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撷华 | 徐淑英：商学院的价值观和伦理：做负责任的科学

一、引言

古往今来，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从未间断。很早之前，思想家们就在思考世界、自然、宇宙、社会和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公元前3150年古埃及的天文学和数学，到最近的互联网，科学发现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改进和寿命的增长，有无可比拟的贡献。社会科学在治生治国、和平、防止战争和冲突等方面贡献卓著。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科学研究如雨后春笋，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蓬勃发展。那么，科学是什么？人类无休止的科学探索到底是为了什么？科学探索不止，人们对此问题的思考和争论也不休。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无价值取向的理想”(value-free ideal) (Churchman，1948；Douglas，2009；Levi，1960；Reichenback，1951)。坚持无价值取向的学者认为，科学工作应当只由内在的科学价值引导(如信度、效度、解释力)，且应远离社会价值(如公正、伦理)的影响。科学家的作用是发现不受任何情境因素影响的客观知识。科学家只对其他科学家而非科学领域外的人负责(Kaplan，1964)。因此，科学家有必要且必须脱离忧患和社会风气，以保持探究的自主权和思想的独立性。这种脱离“允许科学家个人将注意力集中于有明确理由相信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上”(Kuhn，1962)。Kuhn认为这种自主权很大程度上会带来自然科学的成功。

另外，无价值取向的反对者将科学视为一种价值取向的活动，因为科学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人类需求(Dewey，1927)。因此，大量的科学知识不可能没有价值取向。Merton著名的“科学精神”(1942)指出，科学内在规范的正确运作依赖于更广泛的社会价值。认识到科学推理和推断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后，Rudner(1953)提出当接受或拒绝一个假设和考虑错误结论的风险时，社会和伦理价值在判断证据的充分性时十分必要。对于科学家有很多单纯的伦理要求，如诚实、坦诚、正直。“只有诚实地汇报结果，或采用所有合理的预防措施来避免实验误差，或完全控制住与作者观点相反的证据时，科学才能成功” (McMullin，1982)。

经过争论，如今普遍结论(尽管有些人仍然不认同，如Lacey，1999)是，无价值取向理想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取的(Douglas，2009)。无价值取向理想不可能的原因是，从研究问题的选取到为政府或企业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在科学进程中的每一步，价值都显现其中。无价值取向理想不可取的原因是，社会倚赖科学家的理论和研究证据来制定技术、政策和法规(Douglas，2009；Hempel，1965)。科学界期望科学家作为负责任的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servant of knowledge)，确保采用有益、可靠的科学知识来指导政策。由于科学工作与社会世界互相依存，因此，无价值取向科学(如，缺少社会或伦理价值影响)是一种与科学工作的真实情况不相吻合的错误观念。

无价值取向理想和商学院的科学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有两个原因导致这一问题非常重要。第一，商学院研究的是社会科学领域，当其根据Ford和Carnegie的报告 提出的挑战(Gordon & Howell，1959；Khurana，2010)采用了自然科学模型后，就成为了一门具有合法性的科学学科。此外，商学院研究非常看重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数学等学科的思想。第二，与其他科学类似，商学院研究旨在了解和解释管理、企业、组织世界中的经验性困扰。和实践的关联是商学院研究的中枢(Cummings，2007；Fisher，2007；Rousseau，2006；Rynes & Shapiro，2005)。照此，无价值取向理想与商学院研究的关联(注释1)在反映上述问题方面是正当且重要的。

因此，本文的主要着笔点是提出“价值和商学院学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为了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我对现今的商学院研究进行分析后得到了悖论。商学院研究遵守(或至少似乎是遵守)的是认识价值观(epistemic values)，但它同样蕴含社会(或非认识)价值观。这些非认识价值并未将研究与社会世界(如，企业)融合起来而是隔离了这两个世界，由此产生了悖论。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两种内部利益相关者(期刊编辑和学校领导)主导了对科学工作的评估。这一评估过程系统地排斥了第三个群体，即经理人或决策制定者，他们是外部利益相关者(Aguinis，2012)和组织研究的“最终支持者”(Davis，2015)。而且，在运用科学研究之内的价值观时也会负载研究之外的价值观。我将会说明这种内部聚焦，以及科学进程和推断中非认识价值观(特别是政治价值)的浸渍，会不利于商学院科学的诚信。它们导致了垃圾科学(junk science) ——无法满足能力或诚信的最低标准的科学——的扩散(Huber，1991)。如今，它们导致了商学院人才的滥用。本文结论是呼吁商学院采用负责任的科学的观点(Kourany，2010，2013；Tsui，2013b，2015)(见注释2)来重建科学的诚信，提高科学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有益性，并为科学家提供真正的自主权。通过这种变革，商学院的研究功能会转变为专门致力于真正的科学和学术的研究，并更好地服务于商学院和社会。

二、两种与科学潜在相关的价值观

与科学有关的价值观大概可被分为两类(Douglas，2009)。第一类是认识(包括认知)价值观(epistemic values) ——判断理论和证据的充分性的规范或标准。“当它有利于好的科学它就是认识价值观。认识价值观是好的科学推论的规范和标准的一部分”(Risjord，2014)。第二类是与引导科学行为无关的价值观。McMullin(1982)用非认识(non-epistemic)这一词语来指代所有不与发掘知识的“真实性”直接相关的价值观。这些大概包括社会和伦理的非认识价值观，可能影响科学进程很多阶段的决定，特别是在选择研究的问题、评估创造的知识对实践或政策的启示以及判断理论或证据错误的后果时(Douglas，2009)。Rijvold(2014)将这些看作道德和政治价值观。社会或道德价值观是与社会、团体或个人有关的期望条件，例如，财富或健康是适用于社会、团体或个人的社会价值观。伦理价值观是我们应当做什么的信念和标准；公平或诚实是很多社会的伦理价值观。社会和伦理价值观尽管并不一样，但常常相关联，比如，公正或诚信有许多伦理维度，但是同情或成功并不包含伦理因素，至少并不明确包含。政治价值观可能反映了特定团体或个人的偏好，如出资机构指定资助的研究类型，评估委员会判定可被采纳的期刊类型，审稿人总是偏好与问题或数据无关的理论或方法。

(一)认识价值观(Epistemic values)

