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馨 | 危险的附庸：从饭圈冲突看粉丝亚文化的权力逻辑

危险的附庸：从饭圈冲突看粉丝亚文化的权力逻辑

王宁馨

摘要

粉丝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文化受到东西方学者的广泛重视，女性粉丝、粉丝的消费实践和粉丝与主流社会的关系等领域也开始被关注和讨论。通过对2020年影响深远的饭圈冲突事件的虚拟民族志考察可以发现，粉丝社群内部存在依据性别化的身份认同而形成的等级化的权力结构，身处不同亚社群的粉丝处理饭圈事件的立场不同并由此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冲突。在这种饭圈冲突之中，粉丝亚文化复制和重申了主流权力体系和价值评判，成为了主流权力话语的“危险的附庸”，尽管存在一定意义的抵抗性，但本质仍然是被支配的弱者。

关键词

粉丝亚文化 冲突 粉丝社群 主流权力话语 危险的附庸

（本文出自《文化研究》第4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此为未编排稿。新媒体编辑：时豆豆）

一  粉丝亚文化的抵抗性及其受到的质疑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卡米尔•培根-史密斯（Camille Bacon-Smith）、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等早期的粉丝文化研究者，着重探讨的是粉丝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意义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由文本/文化产品规定或控制的，也不是由生产者规定或控制的，而是由消费者规定或控制的。可以说，读者/消费者从来都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盗猎者”，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解读文本，生产意义。这种观点赋予粉丝文化丰富的抵抗意涵，充满了对文本和文化权威的主动的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粉丝文化存在着丰富的类型：球迷、流行音乐迷、游戏迷等，都可以被归入粉丝文化之中。本文所关注和讨论的“饭圈”文化，具体来说应该被定义为“消费偶像明星（特别是男性偶像明星）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粉丝文化”。这种粉丝文化作为一种以女性消费者为主导群体的亚文化，也受到了性别研究学者和亚文化研究学者的关注。有不少学者认为，女性主导的粉丝文化，尤其是对耽美元素的幻想和消费，体现了她们对男性主导的主流文化的一种抵抗。不同教育背景、不同财富、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价值观的女性，通过互联网构建的赛博世界，结成了一个混杂的粉丝圈层，打破了旧有的区分和等级制度。这个圈层以女性为主体，形成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让女性粉丝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欲望，并以此来抵抗男性凝视和以男性异性恋话语为主导的主流价值观。刘婷比较了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耽美粉丝的抵抗策略，发现两地的抵抗策略是通过社交网络培养和传播的。[1]安德莉亚•伍德（Andrea Wood）提到,这种耽美文本在虚拟的亲密网络中创造了一个话语空间，一个“对轻率消费理想化异性恋媒体的反公众抵抗”。[2]同样，“反公众”（counter-public）的概念也被用来解释由耽美小说改编的中国电视剧。例如，电视剧将小说中的同性关系转化为隐性的“社会主义兄弟情谊”，通过这样的策略提高耽美亚文化在公众视野中的曝光度。[3]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满足粉丝的需求而重塑媒体文本的做法，可以被视为对现有权力结构的一种抵抗。[4]在这样的观点中，女性似乎找到了一种与主流文化竞争的另类亚文化。在这种抵抗论的思路中，女性与流行偶像关系的亚文化形式，被形容为一个动态平衡的、包容的、拥有充分主体性的社群，它看上去类似于女性主导的“卧室文化”，有一个相对包容的空间、灵活的机制，允许不同身份的人加入，并避免个体受到道德评判的风险。[5]

然而，我不得不指出，中国的“饭圈”文化显然并不能全然归入这种亚文化形式。它并不是对异性恋霸权下的主流文化的彻底抵抗或颠覆，也不是一种对主流权力话语的“防御性的退缩”（defensive retreat）[6]。虽然粉丝文化为女性粉丝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和自由的交流与幻想空间，似乎对任何愿意加入的人都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但这绝不意味着没有被除名的风险。粉丝社区已经制定了一套自我规训的标准和行为准则，限制成员的日常行动和言论。如果有粉丝违反了这套“饭圈”规则，就会立刻被粉丝社群贴上“叛徒”的标签。更重要的是，粉丝社群的自我规训体现了对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体系的复制和重申。等级制度再现了一些以男性为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比如对敌对的女粉丝进行身体羞辱，并用“婊”等性羞辱的词语攻击她们。男偶像在这种亚文化的环境中也从来不是安逸地享受万人追捧的，他们的地位摇摇欲坠，时刻处在粉丝社群的监控和严苛的道德评判体系中——它要求男性偶像必须符合女性粉丝制定的严格的道德标准（如不抽烟、不交女朋友等），否则就会被粉丝群体拉下神坛，遭到贬低和抛弃。

