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红 唐乐水|绕过年龄重思“代”：从文本实践到数据实践的饭圈迭代研究

数字时代的代际话语

绕过年龄重思“代”

从文本实践到数据实践的饭圈迭代研究

摘要：在以往的代际研究中，年龄是构成“代”划分的主要标准，数字时代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代”研究概念亟需改写。具体到饭圈，在经历了“文本消费”到“文本生产”再到“数据实践”的迭代更新，文本消费的重要性正在让位于数据实践，且饭圈的数据化与饭圈的媒介化和商品化直接相关。“数据信仰”绕过年龄成为分析饭圈代际的一级指标，语言维度、行为特征、情感心理、价值观念则成为分析饭圈代际差异的四个二级指标。数据信仰的特质包括：唯数据论、沉迷数据生产、顺从数据规则和数据迷思。数据信仰溢出饭圈，正在获得更普遍的适用性。

关键词：粉丝文化; 饭圈代际;  数据信仰; 深度媒介化; 青年亚文化

*本文已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刊发，此为推送版。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为准，并注明出处！

01

引言

搜集偶像周边，撰写博客和心情日记，幻想自己可以在现实中与喜欢的明星发生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粉丝行为，如今已经被视作一种古典主义的追星方式：老派、落伍、不合时宜。当下活跃的饭圈女孩已经将追星规则不断迭代更新了。在新一轮的饭圈规则中，氪金、轮博、打榜等与“数据”直接关联的行为代替消费明星和其作品的传统方式，成为饭圈女孩追星行为中最重要的内容输出。

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还是文化研究的维度，饭圈作为一个群体在研究中的意义似乎更值得被关注。这与“饭圈研究”一词日渐替代“粉丝研究”被学界采纳也息息相关。不入“圈”者，则被弱化、污名，直至沦为饭圈语境中的边缘人。一套以动态量化数据为核心的饭圈逻辑，自洽且自成闭环，让饭圈内部冲突渐成日常，并逐步泛化，影响文娱行业乃至消费文化的既往规则。在饭圈文化变迁中，“数据”和“流量”正作为核心关键词被凸显出来。直觉可感，从粉丝到饭圈，饭圈文化的变化与“媒介和传播”的变化息息相关。这暗合文化研究越来越倾向于将所有社会生活的研究归于传播／中介研究的大趋势。饭圈日益数据行为导向的现实与媒介化（mediatization）学者们的观点也不谋而合，就如同媒介化学者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媒介科技所中介、引导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已愈全面地被组织化、模组化、制度化的媒介所接管，甚至是被更深层次的数据化（datafication）所中介。［1］此外，数据和流量背后隐含的核心概念还有算法，学界日益热烈的对于算法社会（algorithmic society）的反思和讨论无疑应纳入对话。毕竟饭圈发生的事情脱离不了更大范围内社会文化脉络的变化。而这一切又和“代”（generations）有何关联？谈到代，80后、90后，乃至00后、10后这些流行用语被媒体和日常话语建构出来，以自然生理年龄为标识去讨论代际间的差异。陶东风曾提问：年龄意义上的“代”与文化意义上的“代”到底是什么关系？［2］在过往的研究中，我们在亚文化领域关注到审美之沟不仅限于两代人之间，即使在同代人内，圈层之沟、阶层之沟以及它们的不同组合所形成的沟壑，同样导致了审美断裂和文化断裂。［3］聚焦饭圈，本文试图进一步重新审视将“代”这个概念与年龄脱钩、与传播和媒介相连，在深度媒介化及算法时代的意义。本文试图讨论以下问题：饭圈间的迭代该如何划分？饭圈代际间的冲突由何而来？如若“数据信仰”是相较于“年龄”而言更恰当的划分饭圈代际的指标，那么这个一级指标又会涵盖哪些二级分析概念？在深度媒介化和算法社会的背景下，用“数据信仰”取代“年龄”成为代际划分指标的思路又是否可以外延到饭圈之外的社会语境之中？

02

饭圈代际变迁：

从“文本消费”到“文本生产”再到“数据实践”

饭圈发生的事情应该被置于更大的媒介化社会背景之中加以考察。媒介化理论近些年以欧陆学界为中心被广泛讨论，作为取代日渐低迷的媒介效果研究另辟蹊径的另一种可能性。2014年以后，很多学者开始主动将自己的研究纳入媒介化之下。如今，欧洲媒介化学派已然作为一个集体蔚然成型。在包含和孕育了饭圈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中，媒介（当然不仅仅是大众媒介）正在越来越多融入日常生活。当新的媒介技术不断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正处于‘媒介化’的社会（更加通俗的说法是‘网络社会’）”往往在日常话语中被当作一个无须深究的既成事实，［4］而研究则要用概念化去探寻和夯实其成为可能的条件。

媒介化目前有两个主流的研究路径：制度论和社会建构论。除此之外，新近也有学者尝试将媒介化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5］无论是哪种路径，都在试图跨越效果研究关注的“媒介对人做了什么”和文化研究关注的“人使用媒介做了什么”，去直面媒介在当代文化和社会中的结构变迁。由于媒介化根植于社会建构主义，聚集点并不是传播对文化或社会的单向影响，而是“媒介和传播，文化和社会”这几组关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6］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媒介化注重对于“化”或者说对于历史过程中的互动关系的解读，［5］强调媒介化适合进行长期的历时性研究。［7］但安德里亚斯·赫普（Andreas Hepp）近期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并不意味着每一项关于媒介化的研究都必须是历史性的，历史的维度也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存在：透过与前一阶段研究的比较。［8］这给予了媒介化在文化研究中更大范围的适配度，本研究正是基于此种视角展开对饭圈迭代议题的讨论。

