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珊珊 | 搜集整理与文艺创作的融合：对20世纪80年代《徐文长的故事》文集的考察

搜集整理与文艺创作的融合：对20世纪80年代《徐文长的故事》文集的考察

梁珊珊*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艺被重新定位为“人民口头创作”，体现劳动人民的生活、理想与斗争。将民间文艺中的积极因素转化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资源成为时代的命题。绍兴地区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写作能力的文化工作者被动员起来，书写徐文长故事。他们尝试性的写作方法常游移在搜集整理与文艺创作之间。文本中的徐文长形象已从自在于民间的反叛者、调笑者转变成了具有民主意识的反传统文人。以祁连休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则试图以“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的类型将徐文长故事文本涵盖其中。这种故事书写方式，体现了基层社会主义通俗文艺生产机制的运作特点，也映射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故事书写者自我定位的转变。

关键词

民间文学 民间故事 徐文长

（本文出自《文化研究》第4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6月，此为未编排稿，新媒体编辑：王琳）

民间文学因最为贴近民众，拥有先天的“人民性”特质，成为群众进行人民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从共和国初期“人民口头创作”学科范式的奠定，到社会主义基层文化体系的建设，再到1958年新民歌搜集的运动，群众文艺创作受到官方的肯定与鼓励，诸多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文艺创作热情大大激发，一批立足地方性与人民性的“新民歌”“新故事”应时而生。对于文艺作品“人民性”的强调，将一批基层文化干部推向群众与官方的中介位置，成为群众文艺创作的主要力量。诸多民间故事正是在这一时代思潮之下，被冠以“人民口头创作”之名，逐步实现着叙事的当代转型。徐文长故事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一   徐文长故事的应时书写

徐文长故事，以晚明绍兴文人徐渭为人物原型，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衍化和丰富。徐文长故事自明清便混溶于绍兴民众的生活当中，以反映当地市井文人的生活为主要倾向。在历史演进中，徐文长故事逐渐涵盖各种类型的叙事，并随着学者对民间故事的研究不断被发掘和重新界定。这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徐文长故事的书写和定义，与当时设立的基层文化体系直接相关。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北京成立，对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中国有了固定的组织机构。在其统领之下，各地纷纷组织成立地方民间文艺研究会，并协同文化馆、文化站、群艺馆的工作人员一道展开基层文化的书写与宣传工作。

浙江地区即是其中的典型。在绍兴，一批青年人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怀抱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投身社会建设，将传统故事中的徐文长从一个来自市井的离经叛道者模塑成为具有民主意识的文人形象。这批故事经历了地方文化工作者的精挑细选和精心书写，相关故事集分别经《西湖》文艺编辑部（197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并作为机智人物之典型被学者讨论（1984年），徐文长故事完成了它在共和国叙事的转型与定型。此后，这批文本作为成熟的民间文学作品被广泛引用，奠定了当下徐文长故事叙述的主流传统。

（一）故事书写人：地方文化工作者

   根据1980年代初期《徐文长的故事》编撰者之一寿能仁回忆，1951年，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层层动员之下，绍兴地区开始了对徐文长故事的重新搜集和打造。[1]

    彼时的寿能仁刚二十岁出头，自绍兴稽山中学毕业后于1950年在绍兴的一家国营银行工作，是单位有名的笔杆子。与他同时被动员的，还有三位年龄稍大的地方文化人：阮庆祥，绍兴市文化馆干部，也是几位故事书写者的联络人和动员者，负责统筹故事的搜集、整理和发表等事宜；谢德铣，原绍兴师专（现绍兴文理学院）教师，在当时负责师专校刊的编撰工作，文笔好，并对发表、出版等事颇为熟络；李韩林，长期生活在杭州的语文教师，杭州市民间文艺研究会成员，自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开始自发搜集、整理徐文长故事。四位具有较好知识水平的地方文化人构成了一个组织较为松散的故事写作班子，并通过不定期向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学习理论与方法、到绍兴采风等活动，在共同摸索中搜集、整理和书写徐文长故事。

（二）故事书写方法：在搜集整理与文艺创作之间

资料的搜集一贯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步骤。1950年之后，“搜集整理”又作为专有名词进入民间文艺工作者生产民间文学作品的具体过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规定：