于是，这种女性亚文化的抵抗性受到了一些粉丝文化研究者的质疑。正如杨玲和徐艳蕊所言，在中国的文化管理制度下，粉丝大多拿起了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的“弱者的武器”，即“谨慎的抵抗和计算的顺从”。[7]伊芙•吴（Eve Ng）等人证明，耽美改编电视剧的女粉丝的文化生产和实践，通过对中国主流社会及其娱乐产业中异性恋结构化的民族主义政策和高度性别化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协商，体现了中国女性行使性别化主体性的娴熟方式。[8]

本文涉及的研究也对粉丝亚文化的抵抗性提出了质疑。本研究采用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网剧《陈情令》的粉丝社群为案例，基于微博平台进行长达八个月的线上参与式观察，关注女性粉丝主导的粉丝社群内部的圈层结构和权力关系，并且分析其社群内部是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自我规训来解决粉丝亚社群之间的矛盾冲突的，从而在本文中阐明这样的观点：由女粉丝主导的亚文化，远不是对男性霸权和主流异性恋文化的纯粹抵抗或防御，它是一种与主流文化、消费主义和国家权力的谈判和共谋，通过复制和重申主流的权力结构和价值体系来重塑内部等级和性别身份。同时，我的研究还将指出，即使粉丝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呈现出一种谈判和共谋，但是它们二者的权力和地位从来都不是平等的，粉丝亚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的互动之中始终处于次一级的地位，对主流权力话语表现出一定的顺从姿态。

二  粉丝社群内部等级化的权力结构

“饭圈”是一个等级化的、异质化的动态权力结构，不但有地位高低的区别，也有亚社群的形成，不同的亚社群之间还存在着长久的难以弥合的矛盾冲突。

以2019年夏天爆红的“耽改”网剧《陈情令》为例，其粉丝社群是以女粉丝为主导的。女性粉丝在参与这种粉丝亚文化的过程中，基于不同的性别化的身份认同，自发形成了粉丝社群内部的亚社群（subcommunity）。亚社群之间由于性别化身份认同的不同，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利益矛盾，并由此产生了激烈的饭圈冲突，2020年年初的“227事件”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在《陈情令》的粉丝社群中，两位男主角肖战和王一博各自的粉丝形成了“唯粉”的亚社群，同时，也有一部分粉丝偏爱两位男演员之间的被想象的配对关系，这种关系在英文中被称作coupling，因此这部分粉丝的亚社群被称作“CP粉”。基于不同的性别化身份认同和配对关系的想象，“唯粉”、“CP粉”的亚社群还可以向内细分成“妈粉”、“女友粉”、“博君一肖”、“战山为王”等等，更次一级的亚社群之间也时常爆发摩擦冲突。

在每一个亚社群内部，粉丝成员之间的关系亦不是平等的。一些粉丝通过不同的赋权手段在亚社群中树立权威，并因此获得了亚社群中较高的地位和较多的权力，拥有了一批自己的粉丝拥护者，以及一定的话语权和领导力。这些拥有较高地位的粉丝通常被称为“大粉”或者“粉头”，她们处在粉丝亚社群组织系统内部的高层，其言论和行动具有引导粉群内部集体行动的功能。这种粉丝自我赋权的过程可以被视作一种自我偶像化（self-idolisation）的过程——粉丝亚社群本身具有了一定的“偶像-粉丝”关系，亚社群中处于较高地位的大粉，其拥护者既是偶像的粉丝，也成为大粉本人的粉丝，在一定程度上追随大粉的行动、意见和立场，以及消费大粉生产的文化产品。因此，在这样的亚社群关系当中，大粉本人具有一定的偶像的功能。

