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如何影响人类、改变社会、塑造世界？

编辑：哲学漫步集的小跟班

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加缪《鼠疫》

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层出不穷的历史，其中有些瘟疫如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疟疾等危害力巨大，人类在这种传染病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有史书记载的瘟疫就不绝于耳：雅典大瘟疫，安东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欧洲黑死病、灭绝印第安人的天花、肆虐两个世纪的黄热病、19世纪横行的霍乱、西班牙大流感、俄国斑疹伤寒、疟疾……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恐惧，至今使人“谈瘟色变”，甚而影响了人类的文化基因。本文由微信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 我们精心选取了20本关于瘟疫的书籍，涉及到历史、文学、社会学、医学等学科，来一起解码瘟疫如何影响人类、改变社会、塑造世界。

01

《逼近的瘟疫》

在这本如惊悚小说一般让人紧张不已的纪实作品中，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口吻告诉大家：人类在与瘟疫的战争中打了败仗。

反观此书问世的几十年间，艾滋病已从非洲和美国爆发，逐步蔓延到全世界；一度被消灭的疟疾又在热带地区死灰复燃，杀伤力超过以往；具有抗药性的病菌卷土重来，以惊人的速度感染新的人群；SARS曾在几个月间肆虐于大地，吞噬了许多鲜活的生命；禽流感连续多年在世界各地此伏彼起，不断传来死人的消息……

事实说明，作者并不是在危言耸听。假如你热爱生活，珍惜健康，你应该读一读这本书。毕竟，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命关天。

02

《病毒星球》

早在人类出现之前，病毒就占领了这颗星球，历经高温、酷寒或干旱等极端条件，到现在病毒仍然无处不在，抗生素或感冒糖浆等最近用来对付它们的小玩意，更是无法伤及病毒毫发。病毒在我们的DNA里留下了丰富的信息，人类DNA片段中8%来自病毒，说它们是我们亲缘有点远的祖先也不为过。但是要小心，这些休眠在人类DNA中的片段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复苏，重新组织成活跃的病毒。

病毒并不总是面目可憎，人类吸入的氧气里，有1/10是病毒惠予的。被视为宫颈癌罪魁祸首的HPV，其实男女通吃且分布广泛，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与人类和平共处。病毒在不同宿主间穿梭，有一定几率携带上一部分宿主的基因片段，然后插入到下一位宿主的基因里，在你感叹人类或其他物种多样性的时候，别忘了其中也有病毒的一份功劳。不可否认，病毒也是自然创造的冷血杀手。

甲流、埃博拉、SARS，这些病毒让人类措手不及，它们本来只攻击蝙蝠、老鼠或鸟类等，怎料自然演化无意之间将人类写进了病毒的黑名单。尽管疫苗不断更新，但演化的力量让病毒一次次地突破我们的防线。这本书会让你重新理解病毒与人类的关系，认识人类在万物中的位置。

03

《我包罗万象》

在人类的生活史中，微生物常常隐而不现，只有当我们被因它们而起的疾病击倒时，才猛然意识到微生物的存在。因此，人们常常给微生物冠以恶棍之名，直到今天仍然容易谈菌色变。可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微生物不仅从未缺席，而且必不可少。

放眼万物，斑头雁迁徙飞跃喜马拉雅山时带着微生物，象海豹潜入深海时也携有微生物。当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登上月球时，他们踏出的一小步既是人类的一大步，也是微生物的一大步。

本书将带领我们以“微生物之眼”重新认识生命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每个自成“动物园”的人体之上，微生物能塑造器官、防御疾病、消化食物、驯化免疫系统、指导行为，并赋予我们各种神奇的能力。读者可以通过本书重新认识人类过往对很多古老共生关系的大意破坏，同时见证当下各行各业努力构建新型共生关系的谨慎尝试。

也许，是时候用沃尔特·惠特曼的诗句改写奥逊·威尔斯的“我们孤独地出生，孤独地活着，又孤独地死去”了。在离不开与微生物的共生互动之中：“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

04

《瘟疫与人》

公元前430年—前429年，雅典与斯巴达之战胜负难分，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变了地中海世界后来的历史走向。1520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以六百人征服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他们带去的“致命杀手”天花病毒在墨西哥城中肆虐，就连阿兹特克人的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于是西班牙人所向披靡。1870年普法战争之际，同样是天花病毒，使两万法军丧失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做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战争胜负改变于朝夕之间。