本会宗旨，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2]

尽管当时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原则概括为“十六字方针”，即“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3]，但通过阅读20世纪60年代辑录的民间文学作品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民间故事的具体书写过程，始终与民间文艺工作者大量的筛选、修改和润饰相伴随。徐文长故事的发掘和书写也不例外。诸多民间笑话在当时社会情境下被强调的乃是“战斗性”，亦即对于腐朽的旧制度、旧阶级的斗争与对新生活的渴盼。

同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地方文化人一样，徐文长故事的书写者们也在故事书写过程中同时受到以上两种思潮的影响。这一点，在笔者对于寿能仁的访谈中也得到了证实。他再三强调，像“都来看”[4]这类故事是不能选进故事集里去的：

（这类故事）把徐文长贬低了，徐文长不是这样一个人。有的（故事）有点下流，说徐文长骗农民什么的。（上级指示）说徐文长做人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有些故事难就难在，不要听人讲得好听就写，要看这个故事到底是教育人的，还是别人污蔑他的。[5]

虽然几位书写者当时对于徐文长故事的搜集颇多，但符合编写要求的故事则经过了层层筛选。书写者自身也唯恐因“恶作剧”“恶讼师”等关于故事“恶”的主题而矮化了作为人民“好故事”主人公的徐文长形象。

上述理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徐文长的故事》结集出版之时。在1979年由《西湖》文艺编辑部结集出版的《徐文长的故事》前言中，四位编撰者仍有这样的表述：

但是，也应该看到，社会上有些流传故事却是无名作者的随意创作和记录，思想性较差，很多篇还含有庸俗下流的毒素。在旧徐文长故事中，有的是统治阶级的有意歪曲和捏造，用以贬低攻击和丑化徐文长，在他鼻子上涂灰抹粉，也有不少故事，是某些帮闲文人的随意编造。他们借了徐文长的名义，把许多有害无益的笑话和低级趣味的故事，如“骗瞎子”、“都来看”、“请人吃粪”等添油加醋，无限夸大，张冠李戴，把它们一古脑儿都硬说成是徐文长的故事。当然，在旧的徐文长故事中，也有不少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我们必须遵循党的双百方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徐文长故事重新作一番认真的搜集、整理，使之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6]

以上介绍，足见几位编撰者立足弘扬地方文化、彰显徐文长人物品格而对故事采取的选择性采录和书写倾向。故事中的徐文长形象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引导之下、在写作者的筛选和重新叙述过程中被不断重塑。在具体的行文中，还处处可见当时文化人对于字句的推敲、对于故事结构的完善。

（三）故事书写过程：从搜集整理到发表与出版

《徐文长的故事》一书的成型，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累积和打磨过程。从1960年起，这些故事开始陆续在《民间文学》《东海》《西湖》《故事会》《群众演唱》等报刊杂志上发表。[7]在向大众刊物不断投稿的过程中，几位编撰者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几经摸索，他们逐渐掌握出故事书写、发表的一定规律。根据浙江《山海经》杂志（浙江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下属民间文学杂志）原主编陈德来的介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通讯仍不便利，杂志编辑无法及时要求来稿作者进行文字上的细改。一则民间故事从投稿到刊载的过程，不仅考验着编辑的眼光，也促使编辑直接参与到不少文稿的修改当中。除此之外，从整理发表到集结成书的过程中，彼时的文化界对这批编撰者也有颇多指导。《徐文长的故事》前言中提到，在搜集整理过程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浙江省分会、《东海》杂志社、《西湖》杂志社、绍兴县文化局、绍兴县文管会、绍兴县文化馆、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以及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赵景深等均有所帮助。[8]