粉丝研究学者伯莎·琴 (Bertha Chin)也关注到粉丝社群的权力结构，认为粉丝领袖可以通过积累社会资本获得权力。[9]我的研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扩充，粉丝自我赋权的手段大致可以依照布尔迪厄对资本的划分，分为粉丝经济资本、粉丝文化资本、粉丝社会资本、粉丝符号资本几种形式。积累经济资本是粉丝自我赋权的手段之一，粉丝通过大量购买明星代言的商品和明星的杂志、电子刊、数字专辑等方式（饭圈术语称之为“氪金”），在粉丝社群中获得较高的地位和权力，这种积累经济资本的形式并不仅仅是消费实践，还包括在粉丝社群内部公开“晒单”的展演。这种金钱的贡献被粉丝所重视，被认为是能够直接给偶像带来利益的方式，因此，氪金量大的粉丝往往能够吸引更多的社群内追随者，成为“大粉”。积累文化资本也是一种自我赋权的手段，在粉丝文化之中，这种手段主要体现在两种赋权方式上：一种是通过在粉丝社群中公开展演自己的学历以获得其他粉丝的崇拜和追随，因为较高的教育背景往往代表着拥有较高的审美品位和道德标准，粉丝们经常会将大粉的教育背景作为宣传的噱头以证明自己的偶像是值得喜爱的，是能够吸引有品位的人群的，因此，一些大粉在自我赋权的过程中会强调自己的教育背景；另外一种是通过一些粉丝二次创作来积累自己的文化资本，粉丝社群中的同人文学作者、同人漫画作者和擅长剪辑的“剪刀手”往往拥有较多的话语权和自己的追随者。此外，积累社会资本也能够成为粉丝自我赋权的一种手段，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人脉关系上，一些粉丝本职是媒体行业的业内人士，于是拥有更多机会和渠道接触一手信息和媒体资源，这类粉丝通常会在粉丝社群当中通过发布这些独家资料和业内评论来塑造自身的专业性，从而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自身的追随者。而在这里提到的前三种资本形式都为“大粉”提供了积累粉丝符号资本（fan symbolic capital）的可能。也就是说，“大粉”通过积累粉丝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者社会资本的方式获得一定的声望和名誉，即粉丝符号资本，这些符号资本赋予了“大粉”更高的亚社群地位和更多的权力。我认为，在目前的粉丝研究中，粉丝文化资本的重要性被过分强调了，粉丝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也需要粉丝研究学者给予更多的关注，以解释粉丝社群中复杂的动态权力关系。

这些被赋权的“大粉”往往在亚社群中处于较高地位，拥有一定的号召力和领导力，但同时他们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这些“大粉”被粉丝认为有义务在一些重要事件和关键问题上作为粉丝社群的代言人表明态度，例如，提醒粉丝们在某些关键纪念日谨言慎行、禁止发布娱乐资讯等等，因此，大粉的言行也具有一定的规训粉丝社群成员的作用。他们的所作所为时刻被曝光在粉丝社群的关注下，其言行往往也会成为“如何做一个合格粉丝”的标准。我在对《陈情令》粉丝圈中的“大粉”[10]进行深度访谈时得知，“大粉”的标签不仅仅给她们带来了众多的追随者，也迫使她们在面对粉丝亚社群之间的冲突时要及时表明立场，并带领粉丝们“开战”。每当偶像有新的代言商品或者登上某本时尚杂志封面，需要展现粉丝的购买力时，她们也不得不向粉丝社群“晒单”，以证实自己对于偶像的“忠诚”，以及自己作为一个大粉的带头作用。一旦有“大粉”在某些饭圈亚社群冲突中保持沉默，或者晒单的消费金额不够多时，她们便会遭受其他粉丝的谴责，作为“大粉”的权威也会遭到来自社群内部的挑战和其他亚社群的攻击。因此可以说，粉丝社群中处在较高地位的大粉，通过自我赋权的手段获得了饭圈中较多的话语权和号召力，但同时也丧失了一部分主体性，其言行和消费实践都时刻受到粉丝社群的道德评判。尽管大粉在粉丝社群中处在高位，尽管她们有权力制定一部分饭圈规则，但同时她们自己也难以逃脱规则的约束，甚至相较于默默无闻的处于饭圈底层的粉丝，大粉在社交媒体上所展现的“人格”具有一定的展演成分，其主体性是更加谨慎和经过计算的。

