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均|当代文学本事研究的可能与方法

当代文学本事研究的可能与方法

摘要：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报刊研究存在“外部研究”自身难以摆脱的与文学文本相脱离的局限，基于本事这一“文学史矿藏”的本事研究则有融“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于一体的可能。杂糅叙事学与文化研究而成的实践叙事学方法，从动因、策略、机制、效果四个层面提供“内”“外”结合的学术路径。不过，史料的不可靠性亦是本事研究需要克服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本事；叙事学；文化研究

本文已刊发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74-81页，如需引用或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作为“文学史矿藏”的文学本事

从2011年起，我开始考虑是否着手“中国当代文学本事研究（1949—1976）”。于是于该年6月去了哈尔滨附近的尚志县，探访小说《暴风骤雨》故事原型地元宝镇。此后近十年，则断断续续进行着《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岩》《红日》《董存瑞》《青春之歌》《创业史》《红色娘子军》《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沙家浜》《收租院》《白毛女》《苦菜花》《山乡巨变》《红灯记》等“红色经典”本事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工作。这项研究一路做下来着实有较多辛苦，单是阅读相关回忆录、日记、书信、传记，查寻档案与地方文史资料，就花费了60%以上的精力。不过，其中也有较多思考的愉悦，尤其和此前做过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及当时逐渐收尾的“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相比，更是如此。岁月蹉跎，回头检视这项研究工作，对个人当有积极意义焉。

最初起意做当代文学本事研究，因于当时自己研究中的迷茫。文学制度研究和报刊研究皆属“外部研究”，有其自身不大容易克服的缺陷。这不是指韦勒克所忧虑的“把文学只当作为单一的某种（外部）原因的产物”的“起因谬说”［1］，而是指“外部研究”与文学文本的脱离。因为无论是文学出版与传播研究，还是有关作家协会、稿费制度、文学会议等的讨论，都和文本若即若离。这种不必也不能深入文本的研究，对于研究者来说终究不甚惬意。当然，这并不构成对“外部研究”的否定。相反，发掘文本“周边史料”、还原文学生产的历史现场，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尤其在当代文学长期欠缺“外部研究”、批评家长于才情且以才情自重的情形下，由洪子诚先生肇始的文学制度研究的贡献有目共睹。可以肯定，随着“当代文学”时段逐渐拉长、批评覆盖面日渐下降，“外部研究”必会长期存在且构成本学科学术成就的重要来源。不过，如能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结合起来，其效果可能更为诱惑人心。譬如，洪先生是“外部研究”的有力推动者，而“再解读”则代表着当时“内部研究”中最具冲击力的新方法，如能将两者“绑”到一块兼取其长，该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吧。

那么，到哪里去寻找一个“内”“外”结合的入口呢？事有凑巧，当时有两件偶然之事让我意识到“本事”（作品所依据的人物、事件原型）可能极具开发价值。一是周作人《关于鲁迅》一书记载小说《故乡》中闰土原型章运水曾与同村寡妇发生婚外恋情并为此支付了一大笔费用。此条材料令人吃惊，想不到“浑身瑟索着”、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的闰土，竟有如此荷尔蒙充溢的一面。另一事是在“天涯论坛”读到一篇为20世纪60、70年代农村干部呼吁国家补助的文章。当时第一反应是：当年的村支书们不是都在迫害女知青吗，怎还有脸面提国家补助！但往下细读，作者提及的其身为农村干部的父亲连年冬天上水利工程落下残疾之事，也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我父亲当年从部队复员后担任大队民兵连长（《古船》中赵多多担任类似职务），每到冬天都要“上水利”（修离家数百公里的丹江口水库），且要自带被褥和粮食。此文所言农村基层干部为新中国建设付出自己青春之事其实属于事实。既如此,对他的呼吁当然不宜嗤之以鼻。那么，我的“第一反应”从何而来？无疑，来自《古船》及众多知青小说。可以说，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一度建构了许多人对1950—1970年代中国的看法，甚至强力“清除”了我这类乡村子弟的实有经验。比如，我所在的村也有下放知青，只是到我记事时已全部返城，只留下一排比村里土坯房更干净和气派的带玻璃窗户的红砖瓦房。此后，村里也从未出现大队干部与女知青之间的“闲话”。农村社会难有秘密，若真有知青小说所述性迫害，很难不成为“公共消息”。两件偶然之事显示出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皆存在以“真实”名义展开的叙事建构，如“上水利”一类事实即遭长久压抑，而少数女知青遭受的性伤害则被本质化、普遍化。即便取材于“真人真事”，其间也大有删除与增添，“凡小说，必有其所根据之材料，其材料，必非能臆造者，特取天然之事实，而加之以选择变化耳”［2］364-366。而这种“变化”又直接取决于作家及其时代愿意接受或希望凸显怎样的故事：“并不存在原原本本的客观事实，因为任何事实或现象都已经是经过描述的，而不同的观察点和参考框架和描述语言就决定着一个事实或现象将以何种方式和面目呈现给我们。”［3］323-324