翻阅《西湖》文艺编辑部、浙江人民出版社及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三版《徐文长的故事》，可以发现，虽说故事集的前言中叙述了四位编撰者就故事的情节内容向绍兴各机关单位作过的调研，且当时的大背景下，关于故事整理的具体方法有“应记明资料来源、地点、流传日期及流传情况等”[9]的相关规定，但每则故事之后并未附上相关的情况介绍。可以认为，四位编撰者对于徐文长故事的书写，并未严格地遵循官方指示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办法。同时，此前冠以采写者姓名见诸刊物的多篇民间故事，还给了他们一种自身文艺才能被肯定的期许，加深了他们对于徐文长故事编撰的文艺化倾向。面对这些修改，当时的不少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持肯定态度，甚至亲自动笔对故事进行修改。赵景深便在1982年版浙江人民出版社《徐文长的故事》的序言中指出：

我认为这本书诚然有许多别的好处，但最好的地方就在于“身后是非定要管”。对于徐文长的故事，这本书的确做到了认真的搜集整理，还人物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这位爱国主义艺术家加以颂扬。这就符合了事物本质的特点。

……

我看了原稿，有的地方也略加改订。例如，《猜帽子》，我作了必要的增补；《凉亭比梦》，我作了一点删削。个别文字也作了一些小的调整。[10]

在各方因素的共同影响下，1980年代出版的《徐文长的故事》成为一种介于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与文艺创作之间的作品选集。这批故事基本保持着自在于民间之时的情节结构，同时又在细节、措辞、故事异文的处理及主题的彰显上有的放矢，成为共和国初期民间故事采集、研究的样板。

细读当时出版的徐文长故事集，可以发现对徐文长故事的重新书写过程，首先是故事的重新挑选过程。在作为定型版的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的《徐文长的故事》中，共收录故事47篇。这其中，“都来看”“弄父出屎”“喝茶上当”等典型的徐文长恶作剧故事，都不见了踪影；徐文长出于报复的目的、以黠智取胜的主题，在故事集中多被删改和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表现徐文长好打不平、幽默智慧等正面特征的故事。譬如，同样是表现徐文长的智慧，“竿上取物”“猜帽子”二则故事均隐去了民众口头叙事中徐文长以巧智为赌，获取白食的情节内容，而将故事的发生时间放在徐文长幼时，以“有一年春天，徐文长的伯父想试试孩子们的聪明”[11]；“徐文长从小很聪明，左邻右舍都喜爱他”[12]等话语显示徐文长智斗的合理性。“当然，民间故事的主题往往是复合的。历史上关于徐渭的叙事，既具有诙谐捉狭的一面，同时也显现着底层文人的道义与才智。这一时期，故事的叙述集中放大了徐文长身上优秀的品格，将其模塑成为平民阶层的代言者和出头者。因此，就故事集的整体来看，表现徐文长市井油滑属性的故事数量大量减少，而彰显其底层文人身份与平等意识的故事大为增加。这一趋势背后，既反映着不同时代文化人关注重心的差异，也反映着这一时期文化人对时代精神有意识的靠拢。

二  徐文长形象的时代建构：从反叛者到建设者

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着故事中的徐文长形象发生变化。在中华民国时期，文化人所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传统的反抗、对于健康新人的培育，因而故事呈现出更多对传统规则、制度、礼俗的解构特征。而新中国 成立之后，社会更为需要的是新的社会秩序的建设者——这也影响着多数地方文化人的自我定位及他们对故事的叙写。对于社会建设而言，一个不囿于任何规章和道德的反叛者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诸多锋芒过露的故事被筛去，大量故事的情节被改写。在新编的故事集当中，徐文长既是旧传统的解放者，又是新秩序的建设者。以下，笔者将通过对徐文长《写招牌》故事的三个版本——1929年林兰《徐文长故事》（三集）中的刘大白采录本、1946年王忱石《徐文长故事》（第四集）中的采录本及目前通行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徐文长的故事》采写本的比较分析，对徐文长形象的时代建构过程作一概览（见表1）。

以上三则故事叙述内容各有差异，但我们仍可将他们都归类在民间故事而非文人创作的范畴当中进行讨论，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民间故事母题：①文人题匾母题；②改字母题；③巧做生意母题。另外，从表1的比照中，我们发现，三则故事的叙述尽管差异不少，但仍有一些情节的共同点。三者的主要情节均是以徐文长为点心店写招牌时故意漏掉“心”字中间的一点为起因，以生意店生意兴隆，但店主（要求徐文长/自行）将招牌改过为故事的发展线索，并有着点心店生意清淡的共同小结。王忱石本的故事讲到这里便已结束了。另外两则故事，还拥有一段共同的发展过程：店主在徐文长的再次指点下，将招牌中“心”字当中的一点刮去黑的，涂上红的，点心店生意得以恢复。通过对于招牌的三次题写，《写招牌》构成一个典型的三段式故事。

