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银行家，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陈光甫去世的时候，他一生的知己、另一位银行业巨擘、中国银行前总裁张公权（名嘉璈，1889年-1979年））这样评价陈光甫的一生，“陈光甫兄见识远大，志趣恢弘，求知不懈。以极少数之资本，在外商银行巨大压力之下，创建一最新式首屈一指之商业银行。”陈光甫于1881年出生于镇江，原名辉祖，后来改名为辉德，光甫是他的字。他是八个孩子中的老四。他的父亲先是经商，失败后进入报关行业。报关行业是向海关办理进出口货物手续的行业，服务于对外贸易。陈光甫和当时的许多孩子一样，他先是受了几年私塾教育，然后追随父亲，去了一家报关行当学徒。海关是当时最现代化的行业，但他并不甘于接受学徒的命运。他说：“一爿商店，收了一个学徒，做先生的从来不肯化些功夫，尽心尽意地教导他，随他自己慢慢学习领会。聪明有志气、要上进的人，还能学得一些生意经络，否则糊里糊涂地做了先生一生的侍者，这是多么不幸的事！”他父亲在多年的经商和报关经历中认识到，一个出身平民家庭的孩子要想在落后的中国出人头地，学好国际通用语言——英文，是一条捷径。于是，在父亲的督促下，陈光甫一边当学徒，一边刻苦钻研英文。学徒工作本来就是很辛苦的，再加上学习英文，陈光甫十分劳累。多年后，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时，还说：“鄙人年幼时，亦为学徒，凡添饭斟茶，以及早晚上卸排门之役，皆归鄙人任之。为煤栈学徒时，且须任打包之事，夜间卧于地板之上，热天则露宿晒台，饭时常不得饱，苟不与厨役联络，则枵腹之时，欲向厨役求一饭而不可得。”然后，他考入了汉口邮政局。汉口的邮政事务最初是由英国人惠达掌握的，到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朝廷上奏折，要求成立国有邮政，撤走外国人在华的邮局。1897年，大清邮政成立。
汉口邮政局的工作可以说是个铁饭碗。而且邮政与海关是中国当时最现代化的机构，邮政其实也属于海关系统。在现代企业的工作经历，使陈光甫得到启蒙，受到很多的教育。他也曾经回忆，“这段邮政服务的经历就像进入了一所学校，使我近距离地看到外国人和他们的做事方式，使我对新企业有了更大的兴趣。因此，这段经历为日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立打下了基础。”但他也不满足于此。 1904年，国际博览会在美国圣路易斯举办。一百年前，1804年，美国从法国皇帝拿破仑手里购买了路易斯安娜，使得美国土地扩大了一倍。这时，美国人决定举行一场盛会来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国际博览会（又称为世界博览会，简称“世博会”）是重要的国际商品展示、技术交流会议，第一次世博会是在于1851年在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的首都伦敦举办。
大清在1876年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国际博览会，并设立专馆。1904年的国际博览会办得异常热闹。陈光甫得到岳父帮助引荐，以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身份参会。23岁的陈光甫在国际博览会上大开眼界，他被欧美国家眼花缭乱的商品、先进的技术所折服。而大清送来参展的物品则十分落后。于是，他决定去美国留学。1905年，他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商学院学习。商学院是宾大的优秀学员。1909年，经过四年的学习后，陈光甫毕业了，获得了学士学位。这时，他已经28岁了。在美国，陈光甫认识了孔祥熙。陈光甫回国后，大清的立宪活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他是江苏人，回到了江苏。陈光甫积极参与南洋劝业会的活动。南洋劝业会于1910年在南京举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规模盛大。南洋劝业会借鉴了历届博览会的成果。中国多个地方设立展馆，南洋群岛的爪哇、雅加达、新加坡、苏腊巴亚等也都前来参展。
陈光甫在南洋劝业会初步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得到了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程德全任命他为江苏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就此走上了金融之路。
但他因为在官办机构无法实现自己的改革抱负，不久就辞职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1月，江苏都督程德全再次聘请陈光甫任江苏银行的监督。1914年，陈光甫出任中国银行的顾问。中国银行是经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批准，于1912年2月5日在上海成立的银行。从1912年到1928年，中国银行负责代理国库、承汇公款、发行钞票，承担着中央银行的职能。从地方银行到中央银行，可以说，这是陈光甫事业的又一个进阶。但他不满足于此。他要成立自己的银行。1912年之前，中国仅有15家华商银行，还都是官办或者官商合办的。1912年之后，8年时间里全国的银行增至130多家，增加的大都是私营银行。一战开始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开始迅速发展。他到上海后，认识了张公权和李铭。张公权当时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从北京刚来上海不到一年，还在积累人脉和经验。张公权与陈光甫一见投机，他们彼此倾倒。张公权与陈光甫、李铭，三人在日后交往深厚。
