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姿｜“上海性”与《阿金》的都市革命困境

◎鲁迅研究◎

作

者

简

介

杨姿，1982年生，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专著有《“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国民信仰建构》《20世纪中国乡土的浪漫书写》，论文见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曾获2019年度《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

内

容

提

要

《阿金》浓缩了鲁迅的上海租界经验和革命现实思考，他通过设置“我”与阿金的互看，批评了知识分子和雇佣工人身处革命中心城市却又疏远革命的现象。这种“非革命”的萌芽根源于“上海 性”的繁殖，即经济性的生活目标代替了政治性的革命理念，导致阶 级异化的加剧，最终“非革命”和“上海性”相互影响、恶性循环。鲁迅通过《阿金》指出了19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困境，但因为过于强调民众的自我净化，其批判最终难以解决问题。

关键词

上海性  鲁迅  《阿金》  都市革命

关于《阿金》的创作主旨，既往研究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启蒙视角，或 是从启蒙的角度把阿金视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 1 ，或是从反启蒙的角度强调阿金 旺盛的生命力 2 ，进而向前呼应鲁迅“朴素之民，厥心纯白”的认识，向后接续 《女吊》向下超越的脉络;二是政治视角，或者将阿金视为底层无产者的代表， 坐实鲁迅的政治立场 3 ，或者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探究作品的阶级冲突，证明鲁迅 对阶级结构理论的实践 4 。

但是，这些看法都存在着严重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问题，很难真正表达 鲁迅复杂矛盾的“上海所感” 5 。实际上，《阿金》的写作阶段，正是鲁迅不断深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心城市发展的时期。鲁迅看到都市不但有“前驱的 血”，还有“初学的时髦”，所以他并不迷信都市的整体革命性，而是将视野 转向都市的最小个体——深受压迫而不自知的人，而《阿金》正是这一思考的 产物。尤其是在“上海事变”之后，鲁迅对“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 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6 深感忧愤，所以他在 《阿金》中写“胜败两军，各自走散，世界又从此暂时和平了” 7 ，揭露的正 是救亡运动中，原本应当奋力抵抗的个人，却安享所谓“和平”的无知，并且 以他们为对象来思考革命阶层之间的交错关系。作品不但显示出阿金与“我” 背后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更深刻地反映出城市革命从一种社会思潮变成行动 理念的艰难性。

一 “讨厌”的消解

《阿金》全文的关键词，从字面来看集中在“讨厌”上，这个关于阿金的核 心定位来自叙事者的说法，在“我”看来，阿金最大的问题就是她干扰了自己的 书斋生活，其大声会议、发动巷战使“我”的“文章做不下去了”“书译不下去 了”“文章的退步”等。也正因此，既往研究由此得出了阿金是“女流氓” 8 、 “无耻娼妓” 9 、“出了未庄沐受洋场洗礼的阿Q” 10 的看法。

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也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并不等同于作者鲁迅时，11 就会发现“我”从头至尾都没有迈出书斋，最大限度也不过是“推开 楼窗”观望外面的阿金的世界，由此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叙事者“我”存在的问 题:一方面，“我”默认了书斋内外分别是“我”与阿金活动的范围，所以当 阿金的能量侵入到“我”的领域，就表现出不满、厌恶、愤怒等情绪，但最终 也只是个人化的、内倾型的情绪;另一方面，“我”潜在地将著文译书工作神 圣化，这种圣化的努力试图维持文字工作者的高雅和阿金这一阶层的庸俗，但阿金的“嘻嘻哈哈”尚有“大度”的表现，“我”却终究是一个连同乡会也开 不起的文人。正是跳出了叙事之“我”的逻辑，我们就看到了书斋的界限不但 被打破了，而且内与外的等级秩序也面临着颠覆，由此凸显出来1930年代鲁迅 对书斋问题的反思批判。

在革命初期，鲁迅仍旧坚持作家职业的特殊性，他说虽不能“踱进研究室” 成为“糊涂的呆子”，但也不该完全放弃“书斋生活”而贴近社会(1927年6月1日)12 ，伴随国民革命的推进，先后经历广州、上海革命形势的激烈动荡，鲁迅关于书斋的说法出现转变:“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 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 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1930年3月1日)13 鲁迅逐渐意识到，随 着革命深化，书斋逐渐变为知识分子躲避社会责任的借口，于是提出“从此脱出 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 出不同的结果来”(1933年5月27日)14 。

