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 对象a与视差之见： 齐泽克的事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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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哲学研究】

栏目主持人：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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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思想已成为当今极具影响的人文学主题。在刚出版于2020年的两部国际新著《分叉：时间、事件与冒险的哲学》与《思考事件》中，两位作者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与弗朗索瓦·拉福（Franois Raffoul）高屋建瓴地指出，“事件的概念变得普遍了”“事件这一范畴已成为当代大陆思想的主要关注”。的确，继尼采、海德格尔与巴赫金之后，法国的拉康、列维纳斯、布朗肖、利科、利奥塔、德勒兹、福柯、德里达、维利里奥、巴迪欧、朗西埃、南希、马里翁、斯蒂格勒与罗马诺，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英美的蒯因、戴维森、伊格尔顿、阿特里奇与迈克尔·索亚，加拿大的马苏米，日本的小森阳一、小林康夫以及以色列的伊莱·罗纳等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理论家，都对事件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近年来，事件思想也逐渐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兴趣。推阐其在德法、英美与东方的丰富发展历程，追踪其各种前沿进展，考察其深层机理与内在张力，揭示其与语言、伦理和后理论的关系，以及在创作、研究与教学方面的实践前景，不失为当代文论的一个学理新生长点，或许可以名之曰“事件学”。例如从事件角度看文论，可以充分估计现代语言论主流学理在差别原则外的不同思路及由此获得的异质张力；更好地聚焦事件的发生与对事件的阐释如何统一这个叙事研究主题；探寻“奇异”“代理”“虚空”“他者”等范畴在当代思想进程中的演进轨迹；考察文论在物、自然、政治、影像与剧场等维度上的事件性推进；以事件为参照细究症候分析的限度，以及拓展对文论“伦理转向”的理解等，这些富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是我们正在做的。

本专题汇集了几位长期从事事件思想研究的学者的最新成果。它们有纵有横而点面结合，大体分别从哲学、文学与政治学角度，努力图绘事件思想的跨学科前沿进展。蓝江是巴迪欧《存在与事件》的中译者。他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入剖析齐泽克承接拉康欲望理论而来的、影响很大的事件哲学，指出真正的事件发明新的象征秩序与看待世界的新视角，形成视差之见，让无法被之前的象征秩序所显现的对象a在新的象征秩序下得以呈现，导致旧世界观的崩溃与新世界观的产生，这纠正了传统左翼思想的相关理解，澄清了事件的发生机制。阴志科是伊格尔顿《文学事件》的中译者。他运用“时间/事件”的视角重诠《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讲故事的人》与《历史的概念》等经典作品，发掘本雅明在其中作为革命理论家的核心思想理念，详细释读了历史、象征与寄寓、悲苦剧情节、人物与主题、消息、小说与故事、死亡、Erkennbarkeit、Jetztziet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与时间/事件的关联，提供了突破现有本雅明研究框架的新思路。在他们的启发下，我本人尝试讨论事件思想在晚近对政治的介入理路，以及其间从宏观渐趋个体的意义，旨在展示事件思想对现实的阐释力，也力图向有进一步追索兴趣的学界同仁提供尽可能丰富的研究版图和文献。事件思想同样在我国有本土互动的植基。从当年文学典型性讨论中对性格突出点的虽偏颇却不乏新意的关注，到新世纪以来围绕文论知识生产合法性的讨论，都闪现着事件的影子。至于像好客伦理这样的从事件思想生发出、经不可能性的尖锐转换的议题，是否与中国的亲善文化语境相洽适，则也是值得辩证研讨的。由衷期望本组专题论文能为推动事件思想在国内的下一步研究贡献绵力。

对象a与视差之见：

齐泽克的事件哲学

摘要：齐泽克的事件理论秉承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以大他者为中心的象征界介入到实在界的时候，不仅生成了被象征秩序所询唤的主体，也将生命、欲望、力比多一分为二，被阉割掉的部分成为主体永远失却的对象a。在齐泽克那里，对象a成为了实在界在被象征化之后的剩余物，证明了主体不可能完全被象征秩序的意识形态所消化，而对象a的存在成为了事件发生的原点，它让象征秩序的崩溃成为可能。不过，仅仅有对象a不足以触动既定的象征秩序。如果让事件成为可能，必须要形成另一个象征化过程，让不可能被感知和言说的对象a，在新的象征秩序下呈现出来，从而形成不同视角下的视差之见。这样，真正的事件的发生，依赖于新观念的发明与新原则的诞生，让不可消化的剩余物通过新原则得以呈现。也只有在那一刻，我们才能说诞生了新的普遍性以及新的事件。

关键词：齐泽克；事件；对象a；视差之见

*本文已发表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24-33页。如需引用或转载 ，请以纸质版为准并注明出处！

2020年，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带来的新作《信条》（Tenet）再一次与我们展现了这位鬼才导演奇思妙想的能力。不过，我们在这里更为关心的并不是作为电影中核心装置的逆转机导致的负时间和正时间相互作用机制，以及在最后利用逆转机对萨托尔的毁灭装置施行的钳形战术，而是在影片的开头，在主角还是一个CIA特工的时候，由于乌克兰歌剧院恐怖袭击事件而被乌克兰安全部队抓获，在面对对方的拷问时，他吞下了同事手中剩下的药丸，选择自杀。然而，这枚银色的药丸带来的不是死后的天国，而是主角在一艘渡轮上，被告知成为“信条”组织的成员，也同时了解了逆转机的事情。似乎一切的改变，都源自于那颗银色的药丸。

