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历史的人，怎么能不认识他？
提到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首先出现在中国人脑海中的名字大概率是“司马迁”，如果我们问西方人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则会是“希罗多德”。
可以说，希罗多德和司马迁代表了东西方历史学研究的开端。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他们的著作却都成为了划时代之作。在他们之前，历史并不是那么起眼的学科，它常常和传说暧昧不清，也不够严谨。在后代看来，他们的著作当然存在缺陷，但是他们的著作却有着历史学最珍贵的品质：力求客观。
希罗多德的代表作《历史》中的开头写道：“……他之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至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司马迁则说，他写历史，是为了“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整齐百家杂语”“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最终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动人之处，他们是在过去寻找真相，并且试图抵抗遗忘的人。
欢迎来到今天的硬核读书会，我们一起进入“历史学之父”的世界。
✎作者 | 朝戈✎编辑 | 程迟
西方的各个学科门类，若要追溯源头，大部分都得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历史学也不例外。希腊人发明了历史学。古希腊史学不仅确立了古典历史学的基本范式，也成为后世史学家不断模仿和称颂的对象。
在闻名于后世的诸多古希腊史学家之中，希罗多德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因为早在罗马共和国末年（公元前1世纪），他就被古罗马政治家和文学家西塞罗冠以“历史学之父”的光荣称号。那么，希罗多德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经历，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才赢得了这样的称号呢？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
提到希罗多德，中国人自然就会想到司马迁。前者被西方人称为“历史学之父”，后者则被中国人冠以“史界太祖”的名号，甚至有人专门比较了二人的史学。的确，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二人，尽管生活于不同的时空里，却在人生经历和史学贡献方面有着诸多类似之处。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二人均出身于社会上层，并从小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希罗多德的家庭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而司马迁则出生在一个世代相传的史官家庭，所谓“世典周史”。希罗多德早年就熟悉他之前的“史话家”的著作，而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熟读百家经典。幼年时的这种生活环境和文化基础为二人打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成为日后创作巨著的起点。
在写出著作之前，他们二人也都有过长期的漫游经历。希罗多德的脚步，从希腊诸城邦行至幼发拉底河沿岸，而司马迁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他“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闢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澎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迁的足迹遍布黄河、淮河、长江流域，就旅行范围和时间来衡量，并不亚于希罗多德。《史记》中的许多优秀篇章，都是司马迁实地考察、切身体验后的成果。
《史记》
司马迁 著
中华书局，2006-6
个人成就当然和时代境况是密不可分的。二人都处于社会历史大变动之后的繁荣时代，社会发展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希罗多德生活在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战胜了强大的波斯帝国之后进入鼎盛时期，尤其是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堪称“全希腊的学校”。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社会经济都臻于繁荣，西汉国力强盛、政治稳定。正是这种稳定的政治、繁荣的社会经济局面，使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拥有了撰写作品的客观条件。