总之，“饭圈”并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粉丝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包含着层层嵌套的亚社群的异质化、等级化的复杂社群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唯粉”亚社群通常要比“CP粉”亚社群拥有更为集合的组织系统、更加明确的规训话语，通常也与偶像本身及其经纪公司有更紧密的联系，因此，在亚社群冲突面前，“唯粉”亚社群响应“大粉”号召的行动力也往往更加迅猛。

三  粉丝亚文化作为危险的附庸

基于对粉丝社群内部权力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结合2020年引起广泛关注的饭圈冲突事件，考察粉丝亚社群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及其处理冲突的方式。

在很多爱好相对特殊的网络社群当中，都存在着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则——“圈地自萌”。社群成员试图借助这条规则，避开“他者”的窥视和评判。亚社群的建构为粉丝提供了某种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因为这个空间内的成员都是相互认可的“自己人”，有着相似的饭圈性别角色和配对幻想，因此亚社群成员得以不被干涉地生产和消费粉丝二次创作的文化产品，相对自由地表达和交流追星体验。在微博情境中，这种“圈地自萌”的规则具体表现为，为了避免某些言论中的偶像名字被搜索功能检索到，“CP粉”在讨论有关男性配对的话题时要采用缩写或者代号，避免直呼其名。讨论偶像名字的权力被视作“唯粉”亚社群的特权，他们在日常的追星实践中也经常会检索偶像的名字，以确保搜索结果都是积极正面且符合主流价值评判的——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代表了耽美亚文化的CP幻想被排斥在“唯粉”所能接受的内容之外。因此，一旦有一方的言论越界，打破了“圈地自萌”的规则，“唯粉”与“CP粉”之间的亚社群冲突便会被挑起。

以2020年的“227”事件为例。《陈情令》的粉丝社群中，一位属于“博君一肖CP粉”亚社群的粉丝成员创作了一篇幻想两位主演配对的粉丝同人小说《下坠》，并将其发布到博客平台Lofter和海外的同人文学发布平台Archive of Our Own (简称AO3)，之后作者又将这两个平台的文章链接发布到微博上，引起了其他“CP粉”亚社群成员的广泛转发，亚社群中一些同人漫画的作者也为这篇小说创作了插图。由于这篇小说的两位主角分别被设定成未成年高中生与跨性别的性工作者，与主流的异性恋叙事及道德规范话语相悖，被认为有可能会影响肖战作为艺人的主流声誉，因此遭到了肖战“唯粉”的抵制。于是，在2月25日，肖战“唯粉”亚社群中的大粉“@巴南区小兔赞比”发布了一条获得许多大粉转发的微博，引导其他粉丝对这篇小说及其发布平台进行举报，微博中甚至详细指导粉丝如何向网信办举报中心进行实名举报。因为AO3平台是全世界同人爱好者的大本营，在国内也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这些用户分属于不同的粉丝社群和亚文化社群，因此，在2月27日，这场“唯粉”与“CP粉”的亚社群冲突跨越了《陈情令》粉丝社群的界限，其他社群的成员也参与进来，反对“肖战唯粉”对AO3的举报行为，并开始对肖战代言的商品展开抵制，这场冲突也就此被称作“227事件”。2月29日，国内用户开始无法登录AO3平台。由于各个圈层都有用户因这起事件而失去了原有的同人文学发布平台，这场亚社群冲突也就彻底破圈，演变为一场波及面很广的社会公共事件。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粉丝亚社群之间的冲突的根源，来自于粉丝社群潜意识里对主流权力话语的认同和归顺。“CP粉”创作的同人小说，包含了与男性主导的异性恋叙事以及主流道德话语相背离的元素，这些元素被视作是敏感的、需要“圈地自萌”的。而CP粉的这种“圈地自萌”，其动机便来自根深蒂固的对于主流话语的认同，对于“耽美”、“女化”元素有悖道德的潜在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也是“唯粉”所信奉的举报合理性的根源。戴锦华曾指出，中国的耽美文学的主流写作“不是逾越和搁置了权力关系的叙述，相反地，它是一种对于现实的权力秩序的复制和重申。”[11]女性所主导的粉丝亚文化亦是如此，其内蕴的权力逻辑依旧是对主流权力话语的复制。以男性为主导的异性恋叙事和主流的道德评判，弥散在一切试图摆脱男性凝视、憧憬拥有独立想象空间的亚文化之中，以女性为主体的粉丝亚文化也难以幸免。