药丸的设定，实际上也在沃卓斯基姐妹的《黑客帝国》中出现了。当主角尼欧被带到孟菲斯面前，孟菲斯提供给尼欧的也是两枚药丸，一枚红色，一枚蓝色。按照影片的设定，吃下了蓝色的药丸，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但是一旦吃下红色药丸，便会从这个虚拟世界中退出，回到一个所谓的真实的世界。“他看到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景象，一个狼藉一片的废墟，即全球大战后残垣断壁的芝加哥。反抗军领袖孟菲斯语含讥讽地向他致意：‘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1］14。事实上，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尼欧吃下了蓝色药丸，情况会更有趣。尽管红色药丸的力量在于立即将尼欧从虚拟世界拽回到荒漠般的现实世界中来，这个也是电影观众所渴望看到的效果。但是，如果尼欧吃下的是蓝色药丸，就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吗？吞下蓝色药丸的尼欧在返回到虚拟世界之后，真的如往常一样过着他那庸俗乏味的日常生活吗？问题的关键是，孟菲斯在尼欧面前摆出蓝色和红色药丸的时候，尼欧已经丧失了回到他原来的日常生活可能性。他日常生活的轨迹在他看到的两颗药丸的时候已经被打破，即便他吞下的是什么也不会改变的蓝色药丸，但孟菲斯的话和药丸已经在尼欧心中形成了抹不去的痕迹，即便在他日后浑浑噩噩的生活当中，药丸选择的画面会始终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也就是说，他已经被植入（inscripted）一种观念（notion），也正是这种观念让他无法回到过去的日常生活，即便他的身体仍然如同过去一样在那个逼仄的虚拟空间里蠕动着。那么，这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有当尼欧吞下红色药丸回到真实世界才算作是事件，然而，现在多出了孟菲斯摆出两颗药丸的一个剩余效应，蓝色药丸实际上也是事件，它是拉康意义上的阉割事件。就像妈妈警告了一个小孩不要触摸电线一样，那个小孩子即便不会去摸电线，但每次经过电线的时候，他都会忍不住望往那根被妈妈警告不要触摸的电线。由于妈妈的警告，原来没有被小孩问题化的电线作为一个被阉割的观念事件性地植入到小孩的头脑中，从此之后，小孩子的想象世界中建立起与那根不允许触摸的电线的关联，甚至这根电线会在小孩的梦境中出现。同样，尼欧的想象性世界中已经与两颗药丸的画面永恒地衔接在一起，即便他没有能吞下红色药丸，但事件依然在他那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和《信条》的主角一样，实际上，真正的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吞下药丸的那一刻，药丸只是一个标记，而不是事件发生的动因，换言之，在两位主角吞下药丸的那一刻，事件已经发生，并向我们展现了它那不可磨灭的痕迹。然而，无论是《信条》中的银色药丸，还是孟菲斯手中的蓝色药丸和红色药丸，它们似乎都在向我们宣告了一个事实：事件已经发生！

一、认知倒错和语无伦次：事件的分叉点

齐泽克十分喜欢读侦探小说，因为侦探小说不仅仅跟我们设下了一个个谜题，等待读者去一一破解，更重要的是，侦探小说实际上存在着双重架构。首先，存在着一个为了保障整个推理案情的前后一致性，由作者建构起来的连贯的前后的因果联系。正如柯南道尔借用福尔摩斯之口给出了侦探小说的公理：“一个逻辑学家可以由一滴水推断出大西洋或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存在，即使他没有亲眼所见，也没有听说过。生活就是一条巨大的链条，只要看见其中的一环，便可以推想出整条链条的本质。”［2］15在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爱伦·坡等经典侦探小说作家那里，甚至在齐泽克十分欣赏的希区柯克的电影中，侦探故事整个显在的链条表现为福尔摩斯口中的演绎法的逻辑严密性，即整个事件呈现为从动机，到行为，再到侦探侦破案件的合理性。一个好的侦探小说，不能在整个链条中存在逻辑的歧义。也就是说，这种逻辑上的连贯性和严密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拿起小说阅读的读者来说是一致的，不存在任何分别。最极端的侦探小说类型，如埃勒里·奎因的侦探小说，会给出一个挑战，两位鬼才兄弟作家会在挑战里说明，他们已经将最重要的信息和情节告诉了读者，让读者自己尝试着推理出真相，因为他们相信，在他们给出的已知条件下，只要读者足够理性，便可以和他们一样得出最终的答案，这就像动画片中的江户川柯南一样，在找出所有的证据链条之后，他总会模仿着毛利小五郎的口吻说道：“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

