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毛璐璐|传播生态和网络舆情中非理性因素的误读及其辩正

传播生态和网络舆情中非理性因素的

误读及其辩正

喻国明，毛璐璐

摘  要:“非理性”是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空间的重要标签之一。但我们对非理性还存在概念上的重大误读，即将非理性等同于反理性。实际上，非理性不等于反理性。在网络舆情的管理中，我们应该强调的恰好是理性的有限性和非理性的不可替代性。人们在对于网络舆情的认识和把握中，极易忽视“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可或缺的价值，以及非理性要素在社会实践中的创新引领作用，例如通过情绪共振、共情体验、孕育灵感等方面实现跨越圈层的心理连接和社会认同。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非理性因素是未来社会治理、尤其是舆情治理方面的关键性课题之一。

关键词:舆情；非理性；误读；社会治理

*文本已刊发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此为未编辑版。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为准并注明出处！

一、概念的误读：

被“妖魔化”的非理性因素及其辩正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不仅是社会各节点间的跨时空连接与再连接，更赋予了每个节点当中的人以话语权。尽管获得话语权利并不等于实际行使话语权力，但随着更多群体涌入到互联网媒介所构建的这个公共空间中，没有经过事前“把关”的媒介接触权利的普及也带来了表达权的滥用，公共领域内曾被寄予厚望的网络空间难免存在不稳定性。由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弱把关、茧房化、圈层化，在社会治理大格局中网络舆论常常被列入“失序”之列，网络言论常常被视为携带着非理性的不稳定因素而被各种治理举措打入另册。并且，随着互联网舆论场中各种极端事件频发，反转新闻、观点极化、饭圈争议甚至网络民粹主义事件出现，非理性愈发成为网络舆论的固有标签，而其词性也愈发朝着负向衍化。而在各类舆论风暴中，非理性行为给新闻当事人、相关弱势群体以及一般网民带来过各种伤害，更增强了人们对于非理性因素的负面的刻板印象。

问题在于，非理性因素真的是有百弊而无一利、我们欲除之而后快的东西吗？其实，所谓非理性主要是指一切有别于理性思维的精神因素,如情感、直觉、幻觉、下意识、灵感,在一些伟大哲学家笔下，非理性因素并非如我们惯常所认识的那么不堪。譬如，在叔本华看来，理性认识“永远也不能越出表象的界限”“永远达不到世界最内在本质”。因此，用理性的方法认识事物的本质是行不通的。叔本华指出，只有借助于非理性的直观才是真理的源泉，而理性的作用只是保存知识、传达知识和运用知识。[1]马克思也认为：“理性、精神等从属于感性, 其本身就蕴涵在感性之中,是感性的机能。”[2]而所谓非理性思维，就是人们通过直觉、意志、欲望、本能等，认识和把握世界规律的思维方式。一般认为，非理性思维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思维的客体是思想本身，而不是客观世界；二是思维方式是曲线的，交互耦合作用下产生放大或缩小效应，叠加原理失效，系统中要素独立性丧失，用数学符号表示为：1+1≠2，在思维表现上往往时空倒置、信马由缰；三是关注整体性，追求整体和谐。无论是在科学落后、人类认识水平低下的古代，还是科技发展、人类认识能力不断提高的现代和未来，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类思维中两种不可或缺的思维形式。人的意识活动从来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辩证统一。整个人类认识史，不仅是人类理性的发展史，也是非理性不断涌动的历史。

具体地说，非理性，是指人的认识中本能的、情感的、信念的部分。微观上是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宏观上是一种复杂的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各个学科都对其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心理学较早关注非理性因素，情绪、情感、意志、兴趣、潜意识等均作为非理性因素的代表，与感觉、知觉、思维等心理要素和个性心理特征相对。认识论将能够逻辑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叫做理性因素，而非逻辑化、非规范化、非系统化的则归为非理性因素。社会学则认为理性因素与规范化、组织化、有序化的社会行为相对应，非理性因素与人的社会本能、集体无意识、潜意识行为结构等相关联。[3]