于是，围绕“真人真事”类作品的文学本事（原型）研究，即成为当时我在迷茫中的选择。当然，这与此类作品数量丰富有关。我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与“言志”“缘情”并存的“缘事”之说。《汉书·艺文志》曰：“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此后，孟棨“触事兴咏”、杜甫“以时事入诗”、章学诚“因事命篇”诸说，皆强调了文学与本事之间的发生学关系。当代文学中此种“缘事而发”现象尤见突出。“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作，多“缘事而发”，且时有作者亲历之事。可以说，本事来源的丰富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可能。不过，本事研究可能的问题空间更令人心动。实际上，本事研究可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版本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在初刊本、初版本、修订本与定本之间，存在信息丰富的版本异文与可喜诱人的阐释空间。但倘若我们把本事看作文学作品“原初版本”的话，那么它所提供的异文信息与阐释空间可能更见丰富。如果说版本研究可能变动细微（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等小说仅有字、词、标点符号之润色），那么本事研究就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从现实的本事到最后呈现在文本中的故事，必然是巨大的改变：对“真人真事”大刀阔斧的删减、改写与虚构，乃文学创作中的常态，而这其间的删削添补、“移花接木”诸种变动，又必然涉及更为复杂的叙事生产。如果说，本事史料的发掘与考订属于文学社会学范围的“外部研究”的话，那么它们无疑可以用于“内部研究”（文本叙事分析）。这就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内”“外”结合提供了很好的抓手。

不过，这只是方法上的可能，究竟是否可行，我心里并没有底。于是，有了2011年6月的尚志县元宝镇之行，并在尚志县一家螺丝螺帽店内见到了《暴风骤雨》主人公郭全海的原型郭长兴。遗憾的是，风烛残年的郭老已无法接受访谈，但元宝镇党委书记张宝金同志帮忙提供的两部村史（《土改文化第一村》《从光腚屯到亿元村》），以及黑龙江省档案馆有关东北土地改革的档案，让我所获甚多，并由此确认1950—1970年代文学本事是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尚未被充分注意的学术领域，正是程光炜所期待的蕴藏在“辽阔茂盛”的文学田野之下仍为“‘历史研究’所不知道的文学史矿藏”［4］之一。于是，此后数年间，我相继访察铁道游击队当年从事抗日的微山湖地区、洪湖赤卫队活动的湖北省洪湖市瞿家大湾、《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型地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村、“红色娘子军”所在地海南省琼海市、《山乡巨变》原型地湖南省益阳市清溪乡、《红岩》故事具体发生地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作为《收租院》现实背景的四川大邑县刘氏庄园、《沙家浜》故事所在地常熟市张泾直街等地，并到黑龙江、上海、山东、河北、陕西、广东、江苏等省市档案馆查阅与“红色经典”相关的革命历史档案。

其间多有辛苦。但数年下来，访旧发微，有力塑造了我“目光向下”的研究趣味，也让我获得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可以说，就史料层面而论，1950—1970年代文学中类似《故乡》、“知青文学”那种大幅度删改与虚构几乎无处不是。比如，在有关《红岩》的地方文史资料中，可发现神奇的“双枪老太婆”其实并无其人，江姐等烈士从狱中带出的最后一信是建议狱外党组织策反徐鹏飞。接触东北剿匪相关档案后，可发现杨子荣并非勇可击虎，相反，其入伍之初因年龄大、身形瘦削而被编入炊事班。更令人唏嘘的是，迟至1973年其父母才知道电影上万众喜爱的英雄就是自家失联二十多年且被传言做了土匪的儿子。曲波撰写《林海雪原》时，对杨的革命“前史”所知甚少，小说所撰“前史”90%以上系虚构。在“沙家浜革命纪念馆”里可看到“胡司令”原型胡肇汉照片，清瘦、阴鸷，杀气隐约，与《沙家浜》中矮肥、憨笨的“草包”形象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沙家浜》对胡肇汉存在有意的美化。亦因此故，编剧当年拒绝承认胡传魁存在原型……如此种种，兼之回忆录、书信、日记、传记、年谱、地方文史资料、知情人口述等来源，“红色经典”本事史料可谓繁富，足以为本事研究提供坚实基础。