《历史》和《史记》在史学上有着类似的开创性意义。《历史》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先采用了历史叙述体，后来经过修昔底德的完善，至今还是西方史学的正宗。而且，希罗多德在具体写作方法上也对后世的西方史学有垂范意义，这里不再赘述。《史记》则开了中国史书纪传体编纂体例的先河，创造性地建立了一种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体裁。在司马迁之前，史学只是经学里的一部分。《史记》一出，专门性的史著相继而起，史学变成四部之一，有了独立的地位。
《历史》和《史记》有着类似的创作宗旨和史学精神。希罗多德和司马迁都明确阐述过自己著史的宗旨。在《历史》的开篇，希罗多德就写道：
这段自述非常有名，希罗多德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著史目标就是为了保存人类的记忆并探讨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而司马迁则说自己创作是为了“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整齐百家杂语”“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最终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可见，司马迁著史也是为了保存史料和记忆、研究历史因果关系。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和希罗多德虽然分别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却可以说是遥相呼应，心有戚戚焉。
正因为二人有着类似的目标，《史记》和《历史》在内容和风格上才如此惊人地相似：二者都具有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特点，都有着出众的文采，不仅是优秀的史学作品，也是精彩的文学作品。
当然，《历史》和《史记》在体例上差别甚大，前者是连卷都不分的松散结构，后者则是高度严密的体系。由于在文化传统和个人遭遇方面的差异，司马迁的精神世界也远比希罗多德要更深邃。但是，考虑到他们两人所生活的时空差异如此之大，这些差别再正常不过，那些相似之处才令人感到吃惊。这些相似之处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在所谓的“轴心时代”，东西方文明都出现了类似的精神觉醒。
谁是希罗多德？
在希罗多德出生之前，他的家乡哈利卡纳苏斯所毗邻的爱奥尼亚地区已经是地中海区域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以“米利都学派”（包括泰勒斯、阿那克西美尼、阿那克西曼德等人）为代表的爱奥尼亚自然哲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了世界似乎是由某种元素或质料构成的，进而开始批判传统的神话观念。
他们确立了反思和批判的理性精神，尤其是通过观察事实来探索问题的精神。在这一新的精神的指导下，文学创作必然会要求更为严谨和精确的表达方式，传统的诗体形式逐渐让位于新的散文体，而对于在城邦民主氛围中和波斯帝国统治下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们来说，周边世界也激发了他们无限的好奇心。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下，史学诞生在了爱奥尼亚。
按照学界的流行看法，希罗多德大约在公元前484年出生在小亚细亚半岛沿岸的哈利卡纳苏斯城，其父名为“吕克瑟斯”，母亲名为“德律欧”，他们家境殷实，幼年时的希罗多德应该受到了非常系统的教育，熟读荷马、赫西俄德、梭伦以及埃斯库罗斯等人的作品。但他应该也很熟悉波斯文化，因为当时的哈利卡纳苏斯在政治上隶属于波斯帝国，波斯人已经在这里行之有效地统治了将近百年。
希罗多德的人生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从公元前484年到公元前464年是第一个阶段。希罗多德在哈利卡纳苏斯度过了他的幼年和少年时期，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浸淫于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当地卡里亚文化之中。
从公元前464年到公元前454年是第二个阶段。由于哈利卡纳苏斯的政治变动，20岁的希罗多德被迫离家出走，移居萨摩斯。在萨摩斯居留的10年里，希罗多德不仅熟悉了萨摩斯的风土人情和编年史材料，而且频频外出旅行，去了北非沿岸的希腊殖民地昔兰尼和黑海沿岸，访问了斯基泰人生活的地区，并在结束了黑海之行后，顺道沿着色雷斯海岸去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宫廷，收集了不少关于马其顿的地理和习俗方面的材料。
