道：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并称他为“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张人亚在苏联留学期间亲笔写下的一份材料中这样写道：“我虽是带小资产阶级性的手工业工人，可是我的境遇已够使我忠于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头脑，过去的事实已告诉我了，所以我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事。”正是这位“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以其勇敢与智慧的方法，保存了党的首部党章等党内重要的文件与学习材料等珍贵资料，为我们了解党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部二大制定的首部党章具有开创性意义，是我们党的根本大法的源头。党史界认为，在二大会议上，党内提出最高纲领、最低纲领，特别是第一部党章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任务的圆满完成。该章程共有六章29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也都作出具体的规定。在党章的指导下，党组织有了明确的行动指南，党的事业不断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文章来源：学习强国（原载于2020年7月2日“澎湃新闻”，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