二、本事研究的“内”与“外”

不过，对本事资料这一“文学史矿藏”的发掘，只能算是本事研究的前期准备。尽管它所耗费的精力可能占到60%以上，但如果本事史料的发掘没有更为紧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那么这种前期史料考订的价值就极为有限，至少不能与版本研究相提并论。版本研究即便阐解乏力，其版本异文汇校也极具学术价值。但本事史料并非文本本身，而仅为文本周边“外部史料”，若不能与文本分析发生“化学作用”，其史料价值就甚为微弱。此亦这片“文学史矿藏”长久不被人注意的重要原因。那么，怎样将本事史料与理论阐释相结合呢？

很自然的，古典本事批评是最合适的借鉴对象。索隐、影射、考证三法，皆属古典本事批评的范围。其中，以“旧红学”为代表的索隐、影射二法，由于多有牵强附会之嫌，口碑颇为不佳。真正可以借鉴者，实是以考证为基础的本事批评。这其中，引起我特别关注的是孙楷第先生的《小说旁话》。他给本事研究下过明确、精要的定义，即“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5］1。但遗憾的是，《小说旁话》主要还是集中在“征其故实”，如对冯梦龙《三言》、凌濛初《拍案惊奇》中的诸多篇什，《小说旁话》倾其全力，发掘作者在其他典籍中所阅见的相似记述，如此逐篇汇集遂成此书，其他则付之阙如。这是一种旧派的学术态度。近代以前，印刷远不及今日发达，更无快捷可用的数据库，学者倘能广搜善本、勤阅群籍，在同侪看来已是做足“功夫”，故由此养成“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6］的学术态度。《小说旁话》即是如此旧派作风：

虽雕虫篆刻几于无用，顾非文人之末事欤？昔郑还古序《博异志》云：“夫习谶谭妖，其来由久。非博闻强识何以知之？然须抄录见知，雌黄事类，语其虚则源流具在，定其实则姓氏罔差，既悟英彥之讨论、亦是宾朋之节奏。若纂集克备，即应对如流。”区区谫陋，窃有慕乎斯言。因就暇日浏览所及，上起六朝，下逮清初杂书小记传奇之编，凡所载事皆录之。……非云博识，聊为讲求谈论之资云尔。［5］1

此种以“讲求谈论之资”为满足的旧派作风很难借鉴。这既因纯粹史料考订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始终未取得完全的“研究”资格，亦因为我自己之于1950—1970年代文学还另有“重新发现”之考量。以我浅见，“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在当年风靡一时并在今日仍葆有较多“遗产”价值，实有其尚不为后人充分了解的独特思想/叙事经验，本事研究倘能解答此一方面的疑惑，则为最佳。显然，旧派的以史料考订为满足的本事批评难以达成此种“内部”考量。比较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古典本事批评在“内”“外”结合方面做得较好，不过也主要是在“知世论人”层面上探求作者创作心理，与我所期望的“内部研究”仍有较大差异。

在此情形下，“再解读”就成为可取之策。关于“再解读”研究路径，唐小兵曾解释说：“一旦阅读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后面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我们便可以把这一重新编码的过程称作‘解读’。解读的过程便是暴露出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被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和暴力”，“也是拯救历史复杂多元性、辨认其中乌托邦想象的努力”。［7］以此而论，“再解读”实乃意识形态“解码”工作。黄子平在其影响甚大的《“灰阑”中的叙述》一书中也将自己的工作定位在“解码”之上：“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且还“具有释放我们对当前的关切、对未来的焦虑的功能”。［8］这意味着，“再解读”这种“内部”文本分析在两个层面上与“外部”密不可分：一是与历史/当下语境紧密关联，二是与文本生产过程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紧密相关。而文学本事，正是讨论此类被抑制的历史复杂性的最宜证据。故从本事及其改写资料出发，展开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再解读”进而“重新发现新中国文学”，就构成一种“内”“外”结合、史料与阐释并重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路径。