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一代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将传染病置于历史的重心，给它应有之地位；他以流畅的笔调、敏锐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瘟疫与人》是威廉·麦克尼尔备受欢迎的一部经典作品，也是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佳作。《纽约书评》称 “此书从此扭转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纽约客》则认为此书是 “一部真正的革命性作品”。普利策奖得主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盛赞它提出了“富有创新也具有挑战性的历史概念，影响深远”，而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有言：“看待历史的崭新观点，我从《瘟疫与人》中受益匪浅。”

05

《死亡地图：伦敦瘟疫如何重塑今天的城市和世界》

这是一个关于瘟疫的故事，一个关于瘟疫如何创造了我们今天生存的城市、世界的故事。

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伦敦，作为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大都市，仅仅拥有着伊丽莎白时期古老的公共基础设施。在当时，每隔个四五年，伦敦就要爆发一次霍乱，每次爆发都要夺走伦敦上万条生命，进而波及到整个英国。一位名为约翰·斯诺（John Snow）的医生，做了一系列的研究，证明霍乱存在于水中。

在无人相信的情况下，一位牧师亨利·白石帮他绘制地图，将取水饮用的人们与未取水饮用的人们绘在同一张图上，将每个街区的死亡人数标在上面，越远离水泵，死亡人数越少。约翰·斯诺与亨利·白石拯救了伦敦城，那是英国*后一次发生霍乱。人们开始修建下水道，构建城市公共设施，保证水源的清洁，避免与污物处理源进行接触。这张死亡地图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让所有后人得益。

06

《瘟疫的故事》

霍华德・马凯尔教授这部《瘟疫的故事》是一部融人类学、文明史、医学思想、医学状况、医学人物、民间传说和人类灾难史为一体的通俗易懂的医学史著。它讲述的是瘟疫的历史和人类对抗瘟疫的精神史。

07

《瘟疫的文化史》

人类的进化发展史同时也是与病菌、病毒，与瘟疫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的历史，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曾经一度阻挠巴拿马运河开凿工程进度的“黄热病”、19世纪初肆虐美国的流感，还有疟疾、爱滋病、SARS等等，都是人们谈之色变的对人类造成过巨大损害的瘟疫。

作者从文化中的角度出发，对这些瘟疫的起源，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以及人类的之抗争的历史进行了剖析，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对瘟疫肆虐时无辜的受害者投以悲悯的目光，并怀着极大的敬意记述了那些为战瘟疫而前仆后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的伟大事迹。社会在进步，医学在进步，但抗争仍在继续，如何改变观念，真正实现与自然母亲和谐相处，是摆在现代人面前必须要解决的课题。作者的观点是遵从自然规则，您以为呢？

08

《瘟疫与苦难:人类历史对流行性疾病的影响》

《瘟疫与苦难:人类历史对流行性疾病的影响》主要内容：新大陆的淘金热在美洲土著人口中传播了天花和麻疹。而与此同时，欧洲探险家们又将梅毒带回了旧大陆。西半球非洲奴隶的进口带来了诸如疟疾和黄热病等新的破坏性疾病。新的食品加工工艺的出现，导致了脚气病和糙皮病的流行……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活动对流行性疾病的出现、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瘟疫与苦难:人类历史对流行性疾病的影响》着眼于对历史上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大爆发的记述和探讨。旨在通过对历史的分析，让历史的经验“照进现实”，从而有助于预防疾病新的流行并将新出现疾病所产生的危害尽量降低。特别地，《瘟疫与苦难:人类历史对流行性疾病的影响(原著第2版)》还增添了对恐怖主义蓄意传播疾病的讨论，并且详细地介绍了那些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们觊觎对象的疾病的相关知识。

09

《免疫》

尤拉·比斯，执教于美国西北大学，曾以Notes from No Man’s Land一书获得了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她的文章经常发表在Believer 和Harper’s Magazine上。

本书由三十篇文笔优雅、思想深入的文章构成，讨论了众所关注的“免疫”及“接种”等问题。本书作者尤拉·比斯新为人母时，这个全新角色使得她陷入了妈妈们常有的一种焦虑当中：对政府和医疗机构无法完全信任，担心孩子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用的床垫、吃的药以及使用的疫苗中究竟是什么……她发觉人们实际上是无法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对这个世界免疫”的，于是，她开始了一场针对“免疫”的细致的调研，而本书则是她研究内容的集结，本质上，也是与新父母们，以及社会大众的诚恳交谈——谈信任问题，谈取舍问题，谈科学的可贵，以及人们有时候的急功冒进。

比斯正视了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共同忧虑，她理解这种焦虑正是面对诸多信息来源，面对人类自身的偏见、脆弱、不能相互信任，以及面对永恒的不可知与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时的一种无力反应。然后她在书中告诉我们：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在一次次地面对着生命中的重要“抉择”，在我们每个人都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时代中，人们应当如何动用理性的力量去思考各种重要问题，如何去除偏见，如何接近真实，如何判断，如何抉择。

