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品 | 数据拜物教下的流量明星与饭圈文化——从“抵制肖战”舆论浪潮中的话语耦合现象谈起

数据拜物教下的流量明星与饭圈文化——从“抵制肖战”舆论浪潮中的话语耦合现象谈起

林品

摘要

弥漫着“数据拜物教”的泛娱乐产业，以及在职业培训机制和内容输出机制这两方面都存在着结构性缺失的中国内地爱豆工业，在“饭圈”即围绕大数据时代的“流量明星”形成的粉丝圈层与“非饭圈人士”之间制造出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而在肖战团队的“粉丝运营”下出现的肖战粉丝跨圈侵犯和越界“应援”现象，又以极端化的形式将“流量明星”和“饭圈文化”的问题集中暴露在公众面前，进而导致“肖战”成为多重话语的纽结点，成为多方“非饭圈人士”重点针对的抵制对象。

关键词

数据拜物教 流量明星 粉丝圈 泛娱乐产业

（本文出自《文化研究》第4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此为未编排稿，文中图片皆来源于网络。新媒体编辑：时豆豆）

引言 

自2020年2月27日以来，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网民抵制明星肖战的舆论浪潮，抵制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明确表态拒绝消费肖战代言的商品，要求相关品牌方补开发票，发布谴责、抨击或者讽刺肖战团队、肖战粉丝群体以及肖战背后的资本力量的内容，等等。这一舆论浪潮的声势颇为可观，堪称近年来中国网民针对某一娱乐明星发起的参与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抵制浪潮，引起多方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笔者看来，这场抵制浪潮具有两个格外值得注意的特征。其一，这场抵制浪潮具有高度去中心化的特征，抵制者的身份、动机、诉求可谓丰富多样。诚然，的确有某些在抵制浪潮兴起前就持续散布肖战“黑料”（不利于明星形象的信息）的“肖战黑粉”，以及某些曾与肖战粉丝圈层发生冲突的“对家粉丝”（被视作肖战直接竞争对手的明星的粉丝），在早已有之的“饭圈互撕”行为惯性下混入抵制浪潮；但是，真正让这场抵制浪潮形成前所未有的参与规模的，是很多并不置身于“内娱（中国内地娱乐行业）饭圈”的“非饭圈人士”，也出于不尽相同的理由一起参与“抵制肖战”，以至于这样的概述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获得了广泛的赞同：“极左反资本，极右反举报，中左反教唆，中右反炸号，绝对中立烦营销。”[1]虽然这种对于“左”/“右”能指的运用难免带有标签化认知的嫌疑，也不可能让所有参与其中的发声者全都欣然接受，但诸如此类的关于抵制动机的描述依然向我们提示出，“抵制肖战”的声音广泛地覆盖了中国互联网文化-政治光谱的不同区间，这也造成了这场抵制浪潮的另外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特征，那就是反抗性话语的多重耦合。“反对滥用举报权”、“反对压制言论自由”等在中国互联网的文化-政治光谱中容易被归入“右派”区间的话语，与“反对（造星流水线背后的）资本操纵舆论”、“反对（娱乐工业助推的）无底线追星”等容易被归入“左派”区间的话语，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发生了微妙的耦合，让那些去中心化的多元声音汇成了此起彼伏的声浪，值得我们认真地予以剖析。

自2020年3月以来，笔者对这场抵制浪潮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观察。依据笔者对抵制者意见的考察与梳理，这场抵制浪潮之所以会吸引多方“非饭圈人士”的自发参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大多都对近年来盛行的“流量明星”、“饭圈文化”等现象怀有不同程度的积怨，以至于很多人喊出了“天下苦饭圈久矣！”“天下苦流量久矣！”的呼声；而肖战团队、肖战粉丝群体以及肖战背后的资本力量的种种作为，则被他们视作“流量明星”、“饭圈文化”等现象的极端形态。正因如此，肖战以及围绕着他展开的粉丝圈层和利益链条才会遭到多方“非饭圈人士”的广泛而持久的抵制；也正因如此，在这些抵制者所提出的呼吁里，不仅包含有针对肖战的商业变现渠道的声音，而且还包含有试图改变“饭圈”乃至造星流水线现状的诉求。在本文中，笔者就将从“流量明星”与“饭圈文化”的问题切入，探讨这场抵制浪潮的社会语境与现实针对性。 

一  大数据时代的流量明星与商业化运营下的饭圈文化

众所周知，所谓“粉丝”，是英文单词“fan”的复数形式“fans”最为通行的一个音译。但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意为“狂热爱好者，狂热仰慕者”的“fan”，“粉丝”的翻译对象“fans”还有一个表示复数的后缀“s”。正如这个语言细节向我们提示的，当代社会的“粉丝文化”具有显著的社群性特征。而关于中国内地以偶像型艺人为中心形成的“粉丝文化”[2]即狂热仰慕者社群文化的演进，学术界的最新研究通常都会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起点，以2005年和2014年为分界线，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高寒凝依照媒介变革的进程，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作“前网络时代”、“网络社区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她指出，在第一阶段，粉丝社群的发展与粉丝活动的开展都受到地域的限制；在第二阶段，以百度贴吧为代表的网络社区，在粉丝主动而自觉的运用下，与电视媒体主导的造星产业发生深度的互动，不仅让粉丝能够克服地域的阻隔汇聚在网络空间，而且彻底重构了粉丝之间的交流方式以及粉丝社群的组织模式；而到了第三阶段，随着互联网资本对影视行业、娱乐产业的全面入侵，随着大数据算法技术的广泛普及，中国内地的偶像工业与粉丝文化再一次发生剧烈的变化，围绕着被称作“流量明星”的新型偶像，形成了新形态的“粉丝圈”。[3]胡岑岑则选用“追星族”、“粉丝”“饭圈”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流行词，将追捧香港“四大天王”的“追星族”作为第一阶段的代表，将湖南卫视《超级女声》选手的“粉丝”群体作为第二阶段的代表，将围绕“流量明星”展开的“饭圈”作为第三阶段的代表，从粉丝组织的规模化、结构化、功能化以及制度化等角度，梳理了粉丝组织从松散走向严密的发展趋势。[4]

