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岛经常是不为世情所容的科学家为追求高新科技发展特设的学术研究场所，因此它既是科技前沿领地的象征，也隐喻科技研究者脱离社会环境后容易为资本利用并进而产生伤害人类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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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权力监督圆桌论坛“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权力无缝隙监督民主形态的确定，跟民主监督形态的确定，是内在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当“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新概念，在《中国的民主》白皮书中得到系统阐释，并被确认为中国的民主形态之际，那么相应说来，权力监督的理念也就需要刷新。

数字时代的代际话语绕过年龄重思“代”从文本实践到数据实践的饭圈迭代研究摘要：在以往的代际研究中，年龄是构成“代”划分的主要标准，数字时代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代”研究概念亟需改写。具体到饭圈，在经历了“文本消费”到“文本生产”再到“数据实践”的迭代更新，文本消费的重要性正在让位于数据实践，且饭圈的数据化与饭圈的媒介化和商品化直接相关。“数据信仰”绕过年龄成为分析饭圈代际的一级指标，语言维度、行为特征、情感心理、价值观念则成为分析饭圈代际差异的四个二级指标。数据信仰的特质包括：唯数据论、沉迷数据生产、顺从数据规则和数据迷思。数据信仰溢出饭圈，正在获得更普遍的适用性。关键词：粉丝文化;

数字时代的代际话语后浪：代际更迭与我国当代青年亚文化的转向摘要：从对B站《后浪：献给新一代的演讲》所引发的代际冲突的思考中，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代际演进的时代环境中我国当代青年亚文化四个方面的文化转向——技术转向、价值转向、资本转向和审美转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来的种种青年亚文化，跟20世纪60年代欧美青年亚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并且由于城市化、全球化在我国不同地区发展程度的不同，有必要将不同时期的青年亚文化置于一种“多层次的协商关系结构”中加以理解，这样的“多层次的协商关系结构”突破了伯明翰青年亚文化理论“抵抗/收编”的简单关系模式。关键词：后浪/前浪;代际更迭;青年亚文化;改革开放;不确定时代*本文已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刊发，此为推送版。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为准，并注明出处！01引言2020年“五四”青年节前夕，bilibili弹幕视频网站（以下简称B站）推出了《后浪：献给新一代的演讲》这一视频宣传片。视频中，著名主持人何冰以父辈身份对成长于互联网浪潮中的新“Z世代”①青年做了如下的“寄语”：那些口口声声“一代不如一代”的人/应该看看你们/就像我一样/我看着你们满怀羡慕。……/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你所热爱的就是你的生活/你们有幸遇见这样的时代/但时代更有幸遇见这样的你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意/向你们的专业态度致敬/你们正在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把经典的变成流行的/把学术的变成大众的/把民族的变成世界的/你们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和成千上万的人分享快乐的事业/向你们的自信致敬……《后浪：献给新一代的演讲》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上迅速传播并引发广泛关注，何冰以向“新一代”（即新“Z世代”）寄语和致敬的方式呈现的视频演讲，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点赞。不过，《后浪：献给新一代的演讲》也遭到7000多条年轻网民的“恶评”，青年网民认为何冰的演讲表面上是对青年人的祝福，实际是居高临下的说教，因为其演讲无视了无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青年群体，“看完视频头脑发热的我们，冷静下来就会意识到，《后浪》中的精彩场景，和当代大多数青年的生活毫无关联”［1］。B站后来又推出了另外一个视频演讲《前浪：献给老一代的演讲》，这个演讲视频也以“赞美的口吻”致敬“前浪”，但结合何冰致后浪的媒介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演讲视频已经将“前浪”和“后浪”的代际冲突呈现在当代观众面前。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作为事件汪民安的爱摘要：爱对于两个人来说意味着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有不同的方式和目标。巴迪欧有关爱的结合的观点和传统的爱的结合的观点存在差异。从阿里斯托芬到黑格尔到弗洛姆都强调爱的结合的目的是让两人达成一致，消除差异，从而克服孤独和分歧。但是，巴迪欧则强调爱的结合是一种事件，这样的爱的事件恰恰应该保持差异，肯定差异，只有差异才能让结合的两个人的视角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从而获得对真理的新的理解。关键词：爱；

