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这个老头，笑到了最后
黃永玉（1924年8月9日—2023年6月13日）
据央视新闻消息，6月14日下午，黄永玉先生子女黄黑蛮、黄黑妮、李洁琴携孙黄香、黄田发布讣告：“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三时四十三分离去。我们尊重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追悼仪式。”
黄永玉生于1924年8月9日，有人称他为“一部活着的中国近代文化史”：沈从文是他表叔，聂绀弩给了他进入文学之门的钥匙，金庸被他称为“小查”……2021年，他立下遗嘱，明确表示；“待我离去之后，请将我的遗体进行火化。火化之后，不取回骨灰。任何人和机构，包括我的子女、孙子女及亲朋友好，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取回我的骨灰。我希望我的骨灰作为肥料，回到大自然去。请所有人尊重我的这个愿望。”
不那么正式的版本则是这样的：“我死后立即火化，骨灰放到抽水马桶里，就在厕所举办个告别仪式，拉一下水箱，冲水、走人。或者跟那孤魂野鬼在一起，自由得多。”黄永玉说过，要是朋友们想他了，就“看看天、看看云”吧。
黄黑蛮如此评价自己的父亲：“如果把黄永玉的人生想象成一部书，那一定是充满奇异图画的绘本，主题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野孩子在时空隧道里的世纪大冒险。旅途中有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也有陌生人的嘘寒问暖和智者的善意点化。山河风云，映入他的眼眸；草木走兽，在他笔下摇曳生姿。野孩子在冒险中成长为英雄，他过关斩将的三个法宝是：尽最大可能做自己，不遗余力地爱这个世界，在最黯淡的日子也对未来怀有希冀。”
✎作者 | 桃子酱
✎编辑 | 萧奉
黄永玉最近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是去年年底兔年生肖票发行的时候。他笔下的蓝兔子，有人说它不好看、不吉利、泛邪气，也不乏“大师就这水平，还不如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画得好”这种评价。
对于争议，他当时如此回应：“画个兔子邮票，对我来说是开心的事。这个兔子呢，大家都会画，也不是专门只有我一个人会画。画出来大家高兴，祝贺明年的新年而已。”
2023年1月5日，北京，《癸卯年》特种邮票首发仪式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
开心，不仅是他对画画的态度，也是他的人生观。黄永玉曾回忆：“文革”时有位老先生批评他，说他“创作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永远是为了快乐”。他当时低头站在台上，听到这番指责时无法回应，“要是平常他这么说，我肯定请这老头吃西餐，我说你怎么讲得这么对啊！搞艺术创作如果没有快乐的基础你怎么画啊？为了创作，心情是要快乐的”。
他还说过，“把画画提高到深刻的意义上，文化贡献啦，全是扯淡的”。他用毕加索举例子。有人问毕加索：“你的画是什么意思呀？”毕加索说：“好看不好看呢？”“好看是好看。不知道你的画是说些什么。”“你听过鸟叫吗？”“听过。”“好听不好听啊？”“好听。”“你懂得它是什么意思呀？”
在黄永玉看来，画画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人喜欢把每一件小事、每一个活动，都讲成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人活着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意义啊。人家问我为什么喜欢画荷花，我就说，我外婆打我，我就躲到荷花边……你真的以为我画荷花从这里开始？”
他解释过，荷花并不像君子们画的那般干干净净，而是里面有泥苔，周围有青蛙、蜗牛、螺蛳种种生物，热闹得像人生。
黄永玉《奕秋图》。
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黄永玉说自己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1936年的儿童节，黄永玉12岁，从父亲那里得到一本张光宇、张正宇兄弟合著的《漫画小事典》。当时他的家乡湖南凤凰风气颇为开明进步，作为小学高年级学生，他和小伙伴们经常能看到《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等，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漫画同好群，开始在学校壁报上画些讽刺当地流俗的作品，甚至贴到大街上。“这个小群落的自我得意倒是巩固了一种终生从事艺术的勇气和毫不含糊的嘲讽眼光。”
黄永玉最早画漫画，之后做木刻。“文革”时画了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被定性为“天字第一号反革命黑画”。《三联生活周刊》前主编朱伟评论，画过猫头鹰之后，黄永玉显然入迷于“远引若至，临之已非，少有道气，终与俗违”的境界，“这境界引领他上年纪之后，要不就是最简洁的构线，要不就是最俗艳的泼墨，再加上那种夸张造型的雕塑。几般武艺恣意放浪，最平庸又最睿智的线条与最艳又最冲淡的色调能同时挥洒自如，真所谓‘持之匪强，来之无穷’”。
黄永玉把他在绘画中追求的境界归结为“清丑顽拙”四个字。他在2022年应邀创作的癸卯年（即2023年）月历——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面世的作品——也充溢着这种境界。第一幅虎兔交接图，老虎长长的尾巴被捕兽夹夹住，文字说明写道：“你做乜整咁长尾？”（粤语，“你干吗长这么长的尾巴？”，黄永玉的夫人张梅溪和好友黄苗子都是广东人，所以他懂粤语）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漫长的、困顿的虎年，赶紧过去吧！
黄永玉画的虎兔交接图。
“一部活着的中国近代文化史”
