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张永新二审：李蔚超三审：李宏伟——订购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文学研究类月刊，每月1日出刊，每本定价28元。一、邮局订购国内邮发代号：2-667

金庸■内容提要1947年，美国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与友人合作发表《飞向太空》一文，想象未来垄断原子能的国际维和部队在月球建立基地，通过天空打击系统维护地球和平。文章以金庸对此文的翻译为线索，考察了1945年8月至1949年8月，在美、苏等国就原子能的国际管控问题展开角力的过程中，海因莱因等作家及相关杂志、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梳理了当时中国报刊上的有关报道和评论。其中金庸在上海《时与潮》、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多篇译文和评论文章尤其值得注意，它们不但反映了金庸对国际形势和核威慑的关注与理解，也影响了其日后的武侠小说创作。在此基础上，我们或可对分别成熟于20世纪美国和中国的“科幻”与“武侠”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有新的理解。■关

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数据库首页■内容提要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组与中华书局古联数字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数据库的主要功能和价值，并以该数据库的建立与其数据预处理的个案考据事例，具体呈现了传统研究方法与数字化技术应用之间相互生发与创造性转换的新形态，从而探讨人文学术在数字化时代所遭逢的问题与机遇，显示出传统研究成果向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向。■关

蕾——订购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文学研究类月刊，每月15日出刊，每本定价22元。一、邮局订购国内邮发代号：2-667

雪（8·119）暗喻·汉语性·元诗——张枣诗论溯源与剖析彭英龙（8·136）《玉梨魂》的发生与接受考论柯希璐（8·153）冯秋子散文印象葛水平（8·166）论孙犁书话与其晚年文学活动的互文性徐

路遥■内容提要《平凡的世界》反映了1975年至1985年这10年间中国乡村发生的深刻变革。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生产效率大力提高，相当一部分青年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求劳动机会和生活出路。青年农民离开土地后如何获得自我精神上的肯定性，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其本质也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重新构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问题。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通过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形象，反映的正是乡村青年个体意识的觉醒。小说给予离开土地的农民以一种重建个体肯定性的精神依据——那就是苦难意识与爱情——它改变了20世纪“阶级论”的叙事逻辑。这些叙事和表达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它们只有放在20世纪的经验中才能得到深入的阐释。正是在“漫长的20世纪”的经验中，我们才能理解《平凡的世界》如此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乡村发生变革的历史意义，也才能理解孙少平们的自主性渴望和超越性的精神，以及它在今天依然具有的意义。■

