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彭：《通志堂经解》及其书版入藏内府考

提要

故宫博物院藏有多部《通志堂经解》，其部分印版也保存其中。通过新材料的发现及对内府档案的发掘，可对此书及其印版入藏内府的问题进行梳理，并得出明确结论：《经解》刊成于康熙三十年；皇长子胤禔最早将其进呈入宫中；康熙四十四年圣祖第五次南巡时，将原藏于徐乾学家的书版收归苏州织造贮藏，并从徐家带回一部《经解》。乾隆三十八年，胡季堂与彭元瑞等人出资补刊《经解》；乾隆四十八年，高宗命苏州织造将《经解》书版运至宫中，并再次进行补刊，乾隆五十年，全书补刊完成。

作者简介

杨国彭，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

成书于康熙年间的《通志堂经解》（以下简称《经解》），是清代三大经学丛书之一，对于后世经学研究影响深远，流传也甚广。故宫博物院不仅藏有多部清宫旧存的《经解》，还完好保存着此书的部分印版。前人研究中，对于《经解》最早是如何进呈入宫中的，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结论；对于此书之印版留存内府的问题，也鲜有文章进行梳理分析。另外，乾隆五十年（1785），内府补刊此书完成，清高宗发布上谕载于书首，其中内府收贮及补刊《经解》的经过是怎样的？高宗发布的补刊上谕又有何种目的？等等问题，皆未见有详论。笔者在整理故宫博物院所藏《经解》时，发现了一些新材料，并结合档案记载，以此对《经解》及其书版入藏内府的诸问题进行揭示。

一、《经解》刊成时间及地点

《经解》系徐乾学所刻，已渐成为学界共识，对于其刊成的具体时间，有学者分析此书是在康熙二十九（1690）至三十一年（1692）之间完成的[1]。笔者在翻检史料时，发现一则材料，对于论证《经解》的具体刊成时间、地点具有关键作用。被称为“淮上三子”之一的淮安人戴晟（1659—1735），著有《寤砚斋集》二卷，内有一篇行略是为其亡友刘修所作：

亡友刘君予吉行略（辛未）

君讳修，字予吉，其先吴郡人……（刘君）至辛未八月十一日病几一载而没，距生丙申十二月十八日得年三十有六……君平生无他好，独好书籍。闻人间有未见书，必往借抄刻，期而还，不少爽。方陈莘学说传是楼《经解书目》，便欣然神往，以为得此数百卷，吾手可以神矣，每有昆山人来，必问《新刊经解》何时出，今其书已行世，余购得之，君已下窆，可慨也夫！[2]

根据戴晟的生卒时间，可知文中刘修所卒年份“辛未”是在康熙三十年（1691）。刘修向昆山人问询《经解》的刊刻情况，表明《经解》的刊刻地点是在昆山；刘修卒于辛未（康熙三十年）八月十一日，直到去世也没有见到《经解》刊出，而恰巧在他去世之后，《经解》刊行于世了，戴晟撰文并及时购得了此书，时间仍是在辛未。据上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经解》的刊成时间是在康熙三十年八月前后，其地点正是在昆山。[3]

二、《经解》之入藏内府

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分甘馀话》记载《经解》书版曾收贮内府，是最早记载《经解》与内府产生联系的史料之一，这条材料表明，至少在康熙四十八年以前，此书已经为内廷所注意。故宫博物院存有清宫旧藏《经解》八部，其中有四部系残本，两部书首载有乾隆五十年上谕。由于装订情况不一，故各书册数不一，装裱样式也不尽相同，其贮藏地点多集中于昭仁殿和景阳宫。

在清宫所旧藏诸书的内页中，偶尔会夹有侍臣奉旨题写的纸签，简要记录此书的来源、著者、卷帙及修补经过等信息。在此八部《经解》中，有两部书分别夹有这种纸签，为我们解开《经解》进呈宫中之谜，提供了重要信息。

