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的这句名言常被不同的人群引用，一是懒于读书的人，他们为自己的不读书找的借口；再者是见识比较通达的人引用，用以批评那种盲目崇信书本、食书不化的现象。
《武成》篇记述周武王伐纣的战争，说到战争中杀人很多，“血流漂杵”。孟子说《武成》篇不可“尽信”，理由是：“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周武王是孟子和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当然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且不可能做残酷的事。
但是，战争就是战争，总免不了杀戮死伤，尤其是大的战争往往更为酷烈。孟子否定《武成》篇关于战争残酷的记述，但又没有拿出历史证据，而仅仅是凭自己的思想、或者是儒家的思想，来断定其可信与否。
周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第一次“人文觉醒”。但是，周朝也保留了商的许多传统。
进步与退步、文明与野蛮之间，分野并不是那么清晰，也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
准确表达很关键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的这句名言常被不同的人群引用，一是懒于读书的人，他们为自己的不读书找的借口；再者是见识比较通达的人引用，用以批评那种盲目崇信书本、食书不化的现象。第二种意图当然是好的。
盲目崇信书本、食书不化的人当然很少，但是也有一些著名的事例，比如试图恢复儒家理想的周代政治制度的王莽，还有各种原教旨主义者，还有强调各种主义，忽视现实生活、忽视人性、忽视人们福祉的。就像伏尔泰说的，这些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不过，话说回来，孟子在这里所说的“书”，不是泛指的书籍，而是特指的书——《尚书》。古人著书没有现在的标点符号，当然也没有书名号；而且说到人名、书名时，爱用简称，比如班马（指班固和司马迁）、史汉（指《史记》和《汉书》）。所以，这给不爱寻根究底的后世读者造成了许多理解上的困难。其实，这句话的准确表达应该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古书的编辑、阐释和失传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后面的内容是：“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武成》是《尚书》的一篇，可见战国时代的《尚书》中还有《武成》一篇。战国时代的书是写在竹木简策上的，孟子认为《武成》的思想不符合儒家的思想，因此主张只取两三策。也许孟子的主张影响后世儒家的看法吧，汉景帝时发现的《古文尚书》十六篇中还有《武成》，到东汉时，因为没人讲解、传授，《武成》已经开始亡佚，其余的十五篇在永嘉之乱后也全部失去了。今存《尚书》中没有《武成》这一篇了。
说到这里，我想到四个问题：第一，《尚书》、《诗经》等先秦典籍，是中国上古文化的产物，内容丰富，是集体的文献，不是某一家、某一派的作品。第二，许多文化和宗教典籍，都不是一人、一时、一地的产物，可能包括了后人的删改、增补，一本书中可能囊括了同一学派其他人的思想。历史学家杨宽在《西周史·绪论》里指出：儒家对于古文献是按其政治需要来编选的，《武成》篇不合儒家推崇的“文、武、周公之道”，就被拒斥。第三，因此经典并不是来自天上，不是神授。同一宗教、学派的内部对已有经典的看法也不一，而且也会各自生成新的经典。第四，毁书、焚书是万恶的行为。古今中外的禁书、焚书，我们听过太多了。还有一则比较少为人知的故事。据传说，伟大的柏拉图也曾把比他稍早一些的另一位伟大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在流传的著作全部买来焚毁。如果传说属实，则柏拉图真是十分无耻、邪恶了。
战争的残酷
《武成》篇记述周武王伐纣的战争，说到战争中杀人很多，“血流漂杵”。孟子说《武成》篇不可“尽信”，理由是：“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周武王是孟子和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当然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且不可能做残酷的事。
但是，战争就是战争，总免不了杀戮死伤，尤其是大的战争往往更为酷烈。研究一下过去数千年来的人类战争史，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战争的残酷，岂是“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能解释的？孟子否定《武成》篇关于战争残酷的记述，但又没有拿出历史证据，而仅仅是凭自己的思想、或者是儒家的思想，来断定其可信与否。
孟子还说过：“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 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他的意思是说，“征”就是“正”，甚至不需要战争。