无独有偶，“我”不但躲在书斋里，还躲在虚耗于书斋的借口中。1934年 是“妇女国货年”，年初的时候，鲁迅即讲过“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 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 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 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鲁迅讲此事的用意在于揭示“振兴国货，也从妇女 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 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15 。于是，年末写《阿金》的时候回应了“国货年”失 败的预言，尤其是“我”说到“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个信念被阿金 “摇动”，无疑是对前文“借口”的套用，鲁迅就此揭穿书斋成为走向革命的隐 形陷阱的事实。无怪乎在1935年12月23日写成的《论新文字》中，他甚至将“研究室”和“书斋”与“街头巷尾”对立起来。

鲁迅给自己的书房取过许多别号，在1934年他用得最多的是“桌面书 斋”，意味着整个书房只有一张桌子大小，尺寸的换算也是上海生活条件的反 映，进一步看，更是后来“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书桌”的缩影。时局的艰 难和革命的紧迫，已经到了作家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刻。回顾鲁迅创作《阿金》 前后，在《病后杂谈》(1934年12月11日)、《病后杂谈之余》(1934年12月 17日、23日)、《论俗人应避雅人》(1934年12月26日)等文中他一直在强调 “雅不下去了”，既有“雅人”主观的虚文矫饰，也有客观的经济限制，更是 整体环境的残酷惨烈——因为活不下去了，“雅”自然就成了问题，鲁迅进而 怀疑和否定了书斋的合法性，书斋不存，书生何以有庇护?所以，《阿金》早 已不是先前的从知识分子视角出发，批判底层人民劣根性的启蒙系统，而是面 对社会革命爆发，书斋生活者何去何从的话题演绎。

现代中国革命作家置于都市革命中，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鲁迅所批评的“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他们将自己视为革命的 引领者，把城市阶层阐释为你死我活的尖锐搏斗;二是对工人阶级的发现，作家 们借助于工厂的生产经验和斗争形式，以这一群体的崛起和对抗反映整个城市的 阶级革命。无论是将自我还是他人作为革命的动力，都肯定了革命发生的必然 性，还带着必胜的潜台词。《阿金》与这两类创作有巨大差异，鲁迅直接对城 市革命的书写者进行了反思。作品关键词的“讨厌”在叙述中被不断改写，出 现言此意彼的所指。根据“讨厌”的审视，阿金和“我”构成粗俗/高雅、障 碍物/工作者这样对立的人物关系，“与叙述者不同，隐含作者可能丝毫都没 告诉我们什么。他——更准确说是它——没有声音，没有直接的交流手段。它 无声地指示我们，通过整体的设计，用所有的声音，凭借它选择让我们知悉的 一切手段”16 。由隐含作者的作用，阿金对“我”也展开反审视，“我”这个 高雅的工作者将无力再形成对阿金的“讨厌”——“讨厌”被瓦解了。

鲁迅为什么要制造一个“讨厌”被消解的故事?因为形成“讨厌”关系的 双方在1930年代的上海正在游离自身原有的身份。首先，“我”这个书斋生活者 住在租界，胆小怕事，作为类比，还可以林语堂的《游杭再记》(发表于1934年 12月15日《论语》第55期)作参照，林语堂说他在杭州赏菊，“见有二青年，口 里含一支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于是防他们看见我‘有闲’赏 菊，又加一亡国罪状，乃假作无精打彩，愁眉不展，忧国忧家似的只是走错路而 并非在赏菊的样子走出来”。这里的记叙暗含着时代对左翼青年的认可，“左” 倾也成为知识分子追赶时髦的标榜，即便骨子里是装腔作势的“闲适”也要把日 常生活装扮得革命化。其次，阿金身为1934年租界上海产生的受雇于外国人的底 层劳动者的一个典型，如前所述，国货年的提倡，实际是现代中国殖民化加深的 讯号，而阿金在多种势力的剥削压迫下，只是关注轧姘头、听小曲之类生活享 乐，这个进城的破产农户正在逐渐沦为城市流氓无产阶级的一分子。鲁迅以《阿 金》的两个人物互为映衬的方式来建构彼此的形象，试图触及“我”(知识分 子)与阿金(无产者)在1930年代的上海的理论关系和实际关系的内核。

