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恶：思考，是孤独的行为

汉娜·阿伦特（1906年-1975年），德国犹太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最受瞩目的人物之一。

平庸之恶

编辑：哲学之路（zhexuezhilu）

“平庸之恶”就像表面蔓延的一层霉菌。它没有思考，因而缺乏深度。这就是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根本的。

01

思想者是酝酿头脑风暴的人，是天底下最不适宜借助活动影像展示其优秀的人。所以我们无法在电影院里看到康德：从不出远门，每天像钟点一样准时在哥尼斯堡街头散步的康德，将令每一位导演抓狂。

1975年4月，阿伦特在哥本哈根接受丹麦政府颁发的松宁奖，以表彰她对欧洲文明作出的贡献。之前的获奖人包括尼尔斯·玻尔、温斯顿·丘吉尔、伯特兰·罗素等人。她借机说明了自己“对公共生活的离弃”：献身于一种沉思式生活，预示着对公共生活的离弃。

伊壁鸠鲁给哲学家的那句劝告，“在隐藏中生活”，常被误解为一种审慎的建议，实际上它是非常自然地源于思想者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思想本身不仅是一种看不见的活动，它也没有显现的需要，甚至没有与他人交流这一非常有限的冲动。

阿伦特喜欢引用的两条苏格拉底持身格言，足以说明思想者的本质：宁可与整个世界不一致，也不愿与自己不一致；宁可遭受不公正，也不愿去施行不公正。

思想者的人生主要在自我的精神层面展开，既不足与外人道，外人也很难探悉究竟。例如，她年轻时师从海德格尔，也曾与这位后来因“希特勒”而惹来巨大争议的幽邃哲人萌生些许情意，但任何意欲把两人总体上不失安静的关系绯闻化的企图，都是极不慎重的。

也许，雅斯贝尔斯的态度最为可取——当阿伦特向这位指导了自己博士论文的导师承认与海德格尔的恋情时，他回应道：“啊，太有意思了。”

然后打住。

02

令阿伦特走向大屏幕的是一桩重大公共事件。

1961年，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绑架了战犯艾希曼，并把他引渡到以色列。前纳粹军官艾希曼主持过希特勒最肮脏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屠杀600万犹太人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长官，他对死于该营的20万犹太人，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他并不直接动刀拔枪。

阿伦特从《纽约时报》上读到报道，突然萌生一个想法：她要去审判现场，她一定要亲眼见识那个屠夫。

身为犹太人，阿伦特在纳粹上台伊始逃离德国，在法国呆了八年。德军占领法国后，她被关进法国人设立的隔离营。不同于纳粹集中营，但也庶几近之，若非设法弄到了赴美签证，她的人生随时可能走向奥斯维辛；她是否会像挚友本雅明那样仓猝间寻了短见，无人知晓——在转道西班牙逃亡美国的路途中，她的行囊里一直珍藏着本雅明交给她的遗稿《历史哲学论纲》。

不管怎么说，幸存者阿伦特的命运一度擦着铁丝网的边缘，纳粹皮靴夜夜踩向她的梦境，但她竟然一次不曾目睹现实中的纳粹，她还错过了纽伦堡审判。战争期间她曾撰文呼吁建立犹太国和犹太军队，前不久又刚刚完成了杰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成为“第一个将第三帝国放入西方文化背景进行描述的作家”。

无论为了学术使命还是严肃人生，她都认为，亲眼见证艾希曼的审判至关重要：“我总感到是一种对自己的过去所负的责任。”

她给《纽约客》编辑写信，申请作为特约采访者前往耶路撒冷。《纽约客》大喜过望，该刊主编唯一担心的是，“哲学家从不遵守截稿期。”

没有迹象表明，阿伦特嗣后的文章会引来轩然大波。《纽约客》只是期待一篇更加犀利的战斗檄文，他们需要容忍的，顶多只是阿伦特那种哲学家的过度抽象，以及她那因英文不够娴熟而带来的语法问题——与阿伦特可以预料的深刻性相比，后者根本不成问题。总之，他们不仅期待阿伦特的大作让《纽约客》大卖一场，还希望能凭借阿伦特高超的思辨天梯，主持并引导高端讨论。