“饭圈”一词取代“粉丝”成为当下粉丝与偶像之间进行文化实践的关键性概念，在于“饭圈”更能够彰显粉丝内部日益进化的“组织性”，而这种组织性也正是在近期粉丝研究中所关注的重点。为了方便对历时性的文化现象进行纵向比较，避免在概念描述上制造阅读障碍，本文统一使用“饭圈”这个词汇作为不同时期粉丝群体的代称（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早期个体化的粉丝实践并不具备饭圈这个概念的全部特质）。由此，如果要将广义所指代的饭圈进行代的分层，那么中国的饭圈文化发展至今，已经从“文本消费为核心”的第一代饭圈、“文本生产为核心”的第二代饭圈，过渡到如今“以数据实践为核心”的第三代饭圈。除了核心逻辑层面的差异，从实践的层面看，迭代过程中“文本实践”的重要性正在让位于“数据实践”；从组织层面看，饭圈中的组织程度在不断加深，组织中的权力关系也日渐复杂，见表1。

第一代饭圈中的个体习惯被动接收文本内容，偶像直接透过作品对粉丝进行单向的影响。第二代饭圈的个体则开始对文本内容进行二次创作，消解偶像文本的权威性，偶像的符号价值被凸显。但这时候由粉丝进行的创作依旧是以传统文本为核心。第三代饭圈和前两代饭圈最大的区别是：粉丝个体的实践开始渐渐脱离文本，向着以算法为核心的虚拟信息流的产出转移，以文本消费和生产作为饭圈主要行为的核心逻辑被打破。某种程度上，也代表学界长久以来以传统文本消费和生产为内核的饭圈研究工具不再那么好用。需要注意到的是，第三代饭圈时期流行的文本不再仅仅是明星和其背后的娱乐工业体系所创造的以影视剧、音乐、舞台等实体所构成的较为稳定的文化内容，而且包括基于微博超话、豆瓣鹅组、晋江兔区、网易老福特，乃至淘宝直播间中所产生的海量的、即时的信息流偶像文本。

饭圈开始消费“信息流化”的偶像文本，和1990年代日本学者东浩纪对御宅文化变化的洞察非常类似。东浩纪发现，在现代往后现代发展的潮流中，御宅族们原先大叙事的内容消费观被“数据库式”的内容消费观所替代，他将其称之为“大叙事凋零”的时代。［9］在大叙事凋零的时代，叙事的生产和解读权力被转移到了大众一端。事实上，第二代饭圈已经开始显露出第三代饭圈的某些特征：粉丝本身的话语权重开始超越原本作为文本塑造者的偶像，那些连续性的、宏大的文本逐渐式微，碎片化的文本迅速增长。［10］数字空间对流量的追逐带来了交往资本主义，讯息的另一个价值变得更为重要，就是贡献流量，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流量。［11］

除却内容文本，接下来的分析一方面会关注代际间个体行动逻辑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会关注社会文化脉络的变化。毕竟，在媒介化的观点下，若想要谈可感知的日常生活如何越来越陷入媒介的肌理之中，不仅要关注媒介的可供性（affordance）与特质，还要看到媒介实践背后那种整体性（holistic）的社会建构。［12］在饭圈中，这种社会建构离不开饭圈商品化的一面。饭圈媒介化和饭圈商品化的过程是同时发生的，它们不仅让饭圈的种种行为在饭圈之外产生破圈，也在饭圈之内引发了群体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而这又与饭圈组织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息息相关。早期大部分的饭圈研究都习惯于将饭圈视为一个高认同度、逻辑自洽的完整群体去做分析，而事实上，饭圈内部的差异性有时候甚至大于饭圈和饭圈外部，观点、立场的激烈碰撞和矛盾由此而生。

03

“数据信仰”取代“年龄差异”作为饭圈代际冲突的根源

审视历史上对于“代”概念的认知渐变过程，简单而言，早期观点会将代际视为相互取代的两种人（变异说）；周晓红和周裕琼等学者则看中代际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反哺说）；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以共同经历作为代的判断依据（位置说）；及至当下，我们更倾向于关注代内差异，考量同代人代内的圈层和阶层（沟壑说）。［3］在以往传统的代际研究中，“代”划分标准的关键无疑是“年龄”。年龄有时又会被对应到受教育水准和文化资本的不同作为区隔的标准，年轻世代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不只是因为“年轻”这件事本身，而是在某些社会结构中“年轻”会指向“算法的原住民”等特殊的代际优势。与此相对应的是，媒介消费方式上的不同偏好往往在这些视野下会被对应到以“年龄和社会阶层”为依托的代际差异之下。例如，传统的青年文化研究主要将亚文化产生的缘由归咎于两条路径：一种是由年龄差异所产生的代沟，一种是社会结构和阶级因素所产生的作用。这两种路径均在对于文化差异性的解释中具有各自的阐释功能。［13］换句话说，与“媒介”相关的部分只是代际划分中的二级区分概念，是被置于“年龄”和“社会结构和阶层”之下的被动变化的指标，而第三代饭圈的媒介实践则使“年龄”作为单一指标衡量代际迭代时明显不再行之有效。