上述研究向我们提示出，本文讨论的“饭圈文化”是一种新兴的围绕着“流量明星”形成的粉丝文化，无论是所谓的“饭圈”还是“流量明星”，都是自2014年之后才在中国内地的文化场域中流行开来的。笔者在此要补充说明的是，如今活跃于中国内地娱乐行业的“流量明星”应当被视作一种特殊的偶像型艺人——“爱豆”在互联网资本主导的泛娱乐产业生态转型进程中演变出的新形态。2020年9月15日，国家网信办曾发布一则公告，指出“新浪微博、豆瓣网、抖音APP、兴趣部落APP、超级星饭团APP、爱豆APP等平台中存在大量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打榜、大额消费、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撕谩骂的不良信息和行为”。[5]正如“爱豆”和“兴趣部落”这两个垂直类应用程序的名字所提示的，“饭圈”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围绕“爱豆”而形成的“兴趣部落”或者说“趣缘社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的“爱豆”，并不应当被视作英文单词“Idol”的中文音译，而是应当被视作“Idol”的日文变体“アイドル”（aidoru）与韩文变体“아이돌”（aidor）的中文音译，它其实是一个在东亚娱乐产业的跨国经验交流与跨语际文化实践中诞生的概念。[6]只要简单地考察一下2014年前后涌现的几位“初代顶流（顶级流量明星）”的出道经历，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华语爱豆”与日韩文化产业之间的紧密关联：鹿晗、吴亦凡、黄子韬、张艺兴都是在接受了韩国SM娱乐公司的“偶像”/“爱豆”（아이돌）练习生培训之后，在2012年以SM旗下唱跳团体EXO成员的身份出道的，他们在2014年至2015年间又陆续将工作重心从韩国转移到中国，因此也被称作“归国四子”；王源、王俊凯、易烊千玺则是在接受了北京时代峰峻公司的练习生培训之后，以时代峰峻旗下唱跳组合TFBOYS成员的身份出道的，而时代峰峻公司的造星方案则是明显模仿了日本最著名的男子“偶像”/“爱豆”（アイドル）经纪公司——杰尼斯事务所的造星模式。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杰尼斯事务所为代表的日本爱豆工业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造星机制和运营模式。杰尼斯事务所不仅会对他们发掘的艺人进行长期的培训,在各有所长的基础上让旗下艺人组合出道,让他们的形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改变，而且还会对旗下艺人的粉丝社群进行精心的引导和规训,使她们对爱豆保持较高的认同度和忠诚度。[7]随着杰尼斯事务所、AKS株式会社等艺人经纪公司推出的一代又一代爱豆团体的走红，在日本的流行文化产业体系中，爱豆也逐渐成为某种有别于专业歌手、专业舞者、专业演员的职业身份，他们固然会从事一些唱跳活动，在表演领域也可能会略有涉猎，但正如AKS株式会社的主打口号——“可以面对面的偶像”所提示的，此类偶像型艺人的人气的主要来源并不是那种单向传播的技艺与作品，而是他们在线下（如公演现场、选秀活动、握手会、见面会）和线上（如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的双向交互过程中与粉丝建立起的情感联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崛起，“韩流”（K-POP）也开始席卷东亚地区的文化娱乐市场，而“韩流”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支就是韩国唱跳爱豆所引发的潮流。韩国的爱豆工业吸收了日本的造星经验，但又结合其本土的投资环境和媒介生态，形成了一套更具规模的以练习生体系为基础的职业培训机制和以唱跳现场舞台为代表的内容输出机制。[8]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消费者购买力的显著提升，韩国娱乐公司开始格外重视开拓中国内地市场，陆续发掘和招募华人练习生，在旗下爱豆团体的企划案中加入华人成员，并且对中国粉丝社群展开极具针对性的渗透。而在2016年之后，由于萨德事件的爆发，“韩流”的传播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内地的爱豆工业迅速壮大，填补了韩国爱豆团体留下来的市场空间，进而在互联网资本的助力下，不断开掘潜力巨大的“下沉市场”。如果以日本和韩国的爱豆工业作为参照来观察中国内地的爱豆工业，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至少两点重要的相似之处。第一点是，它们都试图在爱豆和粉丝之间建立情感联结，甚至建立某种想象性的准亲密关系（所谓的“男友粉”、“女友粉”等）或者准亲属关系（所谓的“姐姐粉”、“妹妹粉”、“妈妈粉”等），进而利用这种情感联结来增强作为“产消者”（prosumer）的粉丝进行某些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的行动力。[9]第二点相似之处则是，中国内地的某些艺人经纪公司和造星团队有意识地借鉴了日韩爱豆工业的粉丝管理经验，引入了精细化、商业化的“粉丝运营”实践模式。一方面，这些经纪公司和造星团队会针对粉丝需求，挖掘并培养艺人，参考粉丝意见，打造艺人的“人设”（人物形象设定），并且稳定地提供物料推送，以便维持粉丝与爱豆之间的情感联结，提升所谓的“粉丝粘性”；另一方面，它们又会通过对接粉丝组织、组建“官方后援会”、收编“大粉”（在粉丝圈层中影响力较大的粉丝）、雇佣“职粉”（职业粉丝）等方式，渗透粉丝圈层，自上而下地对粉丝进行持续的情感刺激和行为规训，从而充分地整合并调动粉丝参与到传播工作和消费活动当中，力求实现“粉丝热度的有效转化”。[10]正是在这种商业化运营的长期作用下，爱豆的粉丝社群在规模化、结构化、功能化、制度化等方面都远远超出其他的更具自组织特征的趣缘社群，成为中国内地的趣缘社交网络中组织最为严密、商业目标导向也最为明确的一种“兴趣部落”。

而在互联网资本主导的产业生态转型进程中，源自日韩流行文化产业体系的“爱豆”又在中国内地演变出新的形态。正如高寒凝、尹一伊、童祁等人所指出的，当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巨头以自身强硬的“互联网思维”对影视行业乃至整个文娱行业的游戏规则进行重构时，其所谓的“互联网思维”集中体现在对于大数据算法的依赖之上。大数据技术的运用，意味着粉丝社群的媒介使用行为有可能被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机制捕捉和量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新浪微博明星势力榜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媒体势力榜也就应运而生。[11]此类借助特定算法来统计明星的相关流量数据的榜单，也逐渐成为某些格外看重流量数据的文娱项目出品方、渠道平台、品牌主、广告商制定决策时的参考资料。正是在这种可供实现“流量变现”的产业链路的运作之下，在中国内地的泛娱乐产业链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爱豆，人们称之为“流量明星”。如果说，传统的演艺明星主要是通过影视、音乐、舞蹈作品来积累媒体关注度和公众认知度，进而赢得演艺圈的宝贵资源；那么，在大数据时代兴起的“流量明星”，则更多地依靠网络空间中的流量数据，依靠新媒体势力榜所涉及的未必具有足够的公信力、但总是会有一些从业者采纳的新媒体指数，来吸引文娱项目投资方的合作邀约与商业品牌的代言合同。而肖战这种“顶级流量明星”的新媒体势力的形成，不仅有赖于泛娱乐产业资本的资源投注与互联网平台的技术支持，而且也高度依赖于造星团队对其粉丝圈层的“粉丝运营”。他们会与“官方后援会”、“粉头”（能够在粉丝社群里发挥引领性作用的头目）保持密切的沟通，借由“粉头”引领的“数据组”、“打投组”、“网宣组”、“安利组”、“控评组”、“反黑组”等功能化、结构化的粉丝组织，对“流量明星”的粉丝社群进行持续性的动员和规训，向粉丝们布置各种旨在制造并增加“正面”数据、消除或压制“负面”数据的任务，力图充分激发粉丝圈层的传播力和变现力，达到开掘“饭圈商业价值”的目的。[12]正是由于此类“粉丝运营”的长时间、大规模、高强度的施行，在围绕这些“流量明星”展开的粉丝圈层中，形成了将爱豆称作“正主”的“饭圈修辞”，形成了“爱他就为他做数据”、“爱他就为他氪金”之类的“饭圈观念”，形成了“控评”（占领并控制某些涉及爱豆的网络内容的评论区）、“洗广场”（大量发布“正面”信息以便“清洗”或者说“净化”那些以爱豆相关词语为关键词的搜索页面）、“反黑”（以各种手段压制或消除任何被判定为“黑”的不利于爱豆的言论与信息）等一系列在网络空间里颇具可见度而又备受争议的“饭圈实践”，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网络趣缘社群文化的“饭圈文化”。