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显在推理逻辑的严密性，导致了严格意义上的侦探小说的另一个结果。作者不得不为了保障推理的严密性，而让故事中的一切情节要素的安排都围绕着这个推理链条来进行，以致于在整个推理环节上，我们往往看到的只剩下一个形式上的严格一致的推理逻辑，但在现实场面上则让人不得不感到毛骨悚然。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日本本格推理的代表型作者岛田庄司。在他的《斜屋犯罪》中，尽管一旦看到了杀人事件中的诡计，就会令人叫绝，前后事件和逻辑的衔接丝丝入扣，毫无一点破绽。但是问题在于，整个犯罪事件的进行，与那个作为犯罪背景的斜屋（流水馆）密切相关，仿佛这幢特殊的建筑就是为了这场谋杀而存在，整个斜屋的设计都是为了完成这场不可能的谋杀而实施的。我们试着反问，有谁会专门建造这样一幢在生活起居上都极为不方便的斜屋呢？斜屋的存在和谋杀事件的存在成为了一种对应关系，尽管斜屋不具有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可能性，没有人真正愿意住在这样特殊设计的建筑环境里，斜屋的整体设计不属于生活中的现实，而是属于侦探小说的推理逻辑，这就像美颜相机的效果一样，为了达到让中心人物足够靓丽，必须扭曲周遭环境的形态。同样，本格推理小说将其推理中心主义推向了极致，为了中心推理逻辑的完美，真实环境的实在性（reality）是可以牺牲掉的要素，甚至背景环境可以出现与实在完全相悖的场景。于是，侦探小说必然带有第二重逻辑，即在显在的逻辑推理叙事下的被扭曲的不连贯的场景，这种不连贯的场景不是真实，但的确是为了实现最完美的推理而形成的对应物，而这种不连贯性的隐形逻辑的存在正是显性的推理逻辑成立的前提。在岛田庄司的《斜屋犯罪》中，那个根本不可能让人正常生活的斜屋，正是岛田庄司制造出最绝妙犯罪诡计的前提。换言之，任何一部侦探推理小说，实际上都不是福尔摩斯的“演绎法”，即整个生活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链条，可以随意从其中一环，轻松追溯到链条的整体。在齐泽克看来，任何侦探小说实际上都构成了一个认知倒错（cognitive inversion），即从我们打开侦探小说的一开始，实际上，就让我们将认知的焦点放在了那个形式上的推理逻辑的虚构幻象上了。齐泽克说：“关键在于，普通实在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被一个设计出来的框架一分为二，而这个设计出来的框架成为了幻象的魔幻空间。我们拥有了一个现实，在小说中与自己相分离（或者毋宁说，被双重化）。借助这种认知上自我倒错，让实在在一个梦幻般的舞台上遭遇了自身，而这种认知倒错迫使我们放弃了存在的单一性（univocity）。”［3］374在齐泽克看来，在我们进入到侦探小说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发生了认知倒错，即我们认同了小说形式构架中的推理逻辑，而将这种推理逻辑与其他东西分离开来。简言之，推理逻辑将小说一分为二，即显性的推理逻辑和隐性的倒错逻辑，倒错逻辑无法被整合到显性的推理的逻辑之中，因为在这种推理中，一旦植入了隐性逻辑，整个显性逻辑就会崩溃。

齐泽克新书谈到了美国侦探电视剧《梅森探案集》（Perry Mason），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正好将推理小说的两个逻辑（本格推理和认知倒错）衔接了起来。故事大致是这样的，一位犯罪心理学教授失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但为了掩盖他的罪行，他通过技巧延缓了尸体的尸僵时间，然后立刻赶到另一个城市，参加了一项学术会议，获得了不在场证据。最关键的是，他将整个虚构的情节在外地开会期间演练了无数次，让整个故事听起来合情合理，没有一丝漏洞。所以，当警察发现了他妻子的尸体，并用电话通知了在外地开学术会议的他时，他按照设定的剧本赶回了家中，在经历了一场悲情表演之后，他向前来询问的警察陈述了早已烂熟于胸的故事设定。高智商的心理学教授十分确定，他的故事不可能有一点漏洞，因为每一个情节上可能的悖谬，都事先在他的叙事逻辑中得到了完美的解决，警方想到的每一个问题，都已经被预设了符合逻辑的答案，这样，他的整套叙事已经变成了天衣无缝的逻辑，警方不可能从他的叙事和逻辑中推断他为凶手。的确，教授的叙事是完美的，在面对警方的质询时，没有丝毫漏洞，整个叙事逻辑前后连贯一致，没有一丁点悖谬之处。而电视剧的主角，刑事诉讼的律师佩里·梅森发现了其中的漏洞，恰恰是这个毫无悖谬之处，暴露了整个叙事中的最大的悖谬。他详述的每一个细节都十分清晰，合情合理，正好是这一点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因为在他们日常的办案中，从来没有一个受害人的亲属，能如此顺畅地，如此逻辑严密地将故事叙述下来，这太反常了！也就是说，这位犯罪心理学教授忘记的是，恰恰是所有的细节和情节都严丝合扣地符合逻辑这一件事情最不符合逻辑。因为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妻子的遇害绝对是一个事件，一个不能简单用言语描述的事件，在面对警方质询的时候，当事人不可能用严密一致的话语来描述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如果当事人能够对事件给出一个严密而毫无悖谬的陈述，那么只有一个可能，这个陈述是事先准备好的。对于犯罪心理学教授来说，为了脱罪他自己沉浸在一个虚构出来的形式推理逻辑，他的整个情节的塑造都是围绕这个逻辑进行的，他可以保障整个情节中所有要素都从属于这个逻辑的一致性，但是，他忘记了，一旦他虚构出来这个天衣无缝的推理逻辑，也意味着整个现实世界被一分为二，他自己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没有被置于叙事的故事之中，他自己成为了他编造的故事的例外，他的类似上帝视角的完美无缺的情节暴露了他实际上并不属于故事本身，而刑事律师梅森稳稳地扣住了这个悖谬，让犯罪心理学教授的整个叙事逻辑全盘崩溃了。