韩东诗歌不是地方性的，不应该是京剧、相声之类的国粹。所以说，我们所写的并非“中国诗歌”，中文诗而已。有一种世界性的诗歌精神，就像音乐精神或摇滚精神一样，是这代汉语诗歌写作者孜孜以求的，也是其写作的一个前提。当然，作为国粹的诗歌也存在，比如古典格律诗词，从中走出或者与之割裂不完全是语言形式的要求（从格律到自由体），更重要的还是精神气息上的转向。这种世界性的诗歌精神之所以能在汉语中存身，有赖于汉语的再造以及生长。离开现代汉语的成长、普及和实用可能，现代汉语诗歌便难以成立，勉强写之也不伦不类。例如现代汉语草创时期的诗歌写作，难免有新瓶装旧酒之感。其实问题并非出在旧酒，瓶子本身就不可靠，徒具异形而已。在此我们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诗歌和语言密不可分，犹如泼水渗地，语言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切问题，至少是位居首要的问题。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诗歌共同成长，互为因果，但从写作者这头说，碰上何种语言、置身何种语言环境则属于偶然。我们偶然地遭遇了现代汉语，偶然地位于它趋向成熟的一个关键点上，可谓一代诗人莫大的幸运。因此，我将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理解为现代汉语开始走向“成年”的一个节点，因为国门的敞开，因为实用性的刚需，现代汉语已不可能再囿于一隅，自说自话。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能指变革过程，在所指范围内，现代汉语必须应对工具性和应用能力的挑战。与此相应，在非实用和非功利的层面，现代汉语诗歌对这种新的语言也贡献良多。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诗人群所处的位置，在我看来即是先行者或者先知的位置。实际上，我们也的确是在其启发下开始诗人生涯的。北岛我们这代诗人被称为“第三代诗人”。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正是我们的学艺期，至1990年代我们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岁到四十岁，集体步入创造力旺盛的青壮年。这代人的生理节奏被镶嵌进一个诗歌进展的重要时段，只能说是一种天赐，有人谓之为“天选”，虽有自我美化之嫌，却也道出了部分实情。必然的进展和偶然的选择总是交汇在一些具体的个体之上的。换句话说，当代诗歌没有选择这批人，也会选择另一批人，问题仅在于这批人是否有可能肩负起这项重大而特殊的责任。我说过，诗歌也就是几个人的事。有了就有了，没有就没有，有了就是一个时代。这一说法侧重的是个人面临机遇时的应对。的确需要天才，而天才，不过是“天才之为责任”。这代人有一个绝佳的开端，以及进行，但事情远未结束。1990年代他们是三四十岁，到今天平均年龄就是六七十岁。1990年代时可说是各领风骚，迅速成名，践行了“诗歌是青春的事业”这一庸人俗论，使其妄语成真。如今这批人是否仍然在写？当然，大部分人都还在写，但是否有其必要，有新的进展、深入以及最终的决定性的完成？这就难说了。诗歌作品要求某种完成度，一个诗人也被要求一种和时间同步的完成。诗是语言的艺术，就其定义而言是无限的（无止境）。它吸纳个人的精力乃至生命，以成就自身。仅仅是凭借一种语言条件的可能（可视为召唤），受青春能量的支配远远不够，你可以拔得头筹，名扬天下，但对于诗歌之“事体”的卓越不凡却没有意义。在此，诗和诗人便分开了。简单地说，就是你以诗歌为大，还是以诗人为大？诗歌作为一种广阔的非个人的“生命体”要求诗人的全部贡献，不仅要求其无功利，也要求进行中的全神贯注以至于无我。不仅要求年轻诗人的身心燃烧，也要求老年诗人的经验、固执甚至枯竭（枯槁是异常重要的诗歌美学）。总之诗歌要求诗人倾尽所有，回报以一个超越性的奥秘，当然对你而言也不过是惊鸿一瞥。想象吗？也许。但对诗歌不作这样绝对的想象是难以想象的。我十八岁开始学习写诗，至今四十三年。体会有二，一、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下笔了。后来猛然醒悟，这并非由于衰竭，或许是某种正在深入的提示。在我们这个年龄段上，或者这样的“老诗人”中，写得顺溜、无感觉是最危险的。二、就是诗歌这件事的深不可测，有待探寻、完成和纠偏的地方实在太多，它真是无限的。诗歌可说是一个你进它退的永恒的诱惑，就像一个随深入程度的递增而逐渐扩大的回声信号。在这里时间就是空间，写了四十年的诗就该有四十年的样子，而不应该仅仅是四十年的著作等身。跨越时间，谈何容易。由基于本能的能量启动，如何置换成由至高的目标牵引？身后的推力如何置换成前方的拉力？这便是一个诗人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向。所有在晚年能写出杰作的诗人都是自觉的诗人，才称得上自觉。当然，年轻时就处心积虑，不以天分、才华、情绪、荷尔蒙为燃料者亦堪称自觉（实际上是早熟），但你还是得步入晚年。也许我们应该拿出一个实例，一个老诗人老而弥坚的实例，但由于现代汉语诗歌的历史相对较短，渐入佳境至今也不过五十年，受物理时间的限制“实例”难以呈现。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多多。当我读到多多这几年的近作，怎么说呢？不是震惊（现在我已很难为写得好而震惊了），而是非常感动。为一个大诗人的深入，为他年过七旬竟然还在“生长”感动。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写至晚年仍能别开生面的诗人。