饭圈代际间的更迭表面上看是不同代际的粉丝之间为了偶像在展开角逐，实际上却是追星方式和思维逻辑之间的角逐。第三代饭圈的崛起并不代表第一代和第二代饭圈就此销声匿迹。      当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不同饭圈逻辑下的行动者在同个时空遭遇，彼此争夺在饭圈宇宙中对于追星主流价值观的定义权。“冲突”在饭圈日常中几乎随时都在酝酿和上演。我们关注的两起事件除了都是典型的饭圈冲突，更重要的是两起事件的内核皆与“饭圈代际”相关。不同饭圈逻辑下的行动者各自为阵，形成了某种不可跨越和对话的饭圈代际隔阂。接下来作为分析对象的第一案例“周杰伦和蔡徐坤饭圈微博交锋事件”是关于不同偶像饭圈之间的冲撞，第二案例“龚俊新旧饭圈内部管理权争夺事件”则发生在同一偶像饭圈内部。

事件一：周杰伦和蔡徐坤饭圈微博交锋事件。2019年周杰伦和蔡徐坤饭圈的微博交锋一度被媒体视为中年和青年两代饭圈行动者的正面对决。由“80后”作为主力的周杰伦饭圈自称“夕阳红粉丝团”，在被嘲笑做不好周杰伦的流量数据之后绕过内容作品的优劣比较之争，而是学习用轮博和打榜这样纯流量的争斗方式，反超了以“00后”新生代为主体的蔡徐坤饭圈所撑起的微博超话记录。基本上，所有事件评论都将这起饭圈代际矛盾的焦点定格在比较“不同年龄层的粉丝群体在媒介偏好和媒介使用习惯上的差异”。然而仔细探究，却发现事件中另有一条值得玩味的主线：非流量明星事实上是在用流量的方式战胜流量明星。看似是“80后”粉丝获得了胜利，实质上是饭圈中的流量逻辑捍卫了自己的正当性，帮助更努力奔赴流量的一方获得了胜利。奋起的“80后”粉丝遵循微博榜单规则打败了作为“数据原住民”的“00后”粉丝，看似作为代际冲突核心的“年龄”在这场代际冲突中反而成为了边缘化的条件。如果年龄不再重要，那么什么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游戏中想要获胜的一方必须比另一方更坚定地拥抱“数据规则”。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这场“用流量战胜流量”的饭圈代际冲突本身没有脱离第三代饭圈所奉行的行动逻辑。第一代和第二代饭圈中的个体在当下想要战胜第三代饭圈中个体的方式，竟然是放弃自己原有的追星行动方式，通过学习并遵循第三代饭圈的追星规则，将自身的内里转化为更坚定和更纯碎的第三代饭圈。

事件二：龚俊新旧饭圈内部管理权争夺事件。2021年，随着电视剧《山河令》的热播，主演龚俊的饭圈规模在短短几十天内极速扩张，微博关注人数从百万量级飙升超过一千万。龚俊的饭圈在短时期内快速扩张带来的是饭圈组织内部的对立问题凸显：部分信奉流量路径的新入粉丝以激烈方式（顶着醒目的红色头像在工作室下刷留言）抨击只会看剧、随缘追星的龚俊的老粉丝们不作为（存在商务转发延后问题，不重视打榜和数据，不具有维护偶像数据声望的能力），要求对后援会中的核心岗位进行公开选举和重建。在力求实现龚俊饭圈变革的新粉丝们看来，龚俊原有粉丝们的饭圈作风太过传统，运转不够高效，也不够具有组织化，已经不再配得上实现流量跃升之后的艺人身份。

换句话说，在这些试图起事的新粉丝看来，旧粉丝们的“数据管理能力”已经跟不上新晋流量飙升的发展势头，在饭圈内部就地移交权力、进行组织迭代刻不容缓。流量思维至上的粉丝们往往会将自己视为是艺人事业成就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认领了“粉籍”就像是买入了一支潜力无限的股票，不容他/她懈怠，也不容它涨势停滞。为了确保流量的涨势长虹，作为买入者一方的粉丝们也会用各种维护数据的手段不断进行投入。数据越好看，就代表涨势越喜人，所付出的投入越值得。这次事件的结果是龚俊的后援会最终还是进行了公开招新，龚俊微博超话的氛围一度越来越趋向流量明星的饭圈风格。

两起事件都表明，代际间追星鄙视链的症结不再是“年龄”。随着第三代饭圈行动者们潮涌般跑步入场，比年龄更重要的症结开始浮现出来。当年龄不再是冲突双方差异的锚点（龚俊的新粉和老粉基本可被归属于同一青年世代），具备“数据信仰”与否才是产生代际间分歧的关键。