甚至以主张人性恶著称的荀子，也说：“武王之诛纣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否认了残酷的战争。
孟子、荀子的这两段话都是没有依据的，值得我们怀疑。
圣人
孟子和儒学人物把包括周武王在内的一系列人物，列为“圣人”。这些人里，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尧、舜、禹的存在与否，好像不能确定。就算这些人物确实存在，我怀疑舜的那些故事——和愚昧的父亲、顽固的后母、傲慢的弟弟和睦相处，把家庭治理得非常好——有可能被后世儒家篡改过。这则故事体现的，是后世儒家的“父慈子孝兄友”的伦理道德。我猜测，四千多年前的人类，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伦理道德。
儒家爱夸大圣人的作用。《论语》里说：“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孟子》里说：“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还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小邑周”克“大邑商”
周本来是商的附属国。周人特别擅长农业生产。周人经过多代人的经营，从一个边陲小国生长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诗经·鲁颂·閟宫》说：“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商后期，商的势力逐渐开始衰落。商的贵族生活奢侈腐化，政治也腐败，对人民十分暴虐。商人喜欢饮酒，史书记载，纣“为长夜之饮”。纣还大肆修建宫室台榭，修建宫室台榭造成民不聊生。纣还杀死多位劝谏的大臣和不服从的诸侯。商对附属国多采用征伐的手段，大事征战，历史资料中多有“伐鬼方”、“伐夷方”等记载。而此时，东夷的势力逐渐强盛，殷商连年与东夷交战，力量消耗很大，春秋时期的叔向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宣公十二年》）
而周在季历之后，不断和戎狄交战，占领戎狄的地盘，势力不断扩大。《论语·泰伯》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我的看法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有夸张的成分，“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则是没有根据的猜测，但也说明了周的势力确实很大了。
武王即位后第二年，与诸侯在盟津会盟。周武王声称自己奉天命讨伐殷纣，与诸侯达成战略一致。很快，周武王制订了一个在牧野速战速决的策略。武王用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为先锋，猛烈冲杀，从早到晚，就获得了胜利，迫使纣自杀。之后又平定服从殷商的诸侯，取得胜利。
文明和野蛮的分界真那么清楚吗？
商文明信仰鬼神，对鬼神非常虔诚，注重祭祀，通过祭祀求福，统治者自认为是“天”的代言人。纣在即将失败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而周朝对鬼神“敬而远之”。
商对诸侯动辄讨伐。商代大量使用人牲、人殉，非常残忍。奴隶和战俘像野兽一样，没有生命保障。周朝建国，减轻了殷人残酷的刑杀。
以上两点说明，周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第一次“人文觉醒”。
商朝很注重法制和契约，重视法律，轻视德治。而周人倡导人治、德治。
商朝“尚贤”，用人不重视身份，而重视人的能力，许多出身卑微的人能被提拔为大官。周朝任人唯亲，实行贵族世官制。
商朝时女性地位是很高的，女性贵族可以参与国事管理，甚至可以拥有封地。周朝时禁止女性参与政治，确立了男尊女卑的制度。《尚书》里有：“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献俘和奴隶
而且，周朝也保留了商的许多传统。
比如战争之后的献俘。纣王和他的两个妻子自杀后，武王就用剑斩下纣王和他两个妻子的头，挂到旗杆上。武王在胜利后，回到宗周，在宗庙里举行了杀人献俘的典礼。纣的一百个臣子，即殷商的一百个贵族，被杀。汉代的王充在《论衡·恢国》里还认为这种做法很残忍。其实，这种做法在更晚的时代还在发生。比如，周康王时代，将军盂战胜鬼方之后，就掮着多面带有鬼方首领头颅的旗子进入宗庙。
还有奴隶的地位。周朝不再大规模杀死战俘和奴隶，但这并不等于奴隶的地位和境况就好。奴隶从事艰苦的劳作，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
结语
可见，进步与退步、文明与野蛮之间，分野并不是那么清晰，也不是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
参考书目：
《孟子》
《尚书》
《诗经》
《左传》
《国语》
《论语》
《荀子》
司马迁《史记》
杨宽《西周史》《古史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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