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深外国际部创校校长邬晓莉：我对国际教育办学热“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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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谈: ：在深圳教育圈没有人不知道“深圳外国语学校国际部“的大名。这所创办于2011年的国际学校，揭开了深圳公立学校开办国际部的先河。短短8年从零开始，深外国际部成为深圳迄今唯一获得CIS&WASC两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国际学校，办学水平和实力与国际一流同步。
学校如何进行探究式学习？
如何看待国际教育资本化？
本土教育改革方向在哪里？……
围绕这些问题，就在上周，我和蓝橡树张老师有幸联合采访到了深圳外国语学校国际部邬校长。这其中的因缘际会，很奇妙。刚过去的三月，邬校作为迄今为止第一位在IB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的中国籍IB教育实践者，当时她题为“Being an Agent of Change(勇于引领改变)“的演讲轰动全场，邬校长瞬时被各大媒体冠以“国际教育界网红校长”的美名，可我想，对认识邬校的人来说，这没有什么可惊讶的。邬校的魅力，连同她的传奇治校经历，这一切，包括此次的荣誉来得再自然不过了。
我认识邬校，源于2017年的一场IB工作坊，时值我主讲ATL，台下坐着将近二十来位一线教师及管理者，邬校就这样低调地出现在我的课堂。三天培训下来，我想所有人都已被邬校的魅力折服，这种魅力，并非能简单以leadership, charm等词来形容。她的每句话仿佛都能四两拨千斤，让我的课堂得以在该升华时升华，该收尾时收尾，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从那场工作坊，或更确切点说，我从邬校身上学到的已远远超过我能教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人，明明有着强大气场，可说话却愣是没有一点架子，一开口就能让人如沐春风。
国际学校圈里让我敬佩的女神有几个，邬校绝对占据我心中的榜首。她对工作，家庭，生活的平衡及热爱，非常人所能企及。借着上次帮她转发一个研讨会的机会，我斗胆尝试问邬校是否有兴趣接受我的采访。我真的不知道，邬校为何会答应我这个小小号的采访。一如她在采访中提及的，这是她八年来第二次接受采访，第一次是外滩教育，第二次则给了我这个小小号，说到这里，我心中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能采访到自己最喜欢及崇拜的人，这应该是我两年多来做公号的最大惊喜之一了吧。因为希望能有更多人读到这次采访文章，所以我主动邀请了K12谈的老朋友“蓝橡树“和我一起联合采访，恰巧他们也一直有想法想要采访邬校，所谓缘分，大抵就是如此了吧。于是，在深圳的邬校，在上海的张老师，还有宅在毛里求斯的我，就这样借助微信语音，聊了聊那些大家都关心的国际学校教育那些事儿。
本文由：蓝橡树和K12谈公众号，合作采访发布，转载需联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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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邬校长的从教经历：覆盖从大学、初高中、小学、幼儿园所有学龄段。先后创办了公办、民办、公办国际部三种不同办学体制的学校。
邬校长这段“创业经历”的广度令人钦佩，实际上更值得挖掘的是她办校的深度——
1990年，参与深圳外国语学校本部筹建；
2002年，创办深圳外国语学校分校（现百合外国语学校）；
2011年，创办了深圳外国语学校国际部，这是一所全IB学校。
这三所学校无论业界的风评，升学成绩方面的表现，还是家长圈中的热度，都称得上可圈可点，有口皆碑。尤其是在最近8年，她从零开始创办的深外国际部，实现了“办一所一流国际学校“的任务。邬校长30余年的经历，值得我辈、同行学习。下文为采访正文，是以分享：
邬校长在IB年会上的演讲
“以资本运作学校的方式很危险“
您曾执教过大学、初高中、小学、幼儿园，先后担任公办、民办、公办国际三种不同办学体制的创校者和管理者，您如何评价自己这样一段漫长而且多元的教育从业经历？
邬校长：我更多属于“走哪儿是哪儿”的人。这些经历都不是我刻意追求的，每一次转型甚至还会给我带来不少痛苦。但回过头来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大学两年工作经历，让我接触到很多优秀的教授，知道怎样做一些简单的课题研究，比一般的中小学老师站的更高一点。在公办的深圳外国语学校工作了12年，在民办的深外分校（现百合外国语学校）工作了10年，在国际学校做IB课程已经8年，每一段经历都为下一次转型做了很好的铺垫和积累。
我非常感谢深圳这个城市的包容和开放，说真的，我有点难以想象在其他的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一个毫无背景的一个年轻人，能够有这么多次创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深圳这个城市很神奇。
二来也要非常感谢深圳外国语学校这个平台，它给了我太多成长和发展的机会。我非常幸运能加入深外这个优秀的团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这么多年，遇到所有的困难都能够相互支持，已经形成了深外大家庭，现在我们一共有七个校区。
之所以会选择我，我想也许他们看中的就是我身上的这样一个特质，一旦真的把我说服了，真去做事情的时候，我还挺搏命的。
作为两所学校创校校长，再加上另一所学校四位创始人之一的身份，对现在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出的新学校，您最想对投资者或校方管理人分享的几个点会是什么？