（一）南巡带回本

经翻阅，发现其中一部《经解》的首册所夹白纸签上写：

南巡带来《经解》六十套四百九十六本，四十四年五月十一日畅春园发下，遵旨原套原本粘补破处，并贴签完。

此书墨迹清晰，刷印精良，毫无断版的现象，看得出来，这是一部初印本。夹签记载明确提到了这部书是南巡带来的，清帝中，进行过南巡的只有圣祖和高宗，其中在“四十四年”进行南巡的只有圣祖的第五次南巡是符合的，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二月出发，至闰四月二十八日抵京。翻检《圣祖实录》，可发现圣祖自五月初一至十三日，除初七日“自畅春园回宫，御太和殿视朝文武，升转各官”外，其他时间都是在畅春园度过的[4]，夹签所记的“四十四年五月十一日畅春园发下”，正好与圣祖活动的时间地点相吻合。由此可以确定：这部《经解》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圣祖第五次南巡时带回来的。

为何圣祖会在第五次南巡之时带回这部《经解》？通过考察圣祖此次南巡的行迹可以推知。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圣祖南巡，二十三日，御昆山，徐乾学之二弟徐秉义率幼弟子侄恭迎。圣祖亲临徐乾学家之遂园；又颁示御制七言律诗一首，以追悼徐乾学及其三弟徐元文；在察知其兄弟之墓一在邓尉一在虎丘后，发上谕命回跸苏州之时遣官祭奠；南巡回苏州之时，赐徐秉义“恭谨老成”匾，又追赐徐乾学“耽述古学”匾。[5]

圣祖此番南巡，对昆山徐氏兄弟极尽褒奖。尽管目前所见史料中并未记载徐家进呈了何物，但是《经解》作为徐乾学“三十年心力校订而择取”的成果，是与圣祖“崇儒重道”的国策相契合的，从圣祖追赐徐乾学之“耽述古学”匾来看，这显然是在表彰他在经学上的贡献。可以断定，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带回的这部《经解》正是由昆山徐家进呈的。

（二）大阿哥进呈本

笔者在另一部《经解》中，也发现了夹签一张，上写：

《经解》六十套五百一十二本，大阿哥进的。

这部《经解》亦为刷印精良的初印本。此书是由“大阿哥”进的，这位大阿哥是哪位皇子呢？乾隆五十年，高宗发上谕命内府补刻《经解》，说明此书的书版在乾隆朝已收为内府所有，可以确定这位进呈《经解》的“大阿哥”一定生活在乾隆五十年以前。世宗长子弘晖（1697—1704）八岁早殇，此书显然非其所进；高宗长子永璜（1728—1750），卒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二十三，虽永璜去世时已年逾弱冠，但是《经解》直到乾隆中后期才引起了高宗的注意，因此，“大阿哥”也当非永璜。如此看来，这位“大阿哥”只能是圣祖第五子胤禔（1672—1734），他原名保清，由于其前诸皇子皆早殇，故序齿居长，称为皇长子。从现存的内府档案来看，圣祖对皇子（包括皇太子在内）直呼其名的时候极少，通常只是以某阿哥相称，故皇长子在档案中多被称作“大阿哥”。

大阿哥胤禔具体是以何种方式得到这部《经解》的，史料中并未见记载。众所周知的是，胤禔与纳兰氏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胤禔之母——惠妃纳喇氏，是成德之父——明珠的堂侄女，胤禔是明珠的堂外孙；二人在政治上也相当密切[6]。由于《经解》是成德的著作，在其刊成后必会为其父明珠所拥有。[7]可以断定，即便徐乾学未向胤禔呈送《经解》，胤禔也非常容易从明珠处得到此书。这部由自己的“娘家人”完成的经学鸿著，由胤禔进呈给圣祖，不仅顺理成章，更是件值得称耀的事。

大阿哥进呈本虽然没有署时间，但是圣祖南巡所带来的《经解》，上距此书刻成已过十四年之久，若在圣祖已从徐家带回一部《经解》的情况下，大阿哥再进呈此书，似已是多余之举[8]，相反，胤禔在得到此书后，应当会在第一时间进呈此书以博取圣祖的褒奖。因此可以推断，胤禔进呈本《经解》应当早于徐家进呈本，是最早进入宫中的。