认识价值观是评估达到科学目的的理论或证据的准确性的标准，如，研究是否创造了能使我们更接近真相的可信的、有效的知识。与商学院研究相关的认识价值观例子有构念效度、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预测效度。若未满足这些价值标准，就降低了从研究结果推断得出的知识的可信度或准确性。一般来说，科学界一致认为评估理论或证据的可信度与认识价值观相关(McMullin，1982)。声称无价值取向理想研究者的个人价值观或个人偏好不会进入到这种评估中。但是，科学工作，不论是选择理论还是方法，都蕴含价值判断(McMullin，1982)，且在科学活动或评估中应用认识价值观时，个人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在场(Brown，2013b；Douglas，2009；Risjord，2014)。以构念效度为例简单阐述。通常，我们采用0.80的水平(不论是内部一致性、不同评分者评分的一致性、或是重测信度)作为测量信度的可接受水平。但是，对新的测量值来说，我们也可接受较低的水平。对某些测量值来说，我们甚至不需要信度估计(如，ROA作为收益率的测量值)。因为不确定测量值的真实信度，当研究者决定选取0.80、0.70或0.60来表明信度的可接受水平时，社会价值观就在场了。我们让科学家(如作者或审稿人)选择对研究来说合适的水平。因此当一些科学家愿意接受较低的临界值而另一些人坚持较高的临界值时，科学家的个人价值观在这一决定中起到了作用。同样地，通常大家更偏好具有强内部效度或更高预测效度的理论和证据。但是，当研究者的个人差异影响了判断时，如考虑研究主题的重要性、数据收集的困难性或对特定理论或数据收集方法的偏好等，也会涉及非认识或社会价值观。

相对于认识价值观，认知价值观(cognitive values)包含了更多的不确定标准，尽管两者之间的界限很模糊。有些认知价值观被用来评估理论的简易性(与复杂性相对)、范围(狭窄或宽广)和解释力。通常，一个简单特别是精妙的(明确地反映了研究者的品味)的理论，比一个复杂的理论更受欢迎。代理理论(Jensen & Meckling，1976)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而制度理论(DiMaggio & Powell，1991；Scott，1995)就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广阔或普适的理论相较于适用狭窄的理论更受欢迎，尽管在管理学科中许多“中段”理论(midrange theories)在研究组织时最有用 (DiMaggio & Powell，1991；Scott，1995)。含有强解释力的理论相较于有限解释力的理论更受欢迎，虽然其他研究者可能回避只解释了结果变量的很少方差的模型，但是当观点新颖且精妙时，一些研究者愿意接受较低的解释力。简易性、精确性和普适性之间存在折中(Weick，1999)。简单的理论可能并不精确，如同代理理论(Ghoshal，2005)。普适的理论可能既不简单也不精确。科学家对简单或复杂的理论偏好各有不同，这种偏好也影响了其对另一个科学家在研究中的理论选择的评估(如，审稿)。

科学家一致同意，在发现理论空白或证据的不精确性，以及确保防范错误推断时，认识和认知价值观极其必要。但是，他们也认为社会和伦理价值观常常更间接(有时候甚至直接)地影响研究过程，实际上，它在为断言科学工作的可接受度和所创造知识的潜在用途而解释其理论或证据的精确性时更为有用。

(二)社会价值观(Social values)

社会价值观是指，并不内化于科学工作，但当考虑断言知识的可靠性时可能进入研究者思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的价值观。对社会有用的社会价值观，如公正、自由、社会稳定或人类尊严常常与伦理价值观重叠。当它们参与研究时，是期望能保护人类免受伤害，如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创立(Ippoliti，2015)，限制了科学家在研究中对人类的使用。这样一来，社会价值观——保护人类福祉直接进入了科学进程中。除了有助于社会，有时也有负面的效果。因为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可能推迟研究项目或需要修正研究设计，这种妥协可能使得研究项目或设计不能完全满足认识价值观。选择研究方法可能受到社会价值观而不是认识价值观的影响。例如，Kulik(2011)用管理研究界的多层次、多种数据源和纵向研究设计来描述人口的持续增长。对研究者来说，这一研究设计有巨大的挑战，包括伦理审查委员会同意这一复杂的研究设计、增加了组织提供如此复杂数据的要求、影响了组织研究的进程等。提出或采用复杂的设计反映了认识价值观(如果对所研究问题来说是必要的)的要求，但也可能是科学家的个人喜好驱使的(体现出老练或自豪，或期望取悦审稿人)。在考虑结果推断错误的后果，即归纳风险(inductive risk，Hempel，1965)这一问题时，社会或伦理价值观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证据永远是不完整或有瑕疵的，无法确实地支持假设，因此基于现有证据接受或拒绝假设都存在风险，即产生了经典的一类错误(拒真，即事实上零假设是真的，但被拒绝而接受了备择假设)或二类错误(纳伪，即事实上零假设是伪的，但被接受为真而拒绝了备择假设)。需要价值观来权衡每种错误的后果。

讨论归纳风险时常用的例子如，在消费用品(如，食物或药物)或工业用品(如，建筑材料或杀虫剂)中使用化学物。一类错误(type I error, 假阳性即拒真错误，当实际无害时推测有害，即拒绝了实际上成立的零假设H0)会导致政府为了保护公众而实施不必要的监管。二类错误(type II error, 假阴性即纳伪错误，当实际有害时推测无害，即接受了实际上不成立的零假设H0)会如研究证据所示导致政府实施宽松的监管(错误的)，从而增加了公众健康的风险。科学家有责任为政策制定者提出每种错误类型的后果的建议。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公司的决策制定者需要分别权衡消费者成本和产品成本。消费者可能偏好较严格的统计显著性标准(来减少一类错误或假阳性)而行业偏好较宽松的标准(来减少二类错误或假阴性)。增加样本量会增加检测力度并减少二类错误，但也会增加研究成本。在此例中，评估归纳风险的后果时应当让谁的价值处于优先地位：公民、行业或科学家？显然，这是一个社会价值观而非认识价值观的问题。

归纳风险观点(inductive risk)同样适用于评估企业研究。在处理代理问题时，代理理论(Jensen & Meckling，1976)的建议是提高高管报酬，以此例分析。根据代理理论，经理人和所有者(私有企业或上市公司股东)之间存在目标冲突，且监督经理人的行为非常困难。因此，提高经理人的企业所有权的奖励制度应当会增加目标的一致性。当经理人做出有利于企业和股东的决策时，就是目标一致。一系列研究表明，经理人股权与股东利益一致的战略和金融决策相关(Eisenhardt，1989)。实际上，这意味着高管的股权薪酬会增加股东回报。基于这一知识，从1976年开始，公司开始采用高管股权薪酬。但这个理论的成立基于两个假设，一是所有人都是自私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二是若给予钱财，对方一定会服从指令，这也是错误的，因为很多人做事不是出于金钱。所以这两个基本假设出现了问题。在Jensen和Meckling提出该理论时，他们自己并没有提供实证证据。尽管后来有研究验证了他们的结果，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并未报告没有成立的结果。因为我们倡导不做重复性研究，也不鼓励报告不支持假设的研究，所以导致了错误的延续。结果这一理论被广泛引用，并对企业的实践产生极大的影响。Martin(2011)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报告，当CEO的报酬激增时，公司绩效会降低。特别是，在1980年之前的20年，365家最大的公开上市的美国公司的CEO报酬的每股净收益下降了33个百分点。同一时期S&P500(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实复年收益是7.5%。换句话说，在1976年之前，因为股东相对报酬的持续减少，CEO挣得比他们多。在1976之后，CEO报酬的每股净收益从1980-1990年翻了一番（是1980年的两倍），1990-2000年翻了两番（是1990年的四倍）。同一时期，S&P500的实复年收益是6.5%。显然在代理理论的指引下经理人所做的决策都是使自己的薪酬越高越好，但并未实际提高企业绩效。这表明代理理论并未有助于经理人激励和企业目标的一致，而只是提高了经理人的激励。Martin(2011)总结说，股东财富最大化和高管薪酬有关的观点是世界上最蠢的观点(Denning，2011)。换句话说，采用高管股权报酬而非治愈经理人贪婪这一疾病，使得病人病的更重，或变得更贪婪。