于是，以旧派学术之广求史料的朴学精神，推进至“再解读”式文本分析，即成为我之从事当代文学本事研究的路径。不过，“再解读”究其实质是一种宽泛的文化研究方法论，且“再解读”诸学者的概念与问题不无异趣，这意味着，若真要尝试比较系统的本事研究，势须摆脱偷懒依赖之心理，而另行摸索一套较具普适性的研究方法。在此方面，后殖民批评、历史学、叙事学、文化记忆等理论资源颇有助益，80后学者陈然兴所著《叙事与意识形态》更给人不小启发。目前学界习用的叙事学理论，主要属于“经典叙事学”。这种从结构主义而来的叙事学拒绝与历史语境对接，在高度知识化、技术化的同时也割断了“内”“外”勾连的通道。《叙事与意识形态》则以“后经典叙事学”眼光，在重建叙事与意识形态关系方面做了诸多探索。以此为基础，可形成“实践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参见我已刊之《实践叙事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文，载《文艺争鸣》2016年12期）。我的本事研究皆立足于此。

所谓“实践叙事学”方法的理论预设，是将文学创作与生产理解成一种话语性的社会实践，认为其文化想象与叙事建构既来源于现实及其问题，又是一时代文化人对于社会现实主动或被动的回应与介入。汤林森曾如此评述电视与现实的关系：“凡是没有进入电视的真实世界、凡是没有成为电视所指涉的认同原则、凡是没有经由电视处理的现象与人事，在当代文化的主流趋势里都成了边缘，电视是‘绝对卓越’的权力关系的科技器物。在后现代的文化里，电视并不是社会的反映，恰恰相反，‘社会是电视的反映’。”［9］这或是夸大其辞，甚至也不能覆盖所有的文艺生产。譬如，海子诗歌就不宜与权力关系相勾连，周作人、汪曾祺即便可作如此读解，恐怕也不是其要旨之所在。不过，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切近研究对象的一种观察角度，它不可能穷尽对象，更不可能成为对象本身。衡断其可取与否，主要还是在于有效性。就此而论，以话语实践为理论预设的实践叙事学之于1950—1970年代文学（乃至绝大多数20世纪文学）的有效性毋庸置疑。此种实践叙事学可在以下四个层面依次展开。第一，叙事动因，即作者出于何种动因重述“真人真事”。是为启蒙还是为救国/建国，是与具精微审美能力者共享岁月静好还是欲娱“妇人粗人”之心？如此不同动因，会导致最后呈现的故事相去极远，哪怕作家们书写的是同一时代甚至同一事件。第二，故事策略，即出于不同动机，作家会从现实本事中选择很不相同的社会事实与人生经验进入小说，也会将同样多甚至更多事实（哪怕它真实存在）排斥在文本之外，使之沦入“不可叙述之事”的暗黑区域。对此建构/排斥之策，吕思勉早已述及：“小说为美的制作，主义创造，不尚传述，然所谓制作云者，不过以天然之美的现象，未能尽符吾人之美的欲望，因而选择之，变化之，去其不美之部分，而增益之以他之美点，以成一纯美之物耳。”［2］364-366譬如，对1949年前的中国，“红色经典”述其民生凋敝、社会窳败，当今怀旧叙事则凸显“民国风华”。如此种种，显然是不同故事策略运作和“主义创造”的结果。第三，叙述机制，是指面对从真人真事中择取的“可以叙述之事”时，动机不同者会以差异颇大的因果机制将这些零散“合法”事实予以结构化，从而变成首尾有序、因果明晰的故事。显然，事实（本事）或许相似，故事却有N种可能。对此，华莱士·马丁说：“我们不再相信仅仅存在着一个故事，包容一切人类事件。相反，我们相信有很多故事，不仅是有关不同事件的不同故事，甚至是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故事。”［3］80第四，叙事效果，乃故事讲述最终“落地”之处。但凡一个有意味的故事，都包含作者念之在之的意义建构。作者希望通过其间特定的认同生产，达成重塑读者个人伦理进而影响人心与社会的效果。譬如，喜读鲁迅者可能会不驯从于现实的文化秩序，为《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所动者恐怕难以认同旧的精英体制，沉醉于沈从文、汪曾祺的读者则会抵触那些不肯默认现实秩序者，并以“政治”为由排斥正义的呐喊。如此种种，实即文学以读者为中介而实现的现实介入，本事研究则以这种现实文化/政治介入为收束。