二  肖战粉丝的跨圈侵犯与饭圈实践的越界扩张

在2020年前后活跃于中国内地新媒体平台的男性“顶流明星”当中，肖战又具有两点特殊之处。

第一点特殊之处在于，肖战既不像“归国四子”、TFBOYS成员或者蔡徐坤、王一博那样，接受过日韩模式的长时段的练习生培训，也不像李现、朱一龙以及“单飞”之后的易烊千玺、王俊凯、王源那样，在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这样的戏剧影视类高等院校或者伯克利音乐学院这样的音乐类高等院校接受过系统的科班训练；与那些科班出身或者练习生出身的艺人不同，毕业于重庆工商大学现代国际设计艺术学院的肖战，是通过由浙江卫视、天娱传媒和腾讯视频联合出品的“素人养成类”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进入演艺圈，作为该节目选出的唱跳男团X玖少年团的成员正式出道，并随着他和王一博领衔主演的“IP剧”——由腾讯旗下子公司企鹅影视和新湃传媒出品、腾讯视频全网独播的《陈情令》在2019年夏天的热播，跻身“顶级流量明星”的行列的。换句话说，在上述这些男性“顶流明星”中，肖战是唯一既没有接受过音乐或表演领域的科班训练，也未曾在长时段的练习生培训经历中耐心地积累唱跳方面的业务能力，就凭借腾讯精心打造的涵盖内容制作机构与内容传播渠道的泛娱乐产业链为其提供的影视资源和推广平台，借助腾讯系资本及其合作方为《陈情令》及其领衔主演制造的营销话题和网络热度，顺利获取“顶流”地位的艺人。“流量明星”名气与实力不相匹配的现象本就备受争议，而这一点在迅速蹿红的肖战身上就体现得更为明显。对于很多并未佩戴“粉丝滤镜”的所谓“路人观众”来说，肖战的唱跳水平和演技都并不具备说服力；然而，许多佩戴“粉丝滤镜”的肖战粉丝却又容易夸大其爱豆的实力，并且积极响应“肖战网宣组”、“肖战全平台安利组”等粉丝组织发出的“向全世界安利肖战”的呼吁，四处散布这些组织产出的吹捧肖战的文案，试图控制网络风评。因此，肖战粉丝常常会与那些并不认可肖战实力的网络用户发生意见分歧乃至言语冲突。例如，一些肖战粉丝就曾在生物学家颜宁拒绝她们关于《陈情令》的“安利”之后，对这位大学教授展开成规模的骚扰和谩骂；还有许多肖战粉丝因为编剧汪海林、影评人程青松在自己的微博上批评肖战的演技，对这两位影视从业者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攻击。自2019年夏天开始，肖战粉丝的这种言语侵犯就常常会对“非饭圈人士”的媒介使用与意见表达构成较为粗暴的干涉与挤压，因此也就在这些网民心中积累着针对肖战粉丝群体的不满情绪和抵触心理。

第二点特殊之处在于，肖战是通过出演致力于打造“以明星IP为核心的粉丝经济”[13]的腾讯系泛娱乐产业链推出的第一部“耽美改编剧”——《陈情令》的男主角，完成其“流量原始积累”的。在2020年之前，中国内地“饭圈”追捧的男性“流量明星”的“流量原始积累”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种是在参与日韩模式的爱豆男团或者“偶像竞演养成类选秀节目”的过程中完成“流量原始积累”，例如，上文提及的“归国四子”，TFBOYS组合的三位成员，在“男团养成类”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中“C位出道”的蔡徐坤，等等；第二种是在扮演“耽美改编剧”男主角的过程中完成“流量原始积累”，例如，改编自晋江文学城作者Priest创作的同名耽美网文的“IP剧”《镇魂》的两位领衔主演朱一龙和白宇，以及改编自晋江文学城作者墨香铜臭创作的“粉丝黏性很强”而且从 2016年就已开启“IP多联动开发”企划[14]的耽美网文《魔道祖师》的“IP剧”《陈情令》的两位领衔主演王一博和肖战；第三种则是在饰演“甜宠剧”男主角的过程中完成“流量原始积累”，例如，在《亲爱的，热爱的》中饰演男主角韩商言的李现。其中，就中国内地娱乐圈的既有经验来说，第二种“流量原始积累”的方式成效最快，但相应的风险也最高。一方面，本土耽美题材影视剧非常稀缺，只有特定的传媒公司和播出平台才能找到办法，为需求旺盛的分众市场提供此类产品，因此，耽美爱好者圈层的大量用户往往会不遗余力甚至近乎疯狂地追捧“耽美改编剧”的“男男CP”及其扮演者。另一方面，在现行的广播电视管理生态下，“耽美改编剧”的内容高度敏感，容易越过政策红线，因此，该类影视项目的运营方既要诱导耽美爱好者“舞CP”，征用耽美同人创作者的用户生成内容与“CP粉”群体的媒介使用行为来增添剧集的网络热度，同时却又得在面向耽美分众市场之外的主流舆论场域的宣发实践中，想方设法地将文本内的同性情欲关系重塑为“兄弟情谊”，而这样的IP运营也使得“耽美改编剧”的用户群体始终处于某种内在的撕扯当中。另外，由于“耽美改编剧”里其实并不会有真正深入的情欲展现，无论是“CP粉”还是“泥塑粉/逆苏粉”（喜欢将男性爱豆幻想为“玛丽苏式女友”的粉丝，与喜欢将自己幻想为男性爱豆的“玛丽苏式女友”的“整肃粉/正苏粉”相对立），她们往往都得通过“脑补”（“脑内补完”）、“YY”（“意淫”）的方式从演员身上找补，而针对真人演员的“真人耽美”或者“真人泥塑”内容则又容易加剧“CP粉”和“唯粉”（只喜欢单个艺人的粉丝）之间的群体对立。再加上由“真人耽美”而来的“性少数”标签在当下的舆论环境里仍然是个隐患，因此，很多“耽美改编剧”领衔主演的粉丝（特别是那些渴求“主流舆论”认可的“唯粉”）虽然也了解“CP营业”对于流量数据的加成效应，却又不希望自己的爱豆被贴上“性少数”的标签，进而有可能对“性少数”话题产生回避甚至抵触心理，这就愈发加剧了粉丝社群内部的撕扯程度。因此，这种便捷却又凶险的流量积累方式，实际上给“流量明星”的“粉丝运营”提出了相当高的挑战，而肖战团队则未能妥善地应对这一挑战。

