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关键词|党史系列（九）：为何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新中国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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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赣南的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七个苏区的610位代表，代表所辖16万平方公里的1000余万群众行使了他们神圣的权利，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 、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会议选出以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63人，组成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幕式上，大会执行主席曾山向全体代表宣布：“从今日起，瑞金改为瑞京，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在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

为什么选择瑞金召开“一苏”大会

1931年9月初，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最终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21个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和5万红军的广大根据地。这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在共产国际敦促下，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在十月革命节（11月7日）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各苏区届时选派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按原计划，准备在福建长汀举行“一苏”大会，以长汀为中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当毛泽东、朱德到达瑞金叶坪后，综合分析当地的政治、经济和自然条件，认为江西瑞金比福建长汀更适合建都。10月3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临时中央：“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需）训练，须（需）补充，须（需）筹款，须（需）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11月7日召开‘一苏’大会，中央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同意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作出决定红军主力不再全部东移福建，留驻赣南诸县，红军总部也不再移驻长汀。决定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开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坪村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指出：“同志们，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扛枪杆子，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过去我们只会种田，会做工，后来学会了打仗，现在还要学会治理国家。”

握起“印把子”，建设好政权。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实行各级工农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1933年12月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草案）》。苏维埃政府还建立工作检查制度。1932年3月2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第五号命令即《切实执行工作检查》，命令提出了对各级政府工作的六项检查内容。1933年到1934年间，中央苏区曾进行了一次针对中央苏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反贪污浪费运动。1933年，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出通令要求“各级政府严格缩减用费，禁止浪费经济，帮助苏区红军”。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从行动上与制度上，保证苏维埃政府及其成员的勤政与廉政。

抓好“钱袋子”，保障好发展。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4月5日，中央政府颁发和启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银质印章；当年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货币65万元在苏区流通，扫清货币市场的混乱。在长达数年的反“围剿”斗争中，不仅保障了红军主力部队的日常供给和大量战争物资，积累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同时，苏维埃政府还颁布《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并多次实际发行公债。1932年6月，发行短期战争公债60万元，10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都是为了支持革命斗争筹措资金。1933年8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是为了促进经济建设。

从政府组建到法律的颁布，从货币的印发到廉政的建设，新生的红色政权在敌人的一次次重兵围剿和封锁下，不断实践着党对未来新国家新社会的理想。

从“山沟里的共和国”到“马背上的共和国”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随军行动，各种办公设施、家当，包括公章、油印机，甚至桌椅板凳都一起带上了，踏上了漫漫征程，从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山沟里”的共和国，变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当月，组建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统一领导原中央苏区留守军民的斗争。

1935年5月，以张国焘为首的中共西北特委，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抵达陕甘苏区。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更对外名义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

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该决议指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当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迁都延安，并正式启用1934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与国徽。

1936年8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共产党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表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外继续沿用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22日，正式结束苏维埃国家政权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参加对日作战。

在革命战争中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的职能首先是组织武装斗争。正如毛泽东指出：“苏维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武装民众，组织坚强的铁的红军，组织地方部队与游击队，组织关于进行战争的给养与运输。”组织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建设的管理职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辅助职能，即便是辅助职能，它也是围绕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来行使的。

不可否认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探索，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实践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认为是共和国的“摇篮”。

文章来源：学习强国

作者：丁长艳，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

原载于2020年7月16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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