寻找突然感动的瞬间——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学经典教育之我见摘要：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本科教学阶段开设的原典精读课程，尝试培养学生以独特的个人感受为基础解读文学经典的能力。这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文学解读方式，带有深刻的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印记。在新媒介环境下，信息量的大规模增长、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加，改变了人们理解作品的方式。“讲故事”这种在本雅明看来已经消逝的阅读方式，在新媒介时代再次复活。在这一语境下，很多文学研究者把作品仅仅当作研究的素材，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研究方法拆解作品。进入文学经典的方式只有适用与否的区别，而没有好坏之分，真正能分出优劣的，只是运用方法的具体实践。关键词：文学经典；原典精读；新媒介本文已在《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5期刊发，微信版有所改动。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为准，并注名出处！这篇文章的缘起，是张业松老师的约稿和督促，他邀请我以当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选修原典精读课程的经历，谈谈新媒介时代的文学经典教育。2001年，陈思和、汪涌豪两位先生开始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推行本科教学改革，将传统的文学史、文学概论等带有导论性质的课程，改为以阅读文学作品、经典理论著作为中心的原典精读课程，由授课教师直接带领学生阅读相关文本，而不是按照某种教材，向学生介绍作家生平、写作背景、作品梗概以及相关评论等文学史内容，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颇为纯粹的文学经典教育吧。作为那年秋季入学的本科生，张老师充分信任我，邀请我谈谈那些令我获益匪浅的精读课程，这自然是无能推卸的任务，也使我倍感荣幸。回想起当年的课堂，我能够感受到老师们采用全新的授课方式时的忐忑与兴奋，几乎每位老师的开场白，都是这门课之前从来没有上过，让我们一起来试试最后的教学效果如何。因此，这样的授课方式，无论是对学生还是老师，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不过，就像大多数学生在毕业多年之后，总是会把知识“慷慨”地还给老师一样，我虽然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二十年前老师们的模样，精读课程的阅读篇目，乃至前排女生白皙的脖颈根上盘曲的黑发，但对老师们具体是怎样解读这些作品的，却并没有记住太多。若说这些精读课给学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似乎还是诸位老师在课堂上的风采和魅力。许道明先生在谈起那些现代文学史上的有趣掌故时，会嘿嘿笑出声来；傅杰先生讲解《论语》的过程中，常常会提到某某学者在解释某句话时犯了什么错，然后微微一笑，狡黠地眨眨眼；陈思和先生讲解巴金的小说创作时，不时会中断正式的授课内容，回忆起自己当年与李辉到上海图书馆查资料的往事，并由此反复强调阅读初版本的重要性；张新颖先生在课堂上读诗时，有时会突然陷入长久的沉默，似乎是在让学生玩味诗句，也可能是自己进入了诗的世界；郜元宝先生声音不高，常常在同学们充满困惑的目光的注视下，自顾自地用海德格尔解读鲁迅的早期文言论文；当然，还有彬彬有礼的张业松先生，他在考试前会站在教室门口，看到学生过来就亲自开门，面带微笑把学生送入考场。如果学生离开课堂就忘记了教师所讲授的知识，却又同时感到收获良多，那么这门课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学生又到底从这样的文学经典教育中获得了什么？

“创造”，所以，俄国舍斯托夫就怀疑所有自传的真实性，包括卢梭的《忏悔录》。这当然是极而言之。但是回忆的不可靠的方面，我自己有过体验。前不久发现留存一本“文革”前夕的笔记，要是没有这个