不难看出，“实践叙事学”方法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关系并不太大，因为在其中起支撑作用的并非视角、叙述者、隐含作者等概念，而是另行构造的动因、策略、机制、效果等概念。这些概念当然有所根据，如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颇有关联，但主要还是出于促成“内”“外”勾连、实现语境化的叙事理解的需要。因此，这种方法究其根底更像叙事学与文化研究的“糅合”：它基于本事改写史料的叙事分析主要限于中观以上层面，尤其侧重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交互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未必能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但它的确比较适合研究者考量新中国作家对于文学本事的取舍与重组：置身于不同处境、怀有不同目的的作家，会如何辨识、挑选真实生活中的事实，哪些可以讲述哪些又需要永久地“遗忘”，在那些经过遴选的本事资料中又怎样巧妙埋设特定的因果机制，并因此对本事再度进行必要的增删与虚构。如此反复的本事改写与重构，最终形成特定的文本并有效回应甚至介入时代变迁。

如此理论预设与分析方法，构成了当代文学本事研究在理论阐解层面的根据。对《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创业史》《红日》《苦菜花》《山乡巨变》等“红色经典”之下“文学史矿藏”的史实发掘与“再解读”，皆由此生发。借助这种方法，我得以勘察1950—1970年代文学在“新人叙事学”、反面人物讲述、社会再现、文学故事学、新文化想象等层面的特殊经验，对社会主义文学的“遗产”与“债务”，也积累了较多的实地观察经验。

三、史料可靠性及其他

以实践叙事学方法展开1950—1970年代文学本事研究，的确可以给人带来事关新领域和新方法的自我挑战感，但既属尝试性质，也就必然不断遭遇新的困惑，有的尚能解决，有的至今也未找到完全有效的克服办法。

其一，本事研究的学术价值。有两种关于本事研究的质疑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来自作家。李渔曾言：“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梦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10］显然，以李渔之见，读了《林海雪原》而欲究其“幕后故事”者，皆属不必理会的无聊之徒。当然，把类似意思讲得更生动的是钱钟书。他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 ［11］而本事研究，不就是研究“鸡如何生蛋”的过程么！那么，此种研究是否属于无聊之举呢？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或为不必，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却并不如此。格雷姆·特纳关于电影的看法或可参考。他认为，电影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记录或复制”，“相反，电影被看做一种媒介，可以对现实进行转换，并且拥有自己的话语和自己建构意义的方式”。［12］而意义建构之目的，在于为读者/观众提供“现代的伦理故事”，“表明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错误的行为，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或不是‘正当的事儿’等”，在此意义上，包括电影、小说、媒体文化在内的叙事都可说“是一种新的社会化的重要力量”。［13］既如此，对于不愿被流行小说、电影所裹挟、所“塑造”的思考者而言，通过本事研究揭示其内在的叙事生产与意义建构方式，既是权利亦是责任，对于不愿驯从于现实秩序而有意创造“新文化”者而言，藉本事分析而勘察此前时代的文化生产，当然是其话语实践的必要组成部分。另一种质疑来自研究界。锐意创新的学者可能会疑惑：本事研究不就是声名不佳的影射或索隐么，何以现在还要捡回这种陈旧方法呢？这种怀疑有其道理，但它毋宁说是建立在对本事批评的旧的印象之上。在当前当代文学研究古典化/史实化趋势之下，激活并转化古典资源实则已是可见的努力。本事研究也可进行现代转换：一是有关“红色经典”的本事考订，力戒牵强附会，而讲求证据尽量确凿的实事求是的朴学精神；二是本事考订之目的，非“资闲谈”亦不用于寻找影射，而是以实践叙事学方法，通过本事改写的过程史料，讨论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的生产逻辑与意义建构方式，并尝试理解“短二十世纪”这一历史语境中“个人”与“中国”的生成。显然，经如此转换，此本事研究就不再是古典本事批评（影射、索隐、考证），而是将本事考订与“再解读”融冶一体、“考”“释”并举、“内”“外”结合的现代研究方法。