显然，采用截面设计或有限时段理论(Jensen & Meckling，1976)和早期的研究证据(Eisenhardt，1989)都表明了高管基于所有权的报酬和公司绩效间正向相关。因为这一假设中存在内部不确定性(理论和证据都有)，所以有必要在将这一知识运用于实践之前检验归纳风险。这一假设的一类错误是两者不存在关系。实际上，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两者关系为负。代理理论的研究并没有践行认识价值观(检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社会价值观(评估归纳风险的后果)。代理理论研究的假阳性错误对股东来说成本巨大。尽管只是金钱成本，但科学研究的假阳性可能会对人类产生严重的后果，例如原子弹的发展。科学家需要在Trinity试验(原子弹的第一次爆发)前评估归纳风险，因为担心原子系列反应可能导致核灾难(Rhodes，1986)。只有经过谨慎的评估，得出了不可能的科学结论，科学家才会继续检测原子弹。同样地，分析与应用金融工具有关的归纳风险可能阻止或至少降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Wolf，2014)。这些例子表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家都在道义上有责任考虑他们所做的科学工作的正反两面的后果(Douglas，2009)。为了实现这种责任，社会价值观在评估任何理论(如组织设计、领导力、战略、奖励制度)和相关具有实践意义的实证证据时都是必然和可取的。

总之，认识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在追求负责任的科学和谨慎运用科学知识中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表1总结了两种价值观类型和它们分别在科学进程中的作用。它表明认识价值观主要具有直接作用。但是，研究使得认识或认知价值观随着时间不断修正，如估计测量值信度的统计方法的发展。而社会价值观不论是在指导科学工作、评估可靠知识的准确性，还是在思索错误推断的后果时，可能既具有直接作用也具有间接作用。

表1  认识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在科学中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三、价值观和商学院研究

目前为止的探讨都是基于假定科学是可信(真实的)知识的发展和累积，且它们能在自然和社会世界中得以运用并解决问题。科学家因为其在知识方面的权威地位，在科学工作中应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通过严格践行认识价值观)，并对评估与科学推论和实证证据相关的不确定性的归纳风险程度(通过深思熟虑并负责地践行社会价值观)肩负道德责任。

商学院的科研目的到底是什么？正如大多商学院的网站所描述的，也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运用科学方法做严谨的研究来创造与企业组织有关的知识，如企业如何运作、如何提高绩效、增加创新？二是运用本院教员和其他学者的高质量研究所创造的知识，培养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从而改善企业实践。如此，企业拥有了好的产品、管理方法和服务等，可以提升人类生活的质量。因此，商学院研究必然受到认识价值观(研究是否符合严谨的科学)和社会价值观(研究是否产生了有用的知识)的评估。接下来分析价值观如何体现在商学院研究的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选择研究的问题；第二，评估理论和研究方法；第三，对实证结果的阐述；第四，选择发表研究结果的途径。

(一)选择研究的问题

从一开始，企业和管理领域的宗旨就是致力于提高组织生产效率、促成员工合作、利于工业和社会发展的研究(Barnard，1938；Khurana，2010；Dauten，1958)。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成立于1936年，就是为了支持和促进商学院的研究和教育使命。《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的创始主编Paul Dauten, Jr.在创刊的编者声明中明确了研究的目的。

“学会的总体目的是培养这样一种管理哲学——提高工业社会的效率和效力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在任何哲学中都是公众利益至上，但是应适当考虑资本和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Editor, 1958:第5–6页)

管理研究从1958年至今是否有达到这一期望呢？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好奇，Walsh、Weber和Margolis(2003)分析了1738篇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1958~2000年的实证文章。他们发现超过70%的文章聚焦于绩效导向的结果(效率、生产力、收益率、市值、创新等)，不超过30%聚焦于社会结果(满意度、健康、压力和社会责任)。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领域的学术更多追求的是社会的经济目标而非其社会目标”(第859页)。运用1981~2012年关注中国样本的管理研究，Tsui和Jia(2013)更新并扩展了这一研究。他们预期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学者倾向于两种结果均重视。他们分析了发表在六大顶尖英文期刊(AMJ，ASQ，JAP，JIBS，OrgScience和SMJ)的超过300篇文章，以及在三大中文期刊(注释3)的近3000篇文章。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比Walsh等(2003)的研究更令人吃惊。超过80%的六大英文期刊的文章和超过90%的中文期刊的文章关注的是绩效或经济成果，且个体、组织和社会层面研究的趋势线都大同小异。这些结果表明东西方科学家在组织研究中都更重视经济结果而非社会结果。经济价值的主导地位持续了多年且并没有减少的迹象。管理研究并没能实现AMJ的创始主编阐述的高尚目标，即工业社会的研究应当既强调经济目标又强调社会目标，且最重视公众利益并适当考虑资本和劳动力的合法权益。近年来，期刊编辑们试图将注意力转移至社会结果。

例如，2012年，AMR以组织中的关心和同情为主题举行了一次专题讨论(Rynes、Bartunek、Dutton & Margolis，2012)；2014年AMJ的主编呼吁以老龄化和管理(Kulik、Ryan、Harper & George，2014)、气候变化(Howard- Grenville、Buckle、Hoskins & George，2014)、德行组织(Hollenshe、Wookey、Hickey & George，2014)、管理的巨大挑战(AMJ，2015)等为主题的研究；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会刊《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呼吁人性化管理(Tsui & Jia，2013)，聚焦非洲情境的管理(George，2015)；Tsui (2013a)倡导负有社会责任和同情心的组织和管理研究。关心研究对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显现在其他许多科学和行业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号召高校、基金会、慈善家和公司一起加入他所强调的在能源、健康、教育、环境、国家安全和全球发展领域的“巨大挑战”体系。