二 “非革命”的出现

按照革命行动派的理念，上海的现代化程度具备了革命发生的条件:其一， 破产的农民源源不断流入城市沦为雇佣工人，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 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17 。其二，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道

路的成功典型，大大鼓舞了正在寻路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18 其三，正如马克思 在《共产党宣言》中概述那样，无产阶级需要知识分子的领导，只有知识分子能 够掌握客观知识，进而具有对规律的掌握和预见。由此可知，上海在1930年代不 但是农村破产者的革命摇篮，更是知识分子对革命政治发挥指导功能的区域。对 比来看，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却并未表现出把握未来的革命力量;作为无产者 的阿金表现出聚众的能量，但又沉湎于远离革命的生活。

于是，从现实到文本，《阿金》显示出一种落差:“我”和阿金身为都市革 命的要素，最后却成为非革命分子。早在1928年鲁迅写《路》的时候，他就讽刺 上海文界恭迎无产阶级的文学使者，把“非革命”作为“反革命”对待的荒谬， 可如今鲁迅对“非革命”19 也开始警惕了，原因何在呢?1930年代的上海正在炮 制更多的非革命者:在《以脚报国》里，鲁迅就指出一部分女性放开小脚，并不 能证实整个国家的缠足的消灭;在《新的“女将”》中，鲁迅又揭穿“白长衫的 看护服”和“托枪的戎装的”女士的戏剧性;后来在《上海的少女》中再指出 都市的时髦、光荣构成的险境，而少女们正在“险境”中“早熟”;在《现今 的新文学的概观》中“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 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 老百姓”。这些非革命者尽管外在体现不同，内底却有一致的特征:既不是 “黑屋子”里昏睡的国民，也不是觉醒的无产者，而是处于梦与醒之间的卑 贱之民，他们身在革命的中心地区，以释放被抑制的欲念作为革命的假想， 本质上却疏离革命。

表面上看，“我”和阿金的矛盾被叙事人推到极致，可是，“我”却无法体 现出与阿金的实质性区别。叙事人写“我”情不自禁地去加入阿金的补缺娘姨的 听曲活动，“叨光听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barytone)的歌声，觉得很自然”，这 个“自然”，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强调“自食其力”就可以“享点清福”，是 对“阿金们”推崇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承认;其二，听歌的行为很自然，对 歌曲进行评价更自然，“我”认为《十八摸》“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 要好得天差地远”。《毛毛雨》是1930年代流传广泛的爱情歌曲，被认为是小布 尔乔亚的靡靡之音。实际上，鲁迅已经意识到“毛毛雨”正在袭来，1934年11月1日他在给窦引夫论及新诗需要押韵、自然、易于记忆，甚至能够顺口唱才有发 展空间的时候，就举例说“许多人也唱《毛毛雨》，但这是因为黎锦晖唱了的缘 故，大家在唱黎锦晖之所唱，并非唱新诗本身”;接着，1934年12月13日他给山 本初枝的信中再次提及，“我对面的房子里，留声机从早到晚就像被掐住了嗓子 的猫似的嘶叫着。跟那样的人做邻居，呆上一年就得发疯”，虽然群众喜闻乐见 《十八摸》，但《毛毛雨》潜伏着巨大吞噬力，这都表明《阿金》创作的文化生 态环境中出现了新的“无物之阵”。启蒙时代的“无物之阵”产生了无法做到振 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孤独感，而现今的“无物之阵”是喧嚣与嘈杂，随时都有可能 将每一位发声者都卷入其中。

