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撷华 | 魏航：新财经，新商科

2021年4月18日，“新财经·新商科·新精英”上海财经大学MBA30周年项目发布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魏航在会上，以“新财经，新商科”为主题，分享了他对新财经背景下如何进行商科的研究、教学和实践的思考与感悟。以下为演讲内容。

 

魏 航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讲席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互联网与运营管理、运营与金融经济交叉、新产品与新技术管理、服务运营管理等。

一、新财经

这一部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新世界，第二是新中国，第三是新经济。

▌新世界

首先，从国际投资角度来看，在1990-2019年近30年的时间跨度内，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增长趋势趋于平缓。尽管在2014和2015年出现了短暂上升，但整体趋势仍在下行。同时外国直接投资年增长率从1990年的21%下降到2007年的8%，以及经济危机过后变成了1%。所以，从整体来看，国际投资正处于下降甚至收缩的状态。

其次，国际贸易有趋缓甚至减弱的趋势。依据1995-2017年生产活动占全球GDP份额趋势图显示，国内价值链所在比例逐渐降低，其他三类简单、传统和复杂价值链的比例则不断上升。但是从2009年开始一直到2017年，整体趋势趋于平缓，可以看到全球贸易处于逐渐简化的过程中。

再次，全球货币存在大量超发、大放水的行为。从2008年到2021年全球所有央行货币的进入量、购买量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在2020年尤其是新冠肺炎开始后，货币发行量急剧上升，达到峰值；世界范围内逐渐出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情况。从2019年开始，美国联邦的基金利率就逐渐开始下降，达到了相对较低的阶段。同时大量的资金涌入资本市场，资本一路狂升，出现泡沫迹象。

此外，全球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从1980年到2016年，世界各地前10%收入人群所拥有的财富份额不断攀升，多数国家出现了超过40%的情况，部分国家甚至已超过了50%。以美国为例，前1%最富有人群财富份额占比近40%，最富有0.1%的人群财富份额占比近20%。回望历史可以发现，这个数据已经十分接近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50%的比例。

▌新中国

关于新中国，我们可以从全球、从中国的发展角度来认识。

第一，中国的GDP。2020年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元，不远的将来，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中国将取代西方国家变成经济总量第一的国家。

第二，人均GDP。按照目前的增长比例和速度，中国大概在2023年左右达到人均GDP12,000美元，逐渐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也就是说，中国在综合实力比较强大的情况下，人均水平也将逐步走向中等发达或者发达国家。

第三，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城镇化趋势。尽管现在中国人口增长率较低，但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0.6%，并且速度和比率还会有进一步提升。不管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还是长江中游经济带、中西部地区经济带，城镇化发展都会变得越来越快，对整个中国资源的虹吸效应也会变得越来越强。

第四，中国人口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低龄人口占比大，往上的高龄人口占比越小，呈现三角形的结构；进入21世纪，30~34岁左右的人口占比最大，三角形底盘（即30岁以下的人口）在缩小；到2015年，由于部分放开了人口控制，出现了一波比较短暂的0~4岁人口的增长，同时40岁以上年龄占比大幅增加。按照当前的人口结构，经济学家们预测大约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约30%，也就是说三个人中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年轻人占比非常低，整个社会承担着极高的养老成本，这是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困难和挑战。

综上所述，我认为新中国的趋势变化，可以总结为“中国第一”和“老龄化挑战”两点。第一，未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变成全球第一。尽管当前中美贸易争端以及其他大国之争，都体现出对中国发展的警惕与遏制，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延缓进程，但总体趋势不变。第二，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将面临非常明显的老龄化挑战，这对中国的内需、未来养老成本及其他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在当下已逐渐显现。

▌新经济

回顾1978年到2019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产业对中国GDP的拉动有明显改变：第一产业的贡献逐渐在减少；第二产业在90年代初对中国GDP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后逐渐减少，但在07、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第三产业对中国GDP的增长逐渐变成了最重要的支柱，占比60%左右。

经济学上，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中国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同时，根据1978-2019年的数据，我们发现消费对GDP增长产生了颇为重要和明显的改变——以黄色为代表的“最终消费支出”正成为GDP的核心构成要素，以及资本（投资）形成的部分。由此，我们看到了“三驾马车”对中国GDP带来的改变。灰色部分是“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当前中央提出了“经济双循环”，中国经济对于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比重由最高的超过60%再到如今的30%，并且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度正处于一个小而低的状态。核心原因就是资本和消费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消费——它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