在共同性的基础上，本文基于情节、主题、人物形象的对比，分析故事因时代和叙述者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一）叙事情节的差异

在情节方面，三则故事最显著的差异有二。其一，王忱石版故事情节短小。相比其余两则故事，王版故事缺少了第三次改招牌的情节。王版故事与刘大白版均采录于民国，这意味着彼时的民间已然流传着一批故事的异文。其二则是刘大白采录本中徐文长为谋取“白食”而写招牌的立意，在谢德铣等人的写作的文本中，被有意识地隐去，进而对于故事的主题立意和徐文长形象构成了连带性的调整。

（二）叙事主题的差异

情节的差异与调整，直接影响到三则故事主题的侧重。其中，刘大白采录的故事，主题在于表现徐文长通过自身的聪明才智获得“吃白食”特权，并设法得以维持。文本中，徐文长使尽黠智，目的在于维持这一特权。即作为下层文人的徐文长或为温饱、或为谋财而捉弄他人，为的仅只是维系自身的生存权利。

相比于刘大白所采录的文本，王忱石版故事集所记录的文本少了徐文长“吃白食”的出发点，同时也少了前一则故事的第三组情节，即店主试图恢复生意，再次求徐文长写招牌的单元。但由于叙述者的角度不同，这则故事仍然完整而有趣。在这则故事中，徐文长并不具有戏弄他人的歹意，甚至待人的态度是较为友善的。这些差异，反映了徐文长形象在民间流传过程中，早已存在不同的面孔。民众对徐文长形象的不同理解，为20世纪80年代文本中叙述话语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谢德铣等人的故事叙写依然大体遵循了之前的故事结构，又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改动。其中最明显的改动，在于采录者根据当时的故事采录标准，抹去了徐文长“吃白食”的恶作剧特质，将点心店生意的起落归结于店主态度的转变。此时的徐文长则是颇具正义感的文化人形象。

尽管仍依稀能看到徐文长好计谋、好报复的影子，但总体而言，此时的徐文长与店家、与民众十分亲近。新时代的《写招牌》已然成为一个颇具教化意义的故事。

（三）人物形象的差异

三则故事的立意不同，也构成了故事中相应人物关系的差异。在刘大白采录本中，徐文长与店主的关系是比较亲近的，但也并非一味友好。这里的徐文长有着底层文人的智慧，也有着民间人物共同的缺陷与质朴的爱憎观。

同为民国时代辑录的故事，王忱石版故事中的人物关系较刘大白采录的文本有所不同。在王忱石版本中，徐文长的形象是智慧的、友善的，而店主的形象——一个质朴而较真的市民形象也通过从获得招牌时候的“欢喜”到发现白字后“硬要文长将字改好”的细节得到表现。在徐文长与店主一“智”一“愚”的比照中，故事的趣味性得以加强。两则故事中徐文长形象的差异，反映着民众对于底层文人早已有了不同的认知。

同时，从两则故事呈现的不同话语中，可以看到以徐文长为代表的市井文人，一方面是充满智慧和才能的，能想普通民众未曾想、做普通民众未能做：另一方面，他又是危险的，他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愚弄者和欺骗者，时常为谋求自身利益而使用诡计。这些复杂的情感，是市井文人与绍兴民众长期互动而沉淀的结果。

在谢德铣等人辑录的文本中，最明显的一处改动在于对“吃白食”情节的删改，从而使徐文长从原本亦正亦邪的恶作剧者转化为拥有智慧和学识的惩恶者。

三  拟构到定型：学者视域中的“机智人物故事”

研究者对于民间故事中“机智”特性的关注，在民国时期已初现端倪。1949年后，研究者对于民间故事中“机智”属性的重提，则源自对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关注。张紫晨在其《民间文学基本知识》中提到：