那么，什么是“数据信仰”？表面上看，饭圈不同代际间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饭圈行动者媒介消费方式的不同偏好。第一代饭圈和第二代饭圈的媒介近用方式是非数据化（datafication）的，“抄歌词本、搜集海报、论坛留言、购买专辑、参加演唱会和见面会”有着电子化（electrification）时代和数字化（digitalization）时代媒介消费方式的特质。第三代饭圈的媒介近用方式则是以数据为核心的“打榜、投票、反黑”。但这些只是直观所感受到的表现形式上的区别，具体而言，“数据信仰”有四个根本性特质。其一，唯数据论。唯数据论指的是认同将可量化的榜单数据或商务数据作为明星价值衡量体系中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评价指标。就如同在事件一中，即使周杰伦的粉丝引以为豪的不是虚幻的流量数字而是其作品创作能力，但是为了在当下的饭圈大环境中为自己的偶像赢得流量平台中的声量，也不得不收起原先的佛系追星态度，而在战役交锋中暂时屈服于“只有能被大数据识别、被有效计算、能被资本和平台认可的追星实践才是有意义的实践”这套唯数据论的饭圈规则。其二，沉迷数据生产。个体被数据驱动从而自觉投入数据生产行为之中，将氪金、打榜、轮博等与数据相关的行动作为最核心的粉丝实践，为此自觉投入时间精力。流量偶像粉丝后援会的作用和存在意义都在于更高效地组织和督促单一个体更加高效地投入到数据生产线上。典型的流量偶像后援会架构牢牢围绕“数据”展开，组织架构中的每一环都与数据的生产与维护相关。其三，顺从数据规则。数据生产有着一系列固定的标准和规则，即使有粉丝个体意识觉醒，想要跳出来自省和反抗，也无异于是蚍蜉撼树。饭圈中的个体意志不会撼动这套越来越成熟和逻辑自洽的流量规则。大部分参与数据实践的个体在这个充满了集体主义氛围且战斗节奏紧张的数据生产过程中都不会得到喘息的机会，以便对这套规则本身的合理性进行怀疑。其四，产生数据迷思。数据信仰会导致数据迷思的产生，数据信仰的程度会随着个体在数据生产行为中浸入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加深，直到成为一种默识。饭圈的世界会形成一套与现实世界渐行渐远的价值观，大部分粉丝在这个过程里相当于是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的状态，被组织裹挟着继续往前行进。

04

“数据信仰”和饭圈媒介化／商品化的关联

数据信仰无疑是当下区别于传统大众媒介时代的一套新的规则。在媒介化制度论的路径下，“媒介逻辑”（media logic）是最多被使用的研究概念。简单来说，这个概念工具关注媒介逻辑是如何介入甚至于取代这个结构中原先运作所依赖的其他逻辑。在早期典型的政治媒介化研究中，媒介逻辑常常被用以观察大众媒介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生活的。德国学者舒尔兹(Schulz)又进一步为这个概念设计了操作模型，将媒介逻辑的介入分为四个阶段：延伸（extension）、替代（substitution）、融合（amalgamation）,以及顺应（accommodation）。［14］将饭圈迭代纳入这套理论便可以看到饭圈数据化转向是如何渐渐发生的。

在第一个“延伸”阶段，媒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了个体交流和沟通的能力。第三代的饭圈行动者相较于第一代和第二代有了更多交流中介，这也是偶像文本“信息流化”得以实现的前提。在第二个“替代”阶段，“不同媒介部分或全部取代了社会活动和机构，从而改变了它们的特性”［14］。过去必须在现实中才能进行的饭圈行动，现在可以透过网络来进行。表面上看是饭圈线下行动的意义被削弱，更深层次则是“文本”在饭圈中的意义被“数据”颠覆。第三个“融合”阶段，媒介活动和非媒介活动的边界被打破。数据原本不存在饭圈行动的内容之中。而到了第三代饭圈，偶像和粉丝的关系不是由内容作品维系，而是由虚拟数据作为支撑。到了第四个“顺应”阶段，媒介在社会和生活的各个环节日益增长的存在和重要性引发了社会变革（表现在饭圈中就是当下饭圈整套数据主导的体系让外人越来越难以理解）。而饭圈之中的行动者越浸入其中就发现自己越被这套规则所捆绑，难以挣脱。

被舆论诟病已久的饭圈氪金现象最能代表饭圈中原本的非媒介活动如何捆绑住了第三代饭圈中的行动者。当下饭圈通常的氪金方式包括刷直播间的偶像专属链接的购买量、刷电子专辑和电子杂志的销量、刷选秀节目中代表投票的“水票”和“奶票”（水和奶为赞助商产品）。这些由饭圈汇入的热钱可凝练为一句在饭圈流传甚广的谚语：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氪金）。

在第二代饭圈中也存在氪金行为，例如李宇春和周笔畅的粉丝在街头号召路人给偶像发短信投票，粉丝也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权力，成为造星工业中最大的变数。［15］14-21那么，第三代饭圈的氪金有什么特殊之处？如果按照媒介逻辑的概念，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数据的逻辑是否凌驾于一切其他的逻辑之上。当数据逻辑遭遇其他逻辑的时候，是否以数据逻辑为尊，或者说数据逻辑可以任意替代其他所有逻辑。举例而言，在超女选秀的时代，票数虽然也重要，但是票选出道之后明星的饭圈又会恢复以文本为核心的逻辑。第一代和第二代的饭圈女孩还没有机会被困在由数据建造的茧房之中。不花钱氪金不会被斥责为“白嫖”，不刷榜不轮博也不会被认为是无为的“躺平”。身处第二代饭圈时期，创造性的内容产出备受推崇。而随着第三代饭圈的崛起，站在饭圈权力最中心的三大角色：站姐（追现场出图）、粉头（组织氪金刷数据），以及太太（产出同人周边），操作虚拟数据走向的粉头在群体中的话语权和地位明显高于产出原创内容的站姐和太太，这恰恰代表第一代饭圈和第二代饭圈“文本为核心”逻辑在走向衰落，第三代饭圈“以数据实践为核心”逻辑在崛起。

