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坤院士：师恩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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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85 年 1 月 21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 9 月 10 日定为教师节。其提倡者是我国著名的概率论学者王梓坤院士。调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后，王先生一直在想，为什么教师没有自己的节日呢？按捺不住，他向《北京晚报》一位熟悉的记者透露了这种想法，在报上登了出来；几天后，又和陶大镛、钟敬文、启功、黄济、朱贤智、赵擎寰等北师大的著名学者开会讨论，联名向社会倡议设立教师节。这一切缘于他的另一个情结。
出身贫寒的他，在家庭无法圆起他的“求学梦”的情况下，能够走出江西吉安的偏僻小村，进入武汉大学，就职南开大学，送到莫斯科大学深造，几乎每一次转折，都有老师的启蒙、支持。他至今还记得，当年交不出学费，每月为餐费发愁，正是班主任老师免去了他的费用。也正因此，成为名教授、当上了著名大学的校长、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后，王梓坤始终铭记师恩。每次回家乡，都要看望自己不同时期的老师。每一个教师节前夕，都必给当年的中学老师写信，一直坚持到他们离世。“老师是我们每个人的指路人，很希望全社会都来尊重这个职业。”
下面我们转发王先生所写的一篇文章来深入了解。
师恩难忘
每当我们回忆往事，便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青少年时期的老师。人世间的感情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最崇高、最纯洁和最持久的，莫过于师生情谊，它充满着爱抚、希望和感激。老师以自身的榜样激励我们，以丰富的才智武装我们，以高瞻远瞩的远见卓识指导我们，并且在困难的时刻，向我们伸出援助的手。师长如巍巍高山，令人景仰；如涓涓春水，令人神往；如兰桂之香，宁静淡泊，令人洁身自好。所以说，天道无穷，师道也是无穷的。天道主宰人自然，自然进化有序；师道教育全社会，社会发展有规。师道不张，尊师重教不行，必然会导致无知、黑暗、贫穷和落后。
历史上许多尊师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颜渊赞扬孔子的道义至高至大，他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这确是一段抒写真情的好文章。明朝左光斗被奸贼陷害，史可法到监狱去探望，深深地被老师的坚贞精神所感动，后来流涕告人说：“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山。”此后他每事必以师为范，不敢稍怠。“恐愧吾师也”。鲁迅逝世前两天 (１936 年 10 月 17 日)，重病中还在思念他的老师章太炎，那天写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千多字，成为他的绝笔。从此文星陨落，人间顿失光彩。高尔基只念过两年书，从一个极穷苦的流浪儿成长为世界文豪，真是奇人奇事。他的成就是和四位老师 (分别是厨师、律师、民意党人和作家) 的帮助分不开的。他很虚心，善于找到自己的老师。高尔基所以成为高尔基，决不是偶然的。
其实，不仅名人从老师那里得到教益，我们自己不也是如此吗？在每个人成长的道路上，都站着几位高大的老师。难怪第一届教师节时，大学生亮出了“教师万岁”的巨幅标语。“教师万岁”是新中国青年一代的心声！多么响亮而激动人心的口号，它表达了全国人民对教师的尊敬和感谢。