美国国家能源协会(NAE)认定了14种巨大挑战(NAE，2013)，如清洁水源、预防核恐怖活动、保卫网络空间等。它鼓励通过这些挑战领域的工程研究将世界打造成一个更适宜居住的地方。换句话说，已发表的文章和对新研究的号召都体现了科学界和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的政策制定者的社会价值观。只要主题满足社会需求，利用这些价值观来引导研究主题的筛选就是可行的(Kourany，2010、2013)。不幸的是，如今大多数组织与管理科学的研究者是通过解析文献的文本来寻找需要填补的“理论空白”(Alvesson & Sandberg，2011；Davis，2015；Suddaby，2014)而非探索真实世界的新的研究领域。利用现有文献作为新研究的思想来源使得研究总是聚焦于现有文献，探讨的问题依然是主流持续关注的经济后果，贡献的是增值性而非开拓性的研究。

然而，研究新主题对年轻(甚至资深)学者来说可能具有风险(Tsui，2013b)。不安全感和维持地位(一直贯穿现今范式)是指导商学院的科学家决定研究何种主题的主要非认识价值观。一方面选择利于提高企业绩效的问题，却不关注企业对其它人群的影响。另一方面选择主编、评审、同行喜欢的题目，而不关注对社会是否有帮助。社会价值观影响了选题，科学家往往选择对于科学界至关重要却对社会或企业无关紧要的问题。

(二)评估理论和研究方法

管理研究一个有趣的发展是，有很多人声称为了提高研究对知识的贡献而越来越重视理论(Hambrick，2007；Suddaby，2014)。在评估是否接受一篇研究论文时，对理论的贡献成为重要的认识价值观。出于对AMJ的文章是否以及如何贡献于理论的好奇，Colquitt和Zapata-Phelan(2007)分析了1963~2007年的667篇文章。他们将文章对理论检验和理论构建的贡献采用五点量表进行编码，发现在最初27年(1963~1989年)，大多数文章主要都是报告者(描述现象而没有理论)或理论构建者(用归纳或演绎的方式发展新理论)。原因是处于研究早期，有很多崭新的现象。最近18年(1990~2007年)的文章则大多数是检验者(检验理论的假设)、扩展者(为更清楚地阐明理论的内涵和解释而加入中介变量)、验证者(为探究理论的局限和边界而加入调节变量)和一小部分定性研究的构建者，并无报告者。实际上，2000年后的大多数文章都是理论阐述的研究。这一规律并不令人惊异，因为AMJ是一个聚焦理论的期刊。其他期刊，特别是基于现象(强调实证难题)研究的期刊可能并没有这么强的理论导向。然而，AMJ主导着这一领域。大多数管理研究者读AMJ的文章，并期望自己的研究能达到AMJ论文的标准。大多数AMJ审稿人也会审阅其他期刊。不管怎样，这些研究者(作者或是审稿人)也会将理论焦点带入其他期刊。

Hambrick(2007)探讨了与自然科学或其他商学院的学科(如，会计、金融和营销)相比，管理研究过于重视理论的问题。在科学中，发展或应用理论是为了解释并理解实证难题。然而管理学中的理论已经完全脱离了实证难题，而贡献于多年来被许多学者所讨论的“研究-实践差距”(Cummings，2007；Hambrick，1994；Pfeffer，2014；Rynes，2007；Walsh，2011)。已有许多学者试图理解为什么管理学研究将理论具体化为研究的典型焦点，以及为什么它在企业和管理世界中如此脱离的现象。Birkinshaw等(2014)和Suddaby(2014)警醒我们要将好的理论与“盲目崇拜理论”区别开来，后者指的是“已经成为程式化的、呆板的、人造的理论，或理论很大程度上通过文本解析而非经验提出”，且这种理论的仪式化和合理化“大多与不断增长的文章发表的职业压力相对应”(Suddaby，2014)。盲目崇拜理论和科学主义总是将理论优先于所解决问题或科学表现的重要性或相关性，要求理论家识别并填补现有理论中日益有限的空白，因此越来越远离实践。Suddaby接下来指出，当理论变得越来越盲目崇拜，它们也会更加“科学”。也就是说，他们采用的是表面形式——形式、语言和科学的表达——而没有对新知识的实用性贡献。因此科学主义用理论和方法的正式语言来解释显而易见的事物或是重新塑造现有的知识……采用一种更加复杂的方法或润色过的理论框架来解决陈旧的问题，相较于新知识或新视角的产生更加重要。(2014:第 449页)

除了理论的盲目崇拜和科学主义，也有对数据进行歪曲、伪造或选择性地报告结果(偏颇选择)，或事后设立假设(Bedeian、Taylor & Miller，2010；Tsui，2013a；2015)等有问题的研究实践的担忧。比如研究有三个公司的样本，其中有一个公司的结果不同于其他两个，科学家若不去思考为何不一样，而直接删除不支持假设的样本，这就是歪曲数据。伪造数据就如几个科学家在一个小团队中一起写文章，每个人名字都在上面，但其实每个人只写了一篇。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但都不是科学的。因为科学家需要认识这个领域、问题，所参与的研究是自己的思考，而不只是一个生产活动。尽管对科学不端行为的问题严峻性存在争论(Fanelli，2009)，研究报告中从琐碎的到发人深省的事件已发生。对自然科学中18篇关于不端行为的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2% (加权平均值，N = 7，95%，CI: 0.86-4.45)的科学家承认至少有过一次歪曲、伪造或修正数据或结果。高达33.7%的人承认存在其他有问题的研究实践。因为这是自我报告的，结果可能低估了真实情况。Bedeian、Taylor和Miller(2010)调查了商学院384名终身制和非终身制员工，询问他们是否观察到同事有FFP的行为，即歪曲(falsification)、伪造(fabrication)、剽窃(plagiarism)，大多数(27%~79%，根据FFP分类的特定实践)报告称他们曾见过这些不端行为。其他一些如偏颇选择、样本存在问题、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他人的观点等有问题的实践活动，其比重则达到了92%。研究者可能过度报告了同事从事的这些行为。但是，基于社会期望，科学家应当积极地保护自身职业名誉并尽量减少不端行为的研究(Fanelli，2009)。真相可能在自我报告和他人报告之间。这些行为表明迫于发表文章的压力，有些人对科学意义其实并不了解。当其他人做重复性研究发现结果不为真或很随机时，则被前述研究的成果误导。所以在未清楚掌握的情况下就发表自己也认为有问题的文章，不符合科学的标准。