当下饭圈代际冲突的关键点便不在于年龄，而是归于数据信仰的程度，以及是否将数据实践作为追星行动的主要逻辑。数据信仰背后还有商品逻辑规则的改变。饭圈数据实践不仅仅只是个体行动，牵连到的还有饭圈的商品化。饭圈商品化就如同发生在饭圈中的一场工业革命，不再有空间容纳个体手工式的追星逻辑，这也让饭圈组织成为饭圈实践里握有实际权力的一方。

变化着的饭圈结构中有两个元过程是相辅相成的：饭圈的媒介化和饭圈的商品化。媒介化认为媒介化和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应当是位于同一层级的元（meta）概念。［16］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亚文化社群中媒介化和商品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17］当同时关注饭圈的媒介化和商品化这两条主线，会发现饭圈行动在算法时代日趋工业化、流程化，带来的是偶像生命力的消耗以及偶像产业迭代速度加快；而当偶像原本的文本意义被削弱，偶像品质便趋于同质化，如何在有限的偶像产品周期中快速实现变现，便显得尤为合理。这又反过来促使传播方式产生变化。量化世界的规则重塑着饭圈宇宙，品牌评价偶像的逻辑是粉丝是否愿意为这个偶像符号买买买，饭圈评价粉丝个体的标准则是花钱和做数据必须二选一。这体现在后援会发周边的规则是先看超话数据，“（如果）数据不够，（那么）氪金来凑”。

在饭圈场景中，对数据和氪金保持理性的粉丝被边缘化，成为游荡在饭圈宇宙中的孤魂野鬼。当饭圈主要事件和活动全部依循数据逻辑在执行，留给偏好文本消费的粉丝的空间被大大挤占，那些依托数据信息流产生的争斗和热闹与其无关。留在以数据为中心的主流饭圈中的个体，则被数据工作挤压了反思的时间和空间。即使觉察出这套规则会让人吃力和感到负担，也找不到反抗的路径。粉丝对于偶像的情绪被榨取为数据价值，情感连接在释放数据的过程中得到释放。有研究者认为，饭圈脱离数据压力向着更积极方向变革的可能性依托于身处其中的个体产生思想上的自觉，产生反思和反抗意识，而现实更为复杂。

上文我们用核心逻辑、实践内容，以及组织程度的不同区分了饭圈的三个不同的代际，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去比较它们在“底层结构”上的差异，并分析这些代际间的差异与“数据信仰”之间的关联。

不同时期的饭圈结构同样都由五个元素构成，但五个要素的内容，以及要素之间的主次位置并不相同。如图1所示，在第一代和第二代饭圈行动中占据主导位置的要素是“明星”，明星是一切行动的起点和终点（第一代和第二代饭圈的差别则在于粉丝是作为被动的内容消费者还是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主动的内容生产者），其余要素围绕着明星产生互动，饭圈结构中最核心的驱动力是明星和粉丝之间由作品中介的“关系情感”。明星生产文本，媒介传递明星和文本信息，粉丝因为文本而喜欢明星，并通过购买明星产品（音乐、周边等商品）表达爱与支持。到了第三代饭圈，明星过渡为偶像，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可触及的符号，他/她的事业可被粉丝参与共创，而这种共创又是在平台的规则之下完成。第三代饭圈的核心要素变成了平台（数据和算法），其余要素则经由平台中介而发生关联。明星演变为偶像，作品不再重要，甚至可以从结构中剔除，取而代之为数据流内容，饭圈结构的中心变成了由平台和资本控制的“可量化情感”。

可量化情感背后的推动者是平台。平台算法成为了饭圈行为技术可供性的一部分。在饭圈流动的权力关系中，平台的角色长期被模糊掉了，这是不合理的。平台中最典型的是微博，也包含视频网站等可被视为数据规则制定者的组织。平台除了成为饭圈信息流主要的集散中心，也借助这份功能性让饭圈规则脱实入虚，越发向着虚拟数据的一端发展：最典型的就是层出不穷的榜单和榜单规则让粉丝沦为数据工具人。在这个结构中，平台以外最具有能动性的一方其实是资本。一旦资本不认同这套基于平台数据的评价体系，不将评估明星商业价值的标准与平台生成的流量数据挂钩，则会打破这套看似难以攻破的数据体系。但是，目前资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与平台脱钩。一是平台是饭圈最活跃的中心，平台直接牵动着粉丝主体；二是这套数据评价体系虽然存在可见的水份，但效率极高，暂时没有其他更有效的评价体系可以替代。所以第三代饭圈的逻辑是否能够真正被颠覆的变数在于“资本和平台”的关系是否会在某种契机之下走向解绑，也在于能不能尽快建立一套脱离流量的新的娱乐圈评价体系。

