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到底病在哪里？
11月18日，在名为“2018学习力大会”的论坛上，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语出惊人：“就像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中国的男人都会变得良心不好但赚钱很多的男人，女生挑选男生的标准决定了这个国家男人的方向。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此言一出，立即掀起舆论风暴，指责俞敏洪的言论此起彼伏。大家都认同的一点是，他的发言绝不只是“直男癌”、“油腻中年”的口不择言，而是旧式男权思维中从未终止的“红颜祸水”论的翻版，是对女性赤裸裸的歧视，只不过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厌女症”下的悲哀现实
俞敏洪的发言引起众怒，一方面是过于绝对，把所有女性都当成批评对象，以同一个标准来点评。无论性别，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以一个标签概括一大类群体，肯定是偏颇的。另一方面，他的发言无形中把女性的行为限定在择偶、培育影响下一代上，把女性窄化成“妻子”、“母亲”等身份，自然会引发如今各行各业“新女性”的愤怒声讨，难怪张雨绮等女性大V，直接在社交媒体发声指责他发言不妥。
而俞敏洪的发言，本质上还是对女性歧视的体现。一个学识、阅历均远高于平均水平的公众人物，尚且残存着这种性别歧视和偏见，那在其他群体中男性到底如何看待女性？我们的性别平等教育效果如何？现实的残酷可能远超大家的想象。
这种潜藏的“厌女症”，在当前中国最现实的体现，就是中国人口中男女比例失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男性人口数量71137万人，占人口总数的51.9%；中国女性人口数量6787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48.1%，男性比女性多3266万人，这一缺口还在扩大。2015年时就有统计表明，在中国，每100个女婴出生，对应的就有约113个男婴出生。
这一性别失衡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落到择偶、结婚问题上。也就是说，未来起码有三千万中国男性将无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甚至连女朋友都找不到。而这一问题又会首先落到家庭经济状况不够好，以及个人条件不够突出的大龄青年身上。2016年时，英国广播电视台曾报道过一个位于安徽省的“光棍村”。1600人的村里，有112个年龄在30至55岁的男性被登记为单身，比例极高，而村里的适婚女性，和中国其他村庄的女性一样——基本都进城打工了。
如今在微博上，时不时就能看到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男性发言，要求强制实行可笑的适婚女性“指配”制，把适婚男性择偶难和深入人心的女性歧视，体现得淋漓尽致。
典型的“厌女症”单身男性
二胎政策普及后，性别失衡的现象更加严重。以安徽省的统计数据为例，在城市出生的一胎男女性别比为108.78，但是城市二胎的男女性别比却已经达到了155.37，农村二胎的性别比更是达到了惊人了171.38，即该地区每100名女童出生，相对应就有约171名男童出生。联合国曾把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的正常值定为102-107范围，安徽省的新生儿男女比例显然将严重威胁当地正常的生育运转。
中国部分省及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来源：网易新闻）
一边是不少偏远地区的农村青年到三十多岁仍找不到结婚对象，另一边却是至今仍然广泛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重男轻女的封建残余，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断绝。比如不少女性迫于压力或旧观念，怀孕时偷偷做性别鉴定，选择性堕胎等。甚至国内仍然存在杀婴，甚至专门谋杀女婴的现象。就像上面所说的，男婴远多于女婴背后，隐藏着血淋淋的对女性生存权的剥夺。
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除了黑龙江、西藏、宁夏和新疆4个省区，其他省区的婴儿死亡率中性别比例在当年都显示异常。情况最恶劣的是江西省，当地男婴死亡率仅为3.136%，女婴死亡率却高达7.850%。
即使不看统计数据，近两年微博上频频被爆的爷爷奶奶甚至亲生父母故意虐杀女婴事件，也能看到国内女性生存环境之艰难。不仅溺杀女婴的传统从唐代就已经兴起，国内遗弃的婴儿中，女婴也占多数。据统计，中国近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抛弃女婴最多的国家。1999年至2015年间，中国共有7.6万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居世界首位。被收养儿童中87.1%为女性，约80%患有先天残疾和其他疾病。
所以当人们惊呼“大龄男青年为什么找不到老婆”时，答案其实显而易见——很多女性连生存的权力都得不到保障。这种“厌女症”下的悲哀现实，也让俞敏洪们能在公开场合下不假思索地说出各种女性歧视言论。
中国女性地位高？
近年来，中国女性地位高的呼声时常出现，基本上是通过对比国内女性与日本、韩国等国女性就业率，或者西方女性结婚后需要冠夫姓等，来说明国内女性地位高。但事实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全球男女平等状况在去年首次出现倒退的现象。而中国排名，在参与统计的所有144个国家中排到了第100位，这是自2006年该报告发布以来，中国排名的历史最低点。
