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葛亮：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匠人
“匠人”和“匠人精神”是这些年变得流行的词，它们代表的是专业精神与美学的统一，也可以理解为对现代社会流水线生产制作工艺的一种反抗。
身为一名作家，葛亮想实现的是，借小说的文体，回归人的本质；通过描写不同匠种的生活的断面，从而折射时代。
✎作者 | 刘旭
新书《瓦猫》对于作家葛亮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受疫情影响，书籍制作的那段时间，他一直在香港。与书相关的所有事宜，他都是通过线上沟通完成的。《瓦猫》面世那天，恰好是他的生日，他第一次通过直播的方式与读者见面，做了分享。葛亮说，这些体验都很神奇。
于读者而言，《瓦猫》同样充满新奇感。该书收录了葛亮的三部中篇小说，书写的对象都是匠人。葛亮在日常观察中发现，当今的年轻人，每每提及匠人，就会天然地有一层滤镜，以一种刻板的方式去看待他们的职业和生活。
身为作家，葛亮想实现的是，借小说的文体，回归人的本质；通过描写不同匠种的生活的断面，从而折射时代。
呈现南方的文化肌理和品性
《瓦猫》中的首篇《书匠》，写了新旧两派古籍修复师的人生故事，分别在南京、香港两地发生——这也是葛亮最有感情的两个生活之处；第二篇《飞发》，背景在香港，聚焦了上海理发公司与岭南飞发师（即理发师）的生意兴衰与人生起落，葛亮把自己洞察到的市井人情全然倾注其中；末篇即破题之作《瓦猫》，葛亮将关注点放在云南，塑造了西南联大时期的瓦猫匠人。
葛亮有志于书写匠人系列，源于数年前他创作长篇小说《北鸢》时的体悟。当时，他对曹雪芹《废艺斋集稿》中的《南鹞北鸢考工志》印象颇深。《废艺斋集稿》是曹雪芹为了教授“废疾者”能“谋求自养之道”而写就的一本书，其中写到印染、编织、金石等技艺。
有感于此，葛亮在小说中也写了一位扎风筝的匠人龙师傅。写《北鸢》的过程中，葛亮感受到，匠人们有一个自足自洽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他们的技艺与人生交汇在一起。葛亮开始思考，是否有可能书写这个群体。
《北鸢》
葛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10-1
真正让葛亮动笔的契机来自一次修古籍的经历。
那时，葛亮想看祖父的一本艺术史著作，但由于放置的时间过久，有些书页已经粘连。葛亮担心操作不当会损伤书本，于是他找到一位古籍修复师傅帮忙，对它做了很好的还原。也因此，葛亮对古籍修复师这个职业有了全新的理解。在那之后，葛亮又针对不同的匠种进行了一系列探访。
经过考量，葛亮将古籍修复师、飞发师与瓦猫匠人作为书写对象。这三类匠人分别生活在江南、岭南以及西南地区，在地域上具有一种代表性。葛亮认为，他们呈现了南方的文化肌理和品性。
此外，这三类匠人还从不同维度辐射时代。葛亮说，他们覆盖了不同界别，所折射的社会面向也各有差异：古籍修复师，处一室便能见天下；飞发师，并非闭门造车，他们更加入世，生活也更有烟火气息，在他们身上还能看到转向前沿的审美潮流；瓦猫匠人，与集体记忆有所勾连。
在万千职人之中选择这三类，还包含着葛亮对于文学性的思考。构思这本书时，他想到了诗人辛波斯卡的《博物馆》一诗，诗中写道：“金属，陶器，鸟的羽毛/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葛亮深受感动，将这句诗作为书的引言。他觉得，在这当中，自己找到了物的意义。
在自序中，葛亮援引了汤姆·史文森的人类学著作《知识与手工艺品：人与物》中的话：“传承谱系中，对于‘叙述’意义的彰显，将使‘物’成为整个文化传统的代言者。”他希望自己的书也能在写人之外，探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葛亮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诗句里所涉及的三类物象，其实是与小说相互对应的：金属是飞发师的剪刀，陶器对应的是瓦猫，鸟的羽毛则是古籍修复师常用的羽毛扫。
某种程度上，这也传递了葛亮小说的历史观与时间观。匠人造物，是对过往时间的体认。物由人创造，它们将时代联结到一起，剪刀、瓦猫、羽毛扫，也成了历史长河中的见证者与谛视者。
“匠人精神”，是属于一定框架内的创造
在大众的认知里，匠人的世界往往意味着优胜劣汰。
顺应潮流、能引发年轻人关注的匠种，在当今生存空间很大，甚至有“网红化”趋势；那些逆势的职业，则经常陷入无以为继的处境。但在葛亮看来，匠人正处在一个新陈代谢的时间节点。他说，有些行业走向衰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新时代的更替里，又会出现新的承传与联系。
葛亮在书写时，也格外注意这一点。譬如，在《飞发》中，葛亮塑造的翟康然就是在新时代承袭旧行业的人。
翟康然对父亲的行为和审美观念并不是全部认同，他会在学习传统手艺的时候融入自己的理解。葛亮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匠人会像翟康然一样，发展出崭新的行业内容。
近年来，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的热播，不少观众对匠人形成了刻板印象。
