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国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1930年生，1949年至台湾，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他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 作者：许倬云

编辑：哲学之路（zhexuezhilu）

01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与王安石同时代。他曾说过四句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我在这里稍做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离不开这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之间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顾两个类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种类型中做得很好，却顾不到其他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属于某种类型，但未必符合他对自己的期许，更不要说是别人对他的期许。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胡涂涂过了下去。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

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两个字，可以是吃得更饱或活得更快乐，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秦汉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统基本上是以读书人为最主要来源。偶尔有些征服王朝，会以马上英雄作为干部，但最常见的仍是以读书人担任文官。这些文官可列入为“为生民立命”的类型中。

至于董仲舒，可列为“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应系统是把当时所知的各种知识，归纳成博大复杂、几乎无所不包的解释哲学。这一系统的解释哲学，可批判之处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之前，也有过《吕氏春秋》、《淮南子》做过类似的解释工作，但规模之庞大，涵盖面之广泛，都没有超过董仲舒。

当时《礼记》的〈礼运大同〉，提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境界，到今天还是做不到，几千来年，许多人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做着“天下为私”的事情。〈礼运大同〉这一章，就是我刚刚在第四个类型中谈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礼运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论从大的社会或小小区，我们都曾经有个理想的境界悬在那里。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02

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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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有着理想志业的第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党锢。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的膨胀、宦官挟皇权的作威作福，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成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即历史上的“党锢之祸”。

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响应。

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

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颦鼓动地来”，霓裳羽衣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

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长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精密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

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到死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

此外，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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