其二，本事史料的可靠性问题。但凡以史料为根基的研究，都会遭遇这一问题。且因“本事”一词似在暗示绝对真相，本事研究就更易招来怀疑。客观而言，本事史料的确存在不少不可靠现象。一是回忆录、日记、书信等史料之不可靠。如“母亲(按:杨沫)把日记中所谓的阴暗面，大部删去，把感情部分大部删去。故《自白——我的日记》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与历史原貌有异，欠真实”［14］。这种“删去”突出地表现在对《青春之歌》中卢嘉川原型路杨的回避上。二是地方文史资料之不可靠。“红色经典”崇尚人民史观，多为此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物作传，故其原型事迹原本少有人知，现可查访到的地方文史资料多是小说、电影轰动以后产生的“追补性”叙述，如有关杨子荣、江姐、阿庆嫂、欧阳海等英雄原型之史料。这些后发史料时有添加、虚构成分。严重者甚至指假为真，如出于旅游经济的考量，地方政府打造了不少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历史建筑”（如元宝镇“韩家大院”、“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内“南府”等）。此外，本事考订还涉及较多革命历史档案。档案当然可靠性很高，但也并非不存在“允许公开”的标准以及为何目的、由何人制作完成等让人生疑之处。如此种种，就使本事真实性罩上重重迷雾。何况，事件一旦结束，真相或曰“本事”就注定消失，所谓“史料”不过是一些相关事实碎片。理查德·艾文斯叹息说：“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在做一个拼图游戏，那些拼板分散在一个屋子里的许多盒子之中，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毁掉，即使我们把所有拼板组合在一起，依然有很多重要的拼板无法找到。”［15］这些先天不足，构成了史实化研究的绝大困扰。因此，在近年有关当代文学研究史实化趋势的论争中，反对者往往以此对史实化研究“一票否决”。譬如，所谓本事研究，在质疑者看来，倘有一条史料与真相不合，那整个研究就会轰然坍塌。

如此疑惑，当然让人异常忐忑。的确，没有人可以确保自己有关回忆录、日记、书信、档案、口述等资料的发掘与整理真的能抵达那已永远消失的“真相”。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本事研究（乃至史实化研究）只能作为“禁区”而存在呢？从我接触的最新古典本事批评看，古代学者对此倒没有当代研究者那样的“一票否决”之概，如葛晓音、尚永亮等学者近年刊发的本事研究论文，对《吕氏春秋》《战国策》以及《广隆寺资财校替实录帐》《观世音寺资财帐》中的史料多视为可信材料直接引用，并未按胡适的方法在文中对每条史料详加辨识。胡适说：“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从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16］其实，倘以此方法来“推敲”《广隆寺资财校替实录帐》一类唐人记述恐怕未必就是“实录”。那么，为何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史实化研究有格外强烈的抵触情绪呢？金宏宇教授曾称之为“史料虚无主义”。以我之见，这种“史料虚无主义”主要是希望通过贬低、否定史实化研究以维护阐释型研究（如当代文学批评）固有的声誉和地位，对脚踏实地的史实化研究之改善并无什么兴趣。对此不必深究，但以现实主义而非虚无主义的求实态度面对史料工作，却是本事研究必须克服的困难。实际上，“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17］，“对话”云云，指的是尽管不可能保证每条史料都精准无误但研究者却可以结合历史语境对之进行合乎情理的检验，尽管真相最终无法达到，但史料的丰富与互补，却可以不断逼近真相。这或许是史实化研究适宜的定位。在此意义上，本事研究仍然具有展开的基础。那么，怎样尽量保证史料的可靠性呢？这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以情理检验之法遴选所见史料，仅允许相对可信的史料进入研究。应该说，尽管有或此或彼的问题，多数档案、回忆录、口述、地方文史资料还是可以信任的。譬如，20世纪80年代蒙万夫等学者在撰写《柳青传略》的过程中，曾做过孟维刚、王家斌、冯继贤等《创业史》人物原型和地方知情人的口述收集工作，其内容比较可信。第二，在文中对核心史料予以辨别。核心与非核心，系相对于本事研究所讨论的理论问题而言。比如，关于“女子军特务连”成立时人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是90人还是110人与吴琼花本事考释希望讨论的“新人叙事学”并无干系。对此类非核心史料，未必需要走访当事人予以落实（当事人其实已全部过世），采取权威性更高的说法（如政府组织编写的《琼崖纵队史》）即可。但对部分与问题紧密相关的核心史料，则应结合多种来源的史料及生活情理予以辨识，譬如，杨沫父亲是否存在《青春之歌》所叙林伯唐诱奸佃女一类劣事，知情人所言不一，杨沫自己也前后矛盾，就需辨伪存真。第三，对于真实性无法确认的核心史料，考虑增加史料来源，尤其是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记录。即使不能确认何者为真相，也可在相互参照中增加对历史复杂性的理解。以上诸法，皆以提高史料可靠性为旨。