这本书知识渊博、旁征博引，广泛涉及到历史、文学、神话、及医学历史，视域开阔，充满了思想的力量，仿佛在科学与文学的接壤处生长。可以说，这本书讨论“免疫”，但最终讲的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和命运到底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相互关联起来。

10

《过敏大流行：微生物的消失与免疫系统的永恒之战》

莫伊塞斯· 贝拉斯克斯- 曼诺夫（Moises Velasquez-Manoff），纽约市出生，墨西哥城长大，现定居加州。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后，专注于科学领域，是美国知名科普作家，文章见于《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琼斯母亲》《科学美国人》《鹦鹉螺》等诸多科学杂志。

现代医学让我们拥有了抗生素和卫生学，因此而使得难以计数的生命得到了拯救。然而，这也生发出了不少新的问题，使得我们的身体与寄居其中的生物之间微妙的平衡发生了改变，这些生物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病毒、细菌、真菌和蠕虫，在过去的千百万年之中，它们曾使我们的祖先饱受困扰。本书极为深入地研究观察了这一医学革命所带来的后果：所有人类的免疫系统都受到了破坏。无论是医科生、科学家，还是外行人，读本书都会兴趣盎然，因为作者本人还就这些研究发现提出了颇有启发的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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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

约翰 M.巴里（John M. Barry），美国作家、历史学家，曾任记者和足球教练。常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财富》杂志、《华盛顿邮报》等撰稿，也经常以特约评论员身份出现在美国各大广播公司的节目中。

大流感指的是1918—1919年横扫世界的那次流感大流行，过去估计全球死亡人数约2000万，新的估计数字为5000万—1亿。这个数字不仅高于历年来命丧艾滋病的人数总和，更远超中世纪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本书作者依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数据，重绘1918年的惨状，为我们再现了这场致命瘟疫发生、发展及其肆虐全球的过程。

在本书中，作者多线索展开论述，纵横交错地记述了有史以来极具毁灭性的流感故事，以及20世纪科学与医学发展的历史。本书细致入微地描写了科学、政治与疾病传播互动的过程，并述及传统医学演化至现代医学的重要里程碑，以及当年科学家、医学工作者等在巨大压力下所显示出的勇气或怯懦，信仰、价值观、研究态度和方法……

这部著作不只是简单讲述1918年发生的事件，它同时也是一部有关科学、政治和文化的传奇。

12

《天才、狂人与梅毒》

德博拉·海登（Deborah Hayden）独立学者、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精神病学系授课。德博拉·海登也是一位杰出的传记侦探，她钻研早就被人遗忘的档案、信件和报导以及最新的资料，揭开了历史上那些天才、狂人与梅毒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历史不轻易做出结论，德博拉·海登的结果也并非盖棺论定，她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死于梅毒——天才、狂人的另一种结局。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上部首先讲述在大航海时代，梅毒被殖民者从新大陆带回欧洲，并逐渐在欧洲散播的故事，以及人们对付这一绝症的手段。其次，从现代医学角度解释这一疾病的根源和病理特征，以及现代治疗手段。下部讲述近代以来，诸多名人均不能在此一疾病中幸免，其中包括希特勒、尼采、王尔德、梵·高、林肯、贝多芬等等。梅毒在给他们带来肉体上的痛苦和死亡之外，同时又刺激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一部分人获得非凡成就，而另一些狂人则给人类世界带来灾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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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

梁其姿，香港大学历史系学士，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博士。1982至2008年任职台北中研院，曾先后任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2008—2010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2011年起任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讲座教授。2010年被选为中研院人文组院士。早年研究明清慈善组织，著有《施善与教化》(1997)一书。近年专注于医疗史， 著有《中国麻风病史》(英文, 2009)一书， 并主编《女性与医疗》(英文， 2006)、《东亚华人社会近代健康与卫生史》(英文，2010)等书。

本书是对被现代研究者称为“麻风病”的这种令人恐怖、被污名化的疾病所做的细致研究与探讨。首先从包括该疾病最初的描述在内的帝制时代的典型记录入手，进而追踪了该疾病与中国社会、政治领域的关系（传染理论促动地区乃至全国性隔离病人的努力）；宗教传统（佛教和道教将病人患病归于救赎），和不断演化的医学话语（中国医生已对麻风病病因争论了数个世纪）。麻风病甚至突然出现于中国民间故事中，将麻风病的传染扩散归咎于同不守妇道女子的性接触。