与《梅森探案集》中的故事相对应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命案目睹记》中的情节。长期生活在自己庄园，很少外出的麦吉利卡迪太太乘火车去看望马普尔小姐。在停靠在途中一站的时候，这位体面端庄的太太无意中透过车厢的窗户看到对面轨道上列车上一位高个子、褐色头发的男人正掐住一位穿着皮草大衣女子的脖子。但是，在麦吉利卡迪太太报警之后，警方找她进行询问时，麦吉利卡迪太太却显得语无伦次（inconsistent discourse），她无法给出刚刚发生的一切的精准描述，以致于警方无法采信麦吉利卡迪太太的证词。显然，阿加莎·克里斯蒂比《梅森探案集》中的犯罪心理学教授要高明得多，因为麦吉利卡迪太太是一个生活在惬意庄园中的贵妇，在她接触的生活的语言结构中，并没有为谋杀案这类事件留下空间，因为这类事件与麦吉利卡迪太太的生活世界是相脱离的，也从而在她日常语言中是无法言说的。列车上的凶杀事件打破了麦吉利卡迪太太的封闭圈子，不仅仅是她的生活圈子，也包括她的话语圈子，她需要用她日常生活话语中有限的话语去描述一个她根本没有预料的事件，其结果就是她在警方面前的语无伦次，只有马普尔小姐十分坚信麦吉利卡迪太太看到了一切，因为正好是她的前言不搭后语，不连贯的描述，才暴露出事件的真实性。齐泽克说：“这可算最简单最纯粹意义上的事件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件骇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发生，从而打破了惯常的生活节奏，这些突发的状况既无征兆，也不见得有可以察觉的起因，它们的出现似乎不以任何稳固的事物为基础。”［4］2换言之，谋杀事件的出现，对于麦吉利卡迪太太来说就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点，在这个事件点上，她所习惯的日常话语都失效了，她必须去面对一个绝对无法言说的事件，描述不可能描述的事情，这样，她向警方所描述的言说只能表现为支离破碎的细节和语无伦次的描述，而恰恰这些支离破碎和语无伦次就是事件到来的最好的证明。

《梅森探案集》的犯罪心理学教授和《命案目睹记》的麦吉利卡迪太太构成了侦探小说推理的两极。前者为了保障严密的推理逻辑，从而选择了认知倒错，从而忽略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从而将自己变成了最大的悖谬，让梅森律师抓住了把柄。而麦吉利卡迪太太则是在面对真正的事件之后，因为没有任何现成的语言可以描述所遭遇的事件，导致了语言的崩裂。这些支离破碎的语言意味着言说不可言说的事件的悖谬性结果。所以，在很多侦探小说中，那种迷恋于显性的推理逻辑的作者和读者，都和那位犯罪心理学教授一样，陷入了认知倒错。梅森律师之所以洞悉这一切恰恰是因为犯罪心理学教授可以言说的事件是一个伪事件，因为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质证他，但是他可以描述每一个合理的细节只能说明整个事件已经在犯罪心理学教授的认知架构上存在了，现实中的一切元素都被还原成整个架构中的一环，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回路。换言之，犯罪心理学教授被自己的意识形态所询唤了，他的认知倒错让自己的真实逻辑（让自己脱罪）和推理逻辑（虚构的完美逻辑）发生了“短路”（short circuit）。正如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导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意识形态询唤这一过程必定暗含着某种短路。”［5］3这样，在面对事件的时候，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彼此分叉的方向，一个方向是，始终追求严密一致的完美推理逻辑，从而牺牲掉真实的事件（或者掩盖真实的事件），而这种牺牲的代价是主体被迫发生认知倒错，从而产生意识形态询唤中的短路。而另一个方向恰恰与之相反，麦吉利卡迪太太辨识出的真正的事件，即无法言说的事件，只能在支离破碎和语无伦次的表述中呈现的事件，这个方向则是在追寻事件的时候放弃了逻辑的严密性和一致性，让事件成为摧毁既有结构的锤子，面对事件，我们只能发明新的话语、新的体制、新的观念，甚至去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二、事件的原点：无法消除的对象a

不难看出，齐泽克的事件哲学背后隐含着一个更为深刻的架构，这个架构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拉康的精神分析，尤其源自于拉康的实在界、象征界和想象界的三元结构。实在界是一个空洞，在那里没有语言、没有意义、甚至不能在那里想象任何东西。它是一个源初的未差分（indifferent）的混沌状态，我们不能在其中将任何东西从其他东西中区分出来，正如拉康所说：“记住这一点，对于内部和外部这个区分，在实在界层面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实在界没有裂隙。”［6］97因此，在实在界中，不可能从中形成任何对象，也不可能在其中形成主体。主体的形成与镜像阶段的镜像的想象有关，也在镜像的同一性中，形成了关于自我的统一性。自我的统一性成为了镜像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支点，这个在镜像中形成的想象性的统一的自我逐渐占据了离散的、混乱的、无秩序的感受和力比多的流动，从而在一个想象性的自我镜像中将所有归属于我的经验和感知统一起来。而象征界的介入是一种带有大他者（the Other）能指的介入，一旦带有大他者的象征的介入之后，主体不再是完整的主体，而是被象征所阉割的主体，而主体和周围的世界都被大他者还原成象征界上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的能指链条当中一环，而大他者也让象征界成为了一个连贯一致、平滑完整、理性而富有权力的象征性母体（matrix）。