倒过来也说明了现代汉语诗歌莫大的可能和空间。徐敬亚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我们这代人（相较于北岛、多多一代属于晚辈，大约有不到十年的“时差”）还需要再看，因为相对年轻，和具体生命相伴随的创造热情还没有普遍冷却。我们的写作平均以四十年计，四十年，对于一种新诗传统的建立不算短时，但对原则上面向无限的深入而言耗时也不为多。几近半个世纪的努力，现代汉语诗歌在两代诗人（我辈和北岛辈）的手中总算有了一个确实而不无丰富的崭新传统，但仍需要一些接近天花板或者穿透天花板的真正杰作加以固定——犹如铆钉？也许，这便是我们这代诗人接下来的工作。一种机遇，再一次的也更为困难的“天选”。光荣与梦想：我们经历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诗歌运动的波澜壮阔、流派和形式探索的纷繁喧嚣，这便是光荣。问题仅在于梦想，是否仍然存在，甚至更为极端了？有没有将美梦化为梦魇（无底的创造之梦类似于梦魇）的勇气？我认为，回顾往昔的辉煌对真正的抱负和野心而言比较无聊。这代人，不对，应该是这代人中的某几个人或可鄙视曾经的光荣，梦见一种难以企及的苦涩的伟大。新诗诞生之日起，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代用现代汉语写作的诗人，有一种焦虑或者斟酌始终萦绕在写作者心头。这就是所谓的中西冲突、相克，民族性和“走向世界”的两难。国粹传统已经失灵，我们所写无论从主旨、趣味，还是从技术方式上说，都和“翻译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身份认同的讨论应运而生，应对策略也层出不穷，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相信那道鸿沟确实存在。我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又想确立自己的位置，参与竞争，但无裁判特权。总之一句话，中国当代诗歌在世界性的评价体系里到底居于哪一刻度上？有人说，不亚于任何主要语种的诗歌写作，且不说这无法比较，就算可以比较，你说了也不算数。另有人主张，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转而向辉煌而万能的古代乞灵。又有人试图兼而有之、兼容并蓄，创造一种特别的中国现代品种，大有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凡此种种，只有一点是确实的，这焦虑的确存在，并且尖锐、普遍，浓重的阴影一直覆盖到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现场。作为用汉语写作的诗人，这样的焦虑也一直伴随我。但有一天，我突然就释然了，不是说服了自己，而是，由于种种机缘的成熟，面临的现实已不同以往。一种我称之为“世界意识”的观感油然而生。所谓的世界意识，即是你对置身的存在有了某种如实的认同。你就在世界上，在世界中，既不在它的中心，也不在世界边缘，自自然然地在那里，在世界上就像在自己的家里，可以放松了。这与你的眼界有关，更与世界范围的“平坦”有关，人类生活尽管由于文化传统的相异而千奇百怪，但在价值判断和物质细节两个极端上却越来越趋同了。中国尤甚，四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为这一豁然开朗的认知提供了前提保证。这绝非是西方中心主义换汤不换药的世界景观，而是，“立足脚下，放眼全球”。在这样的世界意识里，不仅有欧美强国，乌克兰、伊拉克、缅甸、委内瑞拉、刚果（金）也异常真实地存在着，不是传说。我们就在这包含了一切地域、民族、文化和传承的世界里，不再是一边是我们，一边是世界，也不再是一边是世界，一边是中国。我们和世界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非两个部分的互相对峙乃至交流、互补——而这恰恰是西方中心论或被西方中心论展开的前提。需要提及的是，世界意识并非是“天下意识”。后者盘踞中心，居高临下，放大自身而边缘一片模糊。世界意识则是一种平等意识，从中心撤离，但并无边缘，到处都清晰可见、可感。以中心置换广大空间，以逼真的细部替代俯瞰之想象。世界意识是世界性的“诗歌精神”得以确立的必要保证，世界性的诗歌精神有赖于价值标准的一致、经验对象的同步以及审美判断上的共识。种种所需因素，由于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方式的变革、进步，在今天导致了某种质变，已成为大势所趋的定局。所以我说，并没有所谓的“中国诗歌”。为诗学讨论的方便，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但就其精神指向而言，“中国诗歌”却是自闭性的，甚至就是一种自杀，不应该成为我们苦苦追索的最终结果。只有中文诗歌，特别的语言提供特别的意韵和可能性——在艺术上。但在精神气质上，在价值认同上，在超越性的美学层面，中文诗理应是世界性的，理应加入或进入世界，参与人类整体置身其间的这个真实可感的共有的存在。皮球再次被踢回到语言上。中文，或者说现代汉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语言？首先，它脱胎于古典汉语（文言），但绝非古典汉语，更非是文言的变革和完善，而是一次绝对意义上的脱离、脱钩。现代汉语是凭借古汉语或者以古汉语为原料素材的另一种新语言的再造。现代汉语和古汉语的关系就像佛教和印度教的关系，或者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关系。