有了几年的从业经验，加上很多精通银行业务的朋友（是为人脉）的帮助，有了一些有商业关系的人的支持（是为资本的积累），他觉得，开设银行的时间到了。1915年6月2日，在上海宁波路9号一幢老式洋楼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了。银行的额定资本是10万，实际上仅有7万多。银行开业后，资本才补齐10万。银行开业之初，员工仅有7人。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了“一元开户”的服务，储户只要存款一元，就可以开一个户头。银行创办不久，来了一个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张100元的钞票，要开100个账户。银行的职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不厌其烦地一口气写下100个户头。这个存心捣蛋的客户也心悦诚服了。黄恂伯说：“我等应以和易之态度，平等之精神待客，不论百元之客、一元之客，皆需竭诚接待。”陈光甫说：“就算一元生意也没有的客人，也要恭慎接待。”清末民国时期的上海，是全中国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从185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在动乱时期，上海因为拥有众多租界，成为资本的避风港。
除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样的官办银行，大多数银行都把总部设在上海，比如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上海还聚集了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官办银行，以及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四明银行等商业银行，还有花旗、汇丰、麦加利、三井、三菱、道胜、华比等外商银行。跟许多大银行相比，只有十万资本、七个职工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显然是个“小小银行”。陈光甫十分善于经营。他改变经营理念，改变经营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经营理念上，陈光甫认为，办理商业银行务必去除旧式钱庄和权贵银行的官僚习气，“盖从前之银号银行经理，有官僚习气，深处高堂，官架十足，对待顾客，骄矜冷酷，若上官之对属员……我等从事银行业界，有何可恃而可以骄人耶？”因此，他认为“官僚习气，最宜戒除”。同时，陈光甫要求上海银行的行员经理“须平民化而到街头去”，“须除守株待兔之习”，“不可略存自满之心，而交臂坐守，须脚到街头，拼命设法，与顾客接近，将本行基础，建筑于民众之上”。关于经营方式。陈光甫在银行成立了调查部，对银行的所有放款对象进行诚信和财产调查。他说：“万不可存多做生意之心，而放款于不甚可靠之户。”这就保障了银行的资产安全，降低了坏账的比率。但陈光甫并不是一味向钱看。比如，从1931年到193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放款每年都超过30%，集中于纱厂、面粉厂等新兴产业。1934年，荣氏兄弟以申新第七纱厂作抵押，向汇丰银行贷款百万元。因债务太多，到期时无法偿还。汇丰银行希望申新纱厂破产，从而收购吞并。荣氏兄弟非常着急，荣宗敬甚至一度有过轻生念头，那时陈光甫挺身而出，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汇丰银行的债务，帮助申新纱厂度过了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他招聘了一些高端的金融人才。比如，伍克家，曾任长沙办事处主任，1944年出任总经理；资耀华（1900-1996），历任调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后来，他们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时的中国还是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缺乏信任，因此人们看重同乡关系。同乡关系渗透到各行各业，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当时上海的金融行业，也有帮派。用陈光甫自己的话说，上海的金融行业，分为镇江派、官派、学生派、广东派、杂派等，“用的都是同乡亲戚，尤其是负责的高级职员，必须是关系人物”。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这样做，允许熟人介绍，但不管人是从什么途径来的，必须经过考试（笔试、口试和体检）才能录用。如果不符合要求，高级职员的家人和亲戚也不录用。等到银行的业务上了轨道，新入职的员工都需要考试，考试科目是国文与英文，英文还需要面试，考试一般还收费，而且录取比例很低。刚入职的员工，每月收入24银元，除去三餐及住宿，扣除饭费及强制储蓄之外，到手不过七八块。在这三年，学员可以学习到很多业务知识，银行学、会计学、英语等，期满后业务都很熟悉，不仅本银行重视，外界也高看一等。经过三年培训转正之后，每月收入就有50块。后来，在陈光甫的经营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资本从最初的10万元发展到500万元，分支机构一百多个，遍布全国；存款最高时达到2亿元。陈光甫也当上了上海银行公会会长，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领袖。后来，张公权、陈光甫、李铭，都成为中国银行界的中流砥柱。浙江实业银行（张公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和浙江兴业银行（李铭），被称为中国的“南三行”。