课程的点滴收获。文本细读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早在20世纪中期的英美“新批评”中即已被广泛运用，由此建立起一种主导了西方人文学术转向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德里达将其核心要义口号化为

姚军毅,陶德麒,欧阳康,等.非理性因素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研讨综述[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15-19.[4]

本雅明与中国本雅明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启示感谢赵勇教授邀请我参加这个会。前面两位老师都说自己是打酱油的，那么我可能连打酱油的都算不上。长期以来，我的主业是中国美学和艺术史，对本雅明了解不够，更缺乏研究，所以我只能根据青年时代的阅读经验，谈谈本雅明对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研究的借鉴意义。或者说，在当代中西互鉴的背景下，能不能借助本雅明形成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别样的激活。去年，赵勇教授也曾举办过“审美、社会与批判理论的旅行”会议，重点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这次聚焦“本雅明与中国”，明显是对上次会议主题的具体化。近代以来，东学东渐是大势，包括本雅明在内的西方思想者，大多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史。他们有的以思想的方式长期定居了下来，有的则如风行水上，一掠而过，不留痕迹。但无论如何，对于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学者而言，一个重大问题因此被彰显出来，即在现代中国，没有谁可以无视这些络绎不绝、甚至蜂拥而至的旅行者。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而言，人们所能做的，更多是在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借鉴之下，发挥出中国人文历史的新面向，而忽视这种外来影响，纯粹在传统知识框架内做纯“国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比如，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哲学、中国美学或中国文学，但事实中，传统中国并不存在学科形态的哲学和美学，古人所讲的文学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讲的种种中国史，基本是被西方现代人文学科体系规划的历史，西方出框架、中国出材料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在中国哲学界，这一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引起注意。金岳霖在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卷写审查报告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中国人现在做哲学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一个是中国哲学。冯友兰和金岳霖在20世纪30年代挑出这个话题，至今一直在中国哲学和美学界不断激起反响。比如前几年我国美学界开会，会议的主题仍然是“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美学”。所谓“美学在中国”当然是把西方美学理论、包括哲学理论直接引进到中国，所谓“中国美学”则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资源的一种本土性建构。但是在这类建构里面，我们仍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做中国哲学或者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的人，虽然最近20年来本土意识逐步强化，但是依然无法摆脱一种最现实的状况，即美学和哲学作为发端于欧洲或西方的学科，当我们以哲学或美学的方式思考中国历史的时候，它已经先在地决定了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总是试图以最原真的方式讲述中国，但采取哲学或美学这种讲述方式本身，已经决定了由此形成的中国哲学、美学或艺术史，仍然是被西方哲学和美学理论建构的历史。或者不客气地讲，在很大程度上，所谓中国学者关于本土历史的研究，如哲学的、美学的、艺术的研究，只要不回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法（如经、史、子、集），它在本质上就是非中国的，它的价值更多是为论证西方知识分类体系的普遍价值提供了一个东方的案例。这就非常糟糕了。