在这里，最为关键的关系就是那个“没有裂隙”的实在界和带有大他者印记的象征界之间的关系。在许多传统哲学中，实在和象征（语言、意义、知识等等）之间被假定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实在界被象征性的知识或语言转向为可以被言说、被感知、被理解的对象，而这些对象无非是将实在界的不可化约的欲望和力比多转换为象征结构上的一个被掏空的生命活力的对象而已。以市场经济中的货币拜物教为例，当货币这种抽象形成上升为支配着市民社会中一切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甚至人与自我之间的尺度的时候，货币或商品的价值充当了市场经济或市民社会中的象征秩序。一切事物，包括人本身，都不得不被还原为这个抽象的象征架构上的一个量，然后才能在市民社会中获取对应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人们的活的生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转化为量化的劳动力的奥秘。一种不可言说的人的生命活力，被用来充当在资本主义生产下的货币价值尺度。实际上，那个原本归属于人本身的生命力已经被货币和价值的象征性暴力所掏空，最终沦为了只能在市场上自由售卖的劳动力。所以，马克思说：“现在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和形式，即对象化劳动的，物的劳动条件(它们作为这种独立的要素，人格化为资本家，同活劳动相对立)的生产力和形式。这里，我们又遇到关系的颠倒，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已经把这种关系颠倒的表现称为拜物教。”［7］392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看到了由于在市民社会中，货币成为了尺度，以货币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为主要特征的象征架构已经将现实中的所有的一切都还原为货币尺度下的一个对象或一个量，因此，所有的实在的事物都被一分为二，在人的生命力的组成部分中，那些能创造价值的成为了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劳动力，而那些不能用于交换的部分，只能成为拉康意义上的剩余物，它们是被象征秩序排斥的部分，或者是在工人身上被阉割的欲望。正是带有大他者印记的象征秩序的引入，真正的区分才成为可能，生命力在象征秩序的装置下，被生产成为劳动力，能够生产出为资本带来利润的劳动力，这是市场经济下的新的商品。齐泽克十分准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批判的真谛，“因为有了这种新商品，等价交换成为了对自身的否定，因为出现了剥削，出现了对剩余价值的占有”［5］17。不过，接下来，齐泽克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里迅速植入了自己的私货，即将一种象征秩序的阉割放入到马克思的批判之中：

这里不能错过的关键之处是，等价交换对自身的否定恰恰出现在等价交换的内部，而不是从外部对它的简单反叛：劳动力被剥削，不是因为没有把全部价值支付给它，至少大体上，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是完全等价和绝对公平的。这里的迷人之处在于，劳动力是一种奇特的商品，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正是这个超出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了。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意识形态的普遍原则，即等价、公平交换的普遍原则，同时还看到了特定的悖论性交换，即劳动力与工资的交换。劳动力与工资的交换是等价交换，但这种交换充当剥削之形式。“量”的发展，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带来了新的“质”，即新商品的出现。新商品代表着从内部对商品等价交换这一普遍原则的否定。换言之，它带来了症候（symptom）。［5］17

由此可见，齐泽克在这里关心的并不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而是在这种等价交换的普遍性法则下，即以货币为尺度的交换的象征秩序下，一种“新商品”或一种新的崇高对象的出现，一种强制性被纳入到等价交换体系中的劳动力商品。这种转化，不仅意味着工人在以工资为形式的交换中丧失了一部分价值，而且在于，工人的生命力被阉割了，他们永恒丧失了一个部分，他们的身体现在被象征化的劳动力所贯穿，于是，他们不再是自给自足社会中满足于自我生存的生命存在物，而是被以货币为中心，以等价交换为法则的象征交换秩序所掏空的躯壳，他们在对象化为劳动力的同时，也将自己座架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自由”的主体。拉康用带有斜杆的MYM代表了那个被纳入到象征秩序下的被阉割的主体，而象征秩序的阉割过程变成了一个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S→MYM。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欲望和力比多的实在界和拜物教化的象征界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平衡，因为，在欲望、生命或力比多被暴力地纳入到象征秩序下的时候，也产生了一个副产品，一个被阉割了，永远无法被主体所获得的对象a；这个永恒失去的对象a成为了被阉割主体不懈地去追求的对象，而被阉割主体的所有欲望都是围绕着这个被阉割的空缺来展开的，这就是拉康的著名的欲望公式：MYM◇a。欲望公式表明，围绕着这个无法被消化的对象a，具有内在连贯性的象征秩序实际上无法完全消化实在界的事物。在阉割主体并生成对象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副产品，一个被阉割后的剩余物，即对象a。齐泽克指出：“大他者是缺乏的，意味着总会存在着一个剩余物，一个不能整合到大他者之中的惰性物——对象a——也正由于对象a的存在，让主体避免了被彻底异化，因为主体本身成为了对象a的相关物，即MYM◇a。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不同于自我的我，一个想象的不太熟悉的空间，主体不会遁入到结构整合的‘无主体的过程’当中。”［8］72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齐泽克在构想事件概念的根本内核：即始终存在着一个不能被象征秩序消化的对象a，这个对象a的存在不仅仅是无法整合到象征秩序的实在，更重要的是，对象a构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创伤，让被阉割的主体始终指向那个不可能再次被获得的对象a。就像我们牙齿上有一个洞一样，我们总是会无意识地用舌头去舔那个洞，这个行为恰恰指向自我身体构造的统一性的悖谬，那个牙洞告诉我身体的残缺，而身体统一性的幻象却支撑着我不断地指向那个创口。所以，齐泽克继续沿用着拉康的口吻说道：“只要伤口从身体（象征性和象征化）的现实中凸显出来，它就是‘一小片实在界’，一个无法融入‘我们身体’整体的令人讨厌的肿瘤，是‘在安弗塔斯之内又超乎安弗塔斯的东西’的某物的物化。因此根据拉康的经典概括，伤口正在毁灭他。”［5］92这样，这个“一小片实在界”，那个无法被象征秩序化的伤口，成为了摧毁象征化身体统一性的一道裂缝，也只有在这道裂缝中，事件才成为可能。换言之，只要存在着无法消化的剩余物，即那个无法被完全整合到象征秩序的统一性之中的创伤，那么一定存在着事件，来让象征秩序的一切作为都化为泡影，正如前文中那位心思缜密的犯罪心理学教授在事件中的身份构成了最大的创伤，让梅森律师一举将他的统一性逻辑全盘击溃。