陈光甫不但善于经营金融行业，他还是中国旅游业的奠基者。20年代，他在香港曾遭到外国旅行社的冷遇，回国后，他于1923年8月1日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上海银行旅行部。1927年，上海银行旅行部独立挂牌注册，并改名为“中国旅行社”。他开创了中国的旅游业，被称为“中国旅游业之父”。
万事离不开政治。做生意也是如此。没人能离开政治。陈光甫也不能例外。但他不当官商，他的人生哲学和经营理念是“敬远官僚，亲交商人”。他说：“本行办事，向来于稳健中取干净手续为社会服务，不为军阀政客服务。”麻烦永远不可避免。当时，军阀割据一方，混战不止，军阀们滥发货币（比如，张作霖滥发奉票），胡乱借债，或者直接从银行提款而不还。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建立武汉国民政府后，出现了一系列的乱政。更有甚者，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曾发布先进集中条例和停兑令，造成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个银行发行的钞票无法兑现，导致当时的经济重镇武汉经济萧条，市面动荡。在混乱之中，许多人借了本国机构和外国机构的钱而不还。
陈光甫在《两湖应兴应革诸项》中提了很多建议，主要包括：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实行财政公开、整理钱币、修订税法、免除重税、减少政府开支。
当时的河南是兵家必争的四战之地，“城头变幻大王旗”，各个势力如走马灯一样变幻。河南的人民和商户经常遭到军人的勒索和劫掠，为了防止被掠夺，他不在郑州设分行。当银行面对勒索时，怎么处理？他说：“遇地面法律不能保障，发生横征勒索之事，本行随时可以收市。”等到恢复了和平环境，再重新开张。1930年底到1931年，他去北方各地分行考察业务。1930年12月17日，济南分行的龚祥林问他：“山东省政府主席石友三勒派的五万元，能否从本年盈余中打出？”他说：“这种款项，应该努力想办法收回。打出，是无用的人最容易做到的办法，是最不合理、最不荣誉、最可耻的办法。放款必须谨慎，发生坏账，是最不幸的事。”相比之下，外国的银行则好经营得多。当时，中国政府仍然背负着巨大数额的外债和清朝签订的不定等条约的赔款。关税和盐税等大宗收入，都由外国银行打理。而且，外国银行背后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中国的军阀不敢劫掠它们。比如，汇丰银行既经手中国的关税，又经营中国政府的外债和铁路借款，还能发行钞票，在中国的银行界长期占据龙头老大的地位。于是，当时的人民，不论贫富，为了自己财产的安全，都爱把钱存到外国银行。这些银行只需要支付很少的利息，甚至不支付利息，就可以运营。他和政治人物有过交往，也参与过政治活动。但是这种交往和参与，一部分是为了尽到国民的责任，而不是谋取私利。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后，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为蒋介石筹募军饷。但他对南京政府胡乱收税、胡乱花钱的行为非常不满。1928年8月3日，他在南京见到蒋介石。他建议蒋改掉兵住民房、“逆产”问题、没收中兴煤矿的问题，还建议做一件有利于民生的事——导淮入海。此前的1927年6月11日，他就在日记中说：“今后蒋介石之政府能否成立，乃在为人民做一二件事，如完成粤汉铁路、整理淮河流域。此二事如即日着手，十年后生产可加增之无量倍也。”
1935年11月4日，蒋介石政府开始实行法币改革，废除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度，以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1936年2月，加上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并将白银收归国有，移存美国，作为外汇准备金。“法币”的汇价为三角美金或14个半便士。陈光甫与张公权、胡笔江、李铭等人参与了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的部分工作。他们的参与，有助于民众和银行上交白银。日本想把法币拉入日元体系，英国想把法币拉入英镑体系。但是，美国开始行动了，它停止在英国购买白银，导致英国白银价格下跌。于是，英国吸收不了中国政府数额庞大的白银，英国无力承担法币价值稳定所需的外汇储备。而且，1935年11月13日，日本正金银行在中国大量套购外汇，中国外汇储备骤减。法币改革面临着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法币改革所需资金只能依靠美国的支持。中美开始了谈判。最初，美国强烈要求“法币”必须与美元挂钩。这时，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基于事态的严重，不再提一直坚持的“法币”与美元连锁的先决条件，立即同意收购中国5000万盎司白银。