纵观肖战的从业经历可以发现，肖战经由选秀节目出道，但受限于自身的唱跳实力，未能跻身“顶流”；而在依靠“耽美改编剧”完成“流量原始积累”之后，肖战旋即就加入了企鹅影视出品的“甜宠剧”《余生请多指教》的剧组——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女主角的扮演者正是《亲爱的，热爱的》的领衔主演杨紫。在由“耽改剧男主”向“甜宠剧男主”的转型过程中，无论是从爱豆人设塑造与情感联结营造的角度上说，还是从粉丝热度转化与商务资源竞争的角度上说，肖战方面的“粉丝运营”都势必朝着“解绑提纯”的方向推进。所谓“解绑提纯”，也就是解除肖战与王一博的绑定关系，将同时喜欢这两位艺人及其“真人耽美”的“博君一肖CP粉”提炼为单纯只喜欢肖战的“唯粉”。然而，过于激进的“解绑提纯”却不断加剧“唯粉”群体与“CP粉”群体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圈内互撕的内在矛盾转化为跨圈侵犯的惊人破坏力，引发了“饭圈”之外诸多趣缘圈层的众怒。

2020年2月下旬，“肖战反黑组”粉头、微博用户“@巴南区小兔赞比”[15]在多位粉头的转发助力下，纠集大量肖战“唯粉”，通过国家网信办举报中心、中国扫黄打非网在线举报平台、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举报电话等多种渠道，对一位“博君一肖CP粉”发表的“真人耽美”同人文及其发布平台发起成规模的群体性举报，致使国际非营利性同人文学开源存储库“Archive of Our Own”（常被缩写为“AO3”）、中国当时用户活跃度最高的同人交流社区“Lofter”等网络平台遭受不同程度的牵连，大量与肖战毫无关联的同人作品与同人文艺创作者也无端遭殃。需要指出的是，投诉举报本就是拥有企业认证（由肖战方面出具公函予以认证）蓝V标识的微博账号“@肖战网宣官微”号召粉丝“积极配合”的“@DAYTOY肖战反黑骑士站”、“@DAYTOY反黑特战队”（“DAYTOY”为肖战的英文昵称）的惯用手段，最常见的一种手段就是在新浪微博上搜索与明星相关的信息，对那些被判定为“黑”的不利于爱豆的信息进行编辑整理，进而为那些以“反黑特战队”、“反黑骑士站”成员自居的粉丝布置一些需要“打卡”完成的“反黑”任务，号召他们向微博社区管理中心发起成规模的投诉举报。“@DAYTOY反黑特战队”曾在一则置顶微博里指出，新浪平台加强了对举报的处理力度，短时间内大量集中的举报，有很大的可能性使“黑号”被禁言，甚至直接“炸号”（即账号瘫痪），即使举报结果失败，也会使“黑号”限流、权重降低，微博异常发博需审核，或者被扣除信用分。[16]从这个角度上看，2020年2月的这一轮针对同人文及其发布平台的举报并非偶然为之，而是可以被视作上述这种“反黑”手段的极端化升级。而在后续的舆论发酵过程中，许多肖战粉丝又继续展开跨圈侵犯，甚至不惜给那些因反对肖战粉丝的群体性举报行为而联合起来的网民罗织高度政治化的罪名，对那些遍布于网文、内娱、韩娱、欧美、电竞、二次元等各大趣缘圈层的同人文化用户群体展开堪称恶毒的污蔑。肖战粉丝群体当中的许多人还屡屡采取私信辱骂、转评围攻、散布谣言、人肉搜索乃至恶意举报等手段，试图对那些提出异议的网络用户、文艺工作者、专家学者、媒体机构甚至政务类账号展开压制和打击。这些行为引发众怒，引爆了第一波“抵制肖战”的舆论浪潮。在很多抵制者看来，肖战团队长期借助过激的“粉丝运营”来提升肖战粉丝社群制造并增加“正面”数据、消除或压制“负面”数据的“战斗力”，他们对于粉丝群体在“肖烟四起，为战而来”的“战斗”过程中所采取的网络暴力、恶意举报等手段的放任纵容，是肖战粉丝群体肆无忌惮地发起跨圈侵犯的重要原因。尽管这些抵制者对于事件的评估不尽相同，但他们普遍都在肖战粉丝群体的特定案例上认同“粉丝行为，上升正主”或者说“粉丝行为，偶像买单”——这种观点的大致逻辑是，肖战及其团队借助粉丝组织持续动员下的粉丝群体的“战斗力”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商业利益，按照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他们也应通过粉丝组织对粉丝群体的行为承担起正面引导和及时约束的义务，因此，当粉丝群体出现成规模的不当行为时，他们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而许多“非饭圈人士”对于抵制浪潮的声援或参与，也不止是针对肖战这位“流量明星”，而且是针对那些在“粉丝运营”之下出现的“饭圈恶行”。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抵制肖战”的舆论浪潮在2020年4月下旬迎来了第二轮爆发。4月25日，肖战演唱的新歌《光点》以数字专辑的形式在隶属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的音乐流媒体平台QQ音乐上线，这张单价3元/张的数字音乐商品在93个小时之内达成1亿元的销售额，创下华语乐坛的历史销量纪录。但在此过程中，肖战粉丝社群里的一些大粉公然煽动肖战粉丝大量重复购买这个既没有收藏价值也没有升值空间的虚拟商品，甚至使用特殊话术诱导所谓的“学生党”（尚无独立经济来源的青少年学生）尽可能多地贡献销量；拥有企业认证蓝V标识的微博账号“@肖战全球后援会”晒出60000张的购买账单，配以文字“首日冲刺阶段还剩不到两个小时，真正的勇者绝不止步于此，星河等待你继续点亮”，引导肖战粉丝继续重复购买数字专辑；同时，微博上还有很多肖战粉丝也在进行“晒单”，以及“晒单超过XXX的话，我追加XXX张”“转发、点赞、评论超过XXX，我就再补买XXX张”的“插旗拔旗”式宣传，竞相重复购买数字专辑。由此制造的“催氪金”氛围，导致肖战粉丝社群中出现未成年人超前消费、借贷追星的现象，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和忧虑。5月8日，肖战在抖音平台发起“光点舞挑战”，向粉丝征集“《光点》应援舞”；拥有企业认证蓝V标识的“@肖战网宣组”公开号召：“大家记得发布原创作品，积极参与‘光点舞挑战’。可以自己参与或者带上家人朋友、猫猫狗狗、花花草草（？）……跟着‘光点’跳起来吧！……有趣的内容还有可能得到肖战本人的翻牌互动”。网络上随即出现了许多响应号召的“应援”视频，其中有几段获得大量肖战粉丝点赞的视频，内容竟是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带领未成年学生在学校教室里齐跳“应援”舞蹈、齐喊“应援”口号，这一现象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强烈愤慨。此外，还有一些类似现象也陆续曝光，例如，有教师在网课里向全班学生传播肖战粉丝制作的文案材料；有教师向网课听众“安利”肖战的《光点》，并公然霸凌某位提出异议的学生；有不少教师利用职务之便，在作业和试卷中加入吹捧肖战的内容；有大量用户在肖战的微博超话里以“教师天团”之名为肖战“打卡应援”……如果说，“饭圈应援”原本是发生在泛娱乐产业链和社交媒体平台所搭建的特定空间当中，那么，上述这些“应援”和“安利”则已然越出既有的界限，渗透到中小学校园和疫情期间的网课当中。这种“饭圈实践”的越界扩张不仅招致多家主流媒体的批评，引起许多时评家、社会新闻关注者、教育工作者的警惕，也激发更多“非饭圈人士”声援或加入“抵制肖战”的舆论浪潮。很多抵制者指出，肖战曾屡次在公开场合对粉丝的“应援”活动加以鼓励，其团队长期借助“媚粉”手段来巩固粉丝社群，而他的后援会和粉头更是不断地强调“应援”的重要性，积极地向粉丝发布各种制造舆论声势的任务，因而，对于肖战粉丝社群的狂热氛围与“越界应援”行为，肖战及其团队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无论是跨圈侵犯还是越界扩张，都使得肖战粉丝群体被大量“非饭圈人士”视作“饭圈文化”的极端案例；而众多网民对于“饭圈”现象背后的“粉丝运营”的感知，则让他们将谴责、抨击、讽刺的矛头延伸到肖战团队以及肖战本人，这些声音最终汇成了此起彼伏的声浪，使得“抵制肖战”成为“大数据时代”以来参与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抵制“流量明星”的舆论浪潮。