除了第三产业崛起和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我们还要关注新产业的变化。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2012至2019年，制造业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在稳定下滑，而 计算机、通讯等电子设备投资虽然有着起伏的变化，但总体而言仍呈现出积极向上、逐渐发展的态势，这意味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行业和其他新兴产业已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样的，在“新经济”中，研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1996年到2019年，中国虽然仍落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比如美日韩），但研发水平逐渐拉升。目前，我们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2%。我想，未来中国经济若要实现进一步发展、抓住科技发展浪潮和趋势，一定要加强研发投入，在研发领域持续发力。

新经济的第四个方面是全球新生独角兽公司数量。从2013年到2019年的数据统计可看出，截止2019年底，中美独角兽分别占全球比重为12.6%和55.9%，美国占比仍然在一半以上，但中国现在有迎头赶上的趋势。2013年中国仅有一家独角兽企业，到2018年中国有32家独角兽企业，再到2019年新增了16家。由此可见，在体现整体技术实力、体现未来具有极大发展潜力的企业等方面，中国和美国已成为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

因此，在新经济发展中，伴随中美之间的竞争，中国在发展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的变化，以及消费和技术发展过程中催生出的许多新经济模式，都将会带来更多新的变化。在新经济主要是由技术驱动的情况下，中美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就会变得更加激烈。

我们知道，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投资、人力资本增大以及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还有两个宏观因素——金融和贸易。总体来看，整个投资正处在相对缓慢下降的趋势，金融发展中出现了很多泡沫化以及量化宽松的趋势，贸易过程当中出现了全球化速度放缓以及相对紧缩的趋势。与此同时，在人力发展的过程中，老龄化趋势显现，人力变成了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另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技术。在量化宽松、全球化速度放缓以及老龄化的趋势下，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负面的，或者说是拉低的。但是现在我们也会更多地去依赖于技术的变革，对抗其他使得经济趋缓的不利因素。所以，我们对财经的认识应当是技术驱动下的新财经。在此过程中，中国成为经济全球第一后，如何去改变和驱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当前新财经应该着重考虑的，即第一个因素是全球经济，第二个因素是中国。

二、新商科

第二部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新理论，第二是新模式，第三是新实践。

从1990-2000年的全球市值十强上市公司来看，30年间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1990年的时候，全球最牛的上市公司几乎由日本包揽，前10强里面8个是日本企业、2个是美国企业，并且这些企业大部分都属于银行业。到2000年，出现了新企业——技术型公司，比如美国思科、英特尔，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德国电信等逐渐成为了核心企业。行至2010年，新的变化发生了，以石油、矿物等能源型公司逐渐占据了核心地位，与此同时银行业再次回归，苹果首次出现在前十的榜单中。

到了2020年，我们发现，以微软、苹果、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核心互联网服务平台与软件企业引领了行业发展。从金融到电信、从能源再到如今的数字经济，商学院与商科研究工作者应密切关注到变化趋势。这些趋势的变化也将影响到推演理论的研究、商科教学的模式与企业的实践等各方面。

同时，从1995-2020年《财富》世界500强五大行业上榜情况的统计分析来看，互联网科技（计算机、网络通信、信息）行业，自1995年开始到现在呈显著的增长趋势；能源型公司，涵盖石油和矿物企业，增长趋势也很明显；与此同时，银行和商业储蓄行业、电信行业的500强上榜数出现了下降趋势。由此可见，数字（互联网）和能源是当前发展过程中极为核心的部分，但在这期间，金融仍持续占据全球500强行业非常核心的地位。

放眼国家，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变化趋势，一方面是来自中国企业的变化趋势。1995-2010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国上榜公司数量占比逐渐增大，相反，美国企业占比逐渐下降。到2020年，中国大陆上榜公司数量达124家，史上第一次超过美国的121家。另一方面在于新技术与新业态带来的企业变化。互联网服务、平台和人工智能的相关企业替代传统银行、能源、制造企业的趋势明显。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变化，现代商学院的研究需要进行明显的改变。

▌新理论

工业化时代对于管理能力的研究有相当丰富的探索。阅读管理思想这类专著可以发现：从1990年或更早以前（前工业化时代），一直到现在，逐渐形成了科学管理，社会、人的管理和现代管理。从科学管理传播效率的因素，管理和组织理论再到管理实践，组织行为管理和权益性等方面做得非常好。