于是，齐泽克也借此反驳了阿尔都塞的“历史是一个无主体过程”的诘难。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理论，试图彻底消化主体，让主体沦为被意识形态所支配的主体，主体完全被纳入到意识形态内部。阿尔都塞说：“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中，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所规定的——这个主体的各种观点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9］482但是，正如齐泽克的批判所说，阿尔都塞误解了拉康的询唤概念，认为意识形态的象征秩序可以完整无缺地将主体变成其傀儡，任由意识形态机器所操纵。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将具有生命和欲望的主体暴力性地纳入到象征秩序之中的时候，必然存在着一个剩余物，一个无法被象征秩序所消化的对象a。在这个意义上，对象a和被循环的主体是同时被生产出来的，象征秩序在主体和对象上撕开了一道裂缝，让对象a永恒地失却，但正由于失却了对象a，主体不再是原先的完整主体，而是不断地会指向那个失却的对象a，形成不可磨灭的欲望。一言以蔽之，阿尔都塞没有看到在意识形态的询唤过程中产生的主体的分裂，从而让他的意识形态理论走向了革命的反面，让主体意识彻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消失了。与之恰恰相反，拉康的精神分析借助对象a概念，重新复活了事件可能性，正如齐泽克评论所说，拉康用一种分裂伦理学取代了阿尔都塞的异化伦理学，在阿尔都塞那里，主体完全被意识形态机器所吸纳，成为了一具提线木偶；拉康的主体在象征秩序的暴力下，被撕裂，被一分为二，产生了一个被阉割的主体和对象a，而阉割主体指向对象a的欲望公式就是逃离象征秩序或意识形态机器的可能性所在，换言之，只要存在着被割裂的对象a，就保留了事件的可能性。于是，对象a成为事件的原点，它是一个开关，一旦被触动，意识形态机器或象征秩序也会随之失效或崩溃。

显然，齐泽克的事件哲学承袭了拉康的欲望原理，齐泽克指出：“拉康有一个著名的格言，欲望不存在让步。拉康此语旨在强调，我们千万不要取消下列两者的距离：其一是实在界，其二是实在界的象征化。实在界的每一次象征化都会产生剩余，正是这种剩余充当着欲望的客体成因。正视这种剩余，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正视这种残余，意味着承认，存在着致命的僵局，存在着‘对抗’，存在着内核，它抵抗象征性整合-消解。”［5］3-4的确，这个剩余物，这个无法消化的对象a，就是让事件成为可能的存在。无论逻辑和象征秩序多么严密一致，多么理性，多么缜密，但在面对实在界的时候，它始终会生产出剩余，那个不可能被完全纳入象征秩序的对象a。那么，对于齐泽克来说，真正的普遍性不可能存在于象征秩序内部，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概念（如上帝、人、理性、自由、身体、语言、主体间性等等）都无法构成囊括一切的普遍性，这些普遍性无一例外地都是象征秩序之内的普遍性，因为它们都排斥了对象a。所以，对于所有的象征秩序来说，只有一个东西是普遍的，那就是每一个象征秩序都有着它们无法捕捉到的对象a，也正是由于对象a的存在，让事件成为了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在2020年的齐泽克的新书《连线大脑中的黑格尔》（Hegel in a Wired Brain）中，他再次宣告说：“唯一真实的普遍性，唯一能贯穿所有身体和语言（也包括‘词语’）的普遍性就是事件的普遍性。”［10］8任何象征秩序都会在一个无法消化的对象a面前土崩瓦解，而只有对象a所生产的事件，才具有真正的永恒。

三、视差之见下的事件

显然，在齐泽克那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直面过实在界，我们与实在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中介（想象界的镜像，象征界的符号），让实在透过这个中介再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拉康已经指出，我们根本无法直接面对那个实在界，一旦打破象征界的囚笼，我们得到的并不是德勒兹式的逃逸式的游牧和解放，我们获得的不是安然和惬意，而是焦虑（angoisse），无尽的焦虑。因此，在拉康的研讨班上，他将焦虑称为“实在界的信号（signal）”，拉康说：“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大胆地告诉你们，在所有的信号中，焦虑是最不可能欺骗你们的信号。因此，实在界那无法消化的部分，让实在物直接呈现在经验中，这就是焦虑的信号。”［11］160也就是说，对于德勒兹的游牧式解放，拉康及齐泽克等人实际上给出了否定性的评价，因为，在大他者的象征秩序的统治之外，并没有一个可以让人立足的外部，在象征秩序之外的实在界是一个黑洞，没有意义、没有观念、没有知识，也没有任何让人足以生存的立锥之地。面对这样的黑洞，我们只有无尽的焦虑，而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秩序下的焦虑，实际上就是这种实在界的剩余物在象征界上形成的信号。