03

见到艾希曼时，阿伦特惊呆了。她称他是“玻璃亭中的男子”，因担心证人和旁听者冲动之下把他给撕了，法庭让被告在一个玻璃亭里出席审判。对这类纳粹战犯，书生意气的阿伦特有一种既定之见，她以为，纳粹战犯必须符合她预先绘就的形貌特征：狰狞，凶恶，傲慢，冷血，还有一种魔鬼般的智力。

但她看到的艾希曼，在任何地方都与她的先入之见相悖：犹疑，木讷，惊惶，眼神恍惚，举止飘移，不时挖挖鼻孔，还是个戴眼镜、穿西装的秃顶汉。假如恶人必须符合一定的形貌资质，艾希曼无法入选。更令阿伦特意外并鄙夷的是，她发现艾希曼缺乏思考能力，像个白痴，“他一点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类的人，也不是难以理解的。”

她脑海里浮现出短语“平庸的恶”，这个后来成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副标题并进阶为现代政治哲学重要术语的短语，其实出自她丈夫布吕歇尔的口头禅。阿伦特曾写信告诉雅斯贝尔斯：颇以智力自负的布吕歇尔，“常常认为恶是一种可笑的现象。”

阿伦特也许过于执着第一印象了，她是一流的思辨者，却未必是老练的观相家。她的研判多半忽略了“此一时，彼一时”的场合差异。“玻璃亭里的男子”未必是弱者，而仅仅是暂时居于弱势。艾希曼也许在人格上真的是个“小人物”，一个第三帝国杀人流水线上徒具人形的零配件，但他同样可能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在法庭上故意弱化自己。

总之，阿伦特的研判，就一位作家来说，大概不值得钦佩，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不少学者还指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的若干史实描述，同样不够准确。但真正的思辨之鹰，哪怕踩在一个摇晃的支点上，也能一跃而起，划破长空。在优秀头脑的运思之下，错误的观察未必不能抵达深刻的洞察。

她试图探索一种现象：一个缺乏思考能力、甚至没有主观作恶动机的人，为什么会蜕变成一台杀人机器？她指出艾希曼本质上的平庸性，本义不是否定或减轻他的恶行，而是将矛头聚焦于体制之恶，进而思考公民在极权体制下的政治抵抗，以及如何承担公民责任。因为，有一点很清楚，艾希曼这类办公室屠夫，一旦置身另一种制度环境，完全可能成为守法良民。把他带上法庭的，并非一种蓄意为恶的撒旦式动机，而是一种愚蠢的忠诚、一种放弃独立思考的习惯。

在阿伦特眼里，放弃思考与泯灭人性，近乎一脉相承。她想借此提醒世人，使人变得冷血和没心没肺，不见得需要一颗撒旦之心，心灵的麻木以及对“元首的命令就是法律”的无条件信奉，同样会把人贬低到可悲境地。艾希曼承认，如果元首让他枪毙自己的父亲，只要符合事实，他也会毫不迟疑地执行。

阿伦特并非替“小人物”开脱，事实上，阿伦特不仅从未替艾希曼辩护，她对最终判处艾希曼绞刑也表示认可，并且，还认可法庭的判决依据：艾希曼比实际操作杀人机器的人罪行更重！

04

或许，如果艾希曼长着一张梅菲斯特般的魔鬼脸，“平庸的恶”就无从谈起了。就此而言，作为一种重要概念的“平庸的恶”，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但是，阿伦特仍然不会写出如人所愿的文章，她那超越于族群认同和狭隘复仇的哲学家式正义感，仍然可能使她得出令人不快的结论。

实际上，犹太人社群主要不是被她对艾希曼的深度理解所激怒，而是因为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把矛头对准了受害者。阿伦特只要具备稍许多一点点的世故，只要略微降低自己的正义之心，就不会写出由下面这句话所代表的那10页字：

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犹太领袖在毁灭自己民族事件中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故事中最黑暗的一章。

另外，阿伦特还把矛头对准了以色列国父级人物古里安，这位以色列总理出于某种掩蔽在政治策略下的义愤，当时正打算把这场针对个体的司法审判，放大并转化为一场表演性的国家谋略，以便“赢得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支持”。在他的幕后操纵下，以色列检察总长豪斯纳亲自担任公诉人，公诉词变成长达9小时的演讲，公诉人如此告诉法庭：“我代表着600万起诉者。但是，他们不能再站起来了，没有人用手指着凶手。他们的鲜血在哭喊，但是他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见。”