这里还要说到一点的，就是和笑话密切有关的多民族的机智故事。比如蒙古族的《巴拉根仓》的故事、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藏族的《阿古登巴的故事》，还有汉族的徐文长故事等，也都是民间很珍贵的讽刺文学。它们在各个民族里，都是以一个传情化和理想化了的人物为中心的故事群。这种故事比较复杂。它的主人公，不管是巴拉根仓还是阿凡提，也不管是阿古登巴还是徐文长，在不同的场合下，不同人们的嘴上，时常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思想性格。但是他那爱憎分明的特点，他的超人的智慧，他的敢于捉弄、嘲笑、挖苦和讽刺权势者，同情弱小者的特点乃是其性格的主要方面。他是人民智慧的生动表现。[13]

可以看到，在新时期，学者视野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智慧人物故事”所具有的特殊性被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主人公“爱憎分明的特点”“超人的智慧”的强调，“敢于捉弄、嘲笑、挖苦和讽刺权势者，同情弱小者”成为机智人物群像的共有特征。钟敬文早在民国时期对于徐文长故事“智慧”特征的强调，[14]又使得作为江浙汉族智慧人物代表的徐文长故事顺理成章地进入学者拟构的“中国机智人物故事”体系。

诚然，“机智人物故事”在如今看来是一种流于主题先行的故事拟构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封建传统忤逆者的徐文长等人的故事中，确实存在不少锄强扶弱、以智取胜的因子，且在大量故事异文中呈现出模式化特征。主人公面对强敌所秉持的底层智慧，也一贯是此类故事吸引大众的特质之一。因而，以“机智人物故事”为切入点的故事整理，既是地方文化工作者基于特定视角对民间社会的再度发现，也是他们对既有民间文学文本的重新解读。

    这一时期，段宝林、天鹰等学者均尝试着对“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的属性加以论述与归纳；以祁连休为代表的一批年轻学者更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便到各地有意搜集、整理相关故事。[15]在这批学者的身体力行下，对“机智人物故事”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成为全国民间文艺界共同关注的学术思潮。

1984年，《徐文长的故事》文集业已修订完善，并经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付梓。同年6月6日～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室主办的“全国机智人物故事学术研讨会”在湖北咸宁召开。据记载：出席此次讨论会的70多位代表，来自19个省、市、自治区。会议共收到有关我国机智人物故事的论文50篇。[16]

当时在民间故事研究领域已颇为知名的学者刘守华在其提交的论文《湖北机智人物故事的特点及其重要价值》中写道：

……上述故事从何而来呢?目前还难于作出准确的同答。但可以指一个重要事实：它们大多早已见于中国著名的徐文长故事中。……由于他言行奇特，便有不少关于他的趣闻轶事生于民间。久而久之，人们把许许多多情趣健康或情趣低下的滑稽故事都附会在他身上，把他变成一个汉族机智人物的艺术典型。他的故事经过口头与书面形式的广泛传播，在我国城乡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被角写字》，《玩弄石匠》，《该当何罪?》等篇，放在徐文长名下，显然不可能是实有其事、只能是出于附会，但早已作为徐文长故事流行于民间，它不大可能由湖北的某—个机智人物身上跑到徐文长身上去，倒极有可能由湖北的口头文学家把它从徐文长那里搬到杜老幺、文三猴子等人身上来。[17]

这次会议召开之后，学者们关于“机智人物故事”的理论架构初步拟就。同在1984年，在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组织编撰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采编工作中，“机智人物故事”已然被作为单独的类型[18]并被编码进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丛书的编辑细则之中[19]。徐文长故事作为机智人物故事之典型的说法，在中国民间文艺学术研究界得到了公认。我国拥有“北阿凡提，南徐文长”[20]的“机智人物故事”分布格局，也成为不少前辈学者、地方文化工作者的共识。现有的资料显示，包括祁连休选编的故事集在内，为数众多的“机智人物故事”选本往往会选取几则徐文长故事作为典型，而这些故事文本的选用，又多来自于1980年代出版的《徐文长的故事》。