看不见这种深刻的断裂，这一全新的创生事实，我们就不能理解现代汉语的本质、特性，它的特殊意义和特别困境，当然也看不见其历史机遇。现代汉语从古汉语中继承的，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个基本的层面：字，汉字（或许还有成语，但成语也是由字组成的，暂不讨论）。但即使是字，在现代汉语中也并非是最基本的语义单位。现代汉语中基本的语义单位是词，由字组成的词，特别是（绝大部分）两个字组成的词，这和古汉语中基本的语义单位字（单字）不禁大相径庭。基本的语义单位变了，使用语言时的节奏于是全变，比如古典诗词中的对偶之类的技术方式就变得毫无意义。格律诗必然难以为继，赋和八股文更不用说，整个古典的文章之道如果套用于现代汉语，瓦解和崩溃便是题中应有之义。这里只是在字词的层面且举一例，如果论及语法、所指等其他语言因素，古汉语之于现代汉语的差异只可能更大，更天差地别。一种语言的垮台和一种语言的诞生，首先是对现实变化的必要响应，是由语言的实用性和工具性的要求造成的。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和中国社会的百年巨变有关，这里就不去说它。总之，抛弃旧语言再造新语言是历史转折期的当务之急，利用手边之物再造语言亦顺理成章。这手边之物并非只有古汉语，口语、官话、方言、西语、“翻译体”在现代汉语的再造中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源和材料。经过博弈的混乱，加上政治权力的干预，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总算有了眉目，我认为，这就是普通话的确立和普及。所谓的现代汉语走向成熟应该是从这一刻算起的。难以想象在今天有人用方言写诗，或者用文言写诗，仍能捕获到我所说的世界性的“诗歌精神”。语言和现实存在紧密关联，存在即镶嵌在某种特定而有效的语言之中，一种局限性的语言或者草创时期不确定的语言又如何能把握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深广存在或现实呢？新诗的确有赖于新的语言，也就是现代汉语。而现代汉语诗歌杰作的出现又有赖于这一语言（现代汉语）的成熟，在我看，就是普通话的流行于世。普通话即是现代汉语的口语，狭义的现代汉语（中文）即是普通话的书面语。现代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的一致以及有效互动恰恰标志着这种语言（广义的现代汉语）的成熟。仅就口语和书面语有效互动这点论，现代汉语就是完全异于古汉语的一种全新的更具可能性的语言。古汉语的成败皆因为它只是一种书面语。书面语的优势在于它的稳定性，它的固化倾向，更有可能跨越时间。这方面古汉语可谓做到了极致，由此而写就的诗词就语言能指层面而言，已经近乎于永恒。韩东：《奇迹》诗词格律是诗歌的外在形式，亦预设了精神流动的可能空间，虽然局促，但到底安全和方便。这是以疏远口语为代价的，同时也疏远了口语滋生的现实存在。现代汉语诗歌同样需要外在形式，或者说，也有其外在形式，但和古典诗歌不同，几乎每写一首诗都得量身定制地创造一种特定形式，共用的外在形式（比如格律）则无处可寻。如果这种为具体诗作的量体裁衣成功，便独一无二，如果失败，破绽和裸露就不可避免。从这一角度说，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更具有难度，失败率更高。现代汉语诗歌取消了古诗词那样的外在形式，实际上是将某种内在形式外化成了外在形式。现代汉语诗歌实践了现代诗歌艺术的一种公认的特质和传奇，即，它的外在就是它的内在，它的形式就是它的内涵。呼吁现代汉语诗歌格律化或者建构新的外在形式，关键不在于倒退，倒行逆施，也不在于投机取巧，回避风险和失败，而在于这是对现代诗歌表里如一审美的放弃，是用二分法要求某种浑圆一体具有存在性深度的艺术方式。我们这代诗人所经历的，既有个人表达的特殊问题，亦有外在于个人的语言再造的问题，以及在此新的语言之上寻求诗歌创造极限的探索和挑战。内心的骚动加上外部激荡，就这么一路走了过来。就我个人而言，探讨过语言和诗歌的关系（“诗到语言为止”），进行过形式或文本实验，在中西影响的对峙、交往中有过身份焦虑，在艺术方式和身处存在的分裂、互动中也曾惊疑不定。加上生理时间的老之将至、现实因素的刺激和干扰，可谓思之多多、阻力重重，深感写诗或者诗人的生涯即是一种特殊而深刻的折磨。此刻，在六十岁这个时间点上，我特别愿意将诗歌定位为艺术，写诗则以作品为目的。不是取消问题，而是试图整合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归于“一切尽在不言中”，让作品本身说话。除了不可企及的杰作，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艺术的意义即在它的非功利性。诗歌是语言艺术，和具体的语言间有种种神秘莫测的互动、因果，但它的非功利性，或者说它的无用，所造就的灿烂辉煌（艺术价值）并不会使一种语言更加有用，不过是证明了该语言的富余、多出、潜力、可能和生机。用多出的语言我们创造一种奢侈，以表明这种语言的高贵，甚至伟大。而和现实历史正面发生关系的则是语言本身，是携带了此种“神性”（艺术性）的语言的截面，或可用来改善生存，作用人心。韩东《青春》杂志社210000（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6期）——订购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文学研究类月刊，每月15日出刊，每本定价22元。一、邮局订购国内邮发代号：2-667