从公元前454年到公元前447年是第三个阶段。哈利卡纳苏斯政局于公元前454年发生变动，僭主倒台，希罗多德回到了家乡，但他可能并未在家乡常住，而是展开了他的亚洲之旅。在这些年里，他沿着所谓的“皇家大道”，从萨尔迪斯出发，深入波斯帝国腹地，一直走到了幼发拉底河沿岸，遍访巴比伦、苏萨等名城。他还去了埃及、腓尼基、西里西亚、吕底亚、吕西亚等地区。
从公元前447年到公元前443年是第四个阶段。公元前447年，结束了亚洲之行的希罗多德回到了哈利卡纳苏斯，却发现他已经不受当局的欢迎，他被迫再次出走，去了当时希腊世界的中心——雅典。
希罗多德在雅典前后居住了5年左右。在此期间，他多次到外地旅行，去了希腊本土的很多地方，斯巴达、底比斯、奥林匹亚、德尔斐神庙、多多那神庙、温泉关、马拉松、普拉提亚、阿卡狄亚、埃利斯、阿尔戈斯、塔伊纳隆海角、科林斯地峡、卡尔息狄克半岛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这些地方，希罗多德不断诵读自己的作品，声名鹊起。
据说年轻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曾经在奥林匹亚赛会上亲耳听到了希罗多德的诵读，并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成名后的希罗多德逐渐融入了以伯里克利为核心的雅典精英圈子，并与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公元前443年，大概是因为无法获得雅典公民权的原因，希罗多德参与了雅典的图里伊殖民团，在不惑之年从雅典移居到了意大利半岛。
从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4年是希罗多德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他在图里伊度过了晚年，并完成了《历史》的最后部分。大概在公元前431年，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希罗多德还回过一次雅典。
可以说，希罗多德的一生大部分都是在脚步匆匆的旅行中度过的。英国学者罗林森统计了希罗多德的足迹所到之处，并得出结论说他的旅行跨度东西达到了1700英里，南北达到了1660英里。他不仅访问了这么广大的地区，而且细心观察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建筑、民情、习俗、山脉、河流，阅读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地方志、年代记，还与当地人进行了不计其数的交谈。美国古典学者汉密尔顿说：
在人生之旅的最后一站，也就是意大利半岛上的图里伊，希罗多德完成了他的巨著，并就此名垂青史。
《历史》记录了什么？
希罗多德的作品最初并没有名字，现在的名字是亚历山大里亚注释家们的贡献。注释家们从他的作品开篇里找到了’ιστορíα（拉丁字母转写为historia，即英文history的词根，在古希腊文里是“调查、研究”之意）一词，认为该词足以体现他的整部作品的意义。后来，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家们又将他的巨著分成了九卷，每一卷都分别冠以九位缪斯女神的名字，这样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历史》。
《历史》
希罗多德 著，徐松岩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4
第一卷讲述了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故事以及波斯帝国缔造者居鲁士大帝的征服史，并在中间插叙了雅典和斯巴达的历史。
第二卷讲述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对埃及的征服，并大量插叙介绍了埃及的地理、政治、经济、历史、风俗以及社会结构。
第三卷讲述了冈比西斯的身亡以及大流士夺得波斯王位的经过，并简单介绍了印度和阿拉伯地区。
第四卷讲述了大流士征服斯基泰人的经过，插叙了大量斯基泰人的历史、风俗、地理、河流分布状况以及关于利比亚各部落的情况。
第五卷讲述了大流士征服色雷斯以及米利都僭主煽动爱奥尼亚人起义并焚毁萨尔迪斯的经过，其间插叙了斯巴达的政治发展、社会习俗状况，同时也讲述了雅典摆脱僭主政治和克利斯提尼改革的情况。
第六卷讲述了大流士成功镇压爱奥尼亚起义的经过、公元前492年出征希腊以及雅典在马拉松的胜利，中间插叙了斯巴达的政治斗争、雅典与埃吉那的冲突以及雅典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历史。
第七卷讲述了波斯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80年第三次攻打希腊以及温泉关战役的经过，中间插叙了希腊联盟的进展、波斯军队的兵员组成和装备情况，特别歌颂了英勇战死的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斯。
第八卷讲述了希腊海军的形成、阿尔特米西昂海战、萨拉米斯海战以及薛西斯逃跑的经过，中间和卷末分别插叙了雅典海军的发展经过和马其顿的历史。