在齐泽克那里，拉康提出的面对实在界的焦虑的信号，有一个更为明确的解读，即主体只能在象征秩序下生存，因为在实在界之中只有无所适从的茫然的焦虑，我们没有任何概念和知识去面对实在界，也无法在其中立足，唯有在概念工具化，将自己主体化为一个统一的主体，也只有在这个主体之中，才能通过象征化的架构让万物以对象的方式在这个坐标系之下再现出来。那么，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悖论，一方面，“唯有通过对实在界的象征化才能产生主体（在定义上，主体就是能指的主体）”，但另一方面，“倘若象征化太过彻底就会导致一个无主体的结构，这个结构不再是象征结构。”［12］17那么，对于齐泽克来说，唯一能解决这个悖论的方式，就是承认在象征化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一个无法消化的剩余物，即对象a。齐泽克说：“所有概念化，理性理解，象征化的过程，所有用逻各斯来把握实在的企图，都会产生一个剩余物，实在界抵抗着彻底的象征化。……实在界先于象征化，且对象a就是通过象征界的作用之后留下的实在界的残余，它是一个纪念品，标志着象征化的最终失败。”［12］17-18对象a，那个无法被象征秩序所消化的残余物，也让主体无法完全被象征秩序消化，它成为了一个症候，一个永远无法在既定的象征秩序上弥补的缺口，因为一旦弥补这个缺口，就意味着象征秩序的崩溃。这样，在主体被大他者的象征秩序阉割那一刻起，它所产生的剩余物，即对象a，已经天然地指向了事件，一个尚未发生，但终将到来的事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指出无法消化的对象a是即将来临事件的“指数”（indicator）。

不过，这里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尽管所有的象征秩序，所有的知识体系，所有的政治制度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个无法消化的对象a，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象征秩序、知识体系或政治体制都会面临事件，我们经常面对的状态是，那里平静如常，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这里，涉及到对象a的一个地位问题，即对象a不是一个实指，更不是实在界本身，尽管它是实在界留下的一个剩余物，并不等于对象a本身就是实在之物。恰恰相反，对象a是被象征秩序阉割生产出来的，换言之，象征秩序的暴力介入，不仅产生了脆弱的主体（ticklish subject）和再现的对象（represented object），让主体和对象在象征秩序的坐标系中被定位；同时，那些被割裂下来的部分，即对象a，也是在这个暴力介入的过程中产生，它虽然没有被象征化，但的的确确是象征秩序阉割的产物，没有大他者象征秩序的暴力，不可能有对象a和主体之间的区分，也不可能产生指向事件的欲望公式。那么，对象a的实质在于，它是不可能被既定的象征秩序象征化的部分，即对象a是一个空无（void），它无法在这个象征秩序下获得任何意义，甚至无法被人们所感知，所看见，所理解。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在既定的大他者的象征秩序、知识体系或社会秩序下，是否能出现对象a，因为在出现了象征秩序的阉割之后，对象a一直都在那里存在着，它一直都在，但是人们对它却视而不见，我们只有在一个视差（parallax）之下，即换掉我们看问题的视角，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原先视角下的对象a，才有可能在新的视角下呈现出来。齐泽克的说法是：

视差的标准定义是：对象发生了明显的位移（相对于背景的位置变化），这种位移是由于观察位置的变化导致的，新的观察位置给出了一个新的视线。当然，这对哲学造成的影响是，不同视角所看到的差异并不是纯粹是“主观差异”，不仅仅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从两种不同的姿态或视角看到同一个对象“在那里”存在着。恰恰相反，正如黑格尔所说，主体和对象在根本上都是“被中介的”，于是在主体的视角上发生了“认识论”上的转向，也在对象本身上发生了“本体论”的转向。［13］17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换。对于齐泽克来说，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像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那样，彻底摧毁象征秩序的支配，走向一个没有被任何大他者的象征秩序所支配的外部，不断地绘制出解域化的逃逸线，让生命可以穿越边界在无秩序（anarchy）的实在界中游牧，而是让我们明白，主体和对象只能在象征化的过程中存在，在象征秩序之外，主体和对象同时都灰飞湮灭了。所以，与其说是逃逸大他者和象征秩序的统治，不如说，发明一种新的象征秩序，一种新的看世界的视角，去形成一种视差之见（parallax view），让在之前的象征秩序下无法被显现出来的对象a，可以在新的象征秩序下呈现出来，一旦呈现，旧的世界观必然随之崩溃，而新的世界观，新的主体（同样也是被阉割的主体），新的对象a也会随之产生。

回到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信条》，约翰·华盛顿饰演的主角，第一次接触到电影中的主设定，即位于奥斯陆机场的逆转机的时候，电影已经放映了将近一半时间。当然，我们不能说，只有当主角在奥斯陆机场的逆转机与逆转后的自己相遇之后，才发生了实在中的事件，才出现了对不可理喻的逆世界的理解。在奥斯陆机场之前，诺兰已经在电影中通过乌克兰歌剧院中的逆子弹，以及专门研究逆时间的科学家劳拉，印度的信条掌门人普利亚事先将逆时间的世界观植入了主角头脑，也同时植入了每一个观众的头脑。这样看来，在奥斯陆机场之前的用长篇累牍的对白堆积而成的看似十分拖沓的剧情，对于主角和观众真正触及到逆时间和逆转机事件至关重要，因为这种逆时间的构成是一个观念架构，正是这个观念的架构，让作为观众的我们可以在电影院里直接体验到一种视差之见，在顺时间下无法理解的对象，可以完整地在逆时间框架下理解。尤其是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飙车争夺演算机配件的那一场戏，将顺时间视角的对象和逆时间视角的对象同时囊括在一个画面中，当观众第一次在顺时间视角下看到的内容，自然地抹除了那些不符合顺时间视角的内容，但是，仍然有许多不可理解的对象出现在顺时间视角之下，比如与主角相对的对向车道上一辆突然翻掉的银色的汽车。但导演诺兰第二次从逆时间视角重复的画面来展现这个过程时间，我们突然理解了经过逆转机逆转的主角就是在这个银色的车里丢失了最后一个演算机的配件。这样，尽管两个视角（顺时间和逆时间）在同一个时间里发生并重叠，我们实际上将这个时间段看了两遍，我们分别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整个时间的过程，但是我们两次观看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视角发生转化，尽管场景和里面的一切事物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在顺时间的视角下，事件没有发生，只有一场刺激感十足的飙车戏，然而在逆时间视角下，事件已经发生，主角丢失了配件。然而，在顺时间和逆时间的视角下，我们看到的不是两个事件，而是一个事件，唯一的差别就是视角的差别，由于事先植入的逆时间和逆转机的观念，让我们可以明白在不同的视角下，可以让顺时间视角下无法崭露出来的对象和事件，在逆时间视角中呈现出来。问题不是事件的实在发生，也不是事件发生了两遍，事件发生了，但在一个视角下我们看不到它，但在另一个视角下，我们才能看到事件的存在。