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想，在美学理论、美学史和中国历史三者之间，到底中国美学是属于美学理论，还是属于中国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需要做些纠偏的工作，美学史作为历史的维度一定要强化。只有通过这种强化，我们才能够借助西方理论，真正进入中国历史本身，以防止出现过度被西方理论建构的情况。当然，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做学术研究面临的一个巨大困境。比如我们现在讲中国美学，也讲西方美学，但是由于西方美学或文化理论在当代世界的广泛传播，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美学，很大程度已经被挤压成了一个历史的范畴。所谓的中西比较，很多情况下是拿现代形态的西方理论和历史形态的中国思想进行比较，比如海德格尔和庄子的比较、本雅明和传统道家的比较等。这种比较是相当荒唐的，有一种关公战秦琼的味道。其中显现了获得普世化的西方理论对“中国”一词表意空间的无情挤占，它使“中国”在学术话语中的存在，成为一种历史化的存在。所谓的中西古今之辨，则使中与古、西与今分别获得了大致类同的意义。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怎么办？去年，孙周兴教授在其《当代哲学的处境与任务》一文中，将新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段：一是早期翻译的时代

本雅明与中国栏目主持人·赵勇主持人语这组笔谈文章来自于2020年11月22日举办的“本雅明与中国——纪念瓦尔特·本雅明逝世八十周年线上研讨会”。六篇文章中，赵千帆是在与“气韵”的比照中谈论Aura的翻译问题。他认为Aura更多指向一种动态的、呼吸般的触动，而非视觉或听觉上的呼应或共鸣，因此，Aura译作“气息”似更稳妥。此译是继Aura主译“光晕”说之后的另一强劲观点，值得重视。夏可君与杨俊杰的文章都涉及本雅明、卡夫卡与中国。前者借助于本雅明研究卡夫卡的手稿指出，中国的道家是卡夫卡需要的一面镜子；后者则通过分析“近文本”和“远文本”发现，本雅明关注卡夫卡小说中的“中国皇帝”，是因为拯救信息有被放到世界里的可能。如果说“本雅明与中国”此前还显得曝光不足显影不够，那么通过卡夫卡，他们则让这层关系清晰起来了。本雅明与列维纳斯的“理论旅行”本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在王嘉军的视域中，他们却有了“中国相遇”。而二者思想的沟通与整合，则是他构想出来一种愿景，令人神往。刘成纪是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研究专家，他从四个方面谈论本雅明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启示，均可圈可点。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在本雅明之行腔运调与中国传统“象思维”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如此一来，本雅明的“文学蒙太奇”或许就与中国传统文论所追求的“语不接而意接”的诗性表达异曲同工。而因为这次会议，我本人也被逼住抚今追昔了一把。我说我用本雅明的视角观照中国问题，其意却在东张西望，左顾右盼，声东击西，隔山打牛，也是在为我构想的“批判诗学”

当代文学本事研究的可能与方法摘要：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报刊研究存在“外部研究”自身难以摆脱的与文学文本相脱离的局限，基于本事这一“文学史矿藏”的本事研究则有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于一体的可能。杂糅叙事学与文化研究而成的实践叙事学方法，从动因、策略、机制、效果四个层面提供“内”“外”结合的学术路径。不过，史料的不可靠性亦是本事研究需要克服的问题。关键词：文学本事；叙事学；文化研究本文已刊发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74-81页，如需引用或转载，请注明出处！一、作为“文学史矿藏”的文学本事从2011年起，我开始考虑是否着手“中国当代文学本事研究（1949—1976）”。于是于该年6月去了哈尔滨附近的尚志县，探访小说《暴风骤雨》故事原型地元宝镇。此后近十年，则断断续续进行着《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岩》《红日》《董存瑞》《青春之歌》《创业史》《红色娘子军》《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沙家浜》《收租院》《白毛女》《苦菜花》《山乡巨变》《红灯记》等“红色经典”本事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工作。这项研究一路做下来着实有较多辛苦，单是阅读相关回忆录、日记、书信、传记，查寻档案与地方文史资料，就花费了60%以上的精力。不过，其中也有较多思考的愉悦，尤其和此前做过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及当时逐渐收尾的“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相比，更是如此。