大阿哥进呈《经解》一事，为我们解读徐乾学刊书动机提供了新角度。《经解》向来被认为是徐乾学为攀附明珠而刊，然而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明珠已被徐乾学等人弹劾下台，徐乾学本人也在康熙二十九年（1691）春休致，其政治生涯基本已告结束，完成于康熙三十年的《经解》，已经谈不上是徐氏阿附明珠。而通过分析《经解》的刊刻过程发现，自康熙二十九年开始，此书的刊印速度却大大加快[9]，已经致仕的徐乾学为何急于将此书刊刻完成？新发现的大阿哥进呈本《经解》，证明晚年的徐乾学背后的政治压力不仅来自明珠，更来自大阿哥胤禔。很可能正是因为牵扯到皇长子的利益，使徐乾学不得不在休致归乡之后，仍迅速将此书刊刻完成了。

三、康熙朝《经解》书版之贮藏情况

（一）王士禛所闻《经解》书版“收贮内府”之时间

《经解》刊于康熙三十年的昆山，其印版最初自然储于徐乾学家，如前文所言，王士禛《分甘馀话》曾记载《经解》书版收归内府的情况，为便于论述，引此段文字如下：

海盐胡震亨孝辕辑《唐诗统签》……康熙四十四年，上命购其全书，令织造府兼理盐课通政使曹寅鸠工刻于广陵，胡氏遗书，幸不湮没。然版藏内府，人间亦无从而见之也。昆山徐氏所刻《经解》多秘本，仿佛宋椠本，卷帙亦多，闻其版亦收贮内府。[10]

康熙四十四年（1705）圣祖南巡，三月，“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11]，七月初一日，曹寅在奏折中说：“臣即将《全唐诗》及《统签》按次分与，皆欢欣感激，勤于校对”[12]，可证王士禛所闻圣祖命曹寅刻《唐音统签》之事正发生在南巡之时。他又听闻《经解》书版“亦收贮内府”，审其语意，此事似与曹寅刻《唐音统签》发生在同时。王士禛在《经解》尚未刊成之时，即已得书数种[13]，说明他对徐氏刊《经解》颇为关注，其记载是可信的。此次南巡中圣祖的行迹以及新发现的徐家进呈本《经解》，与王士禛记载相互印证，证明王氏所闻内府收贮《经解》书版之事，当正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圣祖第五次南巡之时发生的。

（二）《经解》书版藏于苏州织造

除王士禛的记载外，康熙朝史料档案中并未见有关《经解》运贮内府的记载，一直到乾隆年间，《经解》书版才再次引起世人关注。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高宗诏令各省蒐辑古今群书，以修《四库全书》。次年，时任江苏按察使的胡季堂等在苏州设局收书，在搜集徐乾学传是楼的藏书过程中，发现了《经解》之书版。于是他联合时任江苏学政的彭元瑞（1731—1803）、江苏松太道员袁鉴（生卒不详）等，对此书版进行补刊，并作《补刊〈徐氏经解〉序》[14]，彭元瑞作《重补〈通志堂经解〉序》[15]，以详述其经过。

胡季堂序文中明确提到《经解》书版归“织造府”贮藏，并与“尚衣舒公”商议后，对书版进行补刊。经查档案可知，此“尚衣舒公”即苏州织造舒文（？—1791），他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四十九（1784）年间任苏州织造。由此为我们解开了《经解》在康熙间收贮内府之谜，证明了《经解》书版并未随圣祖第五次南巡运回宫中，而是就近储于苏州织造府。[16]

（三）圣祖命收贮《经解》书版之原因

对于昆山徐家进呈《经解》及苏州织造收贮印版一事，内府档案及地方史志未着一墨；此事亦不见于徐秉义及徐乾学之子的进表中；王士禛的个人日记所载也仅是听闻而已。此外，《经解》在清中前期经学研究中的分量之重，自不待言，是以后来高宗补刊此书时说“荟粹诸家，典赡赅博，实足以表章六经”；但在圣祖崇儒的国策下，此书收归苏州织造后，却不见任何刷印推广的官方记载，以至于《经解》自康熙朝之后，在民间的流传极少，至乾隆年间，“坊贾或累数年罕售一帙”[17]，这种现象颇不合常情。