无视发表的结果和真实的结果之间的严重不同，作者有许多种方式撰写有趣但其实并不真实或容易令人误解的文章(Nosek、Spies & Motyl，2012)。Davis(2015)同意这一发现，“很多地区已开始共同认识到期刊和学术生涯奖励制度在发表时都更青睐新颖性而非真实性，所以个体学术研究者常常因为有趣而非做得正确从而受到褒奖，这导致了发表体系的系统性偏差” (第181页)。崇拜理论具有理论的形式，但它并没有直接与任何实证现象相关联。科学主义鼓励学术性，偏爱流行的建模方法，喜好统计过程或新颖聪慧的观点而不顾它们的实质重要性或对认识的推进(Birkinshaw et al.，2014；Pfeffer，2014)。如一味采用现有的理论和方法，却不考虑是否适用于所研究的问题和数据；有时候数据简单、样本量小，却仍采用结构方程或HLM这些流行方法，并想尽办法说服评审接受等。这些都是追求发表的目的而不是希望结果具有可靠可信的价值来引导我们做研究。这些研究实践反映了权宜之计、工具主义、追随流行、个人偏好、(工作或职业)不安全感、追求名利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既不是认识的也不是社会或伦理的，而是把潜在好的科学变成垃圾科学的有害价值观。

对理论盲目崇拜和有问题的研究实践，应当在科学工作的审阅过程中进行检测。不幸的是，审阅过程也充满问题(Bedeian，2003，2004；Starbuck，2003；Tsui & Hollenbeck，2009)。最严重和最普遍的问题是在评估稿件时受个人偏好(一种社会价值观)而非科学标准(认识价值观)的主宰。Bedeian(2003)调查了两本顶级管理学期刊AMJ和AMR 的178位作者有关审稿过程中的经验。他指出“调查中最令人不安的发现是，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回应称稿件中的意见修正是基于审稿人的个人偏好，几乎25%的人声称在修改稿件时所做的改正实际上感觉是错误的”(第331页)。Starbuck (2003)给“编辑决策包含偏差和不可测性”(第344页)提供了证据。实际上，非认识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在科学工作的评估(稿件审稿过程)中十分泛滥，这也导致了哪些文章能被发表的不可测性(Starbuck, 2005)，威胁到了科学的诚信和有效知识的创造。

(三)实证结果的解释和展示

认识价值观支持对有缺陷的实证研究的探测并确保证据的不确定程度在可接受范围内。重复性研究和同时报告正负向的结果都是重要的认识(社会)价值观。但是在很多领域，对验证假设的结果有很强的偏好。不显著、与假设或已有发现不一致的结果或异常值总是不被报告。这种确认偏误在心理研究中无所不在(Nickerson，1998；Nosek et al.，2014)，且蔓延到了管理学中(Davis，2015；Leung，2009)。这种对假设选择性报告、偏颇选择结果和基于结果形成假设的做法，与证伪性和重复性的科学原则以及诚实正直的社会期望不一致。不幸的是，审稿人并未察觉这样的实践，更有甚者在审稿过程中教导或坚持让作者移除不被支持的假设，而对理论和结果推断的错误结论的后果并不在意。结果，发表出来的文章可能充满了假阳性结论。这种确认性偏误部分反映了常规科学范式(Kuhn，1996)的支配地位。

“范式”一词来源于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此书主要介绍了科学的发展并研究科学的进展是怎么发生的。他用范式一词形容，每一阶段提出有关一个问题主要的解释理论和方法，之后有一系列的研究去验证此想法、理论的对错，这个时期叫常规科学研究。强范式常规科学研究的特征有：第一，分析熟悉的、可解决的和相关的问题，如创新、绩效、合作等；第二，运用改进过的广泛接受的理论；第三，采用范式提供的方法和工具，如二手资料、实验室研究、问卷调查、面谈等；第四，期待与理论一致的结果。若是理论不能支持结果或是对发现有不明了的情况，尽管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但只要理论没办法解释，就不报告和追问了；第五，系统地压制或忽视了异常值、令人惊讶的或不预期的结果。以上都是指在范式里做研究。所以，常规科学有两大表现：一是完善理论来解决某一问题或解决一个大的难题所遗留的问题(Tsui，2009)。这个大的难题是当时的理论提出来想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本来就和这个理论有关。其二是鼓励科学家主要贡献于“相近的已有理论和方法”的研究(Barkema et al.，2015)，若与此不相关则不研究。常规科学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目的并非为了有足够的新颖性，而主要是在范式里开阔范围、提高精度(Kuhn，1996)。范式就是想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主要的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用的主要的方法是什么。不一样的问题有不一样的理论，即有不一样的范式。二是它可能与就范式所提供的概念和工具而言难以还原成难题形式的社会重要的问题隔离开来(第37页)。即以现在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假如出现了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新的社会上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理论无法嵌套就不关注了，这就是常规科学最大的问题。今天的管理研究很明显还停留在常规科学领域，依然在研究和整理20年前的理论，而没办法解释和研究近20年社会上很多新的现象和问题。

当认识价值观的作用是确保方法的严格和证据的可靠时，社会价值观纵容了一类错误(与确认偏误、选择性报道或事后设立假设有关)的盛行。这些情形表明作者可能受到不安全感和追求名利的非认识价值的影响，而审稿人受到个人偏好(特定的理论或方法)和权力(惩罚作者因未服从他们要求改正的指令而提出拒稿建议)的影响。管理学或商业期刊的文章很少讨论与一类错误和二类错误有关的归纳风险的问题。博士研究生在统计或研究方法课程上学习了这些观点。然后，他们实质上已经忘了这些很少出现在期刊文章上的术语。如上述讨论指出，商学院的研究并不期望会被应用于实践，其研究的目标是发表文章。这种对研究结果(就知识的质量和有用性来说)关注的缺乏，既是内在关注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根据无价值取向理想，脱离社会问题应当使得科学家自由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想解决的问题上(Kuhn，1962)。这种独立性促成了自然科学的成功。为什么商学院研究不能享有同样的成功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商学院研究负载了太多价值，科学家们在科学探索中无法拥有独立性。

但自相矛盾的是，许多商学院研究的观点出现在了教材中，并被用来教导从本科生到MBA再到高管等不同程度的学生。教材作者(大多数是富有成就的学者)基于自身感知到和实践有关且有利于知识贡献的方法，来选择科学观点或结果。但因为高质量的期刊并不能保证文章的质量，教科书可能包含了良莠不齐的、有未知归纳风险的理论或结果。有两个例子可以阐明这一问题。第一，现如今大多数商学院仍然教导学生，经理人的职责是最大化股东价值，必须激励经理人聚焦于这一目标。如上所述，代理理论对高管报酬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就股东的报酬递增来说存在不好的结果(Martin，2011)。