邬校长：我感到喜忧参半。凡事都有两个方面，大量资本涌入教育行业，说明这是所谓的朝阳产业，市场需求很大。优质资本投资教育，可以弥补普惠的公办教育的不足，丰富多彩的课程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实现教育的多元发展，本身是非常好的事情，西方很多大财团、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宗教和慈善组织投资了很多非盈利型的学校。
但是，如果不合理布局和规划，不严格审查办学者的目的和资质，国际学校一窝蜂地上。为了生存，各个学校一定会花大力气宣传，踏踏实实做教育很难。有些学校相互挖老师、挖学生，甚至相互诋毁，恶性竞争势必造成教育生态的严重破坏。
家长焦虑更加严重， 社会也会更加分化。有些家长有时候很不成熟，今天听说这个学校好就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没过两年又有新学校开了，然后也不管孩子愿意不愿意，就又转到另外的学校。
办教育不是暴利产业，不能急功近利，品牌需要时间经营和沉淀，前期需要大量投入，细水长流的，要真正潜心地先把有情怀的事做好后，盈利到后来就会是很自然的事情。
以资本运作的方式来运作学校很危险！
如何看待机构运作的国际学校榜单这个现象？
邬校长：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不管我们怎么看它都有它的市场。但说真的，其实家长的口碑比所谓的排行榜要重要许多。我们在办学的头五年，居然没有专门的市场部和招生部，办公室主任一肩挑，主要是我没有这个品牌宣传意识。
我们前6年除了常规的招生广告，几乎没有出现在任何媒体上面，但我们从来不缺生源，靠的是在校生家长的口口相传。幸亏当时深圳的国际学校很少，竞争没有那么强。另外几个国际学校也很低调，教育生态比现在好太多了。
回到这个榜单的问题，我真的希望有非常权威的机构，公平公正地梳理一下各个城市的国际学校，分门别类，最好不要排名，这样方便有需求的家长参考。不负责任地乱排，会误导家长，更让潜心做教育的人寒心。
我个人不会把所谓的排行榜当真的，尤其是有些机构需要拿钱打榜，实在是有损身价。我曾经收到好几家机构的邮件，首先恭喜我们入围某某排行榜前十，接着就提出收费标准。我和我们的外籍管理团队对此非常反感，加上我们是深圳市政府投资兴办的第一所公办国际学校，我们绝对不会参与这样的宣传。
“中国本土教育改革，步子可以大一些“
对标IB，您认为将来是否会诞生属于中国的国际课程体系？原因是什么？
邬校长：我还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有很多学校打着类似“根生中国，盛开国际”之类的创新国际教育之类的旗号，但我个人认为诞生所谓的中国标准难度很大，也没有什么必要，有些劳民伤财。
首先，谁来牵头做这件事情呢？这项工作光靠情怀是不行的，需要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除非从国家层面来推进此事，否则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IB花了50年，调动了全球那么多的资源，做出的课程仍然还需要不断改进，世界日新月异，我们花很多时间和很大力气制定出来的东西能否满足未来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呢？
其次，中国那么大，区域发展非常不均衡，教育需求和人的认识也很多元。也许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先行，制定出各个城市的国际课程标准。
另外，以出国为目的的国际教育迟早会萎缩的，日本、台湾、新加坡的例子证明，当你自己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了，教育越来越强，出国的人数就越来越少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发展，不用走出国门，也能学到前沿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外国人员子女学校不需要所谓的中国标准。
我倒是非常希望中国本土教育化改革的步伐可以更大一些，借鉴一些国际课程的精华，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化课程”，让更多的学生受益。
当时深圳市政府投资兴建深外国际部，除了希望为在深圳工作的外籍和港澳台人士子女提供优质的国际化教育服务，更希望我们为本土教育改革提供样本和依据。我们这些年接受了不少公办学校领导和老师挂职，尽量多的与深外其它校区联动，发挥了一定的辐射作用。
退休以后，我可以在推动本土教育“国际化”方面多做一些事情，比如与其他一些教育工作者成立一个研究小组，展开一些相关课题研究，举办类似工作坊或读书会的形式与大家分享及持续进步，至少在我们深圳范围内提出一些可行的改革方法。
如果说有什么我还未实现的教育理想，这大概就是其中之一吧。
“没有基础知识支撑的探究学习，是低层次的“
在深外国际部的课程设计中，如何平衡学生知识获取和能力获得？
邬校长：八年来，我们从未停止对课程的研究和改进，努力找到知识和能力的平衡点，我们认为没有基础知识做支撑的探究是低层次的。
首先、书面课程要建构好，要保证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和逻辑性。我们每年都在不断完善和调整，还邀请相关专家来指导。
拿中文和数学为例，我们花了五年的时间，把中文课程与国内的课程进行了对接，这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实施过程中还在不断完善和提升。
我们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专注数学课程的完善。邀请了一位中西融通的数学专家常驻学校，希望能吸收中国数学教学中精华的部分。其实中西方数学没有本质的差别，更多的是文化和认识上的差异，求同存异。去年开始，我们又与IB长期合作的香港大学数学教授Jennifer Walthall签订了三年的合作计划，希望能够做出更加完善的数学课程。