从胤禔与徐家各进呈《经解》一事来看，两家都欲借此书来迎合圣祖。如前文所述，致仕后的徐乾学仍将《经解》快速完成，极有可能是因受政治压力而不得已之举；而从客观来讲，《经解》牌记处刻“通志堂藏板”，版心处刻“通志堂”，表明此书本意是将版刻者之名归于成德名下的，但由于书版实际存于昆山徐家，在其广泛刷印流传后，《经解》系徐乾学所刊的实情自然人尽皆知[18]，胤禔、明珠等满洲贵族，对此焉能满意？种种迹象表明，两家对于《经解》的名属问题是有极大争议的。圣祖借南巡之机亲访徐家，将《经解》书版暗中收归织造府且秘不示人，这样就造成了两种结果：一是掩盖了《经解》书版与徐乾学家的关系，二是暂时断绝了此书在民间的流布。圣祖此举既维护了满洲贵族的尊严，也通过颁诗赐匾安抚了以徐乾学家为代表的江南仕宦大族，对于掩盖满汉上层的政治矛盾可谓是一举两得的。

四、乾隆朝内府对《经解》书版的收储及补刊

故宫博物院现存有清宫旧藏《通志堂经解》书版四千余片，包括《周礼订义》、《定正洪范集说》、《大易缉说》、《仪礼图》、《禹贡山川地理图》等数十种，胡季堂明确提到了《经解》书版曾藏于苏州织造衙门，那么这些书版是如何运至宫中的？内府档案为我们揭示了其过程。

（一）苏州织造呈送《经解》书版至宫中

胡、彭二人补刊《经解》并未引起高宗的注意。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高宗在批阅《御批通鉴纲目续编》时，发现书内“于辽、金、元三朝时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19]，于是他谕令大臣对此按照新定正史一体更正、删润。十一月初八日，负责此事的皇八子永璇开始调查此书版的贮藏地，在一系列的搜寻后，得知《通鉴纲目续编》板片存留于苏州织造衙门。次年三月二十二日，高宗传谕苏州织造四德详悉查明：

此项板片存留该织造衙门，现在书肆曾否有人刷印，并此外有无别种书板收贮之处。著传谕四德，一并详晰查明，开单覆奏。到日再降谕旨。

四德得旨后回奏：

从前书肆每岁刷印，此外尚有《前编》、《正编》，并原任尚书徐乾学刊刻《十三经解》板片。得旨，总随便送进。[20]

因徐乾学生前并未刻过《十三经解》，而《通志堂经解》又有《九经解》等名称，苏州织造应当是在核查时未能理清诸书的数量，从而弄错了书名，此《十三经解》显然即是《通志堂经解》。这是《经解》自刊成以来，官方档案中首次提及其书版的下落，与胡季堂、彭元瑞的序文记载正相符。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军机处根据高宗的朱批，对苏州织造的来文作出批复：

织造衙门存贮《十三经解》、《佩文韵府》板片，应否一并解缴等语。查此次板片，自应遵照原奉硃批，将各项板片全数解京。俟本年大运绸缎解京，即可搭解，若板片过多，一次不能全解，亦应设法陆续分解，毋任迟延。须至札者。[21]

此段札文，为我们清晰的呈现了《经解》运送至宫中的计划。由于《通鉴纲目前编》及《正编》板片此前已于五月二十日由四德派人解送至京[22]，故苏州织造询问《经解》、《佩文韵府》板片“应否一并解缴”。按照高宗之前的旨意，《经解》板片“总随便送进”，故计划在“本年大运绸缎”时，将板片搭解送至北京。据档案记载，乾隆四十八年江南三织造在十一月间将缎纱解送至宫中[23]。虽然档案里并没有提及《经解》板片运送情况，但是根据上述计划安排，可知《经解》板片运至宫中的时间当不迟于此年十一月。