Ghoshal(2005)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代理理论实际上对管理实践是有害的。第二个管理学观点的例子是出现在大多数战略教材中并受到高管热烈支持的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Porter，1985；2008)。这种情形素有波特之于战略如同“亚里士多德之于形而上学”之称(Denning，2012)。他的咨询公司The Monitor Group创立于1983年并取得巨大成功，却在2012年12月破产倒闭。甚至在倒闭之前，批判者(Stewart，2010)就提出波特的观点缺乏事实和逻辑。波特在提出这个理论时也并未做实证研究，仅是提出这个观点，即寻找一个好的有赚钱机会的行业并研究其结构，进入这个行业就会赚钱，但不关注企业的创新、管理，这并不能使企业盈利。Denning(2012)说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可以事先通过研究一个行业的结构而产生”。

这两个例子间的共性是理论和证据都缺乏对“归纳风险”的评估(见注释4)。当需要解决问题时，我们提出了假说，但假说提出来后需要验证，且不能只有一次验证，要多次重复检验。若并未做重复性检验就直接运用于实践，会大大影响企业运营。这说明我们现在领域的研究方法是关注理论，而不关注重复性研究，只接受那些支持理论的文章。这不是在检验理论成立的准确性，而是所谓的文章发表。实际上，任何顶级期刊中的大多数管理学理论(如，领导力、职业设计、组织发展、奖惩系统)都没有经过对归纳风险有关后果的评估。企业研究错误推断的后果之一是浪费了大量的金钱并对员工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代理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都是未通过社会或伦理价值观评估风险的管理学理论。社会价值观和认识价值观在研究过程中非常混乱，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区别，且混乱地引导学者做研究。对一个管理学理论进行认识和社会价值观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Denning（2012）这样评论波特的战略框架：不仅是认识论的黑洞，实际上，更是反社会的。因为它留存了过多的收益却不起作用，反而对商业无益。它刺激了企业领导不再惧怕做对股东或下属有害的事。(Denning, 2012)

显然，社会作为科学知识的消费者有权控诉未被证明的观点，科学家也有道德责任将其纠正(Davis，2015；Douglas，2009；Kourany，2013)。值得注意的是，伦理价值问题会产生很多后果。第一，延续常规科学，阻碍了打破范式的“卓越”研究。第二，危害了科学的诚信，减弱了商学院科学和科学家的名望。第三，依然专注于“研究实践缺陷”而没有解决社会(企业)的问题。第四，促进了“垃圾科学”，鼓励学者通过走捷径的方式达标。

(四)报告结果

非认识价值观在科学进程的最后阶段——研究结果的报告和传播，最明显且起决定性作用。研究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在公共论坛展示，这对知识的共享和积累来说十分必要。有许多途径可以进行传播，包括会议、研讨会、书籍、期刊和研究专著。书籍和研究报告对大的项目来说是合适的途径。期刊适用于较小且独立的观点和可以在有限页数内以详尽细节描述完整的研究。所有公共论坛的作品都需经过详细审查，并且可以公开的争论和讨论。已发表的作品会经受更多的审阅和评论，这是今后可以提升这一主题研究的良性交互。通常，科学家个人可以选择最适合的将自己的观点传达给正确的听众的途径，并最大化展现新的观点或发现。商学院的早期，可能因为缺乏期刊或大规模的自然科学研究项目(Barkema et al.，2015；Smith & Hitt，2005)，大多数研究发现都通过书本发表。然而最近二十年，期刊文章越来越被重视(Adler & Harzing，2009)。商学院甚至明确列出教员应当发表的期刊“名单”。名单通常包含由影响因子(发表于一份期刊的所有文章在接下来两年内被其他期刊引用的数目)排名的顶级(A)期刊。书籍、书的章节和发表于较低级别期刊的文章常常被回避、嘲笑甚至惩罚(Tsui，2013b；Walsh，2011)。有时，作者把一个宏大问题拆分成几块，分别用期刊论文阐释和发表。

是什么价值观驱动了商学院(或大学中的其他学科)采用这样的发表政策呢（抑制科学家选择合适途径发表作品的自主性，尤其是回避写书和其他的应用型出路）？

答案是商学院使命的商业化。对于学校来说，既有财务压力，又有远大抱负和合法性期望，还有各种各样的评级压力。近年来出现了对商学院评级和排名的行业 (Walsh，2011)。美国商业周刊MBA排名始于1988，金融时报全球MBA项目排名始于1999，还有AACSB、EQUIS，商学院非常希望出现在这个排名上，以此彰显学校的顶尖地位。商学院科学研究成了泰罗制(Taylorism)，数每小时可以拍多少块砖头，每年能发表多少篇文章。

除了这些商业化的排名，学者也急于用研究生产力来衡量学术的成功性。有许多文章比较了学校和个体学者的研究生产力(Azar & Brock，2008；Certo、Sirmon & Brymer，2010；Podsakoff、MacKenzie、Podsakoff & Bachrach，2008)。商学院科学已经成为一年一度的游行秀，包含了各种各样采用可直观看到和计算来达成(或近似)目标程度的标准，对教学和研究进行判断评级。科学家个人的声望和学校的名誉是由发表的A类期刊的数量定义的，却罔顾了研究的实质内容或是发表于这些A类期刊的文章的实际质量(Macdonald & Kam，2007)。Nosek等(2012)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对发表本身进行奖励促使了科学家为了个人利益去发表，而不管发表的结果是否真实”(第616页)。出于“影响力”(引用数)和“生产力”(文章数)奖励科学家是一种堕落的奖励制度，导致了许多有问题的研究实践，包括同行评审的不正当操作(Moylan，2015)。

大家总是认为所有A类期刊的文章都是高质量的。但是，许多学者(Moylan，2015)指出这是一种谬论。基于审稿人对稿件的不一致性评估(between r=0.08 and 0.45）、（Starbuck，2005)及审稿和引用间的低关联度(r=0.24，Gottfredson，1978)可以得出，稿件的真实价值其实并不确定。这种不可测性意味着顶级期刊发表了许多低质量的文章，而有些出色的文章却在较低级别的期刊上发表了。Peters和Ceci(1982)做了个著名的研究，他们选择九篇1年半至2年前已经发表的论文，重新虚构了作者姓名和工作单位，并对题目、摘要、开篇段落进行了装饰性修改，再投到该期刊，其中八篇被拒绝（注释5）。证据表明期刊质量和其刊登的任何文章的质量几乎没有关系。所有科学家都执着于对顶级期刊的关注，导致来自82个世界范围大量学科组织的155名学术编辑和出版商，于2012年12月在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的会议(注释6)上签署了旧金山宣言(Cagan，2012)。这一宣言谴责并号召停止采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发表作为对科学家贡献的衡量。

