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不该错过的书，是这36本｜刀锋图书奖短名单
21世纪乃至疫情以来不断加剧的不确定性，让陈旧的经验与解释快速失效。我们需要极富洞察与活力的书写来描述生活，重整面对此刻与未来的信心。
今年同样是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获得“历史感”的一年。在变动与危机面前，历史的偶然与流动清晰起来。
我们终于短暂地抽身于日常琐碎，开始将视点移至微小个体之于历史的行动与位置，在小我之外，留意到他者的存在与绵延的远方。
除了在社科论述与历史经验，以及虚构的故事中抵达世界的某种真实，我们还需要关心科普与艺术。
在互联网信息泛滥的当下，常识反而是稀缺的。科学与技术诸领域的进展与普及，背后蕴含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如今泛滥的狂热情绪，它是及时的冷却剂。
艺术则是感性的，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对于文明及其成果的反思甚至不满。艺术予人慰藉与美的感受的同时也教人反思，让理性不至于成为可怖的牢笼。
新周刊如今在各个领域寻找刀锋好书，是因为我们相信：阅读是感知他人经验与思想的最佳方式，是世界背离狭隘与愚蠢、走向美好与团结的前提。
“低音与棱角”是第一届刀锋图书奖的主题，同样是我们所秉持的评选原则。我们想要找到那些关注普通人又敏锐的作者与作品。
相比“超人”们的丰功伟迹，日常事物与一个个具体的小人物可能更具有一种永恒性。他们值得被书写，需要被记录。阅读中，普通人的视角不容忽视，我们需要听见他/她们的“低音”。
与此同时，作品又不能流于琐碎，历史毕竟不仅仅关于皇帝面对斑驳宫墙时的遐思。我们希望找到真正具有思考力与洞察力的写作，所谓发现“棱角”。
这两个关键词贯穿了本届刀锋图书奖评选过程的始终，它们不仅适用于历史图书，同样是我们对小说、纪实、社科、艺术、科普图书的期待。
经由推委会与新周刊内部投票与评议，我们最终评选出以下涵盖36本作品的终选名单，“新周刊·刀锋图书奖年度十大好书”（包括社科、历史、艺术、纪实、小说、科普图书）将在本周五（12月17日）揭晓，敬请期待。
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作为社会学学者，我这次提名了多本纪实类书籍。在我看来，社会学研究者一定要进入田野，不要蜷缩在舒适区里。如果只是利用各种数据在电脑上做精致的定量分析，那是不够的。数据分析当然重要，它可以在宏观层面展现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我们也希望在微观层面进入社会的不同群体，深度触及他人的心灵世界，了解普通人的困境与期待、爱与恨。
城市社会学奠基人、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说过，做实际的研究“一定要把自己的裤子的屁股部分弄脏”，意思就是一定要在田野、在现场才能看到真实的社会场景，看到普通人的故事。所以，我在阅读时，也会更加关注普通人、边缘人这些小人物的故事。
目前的中文非虚构领域，理论的介入可能还不够。国外的非虚构作者常常在写作中加入大量的社会学研究，马修·德斯蒙德撰写《扫地出门》的时候，就在书里加入了大段注释。今年比较惊喜的是，我注意到了一些作者自觉的社会科学分析框架，字里行间非常清晰。但总体而言，我们的非虚构写作依然缺少理论分析，也缺少更多的方法论的自觉与反思。
罗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爱读各种旅行类图书，特别是跟特定区域有关的，比如西伯利亚、蒙古、中亚、伊朗、南亚等。因为我研究中国古代周边地区的人群，（而这些地方）跟我的专业研究有点关系，所以我通过阅读这类书来进入这些地方、理解这些地方。
梁永安
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文学博士
我喜欢看关于人心细微变化的文学作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城市化、中产化阶段，随着新型生活方式的建立，很多东西就开始细化、虚化了。即使是生活中很小的细节，都会激发我们很多的感受。这就使我们的生命有一种新鲜的、对于外部世界的体会，然后在一种“无形”中，我们去拥抱这个世界，或者说连接这个世界。
张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所提倡的“新女性写作”，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我认为它应该对两性关系和性别意识有锋利认知。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丰饶的而非单调的，它犹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女作家，比如丁玲、萧红和张爱玲，有着不同的审美取向。虽然她们的作品都有女性意识，但面向并不相同。丁玲关心社会问题，她塑造的人物莎菲代表了一代人对于现代女性的想象；萧红凝视女性的低微处境，《生死场》里边有许多深刻而令人惊骇的女性身体书写；张爱玲则是在日常生活脉络里边书写男女间微妙的权力关系，从《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女性受迫害的一面，也能看到作为加害者的女性的阴暗，这是张爱玲深刻的性别视点。
这些作家和作品构成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优良传统。今天的青年一代女作家，更多是在书写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生存，虽然写作技术上也很精进，却少有前辈女作家的深刻和锋芒。
笛安
作家
近些年，在各类图书排行榜上，尤其是文学类榜单，我们看到的还是老面孔，没有看到真正在市场上有绝对优势的新作家。
我选择新锐作家的标准很简单，就是要有辨识度。为什么？就我的经验而言，青年写作者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鲜明的辨识度，但它会随着年纪和写作经验的增长慢慢变少。
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写了很多年，他后期的作品会慢慢变得厚重，棱角会被磨圆。早年间一些鲜明的特色，他会用另外的方式沉淀在字里行间，而不是明晃晃地外露。
我会把辨识度作为我的第一标准，然后其他事情都可以讨论。所以我提名周恺，我认为他在语言、节奏、小说气息的处理等几个方面，都极有辨识度和个人特色。