对于这种“非革命”现象的日盛，鲁迅在《阿金》中的批判策略一方面用 “我”对阿金的推责来戏仿革命文艺家的矫饰，揭露知识界浮夸虚假的革命生 活、渲染虚假的革命创作;另一方面聚焦于无产者的无聊，体现他们正在从“看 客”转变为帮凶。他没有采用直接的方式对知识分子或无产者实施批判，而是以 换位的博弈激活受众的反省力。但是，生活在上海1930年代的“我”和阿金无力 构成相互的审判，最后会形成批评的无效。作品最后一句话“愿阿金也不能算是 中国女性的标本”，且不论这句话语法背后的幽微心理以及上下文之间的张力关 系，仅从“愿”字来看，就很渺茫，与此相似的可以《故乡》为对照，“结尾谈 到的‘希望’和‘路’，其结果就不可能是‘有’，而只会是‘无’”20 。非革 命的问题不再是“我”或者阿金的个体问题，不是通过对个体的否定就能解决， 当然，也不简单是大众问题，无法寄望于同时代的集体转向加以改造。

三 “上海性”的控制

1893年11月17日，在庆祝上海开埠五十周年的庆典上，出现了一幅标语: “世界何处不知上海?”及至鲁迅写作《阿金》的年代，上海已是远东第一大城 市，更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集散地。这既赋予上海以革命中心位置，同时，也制 造了上海人更隐晦的都会经验。都会经验不同于惯有的“都市性”，后者通常是 在“城与乡”“摩登与古典”这样的对峙性维度上存在，而《阿金》中的都会经 验更为复杂，在作品中具体体现有如下几点。

第一，阿金的主张和习惯，来自看不见的组织。这个组织不是革命化的，但 却比革命团体更具召唤性。比如“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貌似阿金自己的见解，可细细体味，这个看法是到了上海之后才有的。我们通过阿金交往的男 女朋友也可推论得知，上海当时流行“轧姘头”，至少，尚未对“轧姘头”实施 道德批判，不然巷战也不会“神速”，还出现了候补的“类阿金”。这种自发的 抱团，是出于身体经验和知识经验的共享，而身体经验在根本上是由滋生官能快 感的文化所产生，新的身体经验又会进一步改写已有的知识经验，所以，无论知 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从身体经验到知识经验都面临阶级性差异的泯灭，渐渐丧 失反抗、变革的动力。

第二，阿金的胆量和机巧，来自无形的身份。面对洋巡捕的驱逐，阿金之 所以没有像围观者一样逃散，而是大方迎上前，“讲了一连串的洋话”，源于她 能够沟通，而这个语言能力隐形在她的工作之中。列宁曾分析英国资本主义的繁 荣条件，指出当国内市场无法达到需求时，“食利国”便通过殖民剥削生存。而 且，剥削过程并非只有本国资本家和金融资本贵族获利，“所有的阶级都在不同 的程度上参与到这项活动之中。超级富豪的身边有一群家用奴隶——男管家、 男仆、司机、园丁、主妇、女仆——依次一味恭顺地排列着”21 。说到底， 阿金便是“食利国”链条的一个分子结构，回到上下文，洋巡捕也“注意的 听”“微笑的说”，两人以玩笑话达成一致。这不是阿金依附于她的主子这样 的简单问题，一个租界最底层的被压迫者，丝毫不觉命运之悲惨，思谋抗争来 改变处境，相反，却自如地应付统治势力，心甘情愿变为被统治的对象，这关 系到是由无产者变为无产阶级，还是“被卷入到殖民剥削的复杂网络之中这样 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22

第三，“我”的托词和偏好之所以能够矛盾地共存，来自无形的文化融合。鲁迅早就讲过，出汗尚有香汗与臭汗之分，“我”和阿金理应有不一样的趣味和 境界，但无形的组织，使得阶级序差赋予“我”的先进性最终消解。像“我”这 类知识分子，“在外国人口中的所谓‘高等华人’和若干作家所自命为‘士大 夫’的一流人物，固然是不折不扣的半殖民地型，就是自命为进步的青年知识分 子，也往往免不了带几分半殖民地型”23 。浮浪的、活跃的城市文化隐蔽了保 守、胆怯、贪图享乐等源自乡村的文化惰性，同时，纯粹的知识权威心态不默认 了民主化的倡议。

以上的都会经验的性征，是现代中国1930年代上海的特有属性。从地理上来 讲，不是一地一国的殖民现象，而是世界性殖民体系中的一维，其殖民程度和殖民范围与整个国际殖民网络的发展相互关联;从时阶上来讲，不是单纯的过渡性 质，不会从这个状态直接进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阶段，相反，缺乏主动的引 导将有可能使这个过渡的情势不断恶化。地理和时阶的共同作用最后形成上海都 市文化包容的相对主义，鉴于这样的时空特殊性，我们将其称为“上海性”更便 于后文的分析。