武装玫瑰出版社毛泽东著作书讯■内容提要1970年代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阿根廷的引入给皮格利亚等新左派批评家反思美学与政治的关系带来了启示。新左派主导的《书籍》杂志借此提出了既超越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观又不囿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批判观。皮格利亚对中国理论与经验的书写克服了美学先锋和艺术政治化之间的对立，他从批判资本主义文学制度的私有产权观念出发，倡导文学乃至社会价值体系的转型。■

周扬■内容提要受资料限制，有关20世纪60年代周扬工作重心转移的研究相当薄弱。高教部的“内部资料”反映了周扬主持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的整体面貌及其展开工作的方式方法。尽管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这份带有资料汇编性质的“原始记录”却具备了超越其历史限定的一面。它是核校《周扬文集》可资参照的“第一手资料”，能由此勘定文集编选的虚与实、得与失，可从史源学的深度上为今人提供讨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学术发展的新可能。周扬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主持的文科教材建设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次有效尝试，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话语的建构起到奠基之功，提供了对当代中国70年文学研究做整体性讨论的重要支撑。■

《杨娥传》封面，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50年版■内容提要“在家女性”是抗战时期左翼历史剧中不容忽视的角色，其中可以分出三类：第一类角色有能力走出家庭，但为了照顾家庭又回到家中，如阿英《杨娥传》中“返家孝姑”的杨娥；第二类角色能力有限，一时无法走出家庭，如《杨娥传》中的“弱女子”连儿；第三类角色是因思想难以彻底转变、重视家庭合法性而留在家中的老年人，如郭沫若《虎符》中的魏太妃。她们不是冲锋在前的“花木兰”，而是留守家中的“花木兰的姐姐们”。左翼作家们肯定了她们的家中贡献，传达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的平等观念；但她们也被寄寓了进一步提高觉悟、直接参与政治行动的期待，从而与“妇女回家论”和“新贤妻良母主义”等保守观念拉开距离。这些剧作中的“在家女性”构成了一种隐喻，既为抗战时期的观众提供了较为缓和的道德空间，也对所需遵守的政治底线做出提醒。■

——订购方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文学研究类月刊，每月15日出刊，每本定价22元。一、邮局订购国内邮发代号：2-667

鲁迅■内容提要五四时期的鲁迅基于“人”的发现和“孩子”的发现，以“吃人”“救救孩子”等概念构筑了其启蒙主义的文学观。鲁迅认为，“救救孩子”的关键在于做“觉醒的父母”，但是他对能否救出孩子、救出的孩子能否“合理的做人”存有巨大的疑虑。究其原因，“孩子”是鲁迅自晚清时期即在探寻的人的“白心”“内曜”“自性”等的延续，决定了鲁迅启蒙思想的鲜明的自我启蒙色彩。同时，鲁迅又对启蒙本身及自主性自我进行持续的反思，表现出“否定性启蒙”的思想特征。鲁迅对于启蒙文学及其限度的自觉，恰恰是对于启蒙文学之改造社会人生何以可能的不懈追问，其中也关联着他对文学之“不用之用”的思考。■