1984年以来，《徐文长的故事》作为文化产品的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这也使得众多读者对于徐文长的了解，逐渐被简化为故事集中的典型故事。“北阿凡提，南徐文长”一语的指向便集中于故事人物的智慧特征，对于传统故事中原有的丰富内容——尤其是人物本身促狭滑稽的一面未加阐述。

结  语

民国文人对徐文长故事的搜集，既试图保持故事民间市井属性，又有选择地选取其中对于传统社会秩序具有颠覆性质的故事进行类型拟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已完成了大半，此时的社会面临破旧立新，更面临重新建设。这些时代思潮直观地影响着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故事叙述。在上下联动的故事筛选之下，一些被认为是“庸俗”“不健康”的故事情节被修改或剔除。同时，当叙写者出于种种目的对故事情节作出调整之时，故事中的其他情节与人物关系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传统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重新编排与整合。

对徐文长故事重新叙写的过程，也迂回地表现着故事书写者自我认知、自我定位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基层文化工作者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中拥抱全新的时代，同时也为自身的平民文化人身份、为新时代给予的文艺创作权利而自豪。于是，他们笔下的徐文长相应地从自在于民间的反叛者、调笑者转而成为乐于助人、充满善意的平民文化人。在故事的选择上，他们自觉地筛除那些体现徐文长品行当中“恶”的特质的作品，并以“统治阶级的有意歪曲”“帮闲文人的随意编造”为由为自身的重新叙写正名。一种融汇启蒙知识分子追求、时代主旋律和传统民间意趣的全新故事叙述模式在此过程中逐步确立，并通过故事集的出版、文化精英的肯定及“机智人物故事”的命名得以巩固。而这一新的故事样态，又以其对时代精神的正面应和，影响着后续的故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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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珊珊，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讲师。本文为2022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徐文长故事的口头传统与跨文体书写研究（22NDQN219YB）的阶段性成果。

[1]笔者根据2017年2月11日下午在绍兴市区寿能仁家中对其的访谈记录整理，访谈后不久，他便因病逝世。

[2]《民间文艺集刊》编辑部：《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民间文艺集刊》，1950年第1期。

[3] 毛巧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第74页学苑出版社，2018年。

[4]“都来看”故事叙述徐文长骗瞎子洗澡，遭周围妇孺调笑，内容诙谐。

[5]笔者根据2017年2月11日下午于绍兴市区寿能仁家中对其访谈整理。

[6]谢德铣、阮庆祥、李韩林、寿能仁：《徐文长的故事》，西湖文艺编辑部，1979，第5页。

[7]谢德铣、阮庆祥、李韩林、寿能仁：《徐文长的故事》，西湖文艺编辑部，1979，第5页。

[8]谢德铣、阮庆祥、李韩林、寿能仁：《徐文长的故事》，西湖文艺编辑部，1979，第6页。

[9]《民间文艺集刊》编辑部：《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民间文艺集刊》，1950年第1期。

[10] 谢德铣、阮庆祥、寿能仁、李韩林整理：《徐文长的故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序言第3页。

[11]谢德铣、阮庆祥、寿能仁、李韩林整理：《徐文长的故事》，第1页。

[12]谢德铣、阮庆祥、寿能仁、李韩林整理：《徐文长的故事》，第3页。

[13]张紫晨：《民间文学基本知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第58-59页。

[14]钟敬文在1925年提出：“关于张五麻子的几则故事应该归于呆女婿一类。因为‘智慧’和‘愚騃’是人性中的两个方面，在我们中国民间的传说里，代表智慧方面的人性的故事，便是徐文长；代表愚騃方面的人性的故事，便是呆女婿。”见钟敬文：《致赵景深君论徐文长故事》，《京报》副刊第328号，1925。

[15]祁连休：《智谋与妙趣——中国机智人物故事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编：《笑的艺术：中国机智人物故事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第333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编：《笑的艺术：中国机智人物故事论文集》，第6页。

[18]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非正式出版资料），1987，第25页。

[19]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非正式出版资料），第160页。

[20]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非正式出版资料），第818页。

《文化研究》集刊

创刊时间：2000年

主办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主      编：陶东风、周宪

副 主 编：胡疆锋、周计武

编      辑：陈国战

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周期：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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