第三代饭圈中粉丝看似掌握绝对权威，可以民选决定让谁登顶巅峰。因为对平台和资本而言，具体是哪个明星占据顶流并不影响这套生意。明星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被第三代饭圈的规则抹除了。粉丝可以决定是谁被数据推上巅峰。但是，粉丝实施造星权力的过程被牢牢掌握在平台手中：粉丝只能够用平台认可的那套数据的方式让偶像被大众看见。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流量明星的气质和类型越来越趋同”这个问题。流量时代的偶像不需要作品，人设可以是最重要的作品（小红书账号、抖音账号、音乐平台账号，被站姐拍到的机场图、剧组上工图，和其他公众人物的互动）。那些看似破碎的信息流从饭圈内容消费的边缘地带翻转到了内容消费的核心，破碎的信息流在传播和加工过程中开始具有和第一代以及第二代饭圈中的电视剧、歌曲、舞台一样的内容效力。当偶像生活的前台和后台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他在数据的监督下所有行为细节都被放大。为了降低人设翻车的风险，当一个偶像越不具有突出的个性，越容易担当好纯符号的角色。

05

“数据信仰”何以成为饭圈代际

划分指标

为了在当下更好围绕数据信仰讨论饭圈迭代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纳入讨论。深度媒介化是媒介化理论近年来发展出的延展概念，在《现实的中介建构》［18］（2017）一书中开始被使用，在《深度媒介化》［19］（2020）一书中被确认为数字时代媒介化的新阶段。这个概念相较于传统的媒介化观点，与大数据的社会建构的关系更紧密，被用以说明“在算法时代，媒介镶嵌于社会实践的空前程度”［18］116-124。按照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赫普的看法，“在深度媒介化的讨论中，不仅是传统的科技中介物，‘大数据’需要额外被视为社会真实建构的一部分”，换言之，在算法时代，社会各个部分越发以媒介的逻辑在进行着重塑，甚至于我们的心态、习癖，也越发被深度的媒介化所打造。［1］

从理论层面而言，约翰森·安德森（Johnathan Anderson）主张以搜索引擎、演算法、数据库作为理解深度媒介化的方法。［20］具体而言，可以观察这三项技术如何被镶嵌在不同层面的社会与文化实践中，中介了我们对于社会真实的感知方式。例如，第三代饭圈的粉丝普遍认可“数据实践”的价值可以凌驾在“文本实践”之上，证据便是，投身数据实践在饭圈行为中成为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数据女工”的说法也由此在第三代饭圈中诞生：在偶像后援会统一的组织下，自愿参与其中的个体机械地打榜、投票、控评。第二代饭圈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倚重的粉丝创造性的积极产出的意义，［21］让位于虚拟的量化数据。

这种集体认同是如何被建构的？饭圈女孩所接触的媒介中的演算法无疑是集体观念有力的形塑者。每一次无意识的搜索、推送、转发、评论、关注，都在算法的加持下反过来成为促成未来行动的线索。深度媒介化对饭圈的影响也不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赫普在谈到深度媒介化的实证研究的时候强调，不能光盯着单一媒介可供性的部分，还要注意现在的媒介环境是由多种媒介的多样性（media manifold）构成的，研究的起点不应该是某一种特定媒介，而是从例如群体、社群、组织等“人的形构”（figurations of humans）开始，观察它们是如何与不断转变的媒介环境一起转变。［8］除了将形构所依赖的群体作为关注的锚定，量化数据在饭圈中的意义崛起背后是饭圈对权力另一端的整个商业逻辑的膜拜和屈从。表面上看是媒介形态的变化直接推动了饭圈变化，但媒介更多是在内容层面对个体行动起影响，是直接的媒介化；而饭圈商品化的层面，媒介化起着间接却也不可缺席的作用。

在深度媒介化的阶段，社会的所有元素都与媒介及其基础设施发生着某种深刻的联系。［8］当数据信仰成为饭圈代际划分的主要标准，那么，在此一级概念之下可以划分出更具体的一系列分析指标：语言维度、行为特征、情感心理，以及价值观念。不同代际中这些指标内容的变化都关乎“搜索引擎、演算法、数据库”三者如何中介了饭圈女孩对于她们所存在的社会真实的感知方式，也体现为不同的数据信仰表现。

1.聚焦语言维度

数据信仰最直接的体现在于代际间对于饭圈黑话的使用。黑话本来作为群体俚语，目的在于群体身份辨识，以及节约圈子中的沟通成本。但是在数据逻辑之下，饭圈黑话更大的作用演化为使信息规避平台搜索算法，谨防在不必要的时候引战（例如在微博提到明星名字的时候，常使用拼音缩写，以免被搜索系统识别和抓取）。不同代际的饭圈或许都会使用饭圈黑话，但是唯有第三代饭圈的饭圈黑话其使用目的直接与算法相关。在这个时期，黑话也保证了生产数据的有效性——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拒绝使用饭圈黑话，就有可能会被平台系统所屏蔽，发出的内容会被判定为无效生产。而在另一套情境下规范使用饭圈黑话又能够大大提升组织效率，在冲击榜单或完成任务的时候如虎添翼。需要注意的是，与算法相关的黑话虽然有时像是饭圈个体对于平台数据规则的反向利用（利用黑话漏洞加强内容生产效率），彰显了个体的部分主观能动性，但却依旧是在数据逻辑之下运行的。按照“过滤泡理论”，饭圈女孩一旦开始接受使用饭圈黑话，输入法和搜索引擎会不断强化个体的现有行为，当周围充满了熟悉的语言和信息，会导致饭圈女孩对饭圈的一套框架过于自信，也会移除掉激发她们跳出这个系统的欲望。