根据资深媒体人李怀宇在《黄永玉：浪迹文学江湖》一文中的记述，黄永玉说自己平生最喜欢的是文学，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但前三项都靠绘画养着，因为稿费太低了。董桥的看法是：黄永玉的文章第一，书法第二，画第三。
对此，黄永玉表示：“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写文章，也比较快活，快乐的基础是好多朋友喜欢看我写的东西，那我就开心嘛。画画么，我的朋友也喜欢，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卖了钱可以请朋友吃饭，可以玩，但画画没有写文章这么开心。”
黄永玉说过，“有幸沈从文是我表叔，他给了我文人良心”。在《比我老的老头》中，他写和表叔沈从文有关的一些“碎屑”：他带着晚年的表叔回凤凰，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熟人带着锣鼓上院子来唱“高腔”和“傩堂”。
“头一出记得是《李三娘》，唢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置膝静穆起来。‘……不信……芳……春……厌、老、人……’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位朋友都哭了。眼睛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
1950年，沈从文与黄永玉在中老胡同，摄影者为冯至先生。
黄永玉的文字，极具画面感。除了上述这个听戏的场景，还有这样一个场景——他跟表叔说：“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地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沈从文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说：“懂得的就值得！”
有人评论道：“这些看似凌乱无规则的碎屑，却比一部中规中矩的传记显得更完整，更能直刺人心。”
而很多读者可能是从黄永玉所记录的同事兼好友李可染带他去拜见齐白石的经过中，第一次了解关于这位平民大家的生活细节。
“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座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他还记录了在中央美院大礼堂举办的一次除夕晚会。齐白石的得意弟子李苦禅扮演赵子龙，高粉底靴加上全身扎的重靠，走了几圈场子，李苦禅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于是报名时的“啊！常山赵子龙”变成了“啊！啊！常，常，常，常……”，让坐在台下第一排观看的齐白石和近千名观众笑得前仰后合。“那时真甜美，大家都那么年轻，全院子里只有很少的老人。”
2017年2月7日，北京，观众在“十二个十二个月——黄永玉生肖画展”上参观。
“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黄永玉年过七十时，曾写有自述：
“残年已到，板烟酽茶不断，不咳嗽，不失眠数十年。嗜啖多加蒜辣之猪大肠，猪脚，及带板筋之牛肉，洋藿、苦瓜、蕨菜、浏阳豆豉加猪油渣炒青辣子，豆腐干、霉豆豉、水豆豉无一不爱。
“爱喝酒朋友，爱摆龙门阵，爱本地戏，爱好音乐，好书。
“讨厌失礼放肆老少，尤其讨厌涎皮赖脸登门求画者，逢此辈必带其到险峻乱木山上乱爬，使其累成孙子，口吐白沫说不成话，直至狼狈逃窜，不见踪影。”
《人物》杂志记者李斐然在2021年花了一年时间采访黄永玉，写有《黄永玉：人只要笑，就没有输》一文。文中提及，黄永玉有一张自己印的名片，上面没有电话，没有单位，没有官职，只有一个他自创的头衔：
黄永玉
享受国家收费厕所免费待遇
（港、澳、台 暂不通用）
李怀宇也数次采访过黄永玉，到黄永玉在北京的“万荷堂”做客。李怀宇说，在任何一个场合，黄永玉的口才和气场使他总是第一男主角。黄永玉曾谈起他在凤凰建的那座著名的吊脚楼：
“有一次，我在江边画画，一个导游带了一帮人，看我在江边的那幢房子。房子叫做‘夺翠楼’，导游就说，黄永玉以前有一个老婆是人家的，叫‘翠儿’，是黄永玉抢来的，所以叫‘夺翠’。其实哪有这种事情，从字面上讲，‘夺翠’就是把绿颜色‘抢’过来，在我们家乡话里说这件东西很‘夺翠’，就是很多绿颜色，颜色鲜艳的意思。”
2013年8月2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黄永玉九十画展”，当时九十高龄的黄永玉先生莅临现场。
他也多次笑谈“死”这件事。“死了就烧掉，送到火葬场，人就回来，就不要再管，骨灰都不必要。……我有几个方案：一个方案是骨灰不放火葬场，放在抽水马桶里，请一个有修养的受人尊敬的老先生拉一下，举行个仪式。这个方案我爱人反对，说会塞住水管，找人修很麻烦；只好执行第二个方案，把骨灰一小包一小包地包起来，分送给朋友，栽花，但是有一个问题，到了晚上，朋友看了，觉得花长得比较怪，吓人。这样只好让朋友永远痛恨我，咬牙切齿地骂我，那就把骨灰揉在面里包饺子请大家吃，吃完了宣布：‘你们刚才吃的是黄永玉的骨灰……’”
“黄永玉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笑到最后’的人，他的人生或许是一种提醒：不管你遇到了什么，只要活下去，眼前经历的一切困顿、绝望、无可扭转的败局，都会在活到99岁的时候变成笑话。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项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李斐然写道。
关于黄永玉的达观，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文革”期间，他和家人住在一间狭小、没有窗户的小房子里。他在墙上画了一个两米来宽的大窗子，窗外是各种鲜花。他用自己的画笔，给自己和家人开了一扇春天的窗。他坚信，“世界不会一直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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