作者还将麻风病本身的历史置于殖民主义、种族政治学以及“帝国危机”的全球性大背景中来加以考察。19世纪末的全球性瘟疫大流行似乎正验证了西方人对于黄祸的恐慌，他们认为中国移民严重威胁到了公共健康。因此，控制疫病（如果无法消除的话），就成为了贯穿晚清帝国，国民政府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目标的一项中心任务。

消灭麻风病的魔咒是实现“卫生的现代性”和祛除与疾病相联系的文化经济落后的第一步。该著最后将中国关于麻风病的历史经验和公共卫生的大历史以及西方医学权力体制联系起来，从中探索中国对待疾病的中西视野中的文化和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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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之花：瘟疫的文化史》

天花，最具杀伤力的传染病之一，几千年来吞噬着人类的生命，不管是王子，还是贫儿。

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康熙继位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罗马智者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死多半与天花有关，亚伯拉罕·林肯差点因为天花而不能完成他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

天花是造成“雅典瘟疫”的罪魁祸首，使雅典最终败给了斯巴达；天花使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提前灭亡；佛教最初在日本的命运与天花息息相关天花是欧洲人进入北美殖民地的得力助手……

一部天花历，也是一部微缩的瘟疫史，一部人类认识自我与自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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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

约瑟夫·P.伯恩是欧洲历史学家，现任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贝尔蒙特大学的荣誉副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广泛，发表过包括罗马地下墓穴和美国城市化研究的一系列论文。但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黑死病时期的意大利。

黑死病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遭受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它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损失，受影响地区有四分之一到超过一半的人口死亡。

在本书中，读者将了解中世纪和现代医学对这场瘟疫的看法。书中探讨了瘟疫对当时的社会、城市、个人和艺术的影响。年表列出了灾难中的重大事件及其时间。8幅插图展现了艺术家如何描绘瘟疫对自身和社会的冲击。附录提供了12篇原始文献，其中一半是首次翻译，它们的作者目击了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布拉格、意大利、法国、德意志和英格兰的瘟疫。本书还附有按主题分类的参考书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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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

Carol Benedict, 中文名班凯乐，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美国乔治城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表作是1.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为第一部研究中国近代鼠疫与社会变迁的专著;2. 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1),讨论明清以来中国烟草消费史，本书获2011年费正清奖。

本书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在书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从内容上看，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布的认识框架，后三章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晚清的鼠疫。

作者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等中英文资料，比较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问题研究者，该书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是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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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的故事：从天花之猖到疫苗之殇》

让-弗朗索瓦·萨吕佐（Jean-François Saluzzo），病毒学专家，曾供职于巴斯德研究所，后于赛诺菲巴斯德公司工作并主持该处抗病毒疫苗的生产。作者现任世卫组织顾问，负责向新兴国家传播疫苗研发技术。著有《征服病毒之路》等。

当艾滋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肆虐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当地居民的平均寿命下降了整整20年。直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研制出艾滋病的相关疫苗……在这个时代，疫苗常常成为公众舆论挞伐的箭靶，上面的例子也许能提醒大家，在20世纪人类平均寿命的巨大增长中，疫苗起到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疫苗的研制与改进是一部人类的史诗，也是科学与工业的传奇。人类一步步攻克了狂犬病、脊髓灰质炎、乙肝、黄热病……作者娓娓道来的笔法不仅引人入胜，还回答了关于疫苗制造、疫苗成分与艾滋病疫苗研制等相关问题。当然，书里也没有回避疫苗引起的争议，例如乙肝与麻疹疫苗被认为可能导致多发性硬化症与自闭症。然而事实当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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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获奖作家之一。

《鼠疫》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拥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真正勇者不绝望不颓丧，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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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年纪事》

小说描述了1665年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城。这本小说很可能是基于笛福的叔叔，亨利·笛福当时所留下的记录。在这本书中，笛福不厌其烦地为达到效果逼真，巨细靡遗地描述具体的社区，街道，甚至是哪几间房屋发生瘟疫。此外，它提供了伤亡数字表，并讨论各种不同记载、轶事的可信度。

本书往往被跟瘟疫当代的记载相比，尤其是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笛福的记述虽然是虚构的，但比起佩皮斯的第一人称叙事，更为详细和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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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时期的爱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海滨小镇阿拉卡塔卡。童年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1936年随父母迁居苏克雷。1947年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1948年因内战辍学，进入报界。五十年代开始出版文学作品。六十年代初移居墨西哥。1967年《百年孤独》问世。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85年出版《霍乱时期的爱情》。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西南联大英文课八位名校英语教授联手重现开启2020年的全新学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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