一是“上海性”具有引诱性，它并不公开阻碍或诋毁革命的宣传与普 及，甚至还会标榜自己的政治特色，强调革命成果时，“它的政治目标就会因 过分关注于面包和黄油这类劳动报酬和条件的问题而变得模糊(‘经济主义 [economism]’)”24 。鲁迅曾在两次公开演讲中提到这个“面包和黄油”的目 标问题，在1930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他讲“将来革命成功，劳动 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 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 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 不定”，在1931年7月20日社会科学研究会上，他再讲“因为有了这样的压迫和 摧残，就使那时以为左翼文学将大出风头，作家就要吃劳动者供献上来的黄油面 包了的所谓革命文学家立刻现出原形”，尽管鲁迅未提及“经济主义”，但其逻 辑重心仍在革命动机的不纯粹，所以，非革命不是以强硬的形式逼迫人的就范， 而是以种种机会诱使人的积极合作。写作《阿金》距此又有两三年，变本加厉的 “上海性”正操控着“我”与阿金这样潜在的革命群体，而且，那些无法逃脱被 “上海性”组织的同类人，也将自觉变为非革命者，制造着都市的政治真空。

二是“上海性”具有异化性，看似宽容的文化怀柔，使每一种进入上海的 文化都不会被绝对的先进性覆盖，而是各个成分不断交融、流动和叠加，纵容文 明系统中的异端质素畸形发展。有许多外国人士曾到这个阶段的上海游历，在他 们笔下，“上海不仅是世界上最新型的都市，而且还是一个不管你的民族有着怎 样了不起的思想和传统，都将在这里显得一无用处的地方。各国从这里所捎回的 东西，无非是在将一种谬误搬运回去”。横光利一发现“上海既不是中国的，也 不是欧洲的”，“人们称其为恶之都，但在我看来，上海已远远超出了这种恶， 它属于将来才会出现的那种恶。精神穿越过麻痹状态，默默发笑。正常人是无法 揣摩这个世界上这些极为堕落的人们的生存状态的，在这里，堕落就像家常便饭 一样”25 。他所领略到的“恶”成为“上海性”的底色，它正在塑造新的文化结构，它不仅影响阶级结构，还通过这种结构变异带来“人”的重新塑造，在这 种文化政治结构中，普通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被解放的感觉(当然，本质是幻 觉)，这种幻觉让民众自愿接受无影无形的控制，换句话说，无影无形的控制晋 位为“合理的”权威，而这却是社会结构中原来没有的东西。

最具影响性的特质在于“上海性”不断增殖的扩张，并不是只有“我”与 阿金受到“上海性”的蛊惑与蚀噬，但凡进入这个场域的人都经历着或多或少的 改变，作品中有一处闲笔，触及了鲁迅的这一无意识。洋巡捕在巷战中“反背着 两手”来，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过去了”，连一个外国人也能迅速地深谙此 道，伪饰其统治者面目，在被动接受“上海性”的暗示与熏染后，又主动地传递 这一性征。可是，鲁迅仍立足于对“我”和阿金非革命实质的批判，这尽管与他 后期杂文中对“揩油”“势利”等僵化庸俗的海味文化，以及文坛政界的花边新 闻的批判已有不同，但孤立地批评某一阶级，批评阶级内部的某一阶层都是有限 且无效的，所以在文尾他借“从新疑惑”昭示了既有批判话语的失去效验。鲁迅 曾说自己被1927年的血吓得目瞪口呆，那是对暴行的一种绝望，而《阿金》的意 义悬搁，这是面对城市革命的犹疑。在某种意义上，鲁迅并没有超越于“我”和 “阿金”，他把自己的疑惑真实地摆陈出来，以引发读者和作者的共同思索，原 本由阶级和等级规定出来的社会结构正在改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包括文艺 工作者在内的所有无产者面对的难题。