每每提及匠人，人们就会用上专注、坚忍等形容词，仿佛匠人和周遭环境之间有清晰的壁垒，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他们专注于己事，与世界的前行无关。
《我在故宫修文物》在豆瓣上已经被10万人标记“看过”，并且打出了9.4分的高分。
葛亮希望改变这种固有的认知，于是，《瓦猫》应运而生。写作之前，葛亮去了好几趟云南的龙泉镇。该古镇是瓦猫匠人长期聚居之地，因屋脊上的瓦猫有辟邪、纳福之效用，瓦猫生意在此红极一时。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联大迁至附近，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名人也会聚于此，知识分子与手艺人就此产生联结，葛亮将匠人故事嵌入这段历史之中，意在表明，匠人同样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
“我们的民族文化认同实际上来自人文传统。传统是多维度的，知识分子锻造了一部分，民间的匠人身上也有让我们内心有所依持的一种人文传统，生活中，我们往往称其为‘匠人精神’。”葛亮说，虽然背景各异，但这两种传统汇集之时，一定会惺惺相惜、彼此辉映。
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葛亮对匠人目前的生存状态也更加明晰。他在龙泉镇发现，专职瓦猫匠人越来越少了，这与市场需求的下降密切相关。如今的镇上，除了保留些许名人故居，高档住宅区也开始兴建。
瓦猫匠人也就呈现了离散的状态。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再将制作瓦猫作为生活的依靠。平时他们会做些其他的活计谋生，但未曾放弃这项手艺。每年他们会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专门做瓦猫，或许，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项使命。
走访时，葛亮也遇见过持乐观心态的匠人。他去澳门拜访的一位木雕佛像非遗传承人就有积极的想法。
澳门重视民间传统，但现代社会还是对这项手艺形成了一定冲击。葛亮能明显感觉到这个行业处于困境，作为旁观者，他为这种衰落感到遗憾。老先生却十分豁达，他说现在的自己已经是“望天打卦”的状态了。
“望天打卦”是当地的俗语，与“尽人事，听天命”类似。老先生非常知足，因为所处的行业被列为非遗，一些科研院所会专门为他做口述史。他所掌握的技艺的细节，都被完整记录下来，有朝一日想复原，根据现有的资料就足够了。所以，老先生认为，对待自己的手艺，顺其自然就好，不必有无谓的执念。
与老先生的交谈，也让葛亮对“匠人精神”的理解深了一层。老先生分享了一个观点：艺术家其实有很大的施展空间，他们很自由，没有拘束；匠人却不能随心所欲地创作，这个群体必须恪守行业的规矩，遵从长久以来的严谨法度。所谓“匠人精神”，属于一定框架内的创造。
写作《瓦猫》前，葛亮在澳门采访木雕佛像匠人。图/由被访者提供
匠人对事业的态度，映射了对生命的态度
在葛亮看来，经过这群“戴着镣铐跳舞”的匠人的打磨，产出的物品自然也就被赋予远远高于一般世俗意义的增值。
出于这样的触动，会有许多人参与进来，传承手艺。在这个循环的过程里，匠人们对待事业的态度，其实映射了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葛亮说，现在并没有到哀其不幸、为手艺人唱挽歌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归人的本身，来诠释“匠人精神”。
葛亮欣赏日本匠人赤木明登的想法。赤木明登在《造物有灵且美》一书中传递的观念是，让匠人回归生活，探讨他们如何对待子女、对待情爱，甚至挖掘他们心中晦暗的地方。葛亮觉得，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这是一种相对健康的表达和立场。
手艺人历来是文学中重要的书写对象，汪曾祺、贾平凹、冯骥才等作家都写过与之相关的故事。葛亮觉得前辈们各有千秋，不过，他写匠人的角度，更想回归人。葛亮将他们嵌入浩荡的历史之中，用非虚构和虚构混杂的手法，记录这群人所做的抉择。
葛亮说，《瓦猫》表面在写匠人，但归根结底，它是关于人和命运的故事。他相信，在书中，读者能感受到匠人既有的秉性，也能读出时代带给他们的新特质。
作家莫言在评价葛亮的作品时说：“葛亮有意识地在传承中国小说的传统、语言的力度与分寸的拿捏。他笔下的人物，即使在艰难的时世，那种仁义的理念也没有泯灭。中华传统文化中最灿烂的一部分，在这些人物身上得到了重现。”
某种程度上看，葛亮所坚持的小说事业，也可以归入匠人的序列。目前，他正在酝酿新的作品，他想把语境放在岭南，讲述一个与食物相关的故事。他希望借此回馈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这方水土。
在高校任职之余，葛亮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变化，并将小说作为体察生活和表达自我的管道。他把自己的发现梳理清楚，在纸上游弋人间，将故事呈奉给每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