尽管存在这些警示，世界范围的商学院仍然采用这一单一标准用于招聘、提升和终身制决策。这种评估计算法实际上消除了科学家的学术独立。研究者专注于为这些期刊撰写文章，追寻它们的观点来进行研究，采用主流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避免可能具有危险性的新主题并集中在填补文献的理论空白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开始和终止都围绕着期刊名单。主导研究进程的第一阶段的价值主要与学院期望提升名誉和科学家期望事业成功联系在一起。这样做的后果是损害了科学的正直性和有用性，因为这样的研究并未满足学术的认识(可靠的知识)价值观和社会(有益的知识)价值观。

四、号召负责任的科学

Kourany(2010)引入了对社会负责的科学观点，它包含同时考虑并满足认识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对社会负责的科学确认了科学和社会的互相依存。Tsui (2013b，2015) 用对社会负责的学术这一术语来鼓励商学院研究向符合严谨性(有效可靠的知识)和切题性(对实践有用的知识)的标准转型。商学院应怎样迈着对社会负责的科学脚步，阔步向前呢？

一个令人鼓舞的发展是，许多学科加强了“道德行为守则” (Brown，2013a)。这些守则被用于确保科学进程每一阶段认识价值观的应用和社会价值观的合理使用。许多诸如此类的国际性道德守则已经存在于生物医学研究、医学科学、社会学、考古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在管理学学科，诸如美国管理学会(AOM)、国际商务学会(AIB)和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等学术协会都有类似的聚焦在会员的职业道德行为上的守则。但是，这些守则往往是通用的。我们需要科学进程的特定守则来指导科学行为并支持“科学的自主权、责任性和公众对科学的信任”(Kourary，2013，第96页)。为了鼓励科学诚信立身，有很多力量开始行动。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会刊《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出版了一期以“研究和出版道德规范”(Tsui & Galaskiewicz，2011)为题的特刊，包括二十篇文章或随笔。2013年，为提升发表作品的研究伦理，来自管理学和心理学期刊的178位编辑签署了期刊编辑誓言。2014年与管理有关学科的五本期刊上有近20篇已经发表但发现有问题的文章被撤回，目的是警告大家关注质量，而不要随便伪造数据并隐瞒分析问题。所以期刊已经开始关注理论之外的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自己也应当反思，现在的研究为什么是这样，应该怎么样去改变？这是科学界在工作中的社会价值体现。

为了让商学院伴着负责任的科学前进，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我建议商学院的学术界共同形成一份与追求科学相关的认知、认识、社会和伦理价值观的清单。我提议在选择、实施、评估和传播等科学进程的每一阶段定义和应用相关的认识和社会价值观，并阐明每一种价值观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以此确保高质量的研究和科学的诚信。保证第一步的正确和真实，才是高质量的研究。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结果是否可信，对现在的理论是否有挑战。不显著的研究和相反的结果也值得发表，表明了理论有无帮助解决问题。若每一步都是严谨的，结果仍然不显著，就表示在这个样本和此情境下，理论无法支持。这些研究非常重要，也应该发表。再者，学校领导应当修正研究绩效的考核标准，建立解决紧迫的企业和社会问题(大挑战)的卓越中心。不只是院长、副院长，还包括所有有评价权的教师，甚至所有教师，评估一个研究不能只是看数量，最重要还是看研究的内容是否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难题，创造的知识是否可信可靠。每个学院都应该思考自身拥有的资源(教师、竞争力、专业知识)可以在哪些社会、企业问题上做研究并创造出知识，有所聚焦。这样每个学院就变成领域内知识创造和累积的地方，并有资深专家可以解决相应问题。如此，当某方面问题发生时，社会和企业也知道哪个学校是此方面的专家并拥有可靠、专业的知识。接下来我会针对研究项目主要的四个阶段的价值观阐明初步想法。

(一)选择研究主题

社会价值观应当起到直接作用。这确保了科学资源和人才被应用于解决学校或学科的外部人员所定义的对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上文已提到，美国国家工程院(The United States Academy of Engineering)认定了14种巨大挑战(grand challenges)，AMJ号召研究老龄化、气候变化和德行组织等主题。近期，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通过营销、经营和管理等服务性研究领域的专家投票的多阶段进程，开发了五类重点研究项目(Ostrom et al.，2015)。汲取这一经验，每个学科的专业协会(金融、会计、营销、经营和管理)都可以定义实践的“巨大挑战”。每个学院都可以进一步选择能够支持学院或学校使命的巨大挑战的子集。例如，圣母大学工程学院是美国122个保证每年至少培养20个专为带头解决大规模工程问题的“巨大挑战学者工程师”的工程学院之一。同时，学院的研究计划也直接有利于解决部分巨大挑战。这些战略的设计是为支持工程学院期望有利于“为社会的最大利好”的使命(https://engineering.nd.edu/about/visionmission)。同样地，商学院也期望通过解决全球范围的巨大商业挑战，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我提出一些我观察到的重大挑战并通过研究问题的形式加以叙述。组织如何解决诸如全球变暖、资源枯竭、健康、人口变迁、贫穷、社会公平、企业贪婪和腐败、社会创业、管理伦理和社会后果、创新、领导力、激励系统、工作压力等问题？一些公司如何以及为何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而其他公司却是从中攫取？社会(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如何应对公司或企业的负面而非正面的社会结果？当今的全球化环境中有许多极具挑战且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并应当研究的。包括非洲、中国、印度的许多新兴经济体，都正在经历着刺激性的增长和发展。Tsui和Jia (2013)鼓励更多地研究管理的社会结果。George(2015)聚焦非洲，鼓励研究国外资助和当地创业的相互影响，殖民印记对外国投资模式和国际业务发展的影响是什么，商业进入者在当地社区的冲突解决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他编辑也呼吁过对组织公平、企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更多研究(Rupp、Wright、Aryee & Luo，2015)。这些仅是当地和国际化竞争舞台中亟待系统性分析的极其少数的紧要问题。在引导商业科学家选择研究主题时，经济成功、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的社会价值观毫无疑问是适宜且可取的。

(二)实施研究

在此阶段，认识价值观起到直接作用而社会价值观(如，保护研究被试)仅起到间接作用。学术界能够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审阅和重新考虑认识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并做出必要的修正。应当加强现有研究的道德守则，博士生的培养体系应当有科学哲学和科学价值的一门或多门课程，纳入科学目的、科学和社会的关系、科学家作为知识分子和政策指导者的角色等的培训。博士生应当明白，撰写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认识、解释、解决问题，要明白自身有这个责任和机会去影响社会。社会科学无论做什么都是在改变社会，每一个研究都有改变社会的机会。如什么样的领导对帮助员工有更大的意义？假如文章是严谨的、可以重复的、可靠的、可信的，企业就会认同这种领导方式并付诸实践，这样就在改变社会。