从非理性的结构来看，有研究者认为，非理性因素可以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低层次的非理性因素是指生理本能、生理欲求、习惯等与生理组织密切相关的；中层次的非理性因素指情感、信念、兴趣等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高层次的非理性因素指意志、信仰、灵感等与灵感接近的。[4]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非理性不等于反理性，非理性不等于与理性对立。从哲学角度讲，非理性主义也并非否认理性的价值，反而是承认理性的作用，但同时指出理性不是万能的，人们应该明确理性的有限职责和作用范围，并合理地运用理性。例如我们知道，当下凭借医学这种理性主义思潮下产生的工具技术，它所能解决的人类的疾病占所有疾病数量的比例并不如想象中多。人类活动中有许多是需要非理性因素来推动发展的，而且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经常同时出现的，很难说一种行为是完全处于理性或非理性状态，往往只是两方中的一方更占优势一些。因而，非理性，从词性来讲，客观上看应属于中性。打破负面成见，这是深入、恰切地进行学术探讨的前提和基础。

二、非理性因素在传播领域“崛起”成因分析

互联网传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时间消灭空间”，它造成了所谓的“空间坍塌”，使传统社会中空间作为社会交往中一种重要的调节、限定因素严重式微，因此，便造成了传播领域的一系列全新现象的涌动与机制的再造。其中，非理性在舆论表达中的日益凸显便是其中之一，这种传播中的“空间坍塌”效应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低门槛、公共性、及时性、互动性等等特点交叠在一起，成为非理性表达日益活跃的巨大温床。这一非理性主导的新传播类型在表层搅动着舆论场，在深层重构着社会结构，从而间接地影响非理性因素在人们的思考、表达、交往方式中地位的上升。

（一）消失的附近：移动互联网的实时性传播

在当代“差序格局”中，家庭、家族/单位/社区、社会与个体的关系由近及远。附近，则是指大于初级群体、小于社会之间的社会结构单位。附近的信息传播，大众传播较少涉及，主要依靠人际传播，而当下通过互联网即可实现。移动互联网传播的实时性，在解决生活中各种信息不对称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热搜榜实时了解社会新闻，通过朋友圈实时了解强关系人际网络动态，通过外卖、导航实时了解附近的人物信息。网络传播的实时性使远方的即刻可达，与此同时导致了“附近”的消失不见。准确来说，附近以数字化的形态与远方共同存在于移动终端，附近与远方的边界日益模糊。

（二）消失的中间：个体层次的断裂

在 “差序格局”中，个人存在很多层次，作为纯粹个体、作为家庭成员、作为家族成员/单位职员/社区一员、作为社会公民，不同层次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大多是整合统一的，有时也存在紧张关系、矛盾关系。在当下web3.0时代，不同层次的个人之间开始出现断裂。这种断裂表现在个体中间层次的消失。这与附近的消失紧密相关。空间正被时间压缩，公民生活由此简化为两部分：极为具体的个人生活与极为宏大的社会生活，中间层的生活空间存在感日益减弱。空间被压缩必然导致在这一层次的个人逐渐缺失。当今日常交往传播活动中，人们所关注和讨论的除了最微观层次的我（纯粹个体），就是最宏观层次的我（社会公民），而有意无意地逃离或忽视了中间层次，即属于次级群体的我。

移动互联网通过解放地理空间的束缚为这种忽视或逃离带来极大方便，但这种解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们对“附近”逐渐不闻不问、无欲无知。附近这一地理空间，本应是公共领域的依托，尊重、共情、包容等等公民美德应在这一具体的、切身的、长期的环境中形成。空间的缺失、个体层次的断裂，对培养具有公共理性的公民主体无疑是阻碍。社交平台中非理性因素的涌现，便反映了更多个体交往理性的缺失，逐渐重新回到本能地、“原始”地流露、表达非理性。

（三）重新部落化：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结构

麦克卢汉提出电子媒介时代人类社会将进入“重新部落化”阶段。移动互联网时代，地球各个角落的人被互联网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是零距离、无差别的，这看似理想的画面背后埋藏着非理性的隐患。众人以部落化近距离地方式连接在一起，任一公共事件发生，在诸如社交网络这样一个巨型的、由多样化个体集聚而成的表达空间内，会短时间汇聚巨大的舆论审判力量，个体坚持进行纯粹独立的思考和表达是困难的，不可避免地被群体的、本能的力量裹挟，最终引发诸如网络暴力、群体极化、民粹主义等舆论问题。麦克卢汉也曾不无忧虑地想到：“人们生活的距离缩短之后,会越来越野蛮,会失去耐心……地球村里充满着艰难的界面和摩擦的情景。”[5]