报告还显示，在中国，女性花在照顾家庭等无报酬工作上的时间占总劳动时间的44.6%，而男性的这一数字仅为18.9%。而做相同或类似的工作，中国女性的报酬仅有男性的64%，女性平均每天工作8.75小时，是男性的1.09倍。在这样的压力下，女性不得不放弃那些更富挑战性、更耗时耗精力的工作。
虽然在2016年瑞信研究院发布一项报告指出，中国大陆高管中女性比例上升至17.2%，达到全球排名第十位。但这项报告中同样指出：中国大陆企业界，在董事会的性别多元化程度上改善程度很小，2010年，董事会成员中的女性仅为8.8%，而到2015年只提高到9.2%，比起2014年只微升0.1个百分点。
国内一高校近期还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女性高管分布特征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虽然国内女性在职场上开疆拓土已经取得显著成果，女性高管人数逐年上升，但是女性的职业“天花板”依然十分明显。在对国内超过47万高管人员的研究访谈后发现：
上市公司女性高管数量与比例的年度均值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但女性高管的参与度仍然较低，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
女性高管在服务行业、商业领域和日用消费品制造业的参与度较高，而在传统生产性行业和重工业领域的参与度较低。
女性高管比例年度均值发展趋势
调查显示，从发展现状上看，如今国内女性高管的比例仍然偏低，2015年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比例的均值仍未超过20%，与致同（Grant Thom-ton）2016年发布的《国际商业调查报告》中24%的女性高管这一全球平均比例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而且不管是女性高管还是女性董事，都是在外企中比例最高，民企中次之，国企中比例最低。在各类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的数量均值为3.416，而女性董事仅为1.25名，女性董事的比例平均比女性高管低3%。董事会中即使有女性参与，也更多属于平衡性别比例的象征意味。
在行业方面，女性高管数量在金融行业最高，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与其他服务业和采矿业中数量最少。
女性董事比例年度均值发展趋势
这就是说，女性在职业选择上依然壁垒重重。不仅很难在传统领域分男性一杯羹，而且在管理层级上，越往上，女性参与程度越低，性别不平等越明显。相对男性而言，我国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在国企中还存在较大的发展阻碍，在国企中的女性高管整体参与度低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延绵不绝的“红颜祸水”论
从根源上说，俞敏洪会发出这样的歧视女性言论，也是因为“红颜祸水”的观点在中国延续千年，至今还未彻底断绝。
翻开史书，“女性是万恶之源”的观点例证比比皆是——商纣王亡国因为美貌的妲己。周幽王为美色烽火戏诸侯，最后落得国破。安史之乱从何而来？还不是唐玄宗专宠杨玉环。史书中把亡国这类大事件归因到一位女性的容貌举止上，这种偏见早已不会大肆当成新发现拿来批驳。但社会上种种包装出来的新型“红颜祸水”论，却仍然屡见不鲜，不少人身上残留着余毒。
从此前徐小平、王强和不少新东方老员工的发言来看，俞敏洪在现实中是一个对母亲非常尊重的孝子，也是一个“好丈夫”，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妻管严”，新东方里的许多名师都是女性。但俞敏洪此前的各种公开场合的发言中，却经常显示出各种过时的性别观念。
比如，他会在微博向大家传授“娶妻”经验，把女性粗暴分类——
而在他描述自己和妻子的关系时，曾说：“每次我挑灯夜战TOEFL和GRE的时候，妻子就高兴地为我煮汤倒水；每次看到我夜读三国，她就杏眼圆睁，把我一脚从床上踹下。”呈现出来的妻子的形象，很容易贴上一个只知道催丈夫好学上进的功利主义者的标签。
被网友们批评后，俞敏洪当晚就发微博澄清和道歉，说“由于没有表达好，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误解，我想表达的真正意思是：一个国家的女性的水平，就代表了国家的水平。女性素质高，母亲素质高，就能够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男性也被女性的价值观所引导，女性如果追求知性生活，男性一定会变得更智慧；女性如果眼里只有钱，男性就会拼命去挣钱，忽视了精神的修炼。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
如果说论坛上因为语境问题，导致传播时曲解了他的意思，那么事后的声明和解释肯定是字斟句酌后，意在澄清错误观点了。但从前后两则发言来看，实际上大家并没有误解他。
所谓“女性强则国家强”，其实不过是“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的翻版，只是前者语气是鼓励，后者是指责罢了，裹着糖衣的砒霜仍然是砒霜。按照俞敏洪的逻辑，中国的男性走向何方，完全是受女性的影响，那么潜台词还是：女性要负责温柔知性、养育儿女，顺便做男性堕落的“背锅侠”。
线索爆料：fuchao@17getf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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