2.聚焦行为特征

第三代饭圈的行动者均脱离不了算法作为一切饭圈行动的元背景。粉丝后援会的组织架构核心就是维护数据。反黑组、控评组、打投组，各自评价体系的核心都是随时可被量化的数据。饭圈个体的行动力脱离了内容创意，评价标准如此单一：数据成为衡量粉丝忠诚度的可视化参考。粉丝劳动不再是第一代饭圈的内容消费，或第二代饭圈的内容生产，而是虚拟的数据劳动。数据劳动由细碎的数据行为构成：持续访问、超话签到、超话发帖、评价他人发帖、维护自己和偶像的账号权重等等。每一次的行动都可以被记录和展示，被比较和评判。群体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的评价在于其数据生产的能力和效果。饭圈行为以数据记载作为评价的依据。数据实践和文本实践在行为层面最大的区别就是，文本实践可以是私人的、多元的，而数据实践的规则严丝合缝地掌握在平台方的手中：平台说数据有意义就是有意义，平台一旦改变数据规则，则粉丝们追星行为的意义便在瞬间被击穿，化为虚无。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数据对饭圈之外的路人并不具有意义，对饭圈中人来说却是如此致命的行动指南。背后的算法依据是：平台依靠精细化的管理，将传统情境下的情感劳动付出进行了合理化和规范化。［22］每一次饭圈数据行为最终都指向“为了获取更高效算法结果而进行的演练和团建”。

3.聚焦情感心理

饭圈的群体与个体心理一直被环境驱使，不止停留在单纯的情绪层面，从第一代和第二代饭圈开始，炙热的情绪作为情绪资本就已经催生了粉丝经济的雏形。［15］95但是到了第三代饭圈，情绪资本实现的方式被重构，数据劳动和数据氪金使得原本的粉丝情感被商品化的效率大大增加。如果说以前的粉丝经济是在文化创意层面生产衍生产品，一步步引导粉丝在相对较长的情感发酵过程中进行具象消费，那么算法则将情绪变现的速度大大提升：以偶像选秀节目为例，从个体喜欢上某个选手的第一眼开始，算法就让个体不断被重复的信息流冲刷，加速沉迷速度；平台不断给个体灌输一套旨在实现情绪变现的因果逻辑，“你喜欢的人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你不让他的数据好看，他就会在大众视线中消失”；个体一旦有了行动的意图，组织就会给出一整套关于打投的规则，繁复且不留空隙，细化的工作任务让个体直接丧失思考和计算得失的空间。算法在技术层面让粉丝情感可以被迅速量化，让“情感、金钱、劳动、数据、流量”这些本不相关的概念之间画上等号。［23］

4.聚焦价值观念

第一代和第二代饭圈中的一切行动都是以明星本人或其作品作为主要实践对象。以内容为核心的饭圈时代，关注的是美感风格，粉丝的积极性有机会转化为文本创造上的想象力。饭圈本就是为爱而生的文化集群，对偶像共同的爱是群体认同和信仰的基础。第三代饭圈时期，平台透过建构一套自洽的闭环规则，刺激粉丝在赛博空间中不停追逐数据的变化。对偶像的情感依旧是真挚的，但是这种真挚性被平台快速压榨和丢弃。一切证明偶像爱的方式都被数据化。流水式作业的数据劳动压倒了创造性内容的输出。甚至于本来粉丝督促偶像的话语是“请哥哥多多锻炼演技打磨好作品”变成了现在的“哥哥要记得好好维护自己的微博权重啊”。从追星逻辑上的关键价值从内容文本转移到数据文本的那一刻起，效率和工具理性就占据了价值高地。第三代饭圈的主流价值观是：只有能被大数据识别、被有效计算、能被资本和平台认可的追星实践才是有意义的实践，其他行动都不重要。这种价值观加剧了“唯数据论”的高度工具理性的饭圈迷思的形成。这同样也体现在饭圈内部粉丝等级跃升机制上。谁爱得真切、谁能将作品倒背如流，这些第一代和第二代饭圈中弥足珍贵的品质现在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带领组织搞好数据。饭圈数据女工并非感受不到规则的无耻，但不加入就要被边缘化，或眼睁睁看着自己喜欢的偶像消失在数据的洪流中，被资本放弃。粉丝对偶像的爱依旧存在，但量化规则让这份爱只有转化为数据才能够得到认可。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数据至上的饭圈迷思也会溢出饭圈实践的范畴，影响饭圈女孩在饭圈之外的价值判断。极度数据化和高度工具理性的行为准则会继续外扩，并影响她们在饭圈之外的价值取向，一旦粉丝们开始在饭圈的小宇宙中信仰数据，她们也会在日常生活之中延续这份信仰。

06

总结和反思

本文的讨论缘起于对饭圈迭代的关注，试图探讨文化研究如何建立一条脱离传统代际划分指标去讨论代际问题的路径。我们一方面为这套新的代际标准提供实际可用的概念工具，一方面也在研究中将这套新的代际标准和媒介化特别是深度媒介化理论进行对话。