王笛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对我来说，阅读就是我的精神寄托，我的思想源泉，我和这个世界进行交流的媒介。要保持思想的敏锐、研究的活力、写作的深度，就要阅读、阅读、再阅读。
现在书籍面临着短视频泛滥、公众号文章短平快、碎片化阅读的严峻挑战。书籍要与短视频进行竞争，这是站在不同起跑线的竞争。所以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使阅读更有必要、更有吸引力、更加持久。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人是有思想的，思想产生文字。所以读书读的是文字，文字再通过你自己的想象和理解，转化为一个你所理解的真相或者世界，这恰恰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
这届图书奖的主题“低音与棱角”让我想起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那本《执拗的低音》。“低音”这个词来自日本思想史大师丸山真男。在丸山真男看来，一个人的思想或一个民族的思想里，总有一种背景性的、不那么主流的，但是一直潜伏在那里的声音，叫“执拗的低音”。“棱角”显示个性和锋芒，它传承了一种传统，在这个时代又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这就是“棱角”。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优秀的历史、社科类书籍应该是面向公众的。它的结构、行文、论述、风格都要足够亲和，但同时要有深厚的学理基础。
近两年来，我觉得历史、社科类图书表现出一种特别强的跨学科的性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是综合性的问题。学者以前在象牙塔里比较关注本专业的问题。现在的很多历史、社科读物，由于它是面向公众的，它从问题角度介入，所以都是跨学科的。
祝羽捷
写作者、策展人
过去的艺术书以权威性的艺术史为主，但现在越来越细分，有专门讲艺术市场的，有分解当代艺术各个环节的——比如策展类、美术馆运营方面的书籍——把艺术行业的方方面面都涵盖了。
我的一个明显感受是，过去可能是一个展览做成一本画册，如今会以某个展览作为契机，把艺术家的生平梳理一遍，再约许多人去写文章，形成丰富的内容。诞生于展览、却不只是为了展览而存在的艺术书，以后会越来越多。
以前，艺术家接受的早期艺术教育，看的是一些黑白的或粗糙的印刷品，难以充分理解作品的伟大之处。他们要去现场看了实物，才知道原来色彩是这样的。如今，随着印刷质量与扫描技术的精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再版书和高精度图片，感受艺术作品的更多细节与色彩。这对当下热爱艺术的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幸福。
就我个人的艺术阅读而言，重要的艺术书肯定是要认真研读的，但我自己喜欢读那些蕴含女性视角的艺术史书写，像贡布里希、詹森这些艺术史家都是男性，没有一部艺术史正典是由女性来书写的。所以我在硬核读书会写专栏的时候，一方面在时间上连接古典与当下，一方面也在添加自己作为女性的真实感受，这是过去为人所忽略的部分。
曹星原
美术史学者
我的研究范围不仅仅聚焦在古代艺术，我也对中国现当代艺术和西方艺术通史做过相应的研究。一切历史研究都是当代史，而不了解当代，无法入手古代。如果一个古代艺术史研究题目在当代完全没有产生现实意义，那就是纯粹的“钻故纸堆”了。
古代美术史研究的不仅是那时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为什么要那样画。美术史上各种风格、潮流、画法或者题材的出现，背后都有与之息息相关的特定社会背景。
宋神宗时期郭熙的《早春图》，画于1072年，19岁登基的皇帝此时24岁，可不就是万木即将勃发的早春吗？你可以通过它了解当时的政治气候，比如王安石变法，以及年轻皇帝对画家的器重，看到这件作品深处的含义。
我最喜欢的一本历史著作是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之场》。他在书中表达的核心历史观是：我关心的不是法国历史上有哪些“伟绩”，我关心的是这些“伟绩”如何成为伟绩。我觉得艺术史研究的书也应该如此，需要关心的是艺术作品产生的原因，即美术发生学。
河森堡
科普作家
“科普”就是给科学做广告，它的目的在于改变人的观念和行为。一本好的科普书应该有一个特质，就是可以让人点燃人。
是否通俗、是否更能让大众接受，不过是判断科普作品的维度之一。这些当然很重要，但它们不是全部。有些作品，虽然写的门槛比较高，品质却非常好；有些作品，虽然通俗易懂，但它的价值取向与逻辑，离优秀的距离还很远。
现在的科普图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和趋势，就是跨学科。十年前，很多历史书就是单纯讲历史，很少讲到历史之外的东西。而今天的历史图书依然是在回答历史问题，可书里涉及经济、地理、考古乃至地质学方面的知识，你会发现，它是从方方面面的角度来回应一个历史问题。
李彬彬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科学助理教授
评价一本科普图书是不是好书，不仅要关注书里的科学性表述是否准确、与时俱进，文字叙述是否通俗易懂、符合大众的表达，还要关注它的一些“特色”。这些“特色”可以是若干幅插画，可以是作者的科研手记，当然也可以是将自然界中动物的声音“转录”成融媒体资源，让读者阅读纸质书的同时，也能读懂这些动物的“心里话”。
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科普图书最主要的作用，是能让大众更有条理地了解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过程是什么、科研从业者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从而将已有的一些科研结论告诉读者，并帮助读者在看待问题的时候用辩证的思维来辨别信息、评价事物。
对那些喜欢自然万物的孩子来说，阅读科普图书有助于培养他们的人生理想，帮助他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最终成为像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博士一样的人。因为他们会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正在从事着他们憧憬的工作，这件事情是未来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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