一方面，在互联网所创造的线上社会中，新的“部落”、新的“附近”正在形成。意见领袖与粉丝、社群成员之间形成稳定的关系网，以至诸如节日期间线上出现规模性、仪式性传播互动，线上关系转移至线下，过去的弱关系发展为新的强关系，网络传播的圈层化特点日趋显著。依托互联网，更多新的“附近”逐渐形成。这种“附近”不是物理空间上的接近，而是情感的共振、趣味的相投。数字媒介将原子化的个体以新的方式重新连接，填补地理空间意义上“附近”的缺失和断裂的个体层次，“以有机的方式由他们的意志相互结合和相互肯定”[6]，形成有机团结的精神共同体。但另一方面，这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并未覆盖到所有社会公民且自身存在不足。相比起原始的部落,线上“部落”中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复杂且松散,部落的形成、转移及解散具有随机性和不固定性。[7]如今已有的新的附近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传播学视域下非理性因素正负效应面面观

（一）非理性因素的正面角色与效应

在网络社会的交往中，非理性因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聚合功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微粒化社会中情绪共振增强社会认同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到，传统的共同体强调集体，现代社会强调个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将社会的原子化推向新的高度，微粒化社会成为新常态。算法、大数据等智能技术让个体的存在感、个体间差异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这为凝聚社会共识带来全新的挑战。从这一角度来看，从非理性因素中更容易找到那些可以跨越“圈层”、文化、地域、种族甚至利益的人类基础意识、情感与情绪的“共振点”，通过这些“共振点”唤起社会成员的共同情感逻辑，这是增强社会黏性、增进社会共识的重要启动手段。在公众意见形成舆论之中，当某种情绪成为社会普遍情绪，能够激发出大多数人的共同性情绪，达到一定规模，产生社会认同之时，就可以认定为情绪共振。这种情绪上的同频共振，通过增强情感上的联系和认同，可以大大稳定社会一体性，防止群体极化、回音室效应带来的分裂危机。

2.反复共情促进个人亲社会行为和道德发展

个人由情绪启动参与到话题讨论中，往往与事件的当事人会产生某种共情，设身处地感受他所面临的境况。这一共情过程既有情绪的参与，也有认知的参与。因此，即便在“围观式参与”中，人们通过与被共情者建立情感纽带，有助于激发个人亲社会行为和社会道德发展。当从共同体发展到社会，人们原本在熟人社会里长期的初级群体传播中所塑造的价值观和社会化的功能，到了社会阶段其实一直以来缺乏一个类似的承接，除了家庭、学校、单位之外，网络舆论参与中与陌生人这种共情活动似乎也可视为一种替代性解决方案，它在培养人们的道德感、价值观、社会化方面有着一定的价值。这与拉扎斯菲尔德和莫顿提出的大众传播功能中的“社会规范强制”功能有类似的含义。

3.孕育人的价值理性及革命性创新

在这个越来越被技术深深嵌入的人类社会，非理性中的本能、欲望、情感、意志、信念、灵感是人发挥“人之为人”优势的关键。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人在凭借人类理性推动技术进步的速度上大有被技术超越的可能，但人类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就会受到根本性挑战。此时，经常被提及的保持“人之为人”的可能往往是注重生活。因为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它缺乏的就是人类的非理性的情感、欲望等等。机器的技术进步无非是更快、更高、更强，但许多革命性的、具有跨越式意义的人类发明反而就是在人类犯错、偷懒、某个突发奇想的情况下诞生的，这是机器所永远无法取代的。其实，人类总是会被自己发明出来本是服务于人类的技术工具所驾驭，在这种反复“创造技术-摆脱技术驾驭”的循环中，人类的非理性是人们能够战胜技术、最后驾驭技术的核心竞争力，需要人们强大的意志与信念，当然清醒的、理性的认识也是不可缺少的。

（二）非理性因素的负面功能与效应

非理性因素在社会交往与未来发展中的负面功能与效应也是必须高度关注并设法防范的。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它的负面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当非理性因素失控时将出现网络舆情的失序

公共领域中，人们理应依靠独立的个人思考来判断并以理性表达实现互动与交往。而互联网的传播特性使这一机制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舆论场上难以实现：弱连接让大量网民集聚，个人被裹挟进群体中变得从众，观点在回音壁的反复碰撞下趋向极化，在辩论探讨中趋向同质化；匿名性瓦解个人背负的现实约束，情绪宣泄以逞一时之快，网暴谣言屡屡发生；资本介入舆论场，利用网络水军实施控评，造成网络空间意见表达的结构性失衡……除个体媒介素养这一影响因素之外，网络传播的结构性规则机制（例如缺少网络版的“罗伯特议事法则”）的缺位等现实特点使网络舆论空间常常缺失理性交往的条件，导致非理性因素的角色走向失控，本能冲动、集体无意识等等“乌合之众”的作为，让网络舆论场难以形成和维系良好的规则秩序。

