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穷的大学，到中国教育的珠穆朗玛峰！

编辑：哲学之路（zhexuezhilu）

学者傅国涌曾说：“一个时代如果孕育出了姿态各异、生龙活虎般的各样人物，那个时代就值得我们反复回望、致敬。”

西南联大的故事起于忧患，1937年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了来自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函。公函要求：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一个多月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方，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还没到来，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1937年12月，南京陷落。日军进逼武汉，长沙危若累卵。“国家亡了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全亡了”。为了保住文化血脉，临时大学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其中一路，完全徒步，翻山越岭3600余里才能抵达昆明。 

他们开始了“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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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

本文由微信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父亲，是著名的爱国诗人陈三立。日军打进北平后，陈三立绝食而亡。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陈寅恪到宪兵司令部做客。于是，父亲丧事还没有办完，陈寅恪就含着悲愤悄然离开了北平，汇集到“联大长征”的南迁队伍之中。 

陈三立画像
学者闻一多拿着几本书，带着孩子就加入了长征。当时，日本人公开承诺：“留下来教学，照样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闻一多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个文书，生活舒适又体面，但他只“呸”了一声就拂袖而去。 
物理学家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赵忠尧先生本文由微信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 1937年，北平沦陷时，北大教授邓以蛰的儿子邓稼先正读高三。在一次日本人召集的聚会上，邓稼先怒不可遏，撕掉了日本国旗。为躲避追查，邓稼先逃出北平，辗转跋涉来到昆明。“我随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邓稼先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李政道几乎和邓稼先有着相同经历：高中一毕业就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195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38年4月28日，经过数月跋涉，“联大长征”队伍终于抵达昆明。六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1938年2月，“联大长征”队伍抵达湖南常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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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本文由微信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 到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一个月后，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但这个一流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 
西南联大校舍 
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时，联大建设长黄钰生满脸无奈地说：“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砖头木料再减一半，麻烦您再作一次调整。” 梁思成忍无可忍，冲进校长办公室，把设计图狠狠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喉结上下滚动，声音颤抖：“思成，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半年后，一幢幢茅草房铺满了西南联大校园。 
昆明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本文由微信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 
梅贻琦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 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女儿是在凌晨寒风中出生的，那一夜，日寇飞机埋葬了他所有的家产。身无分文的他，用唯一的西装裹着孩子，从农民家里乞来了一件件小破衣褂。“孩子是穿百家衣长大的。”后来，费孝通女儿读大学时选择了农业，费孝通自己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费孝通在云南魁阁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被炸后，只好到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把牛圈上头堆草的楼棚租下来。牛住下头，华罗庚一家住上头。每天很早，华罗庚就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路去联大上课。晚上，又伏案于牛棚潜心研究学术。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楼棚地动山摇，人坐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棚里更是蚊虱成群，咬华罗庚充饥。但就是在这样的牛棚里，华罗庚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华罗庚 
有一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兼行政职务的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但25位名教授联名致函拒绝：“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这就是刚毅坚卓，这就是文人风骨。  西南联合大学校门本文由微信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 03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战乱年代，执掌一所大学，都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痛的事。要执掌三所名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更是难上加难。联合大学，究竟该怎么管？一开始，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轮任主席。但三个和尚挑水往往不如一个和尚。联大成立后，一系列矛盾开始显现。 
左起：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 
最大的矛盾，就是职位配置。情况严重时，甚至“群议分校，争主独立”。这时，北大历史系教授钱穆站出来，说了一句：“此乃何时？”一听这话，教授们立即安静下来。北大校长蒋梦麟接着站起来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从此，再没有教授出来争抢职位。 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两人把权力“让”给了梅贻琦。后来，傅斯年责怪蒋梦麟不管联大事。蒋梦麟说：“不管者所以管也。一校三校长，好比一条裤子三人穿，如果三个人都去抢这条裤子，来回拉扯，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只能让一个人穿裤子。”  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成功的坚持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蒋梦麟、张伯苓的让，也得益于梅贻琦的“公”。“自从联大成立，梅公心中就只有联大，没有清华。”清华有庚子赔款做后盾，设备经费远胜其他两校，但三校共用之。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 
课程设计上，为了公平，联大开放性地放宽了口径，同一门课程，大家可以同时讲授，清华教授闻一多和北大教授罗庸都研究《楚辞》，观点截然不同，但两人都可讲《楚辞》。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去听。这样的安排，不但体现了公平，而且促进了良性竞争，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 不仅是课程设计开放，思想把关也开放，不管是进步的、保守的，还是中间的，虽各有所执，但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包容。正因为“兼容”，各方大师才纷纷投奔联大。因为她“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左起：朱自清、罗镛、罗常培、闻一多、王力本文由微信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 04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

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所以西南联大成立了教授会。教授会是联大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处理学术事务。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还包括校长、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大家一起商讨学校大事，制定各项规章。
 