随着现在信息科技、新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需要改变很多。但这样的改变和探索比较有限，甚至在很多领域，我们还未进行更多的探索。世界500强企业是否改变？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企业逐渐从工业化转变为信息化。

在信息化时代，回溯管理原则，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探索其实非常有限，鲜有明确的重大理论贡献。在这更大的空间理念中，国外有诸如：MS管理信息系统的探索、 ERP企业资源的探索，以及平台企业、互联网企业的探索。这种探索相对于工业化时代的探索，从环球范围来看都非常有限。

到目前为止，自动化时代还待发展。这方面的理论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包括数据、算法经济、数字经济，以及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中可能会产生的新的理论和方法，未来可能出现的人机互动管理。

▌新模式

传统的教学、研究和学习模式基于学校为载体，基于课堂为载体，基于教材为载体。在技术手段和场景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需要进行新的改变。

首先，国内外都在提倡、推动教学模式的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PPT+教材”的方式运用在课堂里，但怎么能把商学实践化、场景化，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和方式去进行改变，这是我们当前需要去探索的。当下上海财经大学大学商学院也在积极探索，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场景化实验室，利用VR技术把场景体现出来，对每一个学生学习的内容和参与讨论的环节用“大数据+VR技术”形式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浸入与现实企业运作比较类似的场景中去，通过模拟完成学习。

其次是研究模式的改变。传统的研究模式是“实证+优化+实验”，并配以局部的文本化方式为主。未来，尤其是商科研究中，我认为应该是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同时又应用于实践；不应仅通过实验的方式，而应采用自我构建的模式，在数据驱动的情况下，利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深度学习的方式，去进行更多的、更广泛的数据的理解和探索。由于有这样的技术数据，未来的仿真推演也就成为可能。

最后是改变学习，产生新的模式。过去，学习的模式主要是在校园，以连续的学习方式为主。未来，学习理念将是无边界的学习和终身学习。学校或者商学院应该去搭建这样实践的范例，不管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使其成为未来学习过程中非常受益的模式。美国斯坦福大学已经打破了常规的学习方式，允许学生在工作以后来学习。我想未来中国的商科学习也应在此方面进行改变。尤其是在本科生教学中，如何引导几乎没有商学认知的他们进一步理解商业、理解商学，是未来需要探索的地方。未来的学习模式应该具备智能性、互动性，有更多的场景化、数据化，个性化的定制以及终身化的学习发展趋势，教育者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构建这种学习生态。

▌新实践

首先，实践主体需要改变。GE、西门子、丰田等公司都是在工业化时代实现了伟大的转变，而中国当前的实践主体里也有很多企业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包括中国中车、中国石油、中国商飞、工商银行等等，这些企业也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和改变，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它们是如何在中国当下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进行改变和探索的。

其次，实践行业需要改变。以往我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制造业、银行业、能源行业等，他们是当时市值最高最核心的企业。而如今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投融资行业则快速占据了500强中最核心的位置，这些行业的实践和探索也应该被给予更多关注。

再次，实践方法需要改变。以往实践的方法主要是比赛和实习，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商科教育还应该通过构建场景化的实践工坊、“人+机器”的虚拟现实以及“企业+学校”的交互式体验来推动实践落地，这也是我们正在进行探索的。当下高校商科人才培养以课文学习为主，实践部分相对偏少，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实验室和实践工坊注入新的技术手段构建并重现企业场景，以此来推动实践方法的转变。总体而言，新商科是在考虑新财经的框架下，基于中国国情及技术发展优势进行的深度探索。

综合上述，我认为在新经济背景下财经领域需要重点关注的：一是全球化速度放缓。这一趋势下需要进一步去理解和探索新的财经模式，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结构有了显著影响。二是中国发展。无论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是技术追赶，以及中美之间可能产生的新的争端，这些变量会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如何决胜未来产业？三是技术引领。技术的发展是未来经济和企业发展非常核心和重要的因素，无论在生物科技还是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革新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焦点。在这些因素下去探索新商科，探索从工业化时代到信息化时代再到智能化时代新的理论变化和构建，探索如何改变教学模式和研究模式，以及如何利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新的商科实践，这些都是我们当前应当积极考虑并推动的。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正在构建数字商学（实践）研究院以及数智商学实验室，希望能够利用这些手段进行新理论、新教学模式和研究模式以及新实践的探索，并进一步发现在自动化时代下新商科的探索模式以及实践模式，共同推进新财经和新商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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