张清华■内容提要百年新诗是起于青萍之末而浩大于风云际会的壮阔进程。首先，“白话”与“新月”给予了新诗在形式上的原初动能，以及“诗美”内质上的基本合法性；其次，“象征派”与“现代派”的出现为新诗注入了第二波演化与成熟的动力；第三，在救亡与革命的语境中，新诗与现实需求之间保持了长期的妥协，但也在其外创造着超越历史限定的个性化文本；第四，在六十到七十年代的环境下，新诗通过内地的“潜流”部分与台湾的“现代诗运动”，实现了现代性的迂回承续；第五，在八十年代以后的新诗潮运动中，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一直存在着一个有力的互动，这也是百年新诗一个一直存在的“雅与俗”的二元命题；第六，在新诗发展与变革运动中，还一直存在着一个经典化与边界实验的二元互动，它不断生发着“守正与创新”“正统与越界”的命题。这六个问题，既构成了新诗百年的变革历史，同时也构成了其内部的变革动力与机制，其演化的原因与奥秘。■

严家炎近日《严家炎全集》出版，引起学界特别是现代文学界普遍关注。翻阅全集，大部分文章以前都读过，有些不止读过一遍，如今再展读这沉甸甸的十卷本全集，回顾严老师60多年治学的经历与成就，一种亲切感和崇仰之情油然而生。1961年我在广东紫金中学上高中时，就知道严老师的大名，当时严老师发表关于《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评论，影响挺大的，连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学生都被激起讨论兴趣。上大学后（1964年），就有意识地找些严老师的文章来读。不过那时不敢去拜访严老师。到1978年春天，我报考北大研究生，是奔着王瑶先生来的，写了一封信给王先生，寄了2篇论文习作，算是投石问路。很快收到回信，是严家炎老师代表王先生写的，是一些鼓励的话，欢迎报考。这极大地激励了我，王先生和严老师最后录取了我。读研究生的几年，虽然没有完整上过严老师的课（那时他正紧张地编写文学史），但从严老师这里受教很多。我那时研究鲁迅，也研究郁达夫，编过郁达夫年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伊始，由严老师和樊骏老师主持，我的一篇关于郁达夫小说的论文就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二辑。记得严老师还替我仔细修改过一些不当的词句。那时师生关系很密切。记得严老师上文学史课，我们几个研究生实习，我准备的讲稿很长，两三万字，严老师手把手教我如何突出主要内容。后来我留校任教，严老师当过教研室主任、系主任，给予我很多具体切要的帮助。我算是严老师的及门弟子，对老师始终是非常景仰和感谢的。学问做得好的人不少，现当代文学界有眼界、有观点、有项目、有威望的学者不少，但称得上“有境界”的比较罕见。所谓境界，很微妙，难以度量明说，但可以意会，从修为、格局与气度等方面去理解。在现当代文学界，严老师处在很高的难以被模仿取代的水平与位置。我愿意用四个字来理解严老师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的学问境界——“清正宏放”。严老师做学问是公认的严谨扎实，他碰到可疑的问题，就从原始材料或者作品的分析入手去研究。比如关于《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分析，对《李自成》的肯定，对“萧军思想批判”，对丁玲《在医院中》的翻案式研究，以及对五四是否有“打倒孔家店”的质疑，等等，全都靠扎实的史料支撑，或者有细致的作品分析。严老师很多观点的提出，都是突破性的、反潮流的，这需要勇气，需要史识，并非为标新立异而游谈无根。严老师总是能提出让人佩服的学术新论。即使你不赞同他的某些具体观点，也不能不赞叹他的扎实的治学功底。比如，我不太赞成严老师把晚清陈季同用法文写的《黄衫客传奇》当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开端，但读了严老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相关论述后，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他是下了材料功夫的。严老师的扎实严谨，跟他在1960年代和1980年代参加现代文学史统编教材的编写（周扬主持，唐弢主编）有关。他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部文学史现在看来有些观点比较老旧，但毫无疑问，那种对于史料的极端重视，那种基于史事阐述的厚重感，可以说是所有现代文学史（包括我们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未曾达到的。学风的严谨扎实，也跟严老师的个性脾气有关，他本来就是一个认真严谨的人，是“严加严”。