陈光甫曾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同学，美方点名要陈光甫前去。1936 年 3 月，国民政府派出以陈光甫为首的币制代表团赴美，与美财政部就出售白银、稳定世界银价等问题进行磋商。经过一个多月激烈的讨价还价，中美双方于 5 月12日达成《中美白银协定》。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将从中国购银 7500 万盎司，价格根据当时的市场确定，可以用黄金或美元支付；中方的售银所得必须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以中国存在纽约的 5000 万盎司的白银作抵押，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向中国提供 2000 万美元的外汇基金等。通过谈判，中美之间达成了默契，谋求合作。获得了美国的支持，中国的法币汇率逐渐稳定下来，法币的信用也逐渐被社会所接受。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中国的抗战开始。我们知道战争打的就是钱，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战时的中国面临着资金困难。1938年9月，蒋介石派陈光甫赴美洽谈贷款事宜。但是，当时，二战还没有全面爆发，美日矛盾还不突出。美国还没有摆脱孤立主义的政策。陈光甫认为，中国向美国政治贷款的可能性不大，只能进行抵押贷款。抵押什么呢？陈光甫在赴美之前，就对中国可以当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美财政部驻华参赞尼克尔森的建议下选定桐油作为抵押品。桐油是储存和保养武器的重要工具，是美国必需的军需物资，而当时中国的桐油产量占全世界的90%。1939年，中美签订《桐油借款条约》，美国为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中国则分5年偿还美国22万吨桐油。“桐油借款”后,陈光甫又为国民政府筹到了4500万美元的贷款。1947年，陈光甫任国民政府委员，并主管中央银行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1948年，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他当选立法委员。但他并不热心于政治。1928年4月，他认识了北伐的李宗仁。李宗仁亲自来拜访他。陈光甫曾说：“李君一见即知为爽直之人，言词举动之间颇思为人民谋幸福，而毫无军阀态度，可称为革命之代表者。” 李宗仁也很看重陈光甫，与他结交。陈光甫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老兄当了一国之元首时，无论你叫我干什么，我一定接受。”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第二天，李宗仁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并组织一个“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试探中共的反应，并再三邀请陈光甫加入代表团。这时，李宗仁真的当上“一国元首”，陈光甫却婉言谢绝了，他说：“大势已去，只好取消前言了。”1949年前后，在国共双方进行生死角逐的关键时刻，陈光甫也自然成为两党积极争取的对象。1948年11、12月，战争正在进行，陈光甫离开了时局的中心，飞赴重庆、成都、昆明、香港、澳门等地考察。这个时期，中共在《南华早报》上发文，宣传建政以后允许私人经营。陈光甫对此评价甚好，认为照此发展就可以不再搬家，“一来搬家费事，二共党政策不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退休思想久在念中，此时退至香港，亦不妥之至。”但陈光甫还是犹豫，他担心：工人主政后，会组织工会，驱逐经理，搞清算斗争。而且，陈光甫对于《大公报》将其称为“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领袖”非常不满。他在日记中说，“江浙财阀”名称乃日本人所造的，而仅以这一名称有刺激性，就直接沿用，一般记者更是毫不探究，直接用来刺激人心。这令他十分不悦。1949年3月30日，陈光甫从上海飞往香港。3月29日，又从香港飞往曼谷参加“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4月6日，会议结束后，回到香港。然后再也没有回到大陆。1949年6月底，蒋介石派“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携亲笔信到港“慰问”陈光甫，大谈中共战线长、占领上海后问题甚多、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等等。陈光甫对这套空洞说辞颇为反感，丝毫不为之所动。中共也在释放对他的善意。毛泽东托人送来《毛选》一套，陈光甫回赠以清人书法册页。
1949年7月4日早晨，陈光甫又接到留守上海的上海银行总经理伍克家打来的电报，其中包含黄炎培的电报，转述了周恩来的劝告，“临行恩来兄嘱为劝驾早归，共为新中华努力，其意甚诚，特为转达”。陈光甫给伍克家回电，请他代为说明，自己因健康原因不能北返。1949年9月21日，汇合了各行各业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此前的1949年6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始筹备。9月12日，李济深派李绍程携亲笔信赴港，面见陈光甫，邀请他参加政协会议，“商讨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并规划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案”，并向陈光甫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称“凡有利于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均坚决保护，鼓励积极经营及扶助其发展，对于产业金融界诸誊宿及以往有经验的企业经营专家，尤能望推诚合作，共策进行”。