其次、PYP阶段实行双老师制，取长补短，中西合璧。中学部在数学、科学科组引进了印度和少数海归老师，招聘外教的时候也尽量招聘在中国或者亚洲地区工作多年的老师，他们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亚洲背景的学生和家长需求。
第三、坚持高标准：教师素质要高，加强在职培训。日常教学质量要高，教师评价系统要建立好，备课、听课、评课要做好，加强日常教学质量监管。
“事业与家庭的平衡，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除了是一位被大家公认的杰出教育工作者外，您对生活、家庭的平衡也把握得非常好，这点在您之前出版的名为《扯》的一书中亦有很好体现，有没有普通家庭可以借鉴的方法？
邬校长：实际上《扯》是一个在我最痛苦时候的产物。2012年我当选“深圳十佳校长”，高兴没几天，政府突然就让我来搞一个国际学校，我完全没有准备好。一时间，一切光环都消失了，所有的成绩都清零了，我整个人的自信也几乎降到了零点。在西方的这种强者文化中，真的没有人把你当回事，所以当时我是极度痛苦的。
我总得找个寄托，于是就觉得记录家庭也许是一件不错的事。我们家的这种氛围非常好，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之所以开始用心要去记录，是因为我真的想找点乐子。当时女儿在耶鲁上学，我会发出来给女儿也看到，不想让她操心，这就是妈妈的生活状态，慢慢地就出了这本书。
在我们家庭，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就是每个人尽自己的本分，所以就好像也没有觉得特别难平衡阶段性的事情。
比如我先生特别忙的时候，我就会主动把自己的工作等稍微适当减少一点，我会去多关注一下家庭。而在我最忙的时候，刚刚两次创业的头两年，我先生就会尽量减少出差，我们也会请各种帮手，这样至少我们不会为家务操心，因此也就有更多的时间与大家相处，于是平衡就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大家相亲相爱，会为对方着想，这个事情就不会觉得有多难。
您除了在做这么多事情以外，还一直在做一个“乡村读书会“，您在做读书会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初衷，未来准备怎么继续做下去？
邬校长：这完全是机缘巧合，当时我们有一帮深圳的好朋友，来自各个行业，准备共同抱团养老，我们在深圳大鹏半岛的一个村子一人租了一栋几乎废弃的农民房，大家就把它装修成自己读书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位，有的是专注文史的，有的是心理方面的，我当时的定位是儿童绘本和教育方面的。我们四个发起人，轮流坐庄，否则很难持续坚持下去的。
我们每个人的阅读偏好都不一样，这样的活动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同时，我们希望能带动身边的人也一起读书，传递一种温暖的生活方式，这大概就是我们四个人发起读书会的初衷。
但后来工作太忙，大鹏半岛路途太远，周末常常塞车，不光自己不方便，也不能让更多朋友参与，于是我们改在市里面活动，每四个月回到乡村书房——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坚持把读书会取名“乡村读书会“，是想提醒我们不忘初心，乡村书房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原乡。
我们乡村读书会是纯公益的，没有任何功利心。加入的人也都是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现在有将近200人，每一期主题都是提前一个月定下来，四个发起人共同商讨，轮流主持，已经做了二十四期，坚持整整两年了。我们会一直保持做下去的。
乡村读书会
我个人积极参与读书会还有一个原因：作为一个IB教育者，我们老是鼓励我们的孩子要采取行动，用知识和技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成年人更要身体力行，给孩子们做个小小的榜样。读书会里有很多有趣的灵魂，大家一期一会，总能相互激发，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儿。
无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下去也许就有了意义！
“我不是网红校长“
刚刚过去的3月份，您作为2019年香港全球年会唯一邀请的中国籍校长主旨发言人，您好像一下子就变成了国际学校圈里的网红校长。您自己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称呼？它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些影响或者说困扰？
邬校长：首先，我觉得实际上在IB界里有很多网红校长，他们是真正的网红，他们会参加各种论坛，会去讲话，我唯一也就讲了两次。我做IB做了八年，我不是故作谦虚，我是真的很多不懂，所以我一直在学习，所以我真的是很不太认同什么“网红“这个称号。
能代表中国的教育者在IB年会上发言，我还是比较认真准备了，改了三次稿子，跟他们也反复沟通。我还是希望能讲真实的东西，能够感人的东西，因为他们请来的那种很多主旨发言人讲的都是很宏大的那些想法，对我们一线的这种实施者来说，有时候仍然有距离，不知道怎么操作。
我演讲完以后，那两天到洗手间，在大堂，在公交站等等，凡是听过演讲的都会跑过来夸我，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很多白人，日本人，还有印度的，他们都觉得我把他们在做IB课程当中那种困惑感都给表达出来了。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愿景，这是一个理想，但在实施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阻力，所以我就代表大家发一下声。我这个人很少外出交际，回来以后这个事情就翻篇了，也就没有什么困扰，该干啥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