国内饭圈已经有过三次迭代：以文本消费为核心，单向消费由生产端产出的文化内容、组织化不明显的第一代饭圈；以文本生产为核心，对由生产端产出的文化内容进行再创造、开始具有组织化雏形的第二代饭圈；以数据实践为核心，进行虚拟信息流数据的组织化生产、组织化程度大大加深的第三代饭圈。前两代饭圈的差异主要在于粉丝是否参与文本生产，而第三代饭圈的粉丝则表现出唯数据论、个体行为受数据规则驱动和操纵具有数据迷思等特质。表明在“年龄”之外，以“数据信仰”为内核的同代人间的代际差异亦已形成。

当然，讨论饭圈不是止于饭圈，这套逻辑无疑也适用于讨论饭圈之外的社会文化变化。比如，在教育、婚恋、职场、母职等话题领域，坚持和崇拜数据信仰的人群、并不了解数据的人群以及对于数据怀有批判意识的人群，以此为划分标准可以清晰地区分不同代际的边界，这些代际在各种文化圈层中相汇、沟通、产生矛盾或达成理解，产生了种种跌宕起伏的时代故事。再比如舆论中日渐爆热的词“饭圈化”，指的是饭圈的一套规则被运用到了饭圈之外的地方。比如德云女孩（相声受众开始用饭圈的一套追星方式对相声演员进行现场应援）和基金经理后援会（将基金经理作为偶像，维护其微博数据）的诞生等等。饭圈化也可以理解为饭圈逻辑的出圈。为什么第一代和第二代饭圈时期舆论中很少会谈及饭圈化？

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认为亚文化私域话题上升为公共话题这一出圈现象和“网络平台技术逻辑”直接相关。［24］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又探讨了数据信仰在饭圈迭代中标志性的作用以及成为理解当下饭圈现象的重要线索。某种程度上来说，饭圈思维的泛化也代表着数据信仰的泛化，代表着“对于技术的高度认同、相信社会是由数据驱动的”正在成为毋庸置疑的集体性社会迷思。将数据信仰作为代际文化研究的一种新的解题思路和社会日趋深度媒介化这件事直接相关。我们正处于深度媒介化之中。按照深度媒介化的看法，之所以将当下的媒介化冠之“深度”（deep），就是因为如果没有媒介，当今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便不可能以当下这种形式存在。［8］如果说曾经的数字化浪潮（the wave of digitalization）使人们有可能将某些形式的能动性委托给算法，那么在数据化浪潮中（the wave of datafication），社会建构和算法的关系会更加深刻。［25］当下文化研究领域不谈算法去谈代际问题几乎会成为空谈，这也是我们提出在此刻将这个路径从曾经的依属性位置翻转到代际研究核心位置的主要原因。

我们必须要对当下发生的一切进行反思。如果说在之前的讨论中价值观被装入了“黑箱”搁置不谈，那么，现在是时候去讨论：数据信仰的扩散对于当下代际的重塑有何影响？这个议题曾被一些学者以其他的概念工具进行讨论。例如之前提到的学者东浩纪观察到，御宅族内容消费的迭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从宏大内容叙事往数据库式的碎片化叙事过渡。他将之视为一种后现代的寓言，推导出现代人类正在变成“数据库的动物”，超越性的观念正在凋零，意义开始走向动物性，而人性变得无意义化。［9］这种观点也类似于韩国文化学者韩炳哲所说的，由竞争性和绩效所主导的功绩社会正在对这个代际进行一种新的精神规训。［26］韩炳哲虽然没有揭露数据信仰作为功绩社会的根源，但是在学者对于困在系统中的快递小哥等群体的研究中透露出了这样的倾向。［22］纳入算法社会的语境中，算法的全面普及增加了个体成为算法“囚徒”的风险。在内容生产领域，这种风险也包括异化内容生产者的劳动目标。对应到饭圈，关于“数据劳工”的讨论基本上都透露出对饭圈制度畸形化的担忧，并将破局希望放在对饭圈个体自主性和反思性的期望。从情感资本主义的视角，第三代饭圈无疑是最糟糕的，行动者的情感和欲望被纳入了平台资本的扩张之中，饭圈媒介化和饭圈商品化相辅相成，粉丝身份前所未有地和消费者身份合二为一，个体的满足需要透过创造数据和创造消费才能实现。算法似乎没有为粉丝带来更多福利，而是将她们禁锢在饭圈体系里。个体可以从成为算法囚徒的风险中逃离吗？目前的共识是：站在算法开发者的角度，要倡导和培养新的技术理性和算法伦理；站在算法使用者的角度，需要意识到算法素养的重要性。［27］

我们一直以来关注饭圈的初衷是以饭圈作为一个视角看到青年群体对于饭圈之外更大世界和其自身生命经验的理解，我们想做的不仅仅是简单地以“女孩们如何被以爱为名困在平台数据里”作为标题去给当下的饭圈乱象盖棺定论。饭圈不应当仅仅被视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边缘群体，饭圈应当被视为基于不同代际间的个体独特经验所构成的一个多元化的充满矛盾冲突也充满不确定性的力量和生机的集合。这也是为什么从纵向的历史视角出发的文化代际研究这么重要的原因。正如同算法社会会削弱个体差异，关注饭圈如何处理其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关注饭圈中的迭代问题，关注饭圈内部的权力问题，更重要的是关注饭圈中独特的个体经验，才能够让饭圈研究不只是沦为纯粹的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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