陈光甫依然称病，谢绝北上。这时候，一场 “电汇风波”，使陈光甫彻底断绝了回国的念头。解放军占领上海后，把外汇业务委托给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国家商业银行三家。1949年9月15日，上海中国银行要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将一笔950万港币的款项从上海汇到香港。通常一份电汇只要两个半小时就能到达，但因为种种原因，这笔汇兑业务未能在当天完成。9月16日、17日两天是周末，按银行惯例，停办汇兑业务。然而，9月18日（周一）英国政府宣布英镑贬值。贬值原因是：在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盯住美元，但此时的英国对美国的沉重债务使英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于是，英国政府决定将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从1:4.03大幅贬值30.5%至1：2.8。
英镑贬值影响了这笔外汇业务。于是，上海中国银行要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赔偿损失95万港币，并要求迅速解决，甚至暗示：如不照办，有可能将其吊销执照或没收外汇。考虑到上海中国银行的地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许多人都主张赔款了事，免得节外生枝。但陈光甫则认为，“不在痛惜财款，而在是非应予剖白，如屈就则将后寸步难行”。此后的几个月间，陈光甫为此事书电往复，辗转斡旋。最终以交付6万港币的赔偿金而告终。对于这次汇款事件，陈光甫在日记中表示：“这次经历让我对共产党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有受压迫情形”，新政府的某些部门在利用“不合理和欺压的手段”来对待私营银行。1949年10月4日，陈光甫在香港读到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职工会编印的四份《上海职工》刊物。他认为，刊物内容涉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管理业务方针，已超出了职工会的职能范围，对此颇为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职工会的职能在于谋取职工的福利，如待遇问题、时间问题等，而不能主动干涉管理，这增加了管理层的管理困难。他认为，管理人员经营企业，必须具备熟练的技能、高深的学理和丰富的经验，而职工会学习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等内容并不能帮助员工熟悉业务。10月25日，中央派李济深去香港，邀请在港的陈光甫、宋汉章、钱新之、周作民、李馥荪等几个金融界大佬北上。陈光甫通过朋友转达李济深、当面表达的话主要有：自己留在香港，纯粹是为了“就医方便”，毫无其他用意。自己经营银行的宗旨是与恶劣环境争斗，并且想办法增加生产，改善生活水准。遗憾的是，数十年来，没有遇到过好政府，屡次遭受打击。他夸赞人民政府在华北、华中和华东做到了“稳定物价、安定金融”的好成绩，还“铲除数千年来无法根绝之贪污……吃苦耐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作风，吾人实出自衷心之佩服”。上海和天津的机构，都与人民银行合作，天津的分行还是最早独家代理中国银行在国外的收付款的项目。而且，“本行总负责人总经理，始终未离上海，各地负责人亦各守岗位，主持业务。”他说，人民政府的邀请对于他个人来说，是“无比荣誉”。奈何他已经快七十岁了，而且身体不好，常年患有失眠和头疼。等身体好转，会回去。而且，他已经向董事会辞去董事长的职务。1950年4月，中国银行在北京召开董监事会议，邀请在港董事陈光甫、宋汉章、张公权、李铭、钱新之等人出席，他们没有前去，派了代表参加会议。
1950年6月，在总经理资耀华的推动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宣布实行公私合营，仍然推选陈光甫为董事长。陈光甫感到十分意外，他要求资耀华立即来香港见他，但资耀华没有去。这时，陈光甫已经明确地感受到，他再也不能遥控大陆上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了。资耀华因故推迟了四个月才去香港见陈光甫，在谈话中，陈光甫发现，自己多年培养起来的这位下属，“已经中断了和我们的联系，并完全支持共产主义那一边了”。
1950年11月，陈光甫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改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香港注册。1965年，上海商业银行在台北再次复业。而此时的陈光甫已经84岁了。此时的台湾，虽然改变了此前推行的把一切经济活动纳入控制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但是紧急自由度仍然有限。陈光甫一生都在追求办银行的自由环境，更进一步说是经商的自由环境，但他的这个愿望，在常年的经济掠夺和经济管制之下，始终没有实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