（二）内府补刊《经解》

在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四日永璇等的一份奏折中，记录了《经解》运送至宫中后的补刊情况：

嗣于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奉旨交出岳珂宋版《五经》一部，令臣等选员仿写刊刻，并令校订群经，别为考证，附刊各卷之末。随经选派缮签处费振勋、罗锦森、王锡奎、王鹏、金应瑸、胡钰、吴鼎扬、孙衡、虞衡宝等九员，悉心办理。旋于本年十一月写刻完竣，装潢呈览。奉旨：好。知道了。钦此。

又因苏州织造解到《通志堂经解》版片，内有残缺糢糊，应行补刊、全刊者，共计三千五百余页。复经臣等奏明，仍即令缮办《五经》九员仿写刊补，俟办竣后请旨先行给予议叙。奉旨：是。知道了。钦此。钦遵。各在案。

……兹《经解》版片刊补全完，谨刷印样本恭呈御览。其四分书签、匣签现在亦普行告竣……[24]

《经解》的仿写补刊，与仿宋岳珂《五经》出自同一批人之手，都是由费振勋等九员办理完成的。费振勋（1741—？）作为领衔者，《经解》补刊完成后，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升任户部四川司主事[25]，他不仅参与了以上两部书的缮写校勘，还参与缮写《四库全书荟要》书签，另外，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发现他还曾经校勘过武英殿聚珍版书，其对于内府书籍编刻事业可谓颇有贡献。据《高宗起居注》记载，“四库全书馆进呈补刊《通志堂经解》一书”[26]，可知四库全书馆总承其事，其补刊地点当是在武英殿修书处。《经解》全书补刊、全刊达三千五百余页，历时近两年而成，《经解》书版糟朽之迅速可见一斑，亦说明在胡季堂等人补刊后，书版十年间的贮存情况似乎并不妥善。

仿宋岳珂《五经》完成后，高宗在昭仁殿后专辟一室储之，名曰“五经萃室”。他在《五经萃室联句》中写道：“馆编多辑文渊富，徐解重增修内营”，前一句注解：“本朝所纂诸经不下数十部，皆入《四库全书》，彚插文渊阁架”；后一句注解：“近复命增补徐氏《通志堂经解》”。[27]高宗对于本朝经学著作整理完成的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亦可知《经解》在高宗心目中的分量之重，值得在《四库全书》所收本朝诸经之外，单独一提。

五、高宗发布补刊《经解》上谕

早在乾隆四十八年，高宗就已经开始关注此书的辑刻问题。是年七月十二日，他命军机大臣查“纳喇性德”是否即系“纳兰成德”改名，军机大臣覆奏：

查《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叶赫地方纳喇氏，纳喇旧写纳兰。又查《钦定八旗通志》内载，成德改名性德，仕至头等侍卫。其刊刻《通志堂经解》各种，在未经改名之先，故尚称纳兰成德。今四库全书本并依《八旗通志》改作纳喇性德。等语。谨奏。[28]

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四日，《经解》补刊完成，二十八日，高宗再命军机处查成德的情况，军机大臣回奏：

臣等遵旨将成德系何年中式进士、年岁若干之处，交查各该处。兹据查称：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举人，年十五岁。是年顺天乡试，副考官系徐乾学。十二年癸丑科中式进士，年十六岁。十五年丙辰科殿试改用侍卫，改名性德。二十九岁病故。等语。谨拟写谕旨进呈，恭候钦定。谨奏。[29]

根据军机大臣的覆奏，次日，高宗发布了著名的《经解》补刊上谕，内中指出：

朕阅成德所作序文系康熙十二年，计其时成德年方幼穉，何以即淹通经术？向时即闻徐乾学有代成德刊刻《通志堂经解》之事。兹令军机大臣详查成德出身本末，乃知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进士，年甫十六，徐乾学系壬子科顺天乡试副考官，成德由其取中。……更可知为徐乾学所裒辑，令成德出名刊刻，籍此市名邀誉，为逢迎权要之具尔。[30]