第九卷主要讲述波斯大将玛尔多纽斯占领并焚毁雅典以及普拉提亚战役的前后经过，卷末以波斯人阿尔铁姆巴列司与居鲁士意味深长的对话结束，给人以无尽的遐想。
《历史》高明在何处？
希罗多德能获得“历史学之父”的美名，自然与《历史》的成功有关。
从古至今，《历史》获得了无数西方贤哲们的称颂。罗马帝国时代的修辞学家卢西安用羡慕的口气说：
当代古希腊文学史权威吉尔伯特·默雷说：
为什么《历史》被人称颂？
首先，是它丰富而多样的史料。史料是历史写作的基础，英国阿克顿勋爵认为历史学乃是一门“收集历史资料的艺术”。希罗多德一生漫游于地中海周边各地，到处寻访古迹、搜罗旧闻，可以说他的旅行经历就是为他的巨著搜集资料的过程。因此，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利用了他所了解到的几乎全部种类的材料：文学材料、口头史料、文献档案以及石刻铭文和纪念物。这丝毫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他幼年的教育使得他熟悉他那个时代的所有文学作品，而他漫长的旅行和实地调查又给他带来了接触各种档案、实物、传闻的机会。
当然，它能够流传下来，也离不开希罗多德高超的文学手法。
凡是阅读希罗多德作品的人都会有一个感受，那就是他的文字风格是令人愉悦却又不乏深度的。这种感受大抵来自于他的作品结构的一大特色，即无处不在的插叙。全书九卷，插叙频频出现，上文已做了介绍。最夸张的插叙是第二卷，本来是要讲述冈比西斯远征埃及的故事，但希罗多德却集中笔墨将这一卷变成了几乎独立的“埃及志”。
插叙增添了作品的魅力，使得《历史》故事套故事，精彩纷呈，意蕴丰厚。更加重要的是，插叙使得《历史》脱离了单线条的叙事方式，变成了一个随时准确分流、回溯、然后再重新汇合的多线索、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而这正是该书最为引人入胜的地方，甚至还有人认为它堪比希腊悲剧里对话和合唱队的相互交替。
视野广阔的整体史观也让希罗多德的作品有着超越性。从《历史》整本书来看，希罗多德的视野是极为广阔的，从他的家乡卡里亚到美索不达米亚，从波斯帝国腹地到印度西北部，从尼罗河流域到阿拉伯半岛，再到欧亚草原地带，从意大利半岛到直布罗陀海峡，从埃及、亚述、巴比伦、腓尼基到吕底亚、米底、波斯、印度、斯基泰、色雷斯、马其顿，可以说，他的视野已经覆盖了当时希腊人所了解的整个东方世界和整个地中海世界。
视野和脚步所到之处，从当地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到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和物产特征，无所不及。因此，人们说《历史》既是政治军事史，也是人类文化史、民族史、民俗史，更是早期人类学之作。
希罗多德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在这个世界里生活着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用批判的眼光和理解之同情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和分析。英国史学家伯里就认为希罗多德的作品是一部文明史研究，具有整体史的某种特征，而希罗多德是进行这种创作的第一人。
书写历史，最基本的是理性务实的写作原则。希罗多德的写作原则既秉持了如实直书的处理办法，也没有放弃对史料的批判。
关于前者，希罗多德在谈到埃及祭司们所讲述的有关狼的故事时，亲口说了这么一番话：
在另一处，希罗多德还说道：
也就是说，在一件事的真伪并不确切的时候，他不会妄加判断和取舍，而是谨慎地将其都记录下来，起码做到忠实地记载留给后人去判断，从而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记载。
就这一点而言，希罗多德的前辈赫卡泰欧斯和后辈修昔底德就秉持一种看起来非常理性的怀疑态度，会毫不犹豫地剔除他们认为不可信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希罗多德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历史判断，并不等于“毫无考证式的机械笔录”，而是在掌握了一个可信的说法之后，就会放弃其他的说法，从而体现出一种兼具冷静客观和历史批判精神的写作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对希腊罗马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也给后世西方史学带来了莫大的启示，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之滥觞很难不追溯到希罗多德的写作原则。
希罗多德的《历史》无论是在史学方法层面还是在文学创作的意义上，都拥有令人赞叹的开创性意义：对各类史料的甄别和应用，结构上的巧妙安排，范围上的整体性特征，叙述上的客观和冷静，在西方史学史上都是空前的。卢里叶说希罗多德的作品是“用散文写就的史诗”，也是“严肃的科学内容与高度艺术性的表述方法的结合”，诚哉斯言！
正是这些特殊之处使希罗多德得到了“历史学之父”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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