严老师为人做事很认真，他真正信服并实践“实事求是”的原则，平时生活中也是随时都有独立判断，很少随波逐流。他身上有鲁迅的遗风。严老师的为人直接影响到他的为文，他的品格与脾气融汇到学问之中，成就了“清正”的格调与境界。所谓“清源正本”，严老师的文章总是与浮躁的学风拉开距离。严老师的学问又是“宏放”的。他的选题几乎都是“大题目”，或以小见大，牵动学界的思考，引发学术生长点。他往往对某些惰性、八股、人云亦云提出质疑与反叛，打破成说，有真正的独立思考与卓识。从最初讨论《创业史》开始，这种敢于质疑和打破成说的习惯，就贯彻到他的学问选题和论证方法之中，推动学术的进展。尤其是他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24万字，写了8年，论述了8个流派，他是通过史料发掘、文学分析去确定文学流派，给予恰当的命名。如“社会剖析派”“新感觉派”等，后来都得到普遍的认可，成为一种知识。严老师的“宏放”还表现在他的跨界研究方面。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成为两个学科分支，北大是“始作俑者”，北大中文系在1970年代末把现代与当代分为两个教研室。其实两者很难分开，本来就是一个学科。如今全国很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往往分工也很细，做现代或当代彼此不越界。学界早就呼吁现当代打通，而严家炎先生早就打通了。他晚年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就做了这种“打通”。他甚至尝试把所谓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也打通，他研究并推崇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有这种打通的意图。严老师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宏阔，并不受学科壁垒的限制，这可能与严老师的理论学养有关。严老师最初进入北大中文系，跟随杨晦先生读副博士，主要学文艺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后来他主要做文学史。理论和史在严老师那里得到完善的统一。严老师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第二代学者，具有标志性。《严家炎全集》我曾在《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评价严老师他们那一代学者：“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经历了频繁的政治运动，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的论说。90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无变通，每个人形成不同的风格，但过去积淀下来的那种明快、大气与贴近现实的特点，还是保留与贯通在许多人的文章中。”这个评价，对于严老师也是合适的。严老师做文学史研究，善于从复杂的文学历史现象中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主要还是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许还有别、车、杜的影响。当然，这种“宏放”的文品也出自严老师的人品。严老师给人的印象是很精审、严肃，甚至有些拘谨，其实严老师又有跳脱、放达甚至浪漫的一面。所谓“清正宏放”，是严老师的人品，也是他的文品，是他作为文学史家的境界之高格。王国维讲“大事业”“大学问”经过三种境界，严老师是经过并达到了。严老师60多年的学术之路，经过许多风雨坎坷，他能做到知人论世，独立思考，称得上“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了。而他对学术的使命感与执着的追求，有说不尽的辛劳，却无怨无悔，学术已经化为他的人生方式，而不是“两张皮”。这也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了。王国维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最高境界，不只是有所发现，填补空白，而是豁然贯通，进入了比较通达自由的天地。《严家炎全集》的出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若严老师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一定会有这种“蓦然回首”的成就感吧。温儒敏