阿伦特失望地发现，大量出庭作证的证人，其陈述都与艾希曼个人的罪行无关。艾希曼被设定成一个供犹太人伸张正义的现成道具，只要起诉能起到“提醒世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一事实，并教育以色列的年轻人”（古里安语）的目的，公诉人并不介意让艾希曼替整个第三帝国来垫背。

阿伦特无法接受：“若不为反对派的权利制定法律条款，就称不上法治政府。”她可能还会想起杰克逊大法官在就任纽伦堡审判检察官时说的一句话：“除非我们准备接受有时不利于本国国家利益的法律，才有可能成功地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一个法律王国。”人不能被额外的重大意义处死，无论犹太民族的苦难多么深重，让艾希曼以替罪羊的方式承受处罚，肯定有违公正。

她指出：在法庭受审的不是体系、历史或历史潮流，不是各种主义，例如反犹主义，而是一个人，如果被告是一个职员，他被控告就正是因为职员仍然是一个人，就是因这种职位他才受到审判。如果允许罪犯代表一个系统而服罪，他就成了一只替罪羊。

信守“宁可与整个世界不一致，也不愿与自己不一致”，让阿伦特付出了惨重代价。传记片《汉娜·阿伦特》真实反映了阿伦特的文章在《纽约客》上连载后引起的负面影响。那10页针对犹太领袖的犀利批评，使杂志社受到海量电话攻击。同事开始与她保持距离，甚至不愿和她在同一个地方吃饭；校董事会“敬请”她放弃授课责任，理由是：“你可能招不到那么多愿意跟你学的学生了”。一位住在同一公寓楼的“和气老人”，托门房捎给她一张纸，上写“下地狱吧，纳粹的婊子”。以色列当局派人万里迢迢向她当面传话，用威胁口气要求她放弃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更恼人的事实在于，几乎所有批评者都没有完整读过阿伦特的文字，阿伦特对此回应道：首先，我想对由《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所引发的那场相当激烈的争论作些评论。我故意说“引发”，而不说“造成”，是因为这场争论大部分针对的是一本子虚乌有的著作。我用那位著名的奥地利智者的话打发这桩事：“再没有比关于一本谁都没读过的书的讨论更有趣的事了。”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以我从没有说过的话来攻击我，而且竟还有人为此而为我辩护，我逐渐明白，这桩有点儿奇异的事情比单纯的感情用事要更复杂。

面对一桩当事人和旁观者均已事先持有不可动摇的结论的司法案件，哲学可能是多余的，绵密的推敲和辨析也显得不合时宜，因为人们并不认为当下的正义处于扑朔迷离中。群情汹汹之下，人们只需要一种“主场正义”，他们要求的只是简单站队；只有当阿伦特的意见不由分说地与看客保持一致，他们才可能欣然接受她的后续阐发。以纳粹受害者为代表的那一方，早已将真理与正义视为囊中之物。

这是比拼立场和姿态的场合，人们只想看到一种表述：不容置疑、排除异议的压倒性口气构成的文字方阵。正是那些期待平庸的正义的人，才对“平庸的恶”无法容忍。那是一些时刻准备为了所谓大是大非而放弃思考的人，思考之于他们，只是用来证明己方无辜、对方邪恶的工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思考就毫无用处。因此，极度讽刺的是，指出“平庸之恶”的阿伦特，遭到了“平庸之善”的全面狙击。“平庸之善”与“平庸之恶”是否构成一枚硬币的两面，是阿伦特留给我们的一个有趣话题。

阿伦特为艾希曼审判写下的文字，符合最苛刻的公共知识分子定义。为了自己信奉的真知，她义无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此语的核心不是勇气，而是智慧。国人好言大智大勇，窃以为该词非并列结构，而是因果关系，大智是大勇的前提，徒勇不足言智。

不过，凡事莫走极端，阿伦特的表述的确过于高冷，欠缺启蒙者的诚意——电影里的阿伦特曾傲然表示：“我拒绝向傻瓜们解释。”她一边意识到自己对普通公民提出的要求涉嫌“道德问题上的高深或老练”，一边又希望公民养成“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站在公共论坛上，却将人民迫切渴求简单答案的问题，擢拔为一种哲人境界。这是阿伦特的卓越，也是她的不足。

不合时宜的勇气是不同凡响的思想的炼狱阶段，唯大智大勇者敢于承受并担当。海德格尔当年曾提醒阿伦特：思考，是孤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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