三  泛娱乐闭环里的数据拜物教与爱豆工业的结构性缺失

虽然遭遇了大规模的抵制，但凭借粉丝群体的“做数据”和“氪金”，肖战及其数字专辑依然收获了极为可观的流量数据和销量数据。根据《2020腾讯娱乐白皮书》的数据，截至2020年12月20日，《光点》数字专辑的销量达到4627.14万张，高居“2020华语新专辑销量排行榜”第一名，其销量比位列第二名、销量为803.24万张的周杰伦的《Mojito》高出数倍。[17]然而，正如贤江在《2020年中国音乐产业报告》中所指出的，“流量歌手”的数字专辑破纪录却仅局限于“粉圈”的自嗨，而并没有沉淀出优秀的作品。[18]虽然2021年2月27日上午肖战粉丝群体还在粉头和营销号的带动下使用“#肖战光点数字专辑销量冠军#”的话题来“清洗广场”，但《2020微博娱乐白皮书》也承认，2020年数字音乐专辑的总体销售金额相比2019年略有下降，数字专辑市场销售额受“流量歌手”发歌频率影响较大，数字专辑消费人群仍集中在粉丝群体，尚未成为大众消费习惯。[19]在笔者看来，就2020年前后的产业生态和市场状况而言，数字专辑堪称围绕“流量明星”展开的产业链路中最具典型性和症候性的商品之一。作为数字时代新兴的一种音乐发行形式，数字专辑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消费者可以大量重复购买这种数字音乐商品；第二，生产这种商品的边际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诚然，对于置身媒介变革进程当中的音乐出版行业人士来说，数字音乐专辑正在成为音乐版权转化的新热点，成为音乐作品版权权益最大化的新模式。[20]但对于音乐商品的消费者来说，这种缺乏流动性的虚拟商品，既无法像实体碟片一样成为收藏品，也无法成为具有升值空间的证券化商品。而在中国内地由数字媒介主导的交互式媒体环境和互联网资本主导的流量经济共同塑造出来的泛娱乐生态当中，对于围绕“流量明星”展开的产业链路来说，数字专辑的存在意义不仅仅是音乐制品的新兴媒介载体，而且成为了可供网络音乐平台、音乐发行公司和“流量明星”团队捞取短线快钱的变现渠道，成为了“流量明星”的粉丝社群借由“氪金”方式获取“养成”快感、巩固情感联结的“过渡客体”，同时，这种由“冲量打榜”活动促成的榜单数据也被不少粉头鼓吹为粉丝购买力和爱豆商业价值的实绩证明。肖战粉丝社群的“催氪金”氛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粉丝大量重复购买虚拟商品的行为也确实让肖战的《光点》登上数字专辑销量排行榜的榜首。然而，这种缺乏流动性的大量重复购买行为对音乐作品的传播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受那种“饭圈氪金游戏”形塑的榜单数据也无法用来衡量歌曲的国民传唱度和艺术品质。

无独有偶，在数据智能服务商“艺恩”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由你音乐榜”推出的“2020星指数年度男歌手排行榜”（按照《2020腾讯娱乐白皮书》的说法，这个榜单是以用户在腾讯新闻平台的内容消费和互动量为基础，以明星词库为统计对象，全面整合内容点击量、互动参与量、明星话题热推、关键词搜索等数据，按照专业的算法权重进行求和得出指数评分）当中，肖战也以明显的优势高居榜首。[21]整个2020年只有《竹石》《光点》《最幸运的幸运》等三首非翻唱、非合唱歌曲的肖战，也因此获得腾讯方面送出的“腾讯新闻星推榜星力量”、“腾讯娱乐星指数年度男歌手”的奖杯，这则由“腾讯新闻星推榜”报道的新闻随即又被当作重要的荣誉，在肖战粉丝社群内获得广泛的宣传，让众多参与制造数据的肖战粉丝收获成就感和自豪感，成为有效的“固粉”素材。这个案例可谓清晰地折射出一种弥漫在互联网资本所主导的泛娱乐产业链当中的“数据拜物教”。在这个持续不断地生产流量数据的产业链路当中，“流量明星”团队依靠“粉丝运营”手段将粉丝征用为“数据劳工”，调动他们的“为爱发电”的劳动力以及“为爱氪金”的购买力来制造数据；互联网平台借助“流量明星”导流平台，收获“饭圈”贡献的流量数据和内容付费数据，继而依据唯数据论的评选逻辑为“流量明星”颁发荣誉；由此而来的荣誉又会在“粉丝运营”的过程中充当某种想象性的回馈与报偿，被用来巩固“数据劳工”与“爱豆正主”的情感联结，维系粉丝社群的忠诚度与凝聚力；而粉丝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和氪金数额，也会增加粉丝“脱粉”的沉没成本。在“粉丝运营”实践者所设想的理想情境中，内容制作机构还会因为感知流量数据所带来的收益，优先聘用“自带流量”的“流量明星”；品牌主也会倾向于聘请“流量明星”来充当代言人，以便将“饭圈”的粉丝热度转化为品牌的经济效益。[22]这条粉丝社群、艺人团队、平台方、内容方、品牌主、广告商等环节环环连通的产业链路，由此构成了一种以某些可被特定的大数据算法挖掘和量化的数据作为最重要的关键绩效指标的泛娱乐闭环；在这个泛娱乐闭环里，可供变现的特定数据仿佛成为了最受看重的价值衡量尺度，被相关从业者用来衡量文创内容的价值、“流量明星”的价值乃至粉丝与爱豆的情感联结所蕴含的商业价值，各种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也因此受到唯数据论的深刻支配，笔者将这种弥漫在上述泛娱乐闭环里的文化氛围称作“数据拜物教”。