《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李欧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内容提要2001年，李欧梵《上海摩登》简体字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上海摩登》在上海近现代史观察上海现代城市空间和现代主义文学关系，从城市地景、电影、翻译和出版等现代性症候研究上海1930—1945年现代主义的发生和审美风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范式意义。论文重返李欧梵《上海摩登》的研究起点和历史现场，深入辨析上海现代性生成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阶层等的复杂缠绕和矛盾张力，敞开上海“混杂的现代性”的复杂场域，最终揭示“上海摩登”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为未来进一步研究上海现代性和文学之关系提供新的研究基础。■

赫尔德■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考察《朝花夕拾》的创作周边发现，其写作虽然有现实刺激的影响，但更与鲁迅青年时期文艺运动思想有关。青年鲁迅在现代人类观念变迁、文化体系的意义上，吸取了18世纪末发源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接受了赫尔德的思想遗产，尤其是文学为民族之声的观念。鲁迅的文学观以及他对文学与民族及政治的思考，都深植于这种世界性观念思潮中。文化史、思想史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主义”不仅是阐释《朝花夕拾》的新视阈，也是理解鲁迅文学思想重要的、具有问题辐射效应的新线索。■

鲁迅■内容提要鲁迅与现代汉语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鲁迅对白话文运动有着自己的理解。以现有白话取代文言，只是白话文运动的第一步；接下来，则应该对现有白话进行改造、完善。鲁迅主张以开放的心态使用现代汉语，即勇于创造新的词汇、新的句法。鲁迅在运用现代汉语时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他的许多文学表达，是现有的修辞学理论无法解释的。汪曾祺虽然经常引鲁迅为知己，但其语言观念和语言实践，其实与鲁迅颇为不同。汪曾祺总是强调在既有的语言规范之内运用语言，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久而久之，可能造成语言的内卷化。■

[162]《韩非子·喻老》。引自梁启雄《韩子浅解》（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77页。另，梁先生在书中还引用《淮南子·道应》中的“事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故知时者无常行”以为解释，也可参考。

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在读者群中引起震惊和关注”。13在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中，编者如是表述:“余华自1987年发表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初登文坛以来......”

潮社文艺丛书”沿袭此制，封面用仿布质的重磅木造纸或布纹纸，插图用铜版纸，内文不再采用国内通行的质地脆弱、易氧化发黄的低价白报纸，而全部使用洁白光滑、不易变色、印字均匀的较高价道林纸。在印刷方面，“丛

成人、儿童两组，成人组所用材料选自《梁任公学术演讲集》，儿童组所用材料选自商务新学制《初小国语教科书》，所有材料全用正楷手抄本。54略去烦琐的数据图表，章益得出的结论多印证常识判断，他确认排列和

人抛弃的盛佳秀入社)。在很多时候，周立波对“孤独时刻”的消解常常是通过巧妙的艺术手法实现的。如周立波在写盛淑君与陈大春月夜幽会一节时个人情感恣肆，其欧化的语言甚至有违“全部作品明朗朴素的风格”25

了理性官能、道德官能和社会具体性的空心人。这种基因工程或外科手术式的简化工作并不违反文学感性具体性和生动性的表现要求，相反却有助于李光头人物形象的确立;它像一个逼真的雕塑，只是在其艺术创造过程中被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于1979年，月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主要刊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论文，是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在《布克的奇遇》中将动物头颅进行器官异体移植，这些场景不仅没有制造出怪物，还洋溢着科技乐观主义的喜悦。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50年代中国科幻的近未来、近空间、纯技术、窄视角特色仍然存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于1979年，月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主要刊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论文，是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影剧院门前的空地也被余华赋予了“广场”的意义，《一九八六年》中，这块空地上人头攒动，人群为了残余的电影票争抢不已，人们的脚下躺着散落的纽扣。疯子面对嘈杂的人群产生“劓”的幻觉，但只要有一个人拿着电

于是，这一时期又写有《“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也是一篇倾心之作。我的这些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最初成果，最后都汇集在《精神的炼狱——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到抗战的历程》一书中(广西教育出版社

大量的诗歌与现实有关，与别的主题有关，与当下社会问题有关，甚至与未来有关——我写过与未来有关的诗——或者与环保有关。但是，在我多年的写作中，女性议题、女性意识，一直时隐时现地伴随着我的创作。”1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于1979年，月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主要刊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论文，是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于1979年，月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主要刊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论文，是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威严目光警告三体世界:“地球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说到底，开创历史的“最初的人”，是终结历史的“最后的人”的镜像。结语确实，想象未来的社会形态是最难的，一个超克了历史终结的总体性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于1979年，月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主要刊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论文，是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影响史研究◎作者简介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4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与人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与人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材料与注释》《读作品记》等。内容提要在20世纪，马雅可夫斯基不仅是苏联名声显赫的诗人，也是重要的戏剧革新家。本文考察他的戏剧理念和剧作主要艺术特征，他的创作，尤其是《臭虫》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与田汉《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和孟京辉同名戏剧《臭虫》之间的关联。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讨论社会主义文艺中技术、形式探索的“政治意味”，以及时代变迁导致的文学乌托邦想象在性质和形式上发生的难以弥合的裂痕和变异。关键词马雅可夫斯基

陈平原早就注意到，在晚清科幻作者中，吴趼人是少数“对科学发明被用来大规模杀人的趋势表示反感的”。《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陈平原著，《中国文化》1996年第1期。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