岁月蹉跎，回头检视这项研究工作，对个人当有积极意义焉。最初起意做当代文学本事研究，因于当时自己研究中的迷茫。文学制度研究和报刊研究皆属“外部研究”，有其自身不大容易克服的缺陷。这不是指韦勒克所忧虑的“把文学只当作为单一的某种（外部）原因的产物”的“起因谬说”［1］，而是指“外部研究”与文学文本的脱离。因为无论是文学出版与传播研究，还是有关作家协会、稿费制度、文学会议等的讨论，都和文本若即若离。这种不必也不能深入文本的研究，对于研究者来说终究不甚惬意。当然，这并不构成对“外部研究”的否定。相反，发掘文本“周边史料”、还原文学生产的历史现场，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尤其在当代文学长期欠缺“外部研究”、批评家长于才情且以才情自重的情形下，由洪子诚先生肇始的文学制度研究的贡献有目共睹。可以肯定，随着“当代文学”时段逐渐拉长、批评覆盖面日渐下降，“外部研究”必会长期存在且构成本学科学术成就的重要来源。不过，如能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结合起来，其效果可能更为诱惑人心。譬如，洪先生是“外部研究”的有力推动者，而“再解读”则代表着当时“内部研究”中最具冲击力的新方法，如能将两者“绑”到一块兼取其长，该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吧。那么，到哪里去寻找一个“内”“外”结合的入口呢？事有凑巧，当时有两件偶然之事让我意识到“本事”（作品所依据的人物、事件原型）可能极具开发价值。一是周作人《关于鲁迅》一书记载小说《故乡》中闰土原型章运水曾与同村寡妇发生婚外恋情并为此支付了一大笔费用。此条材料令人吃惊，想不到“浑身瑟索着”、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的闰土，竟有如此荷尔蒙充溢的一面。另一事是在“天涯论坛”读到一篇为20世纪60、70年代农村干部呼吁国家补助的文章。当时第一反应是：当年的村支书们不是都在迫害女知青吗，怎还有脸面提国家补助！但往下细读，作者提及的其身为农村干部的父亲连年冬天上水利工程落下残疾之事，也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我父亲当年从部队复员后担任大队民兵连长（《古船》中赵多多担任类似职务），每到冬天都要“上水利”（修离家数百公里的丹江口水库），且要自带被褥和粮食。此文所言农村基层干部为新中国建设付出自己青春之事其实属于事实。既如此,对他的呼吁当然不宜嗤之以鼻。那么，我的“第一反应”从何而来？无疑，来自《古船》及众多知青小说。可以说，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一度建构了许多人对1950—1970年代中国的看法，甚至强力“清除”了我这类乡村子弟的实有经验。比如，我所在的村也有下放知青，只是到我记事时已全部返城，只留下一排比村里土坯房更干净和气派的带玻璃窗户的红砖瓦房。此后，村里也从未出现大队干部与女知青之间的“闲话”。农村社会难有秘密，若真有知青小说所述性迫害，很难不成为“公共消息”。两件偶然之事显示出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皆存在以“真实”名义展开的叙事建构，如“上水利”一类事实即遭长久压抑，而少数女知青遭受的性伤害则被本质化、普遍化。即便取材于“真人真事”，其间也大有删除与增添，“凡小说，必有其所根据之材料，其材料，必非能臆造者，特取天然之事实，而加之以选择变化耳”［2］364-366。而这种“变化”又直接取决于作家及其时代愿意接受或希望凸显怎样的故事：“并不存在原原本本的客观事实，因为任何事实或现象都已经是经过描述的，而不同的观察点和参考框架和描述语言就决定着一个事实或现象将以何种方式和面目呈现给我们。”［3］323-324于是，围绕“真人真事”类作品的文学本事（原型）研究，即成为当时我在迷茫中的选择。当然，这与此类作品数量丰富有关。我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与“言志”“缘情”并存的“缘事”之说。《汉书·艺文志》曰：“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此后，孟棨“触事兴咏”、杜甫“以时事入诗”、章学诚“因事命篇”诸说，皆强调了文学与本事之间的发生学关系。当代文学中此种“缘事而发”现象尤见突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作，多“缘事而发”，且时有作者亲历之事。可以说，本事来源的丰富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可能。不过，本事研究可能的问题空间更令人心动。实际上，本事研究可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版本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在初刊本、初版本、修订本与定本之间，存在信息丰富的版本异文与可喜诱人的阐释空间。但倘若我们把本事看作文学作品“原初版本”的话，那么它所提供的异文信息与阐释空间可能更见丰富。