借鉴自韩娱爱豆工业的“粉丝运营”实践模式，也正是在这样的泛娱乐闭环中获得广泛的运用，形构出上文所述的“饭圈文化”，进而推动“饭圈实践”不断扩张。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和韩娱爱豆工业相比，内娱爱豆工业在职业培训机制和内容输出机制这两方面都存在着结构性的缺失。就职业培训机制而言，对韩娱爱豆工业来说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就是CJ、SM、YG、JYP、FNC、CUBE、Big Hit等公司所主导的相对完备的练习生制度。这些公司兼具“娱乐经纪公司”和“艺人企划公司”的属性，它们会选拔很多拥有潜力的年轻人作为练习生，为其提供训练场地和教学师资，对其进行全方位的严格的业务能力培训，培训内容以唱歌、跳舞、RAP为主，同时还会辅以形体礼仪、语言谈吐、表情管理、身材管理等方面的训练，以及英语、汉语、日语等外语的教学，最终挑选出一些符合公司企划意图的练习生，给予他们组团出道的资格。正是以这种艺人企划公司“全面经纪”（토털 매니지먼트/total management）战略下的练习生制度作为韩国爱豆工业的基础，自1996年出道的H.O.T以来，一个又一个业务能力出众的韩国唱跳团体得以问世，让“韩流”的唱跳文化风靡东亚，甚至对欧美也形成了引人瞩目的文化输出。[23]但是，内娱爱豆工业尚未搭建起足够严格的培训机制和准入门槛。从肖战当年参加的“素人养成类”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到2021年腾讯视频新推出的“男团养成类”选秀节目《创造营2021》，这些真人秀节目所“养成”的包括肖战在内的大多数内娱爱豆都与同时段的韩娱爱豆存在较为明显的唱跳能力差距，但他们却在韩娱传播受限的宽松竞争环境中占据着广大的市场空间，享受着内地市场的人口红利和“饭圈”为其创造的新媒体势力。就内容输出机制而言，韩娱最明显的优势是形成了以KBS、SBS、MBC、Mnet等大电视台为主体的较为成熟的“打歌舞台”，韩国的电视媒体每周都会有《音乐银行》《韩秀榜》《Show Champion》《M！Countdown》《Show音乐中心》《人气歌谣》等多档打歌节目，让韩娱爱豆团体能够拥有一些输出稳定而又竞争激烈的高水平的唱跳舞台。[24]但是，内娱爱豆工业却未能成功地搭建起类似的“打歌舞台”[25]；选秀出道的内娱爱豆所能拥有的唱跳舞台，主要是一些由流媒体平台主办的网络综艺晚会或者由电子商务平台赞助的电视综艺晚会。

在“大数据时代”的产业生态转型进程中，内娱爱豆工业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结构性缺失还带来至少两个令很多人感到不满的后果。其一，在“数据拜物教”的氛围中，互联网资本主导的影视项目策划往往会对“IP+流量明星”模式产生路径依赖，很多“互联网+文创”的内容制作机构都热衷于聘用“流量明星”来担任主演，试图借助“饭圈”的传播力和变现力来打造“粉丝经济”。于是，不少选秀出身却又缺少稳定的唱跳舞台的爱豆，顺势跨入资源更多、来钱更快的影视行业，充当“IP剧”、“IP电影”的男女主角。2019年秋天上映的由肖战领衔主演的《诛仙》，就是这种“IP+流量明星”模式的产物，这部由腾讯旗下阅文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新丽传媒出品的电影，虽然是改编自入选“2016中国泛娱乐指数盛典中国IP价值榜网络文学榜Top10”[26]的同名小说，但其成片的品质却让很多并未佩戴“粉丝滤镜”的“路人观众”倍感失望。在由网民影迷、电影人、文化学者、影评人、资深媒体人参与投票的“2020年金扫帚奖”[27]评选中，《诛仙》被选为“最令人失望影片”，肖战被选为“最令人失望男演员”，而《诛仙》的女主演孟美岐也被选为“最令人失望女演员”。如前所述，通过“素人养成类”选秀节目出道的肖战既没有接受过长时段的练习生培训，也没有接受过表演方面的科班训练。而孟美岐虽然是一位曾在韩国接受过长时段唱跳培训的归国爱豆，但她的演技却并未接受过磨砺。然而，在弥漫着“数据拜物教”的产业链路中，此类以唱跳团体成员的身份出道、演技未经磨砺也难以服众的爱豆，却频频挤占原本可以属于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的位置。这种“跨界呛行”的现象，让不少影视从业者和电影爱好者产生了对于“劣币驱逐良币”趋势的担忧；而这种现象所牵涉的深层问题——借鉴自日韩爱豆工业却又在互联网资本主导的泛娱乐闭环中发生异化的造星流水线，对于中国内地原有的已经形成自身脉络的以专业院校体系为代表的人才培养机制所构成的冲击、侵蚀乃至排斥、挤压，也引发了不少文艺工作者与文创内容用户的担忧。