四 “都市革命”的难题

大部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革命文学，就是书写阶级对立，就是对受 压迫—反抗压迫—获取解放这个模式的套用。可是，阶级在马克思的定义中不是 自为的，列宁将其发挥为“仅仅在阶级遵照党对其目标的论述并鼓动自身去实现 这些目标这个意义上，阶级才被定义为阶级”26 。照此来看，多数的现代中国革 命文学对阶级的把握极为据实，作品所暴露的阶级矛盾是一种天然存在，并没有 与周围的历史条件发生关联。事实上，“上海性”正在隐性地篡改矛盾与冲突， 和平演变革命的依靠力量，以电影为例，“使电影的看客看不见‘阶级’这观 念。至少，是坐在银幕之前的数小时中，使他们忘却了一切社会底对立”27 。虽 然是自由地选择是否去看电影，可是，电影的宣传却是生活方式的观念植入，看 电影就像阿金群体的听曲一样。在影院空间里，所谓的自由意愿便促成了自我奴役性的加剧，“看见他们‘勇壮武侠’的战事巨片，不意中也会觉得主人如此英 武，自己只好做奴才;看见他们‘非常风情浪漫’的爱情巨片，便觉得太太如此 ‘肉感’，真没有法子办——自惭形秽”28 。“上海性”作为上海的产物，一旦 产生后，又反过来操控上海的发展，上海的各个阶层都在“上海性”的熏染下无 声变质。

就“我”的苦恼而言，表面是阿金带来，其实还是无力创作所致。为什么 “我”这么惧怕丧失创造感?大众传媒业和书刊业的兴盛孕育出的新型商业文化 市场，使卖文生存成为可能，然而文人卖稿也不易，“在上海生活繁华之地是有 住在亭子间，斗室仅足容膝者。卖稿的文人，更是凄惨得可怜，费尽心血，写成 一篇文字，有时卖不出去，固是生活无着，就是卖得出去，也有稿费每千字低至 一元或仅数毛者，这尤是‘吃不饱，饿得死’呢!”29 特别是伴随知识阶级过剩 带来的失业恐慌30 ，“一为由悲观而超于自暴自弃，行为日渐浪荡;一为由悲观 而超于厌世，最后则出于自杀之途。且都市生活程度高涨，维持不易，因此，稍 有机会，遂极力钻营，甚成互相倾轧，冀求一噉饭地”31 。由失业恐惧而导致 的心态异变，使得看起来生存自主的独立个体仍旧具有依附性，而非随时做好准 备成为以笔作战的革命斗士。如实地看，都市革命要想持续性发展，首要的是吃 饭问题的解决，但知识分子解决吃饭问题就不得不接受消费市场的都会订货，革 命的纯粹性又会打折。如何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结合起 来，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却是一个理想和实践的冲突。

就阿金的愿望而言，考虑得最多的是眼前利益的所得，而不是庶民的革命 中所强调的根本权利和财产关系。正如鲁迅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所写， 奴才所需的仅仅是主人的夸奖，当然，这属于高度抽象的理性思辨，《阿金》时代，普通民众在凡常的生活中，仍旧优先考虑的是温饱和温饱之上的欲望满足。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群众不会自觉意识到改变阶层角色这条出路，即使意识到 了，也缺乏方向和策略，更遑论都市正在制造“解放”的假象，阿金极为鲜明的 城市目标，即是如此，她便是那个时代最普遍的无产者代表。在共产国际执行委 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上，布哈林曾严肃地指出“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是个特殊的 时代”，他断言“这一过程首先席卷那些与私有财产联系最少、部分也靠雇佣劳 动为生的农民阶级即半无产阶级阶层——微小农等”，因此“要影响这些居民阶 层也比争取资产阶级化了的、感染社会民主主义的部分无产阶级难”32 。1930年代的中国虽然不在资本主义的全面上升时期，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无产阶 级成长和壮大仍然面临相同的境遇，在争夺民众心灵的问题上，“哪怕是暂时 的、短暂的稳定时期，我们面临着这些阶层被利用来危害无产阶级的危险”33 。假如对应来看，都市成长起来无产者因为社会活动能力的增强，所以拥有更大的 活动空间，阿金生计问题的解决方式从根本上来讲，理应是走向革命，可她却 选择了革命的反面——投机。可见，阶级冲突并不能天然地引发政治斗争，从 阶级冲突走向政治革命还有很长的距离，而这个距离并没有掌握在像阿金这样 的居民阶层手里。