如果说版本研究可能变动细微（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等小说仅有字、词、标点符号之润色），那么本事研究就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从现实的本事到最后呈现在文本中的故事，必然是巨大的改变：对“真人真事”大刀阔斧的删减、改写与虚构，乃文学创作中的常态，而这其间的删削添补、“移花接木”诸种变动，又必然涉及更为复杂的叙事生产。如果说，本事史料的发掘与考订属于文学社会学范围的“外部研究”的话，那么它们无疑可以用于“内部研究”（文本叙事分析）。这就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内”“外”结合提供了很好的抓手。不过，这只是方法上的可能，究竟是否可行，我心里并没有底。于是，有了2011年6月的尚志县元宝镇之行，并在尚志县一家螺丝螺帽店内见到了《暴风骤雨》主人公郭全海的原型郭长兴。遗憾的是，风烛残年的郭老已无法接受访谈，但元宝镇党委书记张宝金同志帮忙提供的两部村史（《土改文化第一村》《从光腚屯到亿元村》），以及黑龙江省档案馆有关东北土地改革的档案，让我所获甚多，并由此确认1950—1970年代文学本事是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尚未被充分注意的学术领域，正是程光炜所期待的蕴藏在“辽阔茂盛”的文学田野之下仍为“‘历史研究’所不知道的文学史矿藏”［4］之一。于是，此后数年间，我相继访察铁道游击队当年从事抗日的微山湖地区、洪湖赤卫队活动的湖北省洪湖市瞿家大湾、《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型地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村、“红色娘子军”所在地海南省琼海市、《山乡巨变》原型地湖南省益阳市清溪乡、《红岩》故事具体发生地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作为《收租院》现实背景的四川大邑县刘氏庄园、《沙家浜》故事所在地常熟市张泾直街等地，并到黑龙江、上海、山东、河北、陕西、广东、江苏等省市档案馆查阅与“红色经典”相关的革命历史档案。其间多有辛苦。但数年下来，访旧发微，有力塑造了我“目光向下”的研究趣味，也让我获得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可以说，就史料层面而论，1950—1970年代文学中类似《故乡》、“知青文学”那种大幅度删改与虚构几乎无处不是。比如，在有关《红岩》的地方文史资料中，可发现神奇的“双枪老太婆”其实并无其人，江姐等烈士从狱中带出的最后一信是建议狱外党组织策反徐鹏飞。接触东北剿匪相关档案后，可发现杨子荣并非勇可击虎，相反，其入伍之初因年龄大、身形瘦削而被编入炊事班。更令人唏嘘的是，迟至1973年其父母才知道电影上万众喜爱的英雄就是自家失联二十多年且被传言做了土匪的儿子。曲波撰写《林海雪原》时，对杨的革命“前史”所知甚少，小说所撰“前史”90%以上系虚构。在“沙家浜革命纪念馆”里可看到“胡司令”原型胡肇汉照片，清瘦、阴鸷，杀气隐约，与《沙家浜》中矮肥、憨笨的“草包”形象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沙家浜》对胡肇汉存在有意的美化。亦因此故，编剧当年拒绝承认胡传魁存在原型……如此种种，兼之回忆录、书信、日记、传记、年谱、地方文史资料、知情人口述等来源，“红色经典”本事史料可谓繁富，足以为本事研究提供坚实基础。二、本事研究的“内”与“外”不过，对本事资料这一“文学史矿藏”的发掘，只能算是本事研究的前期准备。尽管它所耗费的精力可能占到60%以上，但如果本事史料的发掘没有更为紧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那么这种前期史料考订的价值就极为有限，至少不能与版本研究相提并论。版本研究即便阐解乏力，其版本异文汇校也极具学术价值。但本事史料并非文本本身，而仅为文本周边“外部史料”，若不能与文本分析发生“化学作用”，其史料价值就甚为微弱。此亦这片“文学史矿藏”长久不被人注意的重要原因。那么，怎样将本事史料与理论阐释相结合呢？很自然的，古典本事批评是最合适的借鉴对象。索隐、影射、考证三法，皆属古典本事批评的范围。其中，以“旧红学”为代表的索隐、影射二法，由于多有牵强附会之嫌，口碑颇为不佳。真正可以借鉴者，实是以考证为基础的本事批评。这其中，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孙楷第先生的《小说旁话》。他给本事研究下过明确、精要的定义，即“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5］1。但遗憾的是，《小说旁话》主要还是集中在“征其故实”，如对冯梦龙《三言》、凌濛初《拍案惊奇》中的诸多篇什，《小说旁话》倾其全力，发掘作者在其他典籍中所阅见的相似记述，如此逐篇汇集遂成此书，其他则付之阙如。这是一种旧派的学术态度。近代以前，印刷远不及今日发达，更无快捷可用的数据库，学者倘能广搜善本、勤阅群籍，在同侪看来已是做足“功夫”，故由此养成“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6］的学术态度。《小说旁话》即是如此旧派作风：虽雕虫篆刻几于无用，顾非文人之末事欤？昔郑还古序《博异志》云：“夫习谶谭妖，其来由久。非博闻强识何以知之？