高宗这段上谕对《经解》的辑刻问题进行了揭示，得出的结论是：徐乾学为逢迎权要而令成德出名刊刻《经解》。他将此文录载《经解》书首，以示天下后世。此谕对后世影响深远，之后《经解》辑刻者的争论始成为焦点，徐乾学攀附权要一事也由此昭然天下。然而高宗的论断有两处明显的问题值得推敲：

其一，成德并非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科中式进士，且取得科名之时业已成年。高宗命军机大臣查成德出身本末，查得他系康熙十二年癸丑科进士，年甫十六岁。依据前引文，军机大臣在回复高宗关于成德是否改名的问题中，所据的文献是《钦定八旗通志》，翻阅此书，可以明确看到关于成德的记载：“性德原作成德，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丙辰进士，官至乾清门侍卫。”[31]对比成德的神道碑、墓志铭等资料，可知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确为康熙十五年（1676）丙辰进士[32]，时年二十三岁。《钦定八旗通志》的记载明明没有错误，军机大臣却搞错了成德中举及成进士的时间，还搞错了其出生时间，这说明他们在向高宗奏报中歪曲了事实。

其二，对于《经解》的刊刻，高宗由“徐乾学代成德刊刻”的认识，转为“徐乾学令成德出名刊刻”，即认定此书的刊刻者是成德。通过《经解》收归内府的过程可以知晓，高宗已经详查过徐乾学昆山传是楼的藏书情况[33]，并且非常清楚《经解》书版曾藏于苏州织造；而成德作为明珠之子，官至一等侍卫，居于京城。从距离上看，若《经解》是成德所刻，书版何以藏于千里之外的苏州？高宗不可能无意作此悖乎常理的论断。

可以确定，若非得到某种暗示或授意，军机大臣绝不可能故意欺瞒高宗。在补刊上谕发布之前，高宗命查“成德系何年中式进士、年岁若干之处”，并未问及他与徐乾学之关系，但军机大臣刻意指出成德中举之时，徐乾学任顺天乡试副考官，高宗由是得出了成德由徐氏取中的观点，这说明军机大臣对高宗的心思早有一番揣摩。由于在高宗发布此段上谕之前，已经多次对明珠、徐乾学互为党援之事提出批评[34]，群臣对此必然熟悉，因此很容易猜到高宗心理。他们将成德虚报为康熙十二年癸丑科进士，不足十六岁，很可能是有意为之，其目的正是为迎合高宗已先入为主的观点：成德以幼年薄植，不可能集经学之大成，《经解》必是徐乾学为攀附明珠而裒辑的。而高宗关于此书刊刻者认定的转变，当也有一番深意，按常理来看，《经解》若系徐乾学代刊，则“幼年”的成德与此书的刊刻干系并不大，高宗对于其“滥窃名誉”的指摘焉能成立？但将此书的刊刻者认定为成德，则坐实了成德沽名邀誉、徐乾学攀附权臣的罪名。

从以上现象来看，高宗对此书辑刻者的剖析并没有完全基于事实，而是具有某种政治目的性。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二十七日，高宗颁赐《经解》七十部给各阿哥、大臣及各省督抚[35]，各省督抚纷纷奏谢。在众多恭谢折中，除漕运总管管幹珍外，各省督抚内均未叙及“徐乾学代性德裒辑《经解》”一节。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初六日，高宗再发上谕：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谕，管幹珍奏谢颁赐通志堂经一折，内称是书系徐乾学裒辑，令性德刊刻邀誉，现经补刊颁发，于阐经义之中，即寓甄别党私之义。《通志堂经解》一书，彚集诸儒经训，洵足嘉恵士林，然当时裒集此书必非出于性德之手，自系徐乾学逢迎交结，代为纂辑，令性德出名邀誉，是以刊订时朕即于简端剖示此意，颁赐各省藏弆。各督抚等具折谢恩，多用骈体泛语，而于朕阐扬经义、甄别党私之意并未叙及，即朱珪素称能文，谢恩折内亦无此意。今管幹珍独能见及于此，言简意该，所见尚是。已于折内批示，并将此谕令各督抚知之，亦不必回奏。钦此。[36]