阶级观念在许多作家的理解中是作为一个自足的体系而存在，但鲁迅却通 过力量相互作用的辨析指出，在实际的革命场域中阶级观念的逐渐消解，这种消 解极其容易被革命的书写者所忽略，或者即便留意，也会采用更浮夸的样式去表 现。相比同时期的文艺家，比如叶灵凤移用比亚兹莱“斜视的眼睛”到工人的身 上，鲁迅说那是对恶即是美的抵抗都会的误用;34 比如罗清桢的木刻《五一纪念》，鲁迅也指出“颜面软弱，拳头过太[大]，尤为非宜”35 ;与郑振铎讨 论作品时也批评“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 头，不然，即是贵族”36 。这都体现出鲁迅对那种形式上的革命的反感，形式主 义的、自以为是的反抗所暴露的正是革命主体的虚弱。正如托洛茨基所说，即使 像革命者一样的思考，但“对城市，大自然和整个世界的理解，在潜意识中还不 是工人化的”37 ，根源上，连文学家的革命意识也已被“上海性”同化。

结语 “城市中心论”的反思

现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革命文学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要么忽 视文学创作，热衷飞行集会等运动，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要么盲目相信城市的 先进性。对此，鲁迅以“革命咖啡馆”“文坛皇帝”对激进的知识分子进行警示 和批判。当然，鲁迅并没有跳脱于“城市中心论”，《阿金》的写作基础仍旧建 立在都市革命上，但是，在处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方面，鲁迅显示出高度的自 省:首先，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既存在于启蒙革命，同时，也不应当在社会革命中 消失，因此，对革命路线或革命理论的实践，应当以文学参与为前提，这就区别 于文学机械反映革命的本质主义;其次，革命文学的宣传功能不等于宣判功能， 革命力量既有阶级属性预设的一面，同时，也应明确阶层内部并不具有理论的整一性和主动性，具体来讲，“我”和阿金所代表的群体就难以承担城市革命的任 务。从文学出发，进入革命场域，再回到文学，鲁迅以独有的敏锐性发现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学说的中国化根源。

1934年鲁迅写作《阿金》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历“城市中心论”的幻 灭，“城市中心论”的起点在经济条件的成熟，可是反过来，经济发达的背后也 潜伏着扼杀革命的因素，《阿金》让我们看到了都市革命的危机。鲁迅是作家， 不是政治家，不会在第一时间就知悉党的战略和决议，他与党对“城市中心论” 的突围也不一样，后者在历史经验中被概括为白色政权封锁形势的严峻性和土地 问题解决的必要性，而鲁迅是以个人体验分析革命运动的不确定性，包括:城市 人阶级成分的不确定性，城市人革命目标的不确定性，以及城市人政治地位的不 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促使鲁迅在后来的创作中开始出现对乡土的重提，其乡土 叙述隐含着深刻的都市参照，是一种“去上海性”的追求，某种意义上，与共产 党最后确立从城市斗争向农村斗争转移的路线殊途同归。

鲁迅在上海领导和参与的文化反围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国无产阶级城市革命 运动的进行，他为都市革命的“未完成”积累了特有的经验。《阿金》不单是证 实了“城市中心论”的失效，还重新思索革命理论强调的阶级对抗问题，作品对 文明发展和革命发生辩证关系的关注，实际提出了当有形的阶级压迫隐身为无形 的阶层奴化，那么，文学批评如何对文化、经济，甚至日常生活背后的政治倾轧 提出有效意见?革命党人后来回到都市进行城市建设和管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的施行，也可视为《阿金》延长线上的补充。

本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6期

END

下

有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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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这类看法居多，以孟超(《谈“阿金”像——鲁迅作品研究外篇》，《野草》(桂林)第3卷第2期，1941年10月15日)为最早的代表。

2  这类看法的代表分别是竹内实(《中国现代文学评说——竹内实文集》(第2卷)，程麻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138页)、卜立德(《为豆腐西施翻案》， 《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朱崇科(《女阿Q或错版异形?——鲁迅笔下阿金 形象新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张克(《越轨的都会之“恶”: 〈阿金〉的挑战》，《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10期)。