然须抄录见知，雌黄事类，语其虚则源流具在，定其实则姓氏罔差，既悟英彥之讨论、亦是宾朋之节奏。若纂集克备，即应对如流。”区区谫陋，窃有慕乎斯言。因就暇日浏览所及，上起六朝，下逮清初杂书小记传奇之编，凡所载事皆录之。……非云博识，聊为讲求谈论之资云尔。［5］1此种以“讲求谈论之资”为满足的旧派作风很难借鉴。这既因纯粹史料考订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始终未取得完全的“研究”资格，亦因为我自己之于1950—1970年代文学还另有“重新发现”之考量。以我浅见，“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在当年风靡一时并在今日仍葆有较多“遗产”价值，实有其尚不为后人充分了解的独特思想/叙事经验，本事研究倘能解答此一方面的疑惑，则为最佳。显然，旧派的以史料考订为满足的本事批评难以达成此种“内部”考量。比较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古典本事批评在“内”“外”结合方面做得较好，不过也主要是在“知世论人”层面上探求作者创作心理，与我所期望的“内部研究”仍有较大差异。在此情形下，“再解读”就成为可取之策。关于“再解读”研究路径，唐小兵曾解释说：“一旦阅读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我们便可以把这一重新编码的过程称作‘解读’。解读的过程便是暴露出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被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和暴力”，“也是拯救历史复杂多元性、辨认其中乌托邦想象的努力”。［7］以此而论，“再解读”实乃意识形态“解码”工作。黄子平在其影响甚大的《“灰阑”中的叙述》一书中也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在“解码”之上：“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且还“具有释放我们对当前的关切、对未来的焦虑的功能”。［8］这意味着，“再解读”这种“内部”文本分析在两个层面上与“外部”密不可分：一是与历史/当下语境紧密关联，二是与文本生产过程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紧密相关。而文学本事，正是讨论此类被抑制的历史复杂性的最宜证据。故从本事及其改写资料出发，展开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再解读”进而“重新发现新中国文学”，就构成一种“内”“外”结合、史料与阐释并重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路径。于是，以旧派学术之广求史料的朴学精神，推进至“再解读”式文本分析，即成为我之从事当代文学本事研究的路径。不过，“再解读”究其实质是一种宽泛的文化研究方法论，且“再解读”诸学者的概念与问题不无异趣，这意味着，若真要尝试比较系统的本事研究，势须摆脱偷懒依赖之心理，而另行摸索一套较具普适性的研究方法。在此方面，后殖民批评、历史学、叙事学、文化记忆等理论资源颇有助益，80后学者陈然兴所著《叙事与意识形态》更给人不小启发。目前学界习用的叙事学理论，主要属于“经典叙事学”。这种从结构主义而来的叙事学拒绝与历史语境对接，在高度知识化、技术化的同时也割断了“内”“外”勾连的通道。《叙事与意识形态》则以“后经典叙事学”眼光，在重建叙事与意识形态关系方面做了诸多探索。以此为基础，可形成“实践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参见我已刊之《实践叙事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文，载《文艺争鸣》2016年12期）。我的本事研究皆立足于此。所谓“实践叙事学”方法的理论预设，是将文学创作与生产理解成一种话语性的社会实践，认为其文化想象与叙事建构既来源于现实及其问题，又是一时代文化人对于社会现实主动或被动的回应与介入。汤林森曾如此评述电视与现实的关系：“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凡是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由电视处理的现象与人事，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9］这或是夸大其辞，甚至也不能覆盖所有的文艺生产。譬如，海子诗歌就不宜与权力关系相勾连，周作人、汪曾祺即便可作如此读解，恐怕也不是其要旨之所在。不过，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切近研究对象的一种观察角度，它不可能穷尽对象，更不可能成为对象本身。衡断其可取与否，主要还是在于有效性。就此而论，以话语实践为理论预设的实践叙事学之于1950—1970年代文学（乃至绝大多数20世纪文学）的有效性毋庸置疑。此种实践叙事学可在以下四个层面依次展开。第一，叙事动因，即作者出于何种动因重述“真人真事”。是为启蒙还是为救国/建国，是与具精微审美能力者共享岁月静好还是欲娱“妇人粗人”之心？