一个缺少良好意见表达规则与秩序的互联网平台很难后续担任“公共领域”的角色，网民将不愿在乌烟瘴气、规则混乱以及以势压人（如商业水军的口水战）的场景下继续围绕公共话题进行交流探讨。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社交平台“戾气”太重，无法忍受而逃离，这将使建立公共领域陷入新的危机。这种自由言论的权利和维护网络舆论秩序的义务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张力空间，如何处理好这一对关系，这对个人、对平台、监管方及社会都是一个挑战。

2.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具有转瞬即逝、缺乏定力的特点，在缺少后续因素指出和强化的社会场景中容易使公共参与止步情绪消费

网络舆论中，公众会忽然对某一件事情产生强烈的情绪共鸣，声讨、质疑、不满各类言论蜂拥而起，没过多久这种情绪又忽然的消失，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似乎只有“三分钟热度”，这种情绪的聚集、爆发、消散十分短暂，且很容易被其他事件分散注意。越来越多的公共参与止步于情绪的消费，现实的行动参与是缺失的，这种“点赞即参与”“转发即参与”“围观即参与”的“懒汉行动主义”行为，让人们对于非理性因素的价值产生了更大的质疑。但实际上，非理性因素并非改变现实的唯一因素，在地性局限着个体的线下现实参与。准确来说，非理性因素的功能集中于启动并推动弱连接个体间进行舆论探讨。

研究表明，网络舆论中围绕某一事件的非理性情绪的聚集、高潮、消散的过程是短暂的，同时很容易被其他事件分散。网民忽然会对某一件事情非常同情，非常愤怒，好像被伤害了，但很快这种情绪又下去了。这种来得快、去得快的聚散模式让人们对由情绪启动的社会参与与公众意见的讨论的效用产生怀疑。这当然离不开网络传播的实时性，舆论热点总是一个接一个，但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无奈只有“三分钟热度”。一般而言，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往往只能起到前期的启动作用，舆论后期的探讨和深入实际上更多需要的是理性因素的加入与社会机制的加入。

一种当下舆情的现象级特点，叫“懒汉行动主义”，即部分网友只做键盘侠而无意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参与。这种“点赞即参与”“围观即参与”“转发即参与”的行为，在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看来是：互联网正在公共领域引发一种“伪参与”幻象。通过一道屏幕，当他人牺牲，我就通过他人牺牲了；当他人行动，我就通过他人行动了，这种虚拟的牺牲与行动带来的满足感，阻碍了真正有效的行动主体的出现。因而，越来越多的公共参与止步于情绪的消费，实际行动的缺位则让人们对于非理性因素的社会价值产生了较大的质疑。

四、结语：

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的关系 

非理性因素，作为理性因素的另一极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使人们形成正确认识、推动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启蒙时代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我们必须正视非理性因素给网络舆论带来的种种混乱，通过提升网民的媒介素养来改变，这自然是一个长期工程。一个事物总有两面性，非理性因素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兼容它正反两面的影响。任何一个新的社会要素的崛起在最开始诞生时都是混乱的，最后在人的参与和社会的实践中，会按照人类设定的目标慢慢形成有序的状态，这是我们需要预先必须认清的一条规律与法则。因此，网络舆论场未来也许理性因素将会回归，逐步协同非理性因素，这需要我们坚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近些热点事件的网络舆论讨论中就可看出，现实发展中的网民们并没有过往那样如此轻信某个信源或轻易下结论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非理性形成客观的认识，消除误读。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看清当下的舆论场及其未来的传播发展。

参考文献：

[1]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7%90%86%E6%80%A7/10892261?fr=aladdin.

[2] 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9.

[3] 姚军毅,陶德麒,欧阳康,等.非理性因素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研讨综述[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15-19.

[4] 何颖.非理性及其价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1,226.

[5] 麦克卢汉，麦克卢汉，斯坦斯.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79.

[6]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54.

[7] 邓宇航.“重新部落化”视角下的网络暴力探究[J].视听,2018(5):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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