联大学校里流传着一首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这首诗说的就是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在种种事情上从不断然决定，而喜欢用这些词语来谨慎表达意见。教授们提出管理学校的策略，梅贻琦发表意见通常只说三个字：“吾从众。”但每一个“吾从众”后，处事却极其坚定。所以梅贻琦便有了“寡言君子”的雅号。正因为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教授治校才得以成为西南联大的标志。 梅贻琦先生
陈寅恪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入学那年，学校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当了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位先生都只有28岁。”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先生说。 就因为唯才是举和尊重教授，西南联大才成为大师们的“向往之所”。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楠森，曾撰文回忆他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阅读，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能完全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等教授去旁听。著名学者许渊冲说：“哈佛大学也找不到陈寅恪这样的‘四不讲’教授。”大师们极重创新，素以照本宣科为耻。 唱京戏，“王帽”不是主角，大学，亦同此理，校长不是主角，主角是教师。“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梅贻琦说的另一句名言。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因如此，这所很穷很破的大学，汇聚了300多位中国最负盛名的老师。  西南联大教授会 05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 

本文由微信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 20世纪80年代，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只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西南联大做学术有多自由？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和决定权。联大学生、小说家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成风气。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学籍卡
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在联大，学生转系相当容易，“我从外语系转到哲学系就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好多人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也放得很宽，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但学校也有一项硬性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为何强调自由选择又作出硬性规定？因为西南联大提倡“通才教育”。梅贻琦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西南联大工学院图书馆 1943年，课堂休息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当时周围的学生听了，毫不觉得刺耳。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 “ 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最大限度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西南联大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切。”杨振宁说。 西南联大学生上课情景（电影《无问西东》剧照）
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自由只是联大精神的一个方面，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学校、教师一点都不会容情。 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1941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1/3不及格就要留级，1/2不及格就要退学。”一个学生考了59.5分，去跟教务长求情。被教务长拒绝，学生愤愤地说：“59.5分跟60分有什么区别？”教务长回答：“如果没有区别，59.5分和59分也就没有区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又有什么区别？”  联大办学八年，8000余名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但最后只有3882人毕业，可见考试之严格。  联大师生庆祝抗战胜利 本文由微信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 06

西南联大的奇迹

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回迁，各自复员。 在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3882名。这些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各自领域的大师。西南联大之奇迹，不在于他拥有大师，更在于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大师。 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说。这个做人就是：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在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设科短视化、学者江湖化的今天中国要实现大学的“双一流”目标，很多方面，真不妨向西南联大取取经。 
为什么要取经于西南联大？
1946年，冯友兰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正如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所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西南联大英文课八位名校英语教授联手重现
如今，即使是英语专业的学生，很多也没有读过《莎士比亚全集》，不熟悉西方哲学思想史，人文背景知识方面的缺失，限制了我们对这部教材的品读与理解。

为此，我们邀请了8位国内英文领域的知名教授，来系统讲解这部教材中的精选篇目。课程不单纯教你语言技巧，还会带你从人文的高度，深入理解这些名家名篇，解读东西方的文化内涵、历史和社会背景，再适当解析重点段落、语法。本文由微信公号“哲学之路”编辑发布每一位主讲老师，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因此，这门课程绝对是一场不同凡响、极为难得的学习体验：

不仅如此，这些主讲人在大学校园里也极受欢迎，他们的课程常常会出现一“课”难求的盛况。譬如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毛亮教授，他是一位专攻19世纪美国文学、对美国社会和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他的文学课和精读课在北大深受学生欢迎，每次在选课阶段都会瞬间报满，引起一场抢课的“血雨腥风”，不少学生即使抽签落选，也会选择去旁听。可是这一次，大家再也不用担心抢不到课啦，因为他会为我们讲解整整两篇经典课文：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洛维尔的《自由与约束》，以及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英语教授帕默的《英语学习的自我培养》。
这还是一门体量丰富、能让人学到过瘾的课程。 这些从教材中挑选出来的经典篇目，一节课绝对讲不完，因此老师会用五节课的时间，来为你全面、深入地解读一篇经典文章。
在解读经典篇目的同时，你还能在课程中听到书中全部43篇课文的英文原声朗读，由美国专业录音演员朗读文章内容，其中女声Christi是艾美奖的获奖得主，你将在课程中聆听到纯正地道、原汁原味的美语发音。  除了名师音频课程、原声课文朗读，还有随课附送的知识礼盒，我们尽力模拟出真实的课堂学习流程，课前预习、课中精讲、课后自习，全线覆盖，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读者出现“买了不学”、“学了就忘”的情况，让这门课的学习效果发挥到最大化。
你可以随时随地一边品读原书，一边戴上耳机听老师的深入解读，把西南联大英文课的精髓，深深刻到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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