从这则谕旨来看，高宗对于众督抚未能恭维到自己发现《经解》刊刻背后的“秘密”无不感到失望。成德、徐乾学作为满汉官员，高宗将其合力完成之书颁赐给诸臣，并重申甄别党私之事，其警示满汉大臣之间勿结党营私的意味是十分明显的。由此可见他坐实徐乾学、成德的罪名，并将上谕刊载书首颁示天下，实则是想将二人塑造为满汉官员交往的典型反例，用以告诫群臣。至于高宗为何会在乾隆五十八年警示各省督抚？而众督抚又为何未能及时领会其中含义？此事已无关本文宏旨，在此暂不作讨论。

五、小结

《通志堂经解》在刊刻、流布过程中，留下的历史疑问之多，在中国刻书史上可谓少见。近年来，研究《经解》之论著层出不穷，然而对于此书及其印版收贮内府等关键问题，却一直没有形成明确结论。究其原因，是未能深层发掘内府留下的档案记载。众所周知，皇家藏书向来以宏富而浩博而著称，因此，研究内府乃至整个清代的刻书、藏书史，内府档案记载都极具参考性，值得学界重视。

通过梳理《经解》及其书版入藏内府的过程，不仅明晰了此书的流布、贮存以及补刊经过等问题，也为我们探讨《经解》刊刻之所以出现种种谜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整体来看，此书卷入了复杂的满汉上层政治纠纷之中，是造成其诸多刊刻问题不清的根源之一；而清代两任统治者都没有真正从惠及经学发展的本身出发，却拿《经解》背后的辑刻者关系大做文章，进一步加深了《经解》辑刻问题的误会，这说明清代统治者的尊儒崇经之举，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政治需要而已。清代内府刻书、藏书背后所蕴含的复杂政治因素，值得学人关注。

注释

[1] 王爱亭：《〈通志堂经解〉刊刻过程考》，《图书馆杂志》，2011年第1期。

[2] （清）戴晟《亡友刘君予言行略》，《寤砚斋集》卷一《学文》，乾隆七年（1742）戴有光等刻本。

[3] 关于《通志堂经解》刊成时间的详细论述，参见杨国彭《〈通志堂经解〉刊刻问题新探》，《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2期。

[4]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一，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五月，第六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26页。

[5] 《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首《临幸》、卷四十七《徐秉义康熙四十四年南巡谢恩表》，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6] 如杨珍先生在《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中所指出的，胤禔在政治上的靠山是他的叔姥爷大学士明珠，笔者认同此观点。

[7] 成德去世后，徐乾学为其辑《通志堂集》，此书与《经解》同时完成于康熙三十年。徐乾学在《通志堂集》序中曾提到，此集的诗词古文遗稿是“太傅公所手授者”，表示明珠曾嘱托徐氏为成德出版遗著，那么此书在完成后，理所当然地会在第一时间被送至明珠手中；而同年完成的《经解》，作为成德著作，自然也会为明珠所拥有。

[8] 康熙四十四年（1705）圣祖第五次南巡，胤禔虽并未随行，但是圣祖亲访昆山徐家的消息，在当时必会很快传至京城。对于时时关注圣祖行踪的诸皇子来说，知晓此事并不难。

[9] 据陆陇其、王士禛、朱彝尊等人的记载，在康熙二十九年间，他们就得到或听说了通志堂新刻的书凡18种，仅在八九月间，陆、朱二人就见到了9种，《经解》共收书一百三十余种，若照此速度刊印，怎会持续十数年才完成？这说明自康熙二十九年开始，《经解》刊刻速度大大加快。见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10，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王士禛：《居易录》卷10，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清）王士禛：《分甘馀话》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道光）苏州府志》，卷首之一《巡幸上》，道光四年（1824）刻本。