同样，在《黑客帝国》的例子中，为什么说尼奥即便没有吞下红色药丸，而是吞下蓝色药丸时，事件也已经发生。重要的不是药丸，而是孟菲斯已经为尼奥讲述了算法母体（Matrix）架构与真实世界的关系，已经在象征秩序上，将这个话语架构植入到尼奥的头脑中，也就是说，即便在吞下蓝色药丸之后，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孟菲斯已经将一种视差植入到尼奥大脑当中，即便尼奥仍然生活在那个虚拟世界当中，即便他仍然面对着同样的对象，但是由于视差的出现，让他已经对世界的看法出现了分别。尽管蓝色药丸并不会直接产生回到现实荒漠的事件，但是由于新象征秩序和话语架构的出现，已经让原先的母体话语的设定在尼奥心中出现了崩溃，尼奥面对真实世界的事件迟早会发生，而正是这个架构迟早会让救世主尼奥与孟菲斯和崔妮提等反抗军站在一起。

这种话语架构，有点像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的作用。歌队不仅仅为我们表述无法直接用演员的表演表达出来的活动和情感，在齐泽克看来，歌队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它对观众提供一种教育，让观众可以理解怎样看待悲剧的视角，为观众解释让事件得以发生的话语机制，这就像观看一些三维图案一样，观看者在被一个旁白告知，需要从那个角度看，才能看到这个图像中的立体效果。瓦格纳的歌剧显然也承袭了这种特殊的架构。例如在《女武神》和《齐格弗里德》中，在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之前，瓦格纳都会给出长篇对白，来为观众解释事件发生的架构，那么，相对于后续发生的事件，实际上已经在这些长篇的对白中奠定了基础，因为这些对白无疑预设了一个场景，后面即将发生事件。齐泽克说：“真正的新事物就是通过这些叙事对白产生的，显然，叙事就是纯粹的再生产式的重塑事件——正是这种重述以新的方式开辟了演出的空间（可能性）。”［14］195由是观之，齐泽克意义上的事件，不仅仅在于寻找业已存在的被既定象征秩序所阉割的对象a，去面对实在界，而且更重要的是，去发明一种新的象征秩序，在这个新的象征秩序下，让原先无法被看到，无法被理解的对象a可以在新的秩序中呈现出来，并表征为事件。这个说法也适用于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的胜利，齐泽克引述道：“当有人问撒切尔夫人她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她回答说是‘新工党’。她是对的，她的成功在于，即便是她的政敌也得采用她的经济政策——真正的胜利并不是你战胜敌人，而是敌人也开始用你的语言来说话，你提出的观念，构成了整个战场的基础。”［14］194换言之，撒切尔夫人的胜利在于，她发明了一种新的话语，一种新的象征结构，让她的对手也必须在这个新的象征的母体上来对话，在这个平台上，即便撒切尔夫人不再担任首相，她的话语秩序也缔造了一个不同的英国。

这样，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事件并不纯粹在于在现实中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在旧秩序和大他者内部，用一种新的结构来让之前无法显现、无法表述、无法感知的对象呈现出来。因此齐泽克在他的《事件》一书的最后十分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内部，事物的不断变化正是为了让一切保持不变，而真正的事件将会转变这个关于变化的原则本身。”［4］212可见，传统的西方左翼的错误，尤其是身份政治的左翼（如斯图尔特·霍尔等人）的错误在于，他们总是希望在敌人设定的话语框架和政治体制内部去谈政治，他们将自己还原为黑人、女人、LGBT、拉丁裔等等，然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框架下按照既定的政治逻辑去玩弄语言斗争和协商政治的游戏，他们的变化不足以促进真正的事件发生。而资本主义十分热衷于身份政治的原因是，无论“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多么轰轰烈烈，他们始终是在传统的象征秩序下的游戏，只要在这个资本主义界定的象征秩序下（身份政治），所有的事件都会被撤销（undoing event），无论是声称“我不能呼吸”的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还是最新的在家中被射杀的阿迪亚娜，在这种传统的话语秩序中都会逐渐被忘却，因为BLM没有新的象征秩序，没有新的口号，也没有新的视差之见，从而他们不可能具有真正的事件。或许，齐泽克的新辩证唯物主义能够找到打破西方左翼政治僵局的答案，“辩证过程总是始于某种肯定观念的发展，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观念自身也会经历深刻的变化，正是由于观念自身被卷入辩证过程之中，它将被自身的现实性所决定。……在这些时刻，普遍维度自身被重新构建，一种全新的普遍性也呼之欲出”［4］217。或许，只有在那一刻，我们才能宣称真正的事件来临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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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EK S. The parallax view［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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