3  这一看法以黄楣(《谈阿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3期)为代表。

4  这一看法以中井政喜《关于鲁迅〈阿金〉的札记——鲁迅的民众形象、知识分子形象

备忘录之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为代表。

5 鲁迅:《上海所感》，《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0页。

6  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页。

7  鲁迅:《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文所引原文皆出

于此。

8  郑朝宗:《读阿金》，《福建文艺》1979年第10期。

9  夏明钊:《论阿金的形象系统——鲁迅笔下的别一类妇女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

10  何满子:《阿Q和阿金》，《上海滩》1996年第2期。

11  写《阿金》的前一天夜里，鲁迅为《集外集》作了序言，对比年轻和近时的文字，他

说:“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 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厉害而终于被部下割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又憎恶张 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 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5年版，第5页)借历史人物的性格，鲁迅对文字上的谋略做了高下之分，并表现 出对文章阵法布局的偏爱。回到作品，鲁迅是为《漫画生活》写的投稿，所考虑的是 强化生活的“漫画性”，因此，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看，“我”都不能简单等同于鲁 迅自己。

12  鲁迅:《〈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304页。

13  鲁迅:《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14  鲁迅:《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页。

15  鲁迅:《女人未必多说谎》，《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页。

16  [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

17  [美]马克思:《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

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页。

18  从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城市中心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大体有四个阶段，《阿金》创作所在第四阶段(遵义会议至1935年1月12日瓦窑堡会 议)，革命党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开始实现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彻底转变。关于作品的和而不同，后文会作出辨析。

19  关于“非革命”，从1928年到1936年，鲁迅在引用和运用这一术语的时候，有着一个 转变:言必称革命的革命者，与从内在关系中对革命的反映(比如萧伯纳、《竖琴》 集里的“同路人”作家)的非革命者，那么，后者的“非革命”是肯定的意味;从 《阿金》开始，鲁迅使用“非革命”的时候，就流露出否定的意味，比如对凯绥·珂 勒惠支的引介，评价说“然而无论她怎样阴郁，怎样悲哀，却决不是非革命”。

20 “将‘启蒙’转化为‘启蒙叙事’”，后者“不过是一种话语再造和代言发声，并 非实践改变和现实颠覆”。这一观点始自邱焕星《再造故乡:鲁迅小说启蒙叙事研 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2期，本文从中受到许多启发。

21  22 24 26 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8、 228、181、193页。

23 章乃器:《半殖民地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知识》1935年创刊号。 

25 [日]横光利一:《静安寺的碑文》，参见《感想与风景 横光利一随笔集》，李振声 译，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4、39、40页。

27 [日]岩崎·昶:《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415页。 

28 鲁迅:《〈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419页。 

29 陈振鹭:《智识份子商品化以后》，《正论旬刊》1934年第1卷第6期。

30  “失业是成了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尤其在上海，职业恐慌与饭碗竞争 日趋尖锐化。仅以智识阶级而言，‘要饭吃’，已成了一般青年普遍的呼声。”参见 鼎鼎《上海智识阶级的职业恐慌》，《上海周报》1933年第2卷第22期。20世纪30年代 爆发了以上海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城市谋生危机，既是教育失衡问题，也是资本输入问 题，但直接影响了作家文人的生活，许多刊物开辟栏目讨论这一现象。失业加剧了革命者们的匮乏，于是被迫走向农村，尽管也带来了另一条革命道路，如梁漱溟把知识 分子与下层民众“合拢起来去革命”称之为“下乡救国”。(梁漱溟:《邹平工作概 谈》，《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4页)不过，这不是本 论的主题，本论认为并非乡村提供了新的品质，而是都市道路走不通的结局。 

 31 王清波:《复兴农村与智识阶级》，《之江期刊》1933年创刊号。

32 33 戴隆斌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 283~284、282页。 

34 鲁迅说叶灵凤“生吞”“活剥”比亚兹莱作品倒暴露了自身的“流氓气”:“有一个 时期也画过普罗列塔利亚，不过所画的工人也还是斜视眼，伸着特别大的拳头。但我 以为画普罗列塔利亚应该是写实的，照工人原来的面貌，并不须画得拳头比脑袋还要 大。”(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300页)

35 《330718 致罗清桢》，《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1页。 

36 《340602 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37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王景生、季耶译，张捷校，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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