中国的粉丝亚文化既不像费斯克、詹金斯等人所信奉的那样，充分凸显粉丝的主体能动性和积极创造力，也不像互联网2.0时代的一些粉丝文化研究者所认为的，呈现出对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体系的抵抗，更不是麦克罗比意义上的“防御式的退缩”。近年来，东西方的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粉丝文化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他们用自己的学术研究表明，逃入流行媒体世界往往并不意味着个人在逃避定义整个社会的歧视和权力体系，相反，这些等级制度被粉丝文化以不同的形式重新创造或重构。[12]郑熙青指出，中国的粉丝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与主流协商的亚文化。[13]我要进一步强调的是，粉丝亚文化不但是与主流文化的协商和共谋，而且两者的权力关系也从来不是平等的，粉丝亚文化始终处在主流文化的笼罩之中，其行为实践受到主流权力话语的支配，并且粉丝亚文化以一种顺从甚至谄媚的姿态，企图向主流权力话语靠拢。因此，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危险的附庸”，借以描述这种亚文化的样态：粉丝亚文化始终是作为主流权力话语的“危险的附庸”而存在的。

这个概念有两层含义。首先，粉丝亚文化是“危险的”。毋庸置疑，粉丝亚文化确实是包含一定的抵抗主流文化的成分。粉丝通过自发的消费选择与二次创作，构建出了新型的以女性为主导的亚文化，在远离男性凝视的饭圈空间中，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欲望和性幻想。男性的年轻、美貌、温柔等特质受到重视，“小鲜肉”因此成为受追捧的对象。这种亚文化对男性主导的异性恋叙事和正统审美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粉丝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确实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和颠覆，所以我称之为是“危险的”。

但是，正如本文所讨论的那样，粉丝亚文化始终处在主流文化的次级位置，是被支配的弱者，并以一种顺从甚至谄媚的姿态试图向主流权力话语靠拢。这种现象既体现在粉丝亚社群对主流权力话语的认同和复制，也体现在粉丝社群将“被主流所接纳和认可”视作奋斗目标和炫耀资本。正如在“227事件”中，“唯粉”认为“CP粉”同人小说的边缘题材会影响偶像的主流声誉。因此，“唯粉”十分排斥“CP粉”的配对幻想，并试图将自己的偶像与“耽美”、“同性”、“腐”等标签进行彻底切割，这也导致“唯粉”和“CP粉”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冲突。这些冲突也被粉丝归为对“CP粉”的“提纯”，即把原本喜爱CP配对的粉丝转变成某一方的“唯粉”，而“提纯”的一个途径便是“解绑”，即解除被配对的二位男明星彼此绑定的印象，脱离原有的与耽美亚文化相联系的标签和身份。所以，包含配对关系的同人小说是无法被“唯粉”所认可和接受的。所有这些粉丝实践本质上就是对主流的异性恋权力话语的靠拢。

此外，由于粉丝亚文化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多重影响，“自带流量”的“小鲜肉”男星开始走进主流视野。而粉丝对于偶像登上春晚舞台、加盟主旋律影视项目、参与官媒宣传活动等经历更是十分看重，将这些视作主流文化对其偶像的认可和接纳。因此，粉丝的日常言行会以宣传这些方面的事迹为重点，试图融入主流的价值评判体系。这些行为也可以被视作是以一种弱者姿态向主流权力话语靠拢和归顺。这也是我将粉丝亚文化定义为主流权力话语的“附庸”的重要原因。

* 王宁馨，伦敦国王学院文化媒体与创意产业研究专业博士候选人。

注释请查阅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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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集刊

创刊时间：2000年

主办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主      编：陶东风、周宪

副 主 编：胡疆锋、周计武

编      辑：陈国战

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周期：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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