其三，本事可否作为作品标准的问题。本事研究极易发现所谓“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史实，自然也就容易引发读者的不信任。某年，有朋自北方来，称赞我一篇《暴风骤雨》本事研究的文章，并叹息说“周立波说谎呵”。其实，这种印象并非该文之初衷。遗憾的是，学界对本事考订多有如此误会甚至期待。其实，文学乃虚构艺术，它与本事不甚吻合是必然的，更是必须的。关于后者，古人讲得非常透彻。谢肇淛曾批评《钱唐记》《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何故？因为“事太实则近腐”，而他更提倡“虚实相半”的文学与本事之关系：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是游戏三昧之笔……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若《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合，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18］

“红色经典”对本事皆有大量“删除”或改写，但这些完全不构成对《林海雪原》《创业史》等的否定：我们不会因演义中关羽大不同于《三国志》中关羽就否定《三国演义》，又怎可因小说中梁生宝与现实中王家斌不同就否定《创业史》呢？这并非说“红色经典”没有问题,相反，其可以反思之处甚多，但本事/故事之异却不构成理由。所谓“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实者虚之故不系，虚者实之故不脱，不脱不系，生机灵趣泼泼然”［19］，是对本事/故事关系的最佳说明：优秀作品可与本事保持“不脱不系”之关系，与本事有紧密关联可使作品不脱离其必要情境基础，而不拘泥于本事则可使作品获得更大历史纵深与普遍性视野。

《创业史》作者柳青

以上三层，是本事研究时遭遇的主要困惑。其中，如何看待本事重构中的虚实关系、本事研究的学术必要性，倒不难处理，但史料可靠性问题，虽有权宜之法，但终究不能说是彻底把握了业已逝去的“本事”。那么，在此情形下，又该如何定位文学本事研究呢？一言以概之，它终究属于文学研究，而非历史研究，其学术价值最终落实于文学研究领域而非其他。在此意义上，本事研究具有足够的方法基础与问题空间。不过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在路上”的研究。一方面，它所发掘的“文学史矿藏”总是更加逼近历史的多元复杂性；另一方面，通过“拼图游戏”而呈现的本事/故事之异，最终会将研究者带往对文学的“重新发现”。无论是1950—1970年代文学，还是其他时代的文学，这种“重新发现”都将深深纠缠于实与虚、公与私、真实与谎言、形式与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文学本事研究给人呈现的，与其说是“经典”的永久价值，不如说是它与时代共生的有效性。此即佛克马、蚁布思所言：“不能够期望任何一种文学思潮、任何一种文学社会话语会拥有永久性的价值”，它们“是暂时性的”，“它们必然简化了阐释世界的模式，这在某些时候和某些环境下会是有益的”。［20］

【参考文献】

［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66.

［2］成之.小说丛话［M］∥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修订本.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3］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4］程光炜.从田野调查到开掘——对80年代文学史料问题的一点认识［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2):57-71.

［5］孙楷第.小说旁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陈守实.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M］∥张杰,杨燕丽.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42.

［7］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M］∥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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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16.

［10］李渔.闲情偶寄［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22.

［11］杨绛.杨绛文集·散文卷: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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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凯尔纳.媒体文化［M］.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77.

［14］老鬼.母亲杨沫［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273.

［15］艾文斯.捍卫历史［M］.张仲民,潘玮琳，章可，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88.

［16］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M］∥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10.

［17］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15.

［18］谢肇淛：五杂俎［M］∥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修订本.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167-168.

［19］李晔.广谐史序［M］∥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修订本.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176.

［20］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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