[12]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5年，第32页。

[13] 王士禛于康熙二十九年“顷得昆山新刊经解又数种”如《补传》、《指说》、《集解》等。见王士禛：《居易录》卷10，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清）胡季堂《培荫轩诗文集》文集卷一，清道光二年（1822）胡鏻刻本。

[15] （清）彭元瑞：《恩余堂辑稿》卷一，清道光七年（1827）刻本。

[16] 关于胡季堂、彭元瑞补刊《通志堂经解》的经过，详见拙文《胡季堂与〈通志堂经解〉的补刊》，《文献》，2019年第1期。

[17] （清）彭元瑞：《恩余堂辑稿》卷一，清道光七年（1827）刻本。

[18] 当时与徐乾学同时代生活之文士，很多都明确记载了《经解》系徐乾学所刊。如朱彝尊曾指出“昆山徐尚书原一为其弟子纳兰容若汇刻《经解》”，见《曝书亭集》卷41《书林氏周易经传集解后》，四部丛刊景康熙刊本；陆陇其在康熙二十九年记载通志堂诸书“皆已刻于徐健庵家”，见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10，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王士禛记“昆山徐氏所刻《经解》多秘本”，见王士禛：《分甘馀话》卷4，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云章曾参与校订《通志堂经解》，他曾提到“东海诸公搜缉《十三经注疏》以下群儒诸经付梓，余亦与讐校”，见张云章《朴村诗集》卷首自序，清康熙间华希闵等刻本；韩菼为徐乾学所撰行状称《经解》系徐氏“雕版行世”，见《碑传集》卷二十，清道光年刻本；另外，上文中提及的戴晟也记载了《经解》系昆山徐氏所刊。

[19] 《谕内阁将〈御批通鉴纲目续编〉议论诋毁处交皇子等删润黏签进呈》，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75页。

[20]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七七，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三月，中华书局，1986年，第779页。

[21] 《军机处为〈十三经解〉〈佩文韵府〉板片全数解京事致苏州织造札文》，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三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32页。

[22] 《军机大臣奏苏州织造将〈通鉴纲目〉板片解送至京片》，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30页。

[23] 《奏销档》，档案号379-165。

[24] 《多罗仪郡王永璇等奏缮签处费振勋等请旨分别议叙折》，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四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67页。

[25]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2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

[26] 《乾隆起居注》卷三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九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2年，第87页。

[27] （清）弘历：《五经萃室联句》，《御制诗五集》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 《军机大臣奏遵旨查明纳喇性德系纳兰成德改名片》，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十二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34页。

[29] 《军机大臣奏遵旨查明成德履历情形并拟写谕旨进呈片》，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八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71页。

[30] 《乾隆朝上谕档》第12册，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九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00页。

[31] 《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二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清）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韩菼：《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碑铭》，《通志堂集》卷十九，清康熙三十年徐乾学刻本。

[33] 《寄谕两江总督高晋等于江浙迅速购访遗书》，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34]如乾隆二十三年高宗指出“我朝圣圣相承，千纲独揽，政柄从无旁落，如康熙年间之明珠、索额图、徐乾学、高士竒，雍正年间之李卫、田文镜等，其人皆非敢骩法干纪，如往代之比，不过私心未化，彼此各持门户之见。”（《高宗实录》卷五七六，中华书局，第332页。）乾隆三十六年又作评论：“索额图、明珠、徐乾学、高士竒辈，当时非不藉藉人口，而迹其行事，或则恃才自恣，或则倚附结纳、交通声气，虽学问或有可称，而品谊殊无足取。”（《高宗实录》卷七三九，第139页。）乾隆四十年再次指出“夫王鸿绪、高士竒与明珠、徐乾学诸人当时互为党援，交通营纳，众所共知。”（《高宗实录》卷九百七十九，第73页。）

[35] 《乾隆朝上谕档》第17册，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39页。

[36] 《乾隆朝上谕档》第17册，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初六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17页。

该文原刊《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7期，此据作者原稿。感谢杨国彭先生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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