另外一个后果则是，主要针对爱豆的唱跳舞台的“应援打榜”异化为主要针对流量明星的新媒体势力的“应援打榜”。日韩粉丝社群的“应援文化”原先是围绕打歌节目、公演现场等场合所提供的唱跳舞台形成的。爱豆的粉丝会被粉头组织起来，统一着装、统一道具，手持统一颜色的荧光棒，配合具体的歌曲，做出统一的动作，呼喊统一的口号，与舞台上爱豆的唱跳表演形成互动。这种与唱跳舞台紧密呼应的现场“应援”行为也被称作“打call”。在组织良好、配合默契的情况下，这种“应援”既能够“给爱豆排面”，也能够增强唱跳舞台的感官冲击力和视听震撼力。同时，韩娱的打歌节目还依据音源下载量、专辑销量、视频播放量、观众投票数、专业人士评分等参数，形成了一些具有一定公信力的榜单，用以标识爱豆团体及其唱跳作品的人气指数。韩娱爱豆的粉丝社群的“打榜”活动原先也正是围绕这些打歌节目的榜单形成的，粉丝社群会在粉头的带领下，研究并遵循相关规则，开展有组织性的打榜投票活动，力争提升爱豆团体的唱跳作品在榜单上的排名。然而，由于唱跳舞台的结构性缺失与“数据拜物教”的跨行业盛行，“内娱饭圈”的“应援打榜”更多是针对明星的新媒体势力进行的。新浪微博明星势力榜的官方简介就颇具症候性：“快来明星势力榜为你的爱豆打call吧！”在这里，“打call”这个词不再联系着“粉丝应援”与爱豆表演之间的默契配合，不再联系着优质舞台内容的传播，而是异化为“做数据”的行为，也就是在赛博空间中为爱豆制造“正面”数据、助长舆论声势、控制网络风评的行为。与韩国打歌节目的规则不同，微博明星势力榜是以明星微博的阅读量，明星微博所产生的转评赞数据（“粉丝互动数”），网友发布的提及该明星昵称或名字的所有微博在统计周期内的总阅读量，网友搜索该明星姓名或昵称所产生的搜索量的综合指数，以及粉丝赠送给该明星的虚拟道具数量作为主要参数的，而所谓的虚拟道具既可以通过活动领取，也可以付费购买。这样的榜单很快就成为新浪微博日活数据和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唯数据论的“应援打榜”也因此获得了从中获利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推波助澜。在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平台方与“流量明星”团队的共同压榨下，粉丝社群的劳动力与消费力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变现机制转化为泛娱乐闭环里的滚滚金流。然而，那些由“饭圈做数据”制造出来的榜单信息却始终缺乏足够的公信力[28]，与“应援打榜做数据”相关的刷量控评、养号刷分、流量造假、集资应援等问题，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上述两个后果又会进一步引发第三个后果，诸多“非饭圈人士”对于“IP+流量明星”模式下某些较低质量的影视内容所持的批评态度，与“流量明星”的粉丝社群试图制造并增加“正面”数据、消除或压制“负面”数据的群体性行动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因而他们的媒介使用与意见表达时常会遭遇“饭圈控评组”的成规模搅扰，甚至有可能遭遇“饭圈反黑战士”的粗暴攻击和恶意投诉，由这种常被称作“饭圈出警”的现象所引发的网络摩擦，在过去几年里不断加剧着很多“非饭圈人士”对于“流量明星”和“饭圈文化”的不满情绪。而如前文所述，在肖战团队的“粉丝运营”下出现的肖战粉丝跨圈侵犯和越界“应援”现象，则以极端化的形式将“流量明星”和“饭圈文化”的问题集中暴露在公众面前，使得已然酝酿的积怨终于发生内爆，而“肖战”也就成为多重话语的纽结点，成为多方“非饭圈人士”重点针对的抵制对象。在2020年4月下旬抵制者与肖战粉丝群体的结构性矛盾变得愈发难以调和之后，“流量明星”产业链中的利益共同体所主导的过度营销和傲慢公关，非但没能真正地消弭抵制者的不满情绪，反而进一步激起抵制者的厌烦；而一些态度激烈的抵制者所遭遇的“限流”、“屏蔽”、“删帖”、“禁言”、“炸号”、“封锁词条”，更是激起了他们对于社交媒体平台背后的人为干预者的愤怒。而由于肖战走红之路所依凭的重要资源（《陈情令》《诛仙》《斗罗大陆》《余生请多指教》等）与肖战工作室所属公司的股权结构，都或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势力强大但口碑欠佳的腾讯系泛娱乐资本。于是，“反对压制言论自由”的话语与“反对资本操纵舆论”的话语就在“抵制肖战”的舆论浪潮中发生了微妙的耦合，形构出引言中所提到的那幕引人瞩目的话语景观。

结  语 

2021年2月27日，就在肖战发文回应一年前的“227事件”，为当时的“偶像失声”道歉之前，一个tag为“#张小斐全国粉丝后援会解散#”的话题登上了新浪微博热搜榜的榜首。2021年2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演员张小斐在出道十多年之后，因其主演的观影总人次超过1亿的春节档票房冠军《你好，李焕英》[29]的持续热映而获得极高的知名度与关注度，微博上随即出现了名为“张小斐全国粉丝后援会”的账号及其群组，这个并无企业认证蓝V标识的账号在2月24日发布声明，呼吁张小斐的经纪公司大碗娱乐回应该后援会提出的“数据支持”、“粉丝活动”等“应援”需求，但它却始终没有获得经纪公司的回应与对接，最终只得宣告解散。

这场经纪公司与粉丝组织之间的博弈让这样的问题再次引发热议：“流量明星”式的“数据维护”与形构“饭圈”的“粉丝运营”，真的是身处大数据时代的成名艺人的必由之路吗？在互联网资本主导的弥漫着“数据拜物教”的泛娱乐闭环之外，还有哪些别样的路径可以选择？更进一步说，虽然在学界和业界的既有讨论中，后援会之类的粉丝组织常常会被视作“粉丝赋权”的标志，但是我们必须追问的是：粉丝组织里的粉头与普通粉丝如何形成了差序性的权力圈层结构？在缺乏有效监管的充满灰色地带的“饭圈”应援产业链当中，哪些粉丝获取了可观的利益，而这种获利又是如何以其他粉丝的无偿奉献作为前提条件的？粉丝社群在获得媒介赋权、消费赋权、群体赋权的同时，又如何受到大数据算法所牵涉的技术垄断、“粉丝运营”所牵涉的商业运作、举报机制所牵涉的平台权力与公共权力等多重势力的有形无形的规训？而抵制者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赋予的权利[30]的行使，以及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明确表态与内容发布，同样也是某种消费者自我赋权与新媒体用户自我赋权，他们所遵循的赋权路径又会受到怎样的规制？那些“明星黑粉”、“对家粉丝”与那些因为反感“饭圈”而参与抵制的“非饭圈人士”在舆论浪潮中的混杂，又会在何种程度上造成“饭圈观念”对于“非饭圈人士”的渗透？“饭圈”群体跨圈侵犯所引发的圈层冲突，又会在何种范围内酿就“同态复仇”的情绪，进而导致“饭圈实践”的扩大化？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在“互联网+文创”向“人工智能+文创”的演进过程中，随着大数据驱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大数据应用技术发挥越来越广的影响，本文涉及的多方行动者都将在媒介变革与产业转型合力造就的新生态下面临新的选择；对于文化研究者来说，其间发生的种种交锋中的互渗、耦合中的裂变，都将成为新的值得关注的课题。

* 林品，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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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豆瓣用户“大杯无糖乌龙茶”于2020年5月14日在豆瓣小组“自由吃瓜基地-更爱我自己”中发布的帖子（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75626742/），知乎用户“勇闯天涯的冰碴子”在2020年5月14日对于问题“大部分人是跟风讨厌肖战还是真实讨厌？”的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4403514/answer/1222804641），新浪微博用户“@肖某事件受害者互助bot”于2020年9月16日发布的微博（https://weibo.com/6984262573/JkUHMvOK1）都使用了“肖战惹到了所有人:极左反资本，极右反举报，中左反教唆，中右反炸号，绝对中立烦营销”这句话，并且获得了很多用户的赞同。