我既是教师又是学生，许多老师为我付出了辛勤劳动。今我碌碌，愧对师长，不过老师们的形象和教导，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我的启蒙老师王少诚，在农村默默无闻地教了一辈子书。全校只他一位工作人员，管着我们三四十个孩子。国家不发工资，学生每人每期交几十斤谷子，作为报酬。他收入微薄，勉强糊口，却从无异议。王老师胖胖的身子，戴着深度的眼镜，很少说话；但说一句就算一句，我们都很怕他。那村子很小，越想躲开他，就越会碰到他。远远地听到他一声咳嗽，我们这群赤脚小鬼便四处逃窜，霎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我们还是对他怀着敬意：一是他每天必捧着茶壶烟袋，来到学校，从不迟到早退，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不过他越认真，我们便越叫苦。二是他既懂古文，又知道许多新事物。什么“斯蒂文生发明火车”、“驻英大使叫顾维钧”，我们全当做大学问来学。我上学第一年时，学校还是私塾，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他把我叫到跟前，手执红笔，念一句，我跟一句，他随手在句末画一小圆圈，表示教过了。每天得教大半页，而且与日俱增。第二天轮到我时，先把书交给他，转过身去，背诵昨天授的课文。背得好，再往下教；背不好，要打手心的。一年下来，我居然背完了全部《论语》外加《大学》①《中庸》和《古文观止》中的几篇文章。背是背了，至于书中说了些什么几乎全不知道。
直到今天，我还不能解释为什么孩子们居然能背诵内容全然不懂的古书，这也许是教育学或心理学中的一个谜。第二年，学校进行了大改革，私塾变成了“现代化”的小学，读的是“蚂蚁贴娘迷丁路”一类的课文。我们的校舍是一所祠堂，只有一间房子可做教室。王老师把学生分成三个年级，全挤在一起上课。他先教一年级二十分钟，再教二年级，如此轮流。王老师是多面手，他教语文、算术；教美术、体育；还教我们剪纸、做游戏。此外，他还得应付上面派来的督学。
我简直想像不出他是怎样接待这些尊贵的客人的。有一天，他忽然想起要考我一下，便出了一道题：蚂蚁爬树，白天爬上两尺，夜间掉下一尺，树高两丈，问哪一天可爬上树梢。我当即回答第十九天。王老师眯缝着眼，抚摸着我的头，亲切地笑了，笑得那么自然，那么纯真，这情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四年过去，我初小毕业了。王老师极力说服我的家长，希望我能继续念高小，可是我的家庭又是那么贫寒。如果没有王老师，我的最高学历是初小毕业。
两年以后，我考上了江西省立古安小学，好容易凑齐了第一学期的学费，以后怎么办？我白天愁眉苦脸，夜间做着失学梦，好几次梦中惊醒。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遇见了高克正老师，她是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课。高老师身体弱，已经有了六个孩子，家境也很清寒。然而她非常坚强，从不向困难低头。她对学生要求严格，自己也不苟言笑，同学们既敬她又怕她。教室是用竹篱围成的临时棚子，一下雨就漏水，而且道路泥泞，不便行走。高老师不管刮风下雨，每晚必手提灯笼，走很远的路来查看自习。教室里没有电灯，每个学生自备一盏小油灯。我买不起油，只好坐在同学身旁，借光读书。
高老师走过我的身边，总要停下来，检查我的作业。我多次碰上她那慈祥、宁静、似乎含有深意的眼光。第二学期开学了，我交不起学费，眼看要失学。我忧心忡忡，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给高老师写个报告，请求缓交学费。高老师毫不犹豫，很快同意了我白勺请求，并争取到学校的支持，就这样，我读完了初中。如果没有高老师，我的最高学历是初中一年级。
后来，我还遇到了许多好老师，其中有英语老师漆裕元和数学老师黄贤汝。漆老师思想进步，对当时的反动统治很不满意，经常在课堂上用英语向我们灌输进步思想，告诉我们读报时要读字里行间那些没有印出来的话，这些才是真实的。他离开学校后，我收到不知是谁寄来的几份进步的英文报纸，大概非他莫属吧。在漆老师的启发下，我开始懂得革命的道理。黄老师精通业务，他讲课很有条理，又富于启发性，大家都喜欢听。他还在晚饭后给学生讲课。有几次同学们突然在课堂上提出一些难题，他毫不退却，当场演算，求得正确答案。于是，最淘气的学生也不得不甘拜下风，我也由此提高了对数学的兴趣。
秋去春来，转眼间我也成为教师。说心里话，我热爱教育事业，在我的心日中，没有什么比教育后一代、培养人才的职业更高尚的了。没有什么比亲眼看到一批批新人成长而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辛劳，尽管它是多么微不足道，更有乐趣了。“喜看新鹰出春林，百年树人亦英雄。”这是我给毕业班同学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