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的年代

（夜巴黎，布拉赛摄影）

我爱我的年代

酒喝多了，浑身上下洋溢着浮夸的欢乐。夜已经深了，我想以抒情的方式反讽，或者以反讽的方式抒情。

今夜的关键词是爱。说到爱，我心虚了。浮夸的快乐变成了真实的沮丧。在这个寒衣处处催刀尺的深秋季节，我简单想了想，现实和历史中的爱总是虚弱的，传说中的爱却总是强大的。它到底虚弱还是强大？应该让苏格拉底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爱如果不是用来爱真理甚至所有抽象的大词，如果爱只是爱我的环绕村庄的小河、我的村头小路、把我奶奶熏得两眼流泪的炊烟，那么，爱就是真实的。虽然我奶奶已经死去了很多年，而我也必将很快死去。但是，爱还是真实的。

我爱我出生的年代，想不爱都不行。我出生在一个多么美好的年代啊。我出生的时候，纳粹已经杀光了几乎所有犹太人、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现代主义的几乎所有德国艺术家。奥斯维辛已成陈迹，那些杀犹太人的纳粹，有不少也被杀了。这是多么美好的年代。

我出生的年代，如俄国大诗人阿赫玛托娃所说，杀人的绞肉机已经变得吃素了，它不再嗜血，但经常还在嗜命。历史没有进步，所有肤浅而一知半解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在故作深沉地如是说。但是我觉得，绞肉机变成了农具，这就是进步。如果你连进步都要怀疑，那么你只配拥有退步。

所以，我爱啊。我爱我出生的年代，帕斯捷尔纳克已经写出了伟大的小说，格罗斯曼写出了一点也不比帕斯捷尔纳克不伟大的《生活与命运》，虽然这两位伟大的人在他们死去50年后我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小说我到昨天才刚刚读懂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够了，已经给了我漫漫长夜终有所归的安慰和支撑。

我爱在我的村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我爱在我的村庄饥饿已经不再显露它那病毒一样强大而无可抵御的力量。

这样，我爱爱情和分手，就像所有年代的人们都爱爱情和分手，因为爱情和分手属于所有的年代。爱情鼓励人的美好属性，分手警醒人们命运的无常。但不管爱情还是分手，都是一种温柔的抚慰。乏味的日常生活的确需要一些刺痛人的东西，如果不把自己弄痛，疼痛在现实中，疼痛在历史中，疼痛在信仰中，疼痛在虚无中。你如果不把自己弄痛，你如何确信自己是人类？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爱乡愁、忧愁、闲愁和所有的愁了。如果没有乡愁，我们就是没有故乡的流浪者。如果没有忧愁，我们和白痴有何区别？如果没有一点闲愁，我们就是一头只知道拉磨的驴子，要么还不知道自己就是一头驴。

所以，爱我们对未来的忧心忡忡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啊。爱我们对贫困生活的回忆更美好。归根到底，有回忆，才有未来。有历史，才有现实。

我老家那个村庄，没有家谱。从鄙县县志看，鄙乡人应该是明末李闯与官军拉锯后千里无鸡鸣的中原大地上从别处迁来的流民。我早就天才地论断穷人无历史。其实，穷人也没有现实。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自然不知道到哪里去。历史是模糊的，现实是含混的，未来，一定是可怕的。

所以我试图拥有历史。以百倍的美好心情去回忆我的童年。童年和青年，是我本人历史的全部，后来的历史基本上都是扯淡。在我那个村庄，吃面条只蘸几滴油。这奠定了我对炒你妈个菠菜都要倒很多油的深深的厌恶。这种厌恶是美学的，非关现实功利。当梭罗遇见我，我不会嘲讽他，虽然我知道美国的梭罗主义跟鄙乡的节俭完全不是一回事。每当看见身材瘦弱的和身材肥胖的我国男女大叫梭罗啊梭罗啊瓦尔登湖啊瓦尔登湖。我心里就在想，去NMD。

我记得从小时候，我在老家的村庄就没有用过现代工厂出产的毛巾。我们用什么擦脸？我们用“幅子”。从一整块手织的土布上裁下20厘米方圆的一块零碎，擦脸擦手，难怪乡亲们总是在患眼病。

以上皆是跑题，下面开始说正题：

我认为擦屁股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是无比具体的概念。我们如何对待屁股，我们就如何对待大脑和心灵。当我们敷衍地对待屁股，我们必定也敷衍地对待精神。我的逻辑是，我们如何处理下水的排泄，也决定我们如何对待精神的产出。

言归正传，我们是这样擦屁股的。我们擦屁股，没有纸。纸是一种神圣的东西。纸是用来包礼物的，纸是用来卷炮仗的，纸还用来贴在墙上，供鄙乡人进行历史的崇拜。纸只能用来印上粗笨的秦琼和尉迟敬德作门神之用。

我们是这样擦屁股的。首先我们假定屁股不存在，当我们无法继续这个假定，我们还是假定屁股不存在。如果我们内急，我们会抒情地说，大自然赋予我们身体，也必定合乎逻辑地赋予我们解决自己身体某些不高雅器官日常诉求的手段。总之，高雅的梭罗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汇合制造犬儒的社会制度，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的个人生活。犬儒主义从来不承认我们要体面地生活，又要体面地排泄。我们所谓的体面，就是排泄的自由。换言之，个人生活中某些不高雅的细节舒适或不舒适的自由。言论或不言论，穷人无历史，关心它干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