如此不同动因，会导致最后呈现的故事相去极远，哪怕作家们书写的是同一时代甚至同一事件。第二，故事策略，即出于不同动机，作家会从现实本事中选择很不相同的社会事实与人生经验进入小说，也会将同样多甚至更多事实（哪怕它真实存在）排斥在文本之外，使之沦入“不可叙述之事”的暗黑区域。对此建构/排斥之策，吕思勉早已述及：“小说为美的制作，主义创造，不尚传述，然所谓制作云者，不过以天然之美的现象，未能尽符吾人之美的欲望，因而选择之，变化之，去其不美之部分，而增益之以他之美点，以成一纯美之物耳。”［2］364-366譬如，对1949年前的中国，“红色经典”述其民生凋敝、社会窳败，当今怀旧叙事则凸显“民国风华”。如此种种，显然是不同故事策略运作和“主义创造”的结果。第三，叙述机制，是指面对从真人真事中择取的“可以叙述之事”时，动机不同者会以差异颇大的因果机制将这些零散“合法”事实予以结构化，从而变成首尾有序、因果明晰的故事。显然，事实（本事）或许相似，故事却有N种可能。对此，华莱士·马丁说：“我们不再相信仅仅存在着一个故事，包容一切人类事件。相反，我们相信有很多故事，不仅是有关不同事件的不同故事，甚至是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故事。”［3］80第四，叙事效果，乃故事讲述最终“落地”之处。但凡一个有意味的故事，都包含作者念之在之的意义建构。作者希望通过其间特定的认同生产，达成重塑读者个人伦理进而影响人心与社会的效果。譬如，喜读鲁迅者可能会不驯从于现实的文化秩序，为《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所动者恐怕难以认同旧的精英体制，沉醉于沈从文、汪曾祺的读者则会抵触那些不肯默认现实秩序者，并以“政治”为由排斥正义的呐喊。如此种种，实即文学以读者为中介而实现的现实介入，本事研究则以这种现实文化/政治介入为收束。不难看出，“实践叙事学”方法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关系并不太大，因为在其中起支撑作用的并非视角、叙述者、隐含作者等概念，而是另行构造的动因、策略、机制、效果等概念。这些概念当然有所根据，如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颇有关联，但主要还是出于促成“内”“外”勾连、实现语境化的叙事理解的需要。因此，这种方法究其根底更像叙事学与文化研究的“糅合”：它基于本事改写史料的叙事分析主要限于中观以上层面，尤其侧重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交互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未必能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但它的确比较适合研究者考量新中国作家对于文学本事的取舍与重组：置身于不同处境、怀有不同目的的作家，会如何辨识、挑选真实生活中的事实，哪些可以讲述哪些又需要永久地“遗忘”，在那些经过遴选的本事资料中又怎样巧妙埋设特定的因果机制，并因此对本事再度进行必要的增删与虚构。如此反复的本事改写与重构，最终形成特定的文本并有效回应甚至介入时代变迁。如此理论预设与分析方法，构成了当代文学本事研究在理论阐解层面的根据。对《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创业史》《红日》《苦菜花》《山乡巨变》等“红色经典”之下“文学史矿藏”的史实发掘与“再解读”，皆由此生发。借助这种方法，我得以勘察1950—1970年代文学在“新人叙事学”、反面人物讲述、社会再现、文学故事学、新文化想象等层面的特殊经验，对社会主义文学的“遗产”与“债务”，也积累了较多的实地观察经验。三、史料可靠性及其他以实践叙事学方法展开1950—1970年代文学本事研究，的确可以给人带来事关新领域和新方法的自我挑战感，但既属尝试性质，也就必然不断遭遇新的困惑，有的尚能解决，有的至今也未找到完全有效的克服办法。其一，本事研究的学术价值。有两种关于本事研究的质疑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来自作家。李渔曾言：“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梦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10］显然，以李渔之见，读了《林海雪原》而欲究其“幕后故事”者，皆属不必理会的无聊之徒。当然，把类似意思讲得更生动的是钱钟书。他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

匚厶事件思想已成为当今极具影响的人文学主题。在刚出版于2020年的两部国际新著《分叉：时间、事件与冒险的哲学》与《思考事件》中，两位作者米歇尔·塞尔（Michel

Press，1987:37.［21］王晓升.现代性视域中的历史概念——本雅明的历史观剖析［J］.学术研究,2018(6)：18-26+39+177.［22］BENJAMIN

总之，2018年和2019年，是语言学的“总结年”。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的总结是为了实事求是地书写昨天，更是为了走好今天和明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