[2] 就“狂热爱好者”这个义项而言，各种文艺、体育、娱乐项目的狂热爱好者都可以被称作“fan”，但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这些“fan”的称呼通常是以“项目名称+迷”作为构词法的；鉴于“粉丝”这个原义为某种用绿豆淀粉、玉米淀粉、地瓜淀粉制作的细条状食物的词语，是在2003年8月林资敏关于“视觉偶像”造星策略的著作《抓住怪怪粉丝（fans）——视觉行销策略》出版之后，随着以2004年问世的《超级女声》为代表的电视选秀节目风靡全国，才被当作“fans”的中文音译流行开来的，本文重点研究的“粉丝文化”，并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球迷”、“影迷”、“歌迷”等早已有之、源远流长的文体爱好者，而是特指以偶像型艺人为中心形成的狂热仰慕者社群文化。

[3] 高寒凝：《虚拟化的亲密关系——网络时代的偶像工业与偶像粉丝文化》，《文化研究》，2018年第3辑。

[4] 胡岑岑：《从“追星族”到“饭圈”——我国粉丝组织的“变”与“不变”》，《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

[5] 国家网信办举报中心：《国家网信办“清朗”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暨网课平台专项整治依法查处第二批存在问题的网站》，微信公众号“网信中国”，2020年9月15日，https://mp.weixin.qq.com/s/9v6Nzkfr9xeDGzEcj6qucQ。

[6] 邵燕君主编：《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2018年，北京：三联书店，第119-121页。

[7] 张隽隽、李丹琳：《偶像工厂与粉丝文化——试析日本杰尼斯事务所造星模式》，《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8] Suk-Young Kim, K-pop Live：Fans, Idols, and Multimedia Performance, Redwood City,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9] 林品：《偶像-粉丝社群的情感劳动及其政治转化——从“鹿晗公布恋爱”事件谈起》，《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高寒凝：《虚拟化的亲密关系——网络时代的偶像工业与偶像粉丝文化》，《文化研究》，2018年第3辑。Yan, Qing, and F. Yang , “From parasocial to parakin: Co-creating idols on social media," New Media & Society, 2(2020).

[10] 艺恩数据：《这可能是最好的粉圈运营白皮书，<粉圈新洞察与粉丝运营进阶全攻略>》，粉圈新洞察与粉丝运营进阶全攻略》，微信公众号“艺恩数据”，2019年6月19日，https://mp.weixin.qq.com/s/JnAWB2eos5X6Yz9kGJpp0Q。

[11] 高寒凝：《虚拟化的亲密关系——网络时代的偶像工业与偶像粉丝文化》，《文化研究》，2018年第3辑，。Yiyi Yin, “An emergent algorithmic culture: The data-ization of online fandom i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ume 23, Issue 4, 2020. 童祁：《饭圈女孩的流量战争：数据劳动、情感消费与新自由主义》，《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5期。

[12] 赞意、胖鲸：《2019明星营销指南》，2019年7月17日，第35页，http://www.goodideamedia.com/file/2019-guide.pdf。赞意：《赞意CEO乌东伟：怎样让“明星营销”更有效？》，微信公众号“赞意”，2020年9月21日，https://mp.weixin.qq.com/s/frvtI6QThO8toKMQhAOk0w。

[13] 程武、李清：《IP热潮的背后与泛娱乐思维下的未来电影》，《当代电影》，2015年第9期。CC-SMART新传智库：《中国IP泛娱乐开发报告》，微信公众号“影视大家”，2020年6月30日，https://mp.weixin.qq.com/s/kZLgCPAz-M8Y_S-U9Ib6-A。

[14] 赵静：《专访新湃传媒首席内容官杨夏：<陈情令>低魔幻、轻武侠的IP改编有核心，也有坚守》，《电视指南》，2019年第19期。

[15] 2020年7月9日，新浪微博与肖战工作室就粉丝引导管理相关问题进行了谈话。在这次谈话结束之后，新浪微博社区管理官方微博“@微博管理员”发布公告：包括“@巴南区小兔赞比”在内的数个微博账号“因攻击媒体机构及发布不实信息引导骂战，根据有关社区规则已被关闭”，https://m.weibo.cn/1934183965/4526535883099584。

[16] 李玲、黄莉玲、李慧琪：《肖战事件背后：粉丝“反黑”举报成日常，路人要求夺回点名批评权》，搜狐号“南方都市报”，2020年3月7日，https://m.sohu.com/a/378227534_161795。

[17] 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腾讯娱乐星指数：《2020腾讯娱乐白皮书》，第60页，https://new.qq.com/qqfile/20whitepaper/out/index.html。

[18] 贤江：《2020年中国音乐产业报告：互联网音乐消费成为主流》，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腾讯娱乐星指数：《2020腾讯娱乐白皮书》，第71页，https://new.qq.com/qqfile/20whitepaper/out/index.html。

[19] 新浪微博、新浪娱乐、微博音乐、新浪音乐《2020微博娱乐白皮书》，第171页，http://f.sinaimg.cn/ent/2020/2020WeiBoYuLeBaiPiShu.pdf。

[20] 崔恒勇、王哲：《数字音乐专辑的版权转化研究》，《中国出版》，2018年第10期。

[21] 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腾讯娱乐星指数：《2020腾讯娱乐白皮书》，第70页，https://new.qq.com/qqfile/20whitepaper/out/index.html。

[22] 艺恩数据：《这可能是最好的粉圈运营白皮书，<粉圈新洞察与粉丝运营进阶全攻略>》，粉圈新洞察与粉丝运营进阶全攻略》，微信公众号“艺恩数据”，2019年6月19日，https://mp.weixin.qq.com/s/JnAWB2eos5X6Yz9kGJpp0Q。

[23] 김덕중, 남상현，대한민국 한류산업론: 한류 메이커스, KOFICE, 2017, pp.97-99.

[24] Suk-Young Kim, K-pop Live：Fans, Idols, and Multimedia Performance, Redwood City,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53-92.

[25] 李金陶：《中国音乐类偶像“打歌舞台”的发展弊端及原因》，《传媒论坛》,2021年第4期。

[26] 梁嘉烈：《<诛仙I>票房近3亿，大IP才是主力》，《投资界》，2019年9月17日，https://m.pedaily.cn/news/446531。

[27] “金扫帚奖”是由《青年电影手册》主办的奖项，其评选结果由两轮投票产生：第一轮投票由观众网络投票完成，从网络投票中产生提名名单，第二轮投票由专业人士和影评人从提名名单中实名投票产生各个奖项的归属。参见李霈霈：《第11届中国电影金扫帚奖评委名单出炉》，《山西晚报》，2020年6月1日。

[28] 李业：《流量产业化背景下虚假数据剖析及其治理——基于明星粉丝打榜的分析》，《传媒》，2019年第22期。李昱雯：《明星流量造假：粉丝主导的不良互动模式与转型路径》，《新媒体研究》，2019年第8期。

[29] 猫眼研究院：《<你好李焕英>观影人次破亿，票房升至中国影史第三名；<唐探3>票房升至中国影视第五名》，微信公众号“猫眼研究院”，2021年2月27日，https://mp.weixin.qq.com/s/9_pLed9gWRNT21fSJBZ0pQ。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发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

《文化研究》集刊

创刊时间：2000年

主办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主      编：陶东风、周宪

副 主 编：胡疆锋、周计武

编      辑：陈国战

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周期：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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