科学家应当意识到研究进程中每一阶段的个人偏好，并理解这些价值取向如何妨碍已有的认识价值观。研究者应当更加重视归纳风险的问题，认清特定研究中有关一类和二类错误的后果，提供对推断风险的程度和本质的建议。我建议稿件的“局限性”部分，根据所研究问题，恰当地纳入风险分析，并详细阐述每一阶段中社会价值观直接或间接影响。此风险分析必须在讨论管理性或政策性启示之前说明。能力(认识价值观)和诚信(社会价值观)都有助于严谨的科学和负责任的行为。在对科学结果的选择、实施、评估、传播时定义和应用相关的认识和社会价值观，以此确保高质量的研究和科学的诚信。

(三)发表结果

如何以及怎样传播重要研究结果的最佳判断者应该是科学家自身。较大的项目可以以书本或专著的形式全面汇报。较小的项目可以总结为期刊长度的文章(见注释7)。科学家总是期望发布在最富声望的期刊上以获得广泛的传播，但这一选择应当基于期刊的领域和受众。进一步地，科学家应当认识到科学成就(如，诺贝尔奖)是基于想法的重要性而不是作品发表于哪里。Aguinis等 (2014)已经说明，用文章的数量和其作品被其他学术期刊引用次数来评价科学家的贡献有很大的缺陷。如Walsh(2011)所述，学术贡献应当基于“大量在书本、文章、书本章节、模拟、案例，甚至电影中被发表的作品。关键是鉴别所寻问问题的提出和给出的答案的质量”(第227页)。

如同我在本文中试图做的，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强迫科学家将他们的研究发表于特定名单中的期刊，会出现意料之外和不符合预期的后果，即不可靠的知识和有限的社会用途。我鼓励学术界如同医药、法律、工程等其他领域所做到的，阐明科学家在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方面的责任。学者应当寻求将作品以最合适的形式或途径发表。在传播科学发现这一阶段，与第一阶段的主题选择类似，社会价值观应适当主导并解决“哪条途径才能提供最合适的空间和受众以及时地分享发现”这样的问题。

(四)评估研究

同行审阅是科学进程中的一个部分(Merton & Zuckerman，1971)。在正式发表作品之前评估科学作品的质量和研究发现的可信度是一个非常必要的阶段。同行审稿人若非更资深，则应当与被审稿作者具有类似的研究资历(Bedeian、Van Fleet & Hyman，2009)。若审稿人因专业性而去评估某一特定方面的稿件，则应当公开其专业性。若审稿人在作出判断的过程中运用了社会价值观，应当像稿件作者所做的一样，将其予以公开。鉴于不同审稿人用不同的专业性去评估，并且判定的是研究的不同方面，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很少有一篇研究能够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同时做到出类拔萃，且在研究问题和政策启示方面一针见血。因为所有的研究都有瑕疵，认识价值观(如，有效性)和非认知价值观(如，新颖性)就能起到帮助，为研究是否能被接受并运用于公共领域提供全方位的估计。但是，对决定总体可接受性的认识标准尚不清晰。因为审稿人在评估研究的过程中主观地运用不同的认识或社会价值观，审稿人应当明确表达总体评估基础来帮助、指导编辑的发表决策，这一决策最终由互相融合的认识价值观和非认知价值观所驱动。

审稿人也会犯一类或二类错误(Type I or Type II error)。初级审稿人倾向于保守，易犯二类错误（即论文尚可能够进入审稿阶段，但被拒绝）。一些审稿人不能开放地接受与其自身观点不同的论调(Starbuck, 2003)，结果犯了二类错误。不同的审稿人在评估中拥有不同的非认识价值观，易导致随机性审稿。编辑也拥有个人偏好，有些喜欢跟从审稿人的建议而有些并非如此，这导致了编辑决策的随机性(Starbuck，2003)。因此，我赞成编辑也公开影响最终决策的认识、社会或两者兼备的价值观或标准。这种透明有利于减少编辑结果的随机性(Aguinis & Vaschetto，2011；Clark & Wright，2007)。

以上讨论说明了培训审稿人的认识和社会价值观在评估科学作品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现如今，审稿准则首要关注的是社会价值观，如Academy of Management Discoveries期刊(其他大多数期刊也普遍存在，如，Lewin，2014；Hempel，2014)的审稿准则所写的：富有建设性，聚焦核心问题，简洁明确，文雅健谈，勿两面性，具有敏感性，要准时(Miller & Van de Ven，2015)。我鼓励未来的审稿培训应当包含价值观培训，在判定其他科学家的作品时合理运用认识和社会价值观。同时也建议在正式审稿中重新考虑博士生的作用。他们现有的训练缺少研究经验并渴望证明自身价值，这些都很可能同时导致一类和二类错误，因此对科学作品的评估缺乏公正。这一培训和审稿实践都应当在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审稿人的指导下予以提供(Bedeian，2004；Tsui & Hollenbeck，2009)。

五、结论

毫无疑问，科学为人类文明和整体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种植多种多样的食物，治疗各种致命疾病，建造更多舒适的房屋，设计更快速的飞机和火车，通过网络即时获得各种丰富的信息，设计可以在地球的任何角落联结你我的移动设备，通过不断扩张的社交媒体即时联系人们。但是随之而来，科学也带来了诸如恶化的空气和水质、全球变暖、有毒水源、不健康的食物和有害化学物质引起的疾病、经济危机等毁灭性灾难。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大大加剧了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不平等(Kourany，2013；Piketty，2014)。这些发展意味着社会价值观引导科学变得尤为重要，这样我们才能从科学的积极贡献中获利而避免或减少它的消极影响。社会价值观在确保科学和科学界有助于人类的繁荣甚至生存方面是必要且可取的。

科学和对真理的追求是一项普遍活动。好科学的标准，如，认识价值观，应当超越文化和国家的边界。与科学相关的社会价值观，如在研究过程中保护人类、正直地执行研究和诚实地报告研究结果，也应当被广泛认可。什么样的问题应予以考虑和什么社会价值观主导选择，不同环境可能展现出差异性。但是，科学家的科学和社会责任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空间和时间都应当保持不变。负责任的科学是通过在选择、执行、评估和传播科学研究的结果中严谨客观地应用认识和社会价值观而服务于社会的。

科学家富有权威和声望的地位蕴含了随之而来的道德责任，要确保他们的建议是基于可靠的证据且他们创造出的知识是用于促进而非阻碍人类进步的。当科学界接纳并实施负责任的科学或对社会负责的学术时，所有我们观察和记录的有关科学家不端行为的问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无用研究的繁衍就会消散。科学并不是所谓的缺乏价值取向，但应当远离本文所述的有害价值取向。阐明认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本质和作用，以重塑商学院科学的诚信。

来源：徐淑英.商学院的价值观和伦理：做负责任的科学.管理学季刊,2016,01(01/02):1-23.
Tui, A.S. Values and ethics in business schools: A call for responsible sc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1(1/2):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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