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女子被造谣“出轨快递小哥”之后
12月8日，吴思琪整理事发以来的录音材料。新京报记者肖薇薇摄
文 | 新京报记者 肖薇薇 实习生 李雨凝
编辑 | 胡杰 校对 | 陈荻雁
►本文约5371字 阅读约11分钟
被偷拍后的五个多月里，28岁的杭州女子吴思琪（化名）感觉生活失控了。
她删除了大部分通讯录；几乎不再出门，每天醒来，她手机里面有几百条新的私信，一罐速溶咖啡几天喝完，烟一天能抽一两包。
8月初，一段9秒的视频和编造的聊天截图，在网上传播。
视频画面是一家快递点的内景，从一张桌子往上摇，站在门边，身穿紫色碎花连衣裙的吴思琪进入画面，她身旁是堆满包裹的货架，刷着手机和拿着包裹的三个男人在走动。这是一个月前，她去小区门口的快递驿站时，被隔壁便利店老板郎某偷拍。
此后，郎某与朋友何某分别饰演快递小哥和对面小区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小富婆”在微信上聊天，编造了“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剧情。视频和微信截图被扩散，甚至登上了杭州同城热搜。
8月13日，余杭警方通报，郎某和何某因诽谤他人被行政拘留9日。10月26日，吴思琪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请求以诽谤罪对造谣者依法惩处。
吴思琪说，她的生活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因为处理这件事牵扯的精力和时间，她被公司劝退，此后的工作面试接连失败，自己已经“社会性死亡”。相似经历的网友找到她抱团取暖，她说“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案例，追责到底，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在法律上是违法的。”
27岁的郎某头上冒出了白发，事发后便利店一度生意冷清，他更换了招牌，他告诉记者，“等法院的判决结果下来，该承担的责任会承担”。23岁的何某不愿接受采访，他的朋友称，他在工厂和家里两点一线，“有几次崩溃哭了，后悔了，知错了。”
“我是受害者本人，在求助”
12月8日下午，长长的取暖器摆在客厅中央，一只猫咪窝在一旁，两把椅子面对着摆放，吴思琪坐在一边，曲起腿靠着取暖器，她已经接受了三个小时的采访。
吴思琪化了妆，涂了腮红和口红。她讲几句，不时清一声嗓子。她声音喑哑，轻声说抱歉，站起身，走到厨房冲了满满一杯咖啡。走过来坐下时，双手握住杯子，身体往前倾，听着记者的提问。
最近两周，采访排满了她的每一天。她在两张纸上记下预约采访的媒体与自媒体号，已经超过了二十家。
除了必要的外出时间，譬如与律师见面或陪生病的男友上医院，她每天几乎都在接受采访。采访一个接一个，结束时已经接近凌晨。她给没安排上的媒体发信息说抱歉，“毕竟大家都在帮助我维权。”
四个月前的8月6日晚，她第一次看到了那段偷拍视频与编造的聊天截图。
吴思琪回忆，她当时是“无法形容的极度的愤怒”。
男友李博文（化名）说，那个晚上他们几乎没有合眼，吴思琪躺着时会忽然抽搐一下，“她心里很害怕，崩溃，但没有告诉我们。”
吴思琪说，8月7日上午，视频传到她所在的同事群、小区业主群与超市团购群。有人很快认出是小区门口的快递驿站，提醒道，“女生取快递要小心偷拍。”
她甚至收到一位国外网友的信息，只有一句，“你和快递小哥上床视频我们全都看了。”
郎某与何某编造的聊天截图里，郎某使用的是真实微信号，而何某是注册的小号。朋友们把转发在各个群里的消息给郎某，有朋友调侃，“兄弟你要火了”。
郎某告诉记者，他是出于虚荣心，吹吹牛皮的想法，和何某编造了聊天记录，配上偷拍的女业主视频发到了群里，“只是为博大家一笑，没想到被人把聊天记录传了出去。
郎某说，他所在的是一个杭州改装车爱好者的群，277位群友大多在现实中认识。群里男网友多，三天两头放一些美女视频，开些玩笑。
他很快找到最早的一个转发记录，8月5日，群友陶某转发至一个一百多人的群，从而扩散出去。在被扩散的过程中，色情图片被添加进来，被打包再继续转发。
车友群主意识到事态严重，赶紧将群解散了。
8月7日上午，吴思琪和李博文报了警。李博文找到便利店，郎某承认了偷拍行为，他帮助联系到何某与陶某，去良渚派出所接受警方调查。“警方最初的答复是正在调查中，对三人首先进行了批评教育。” 吴思琪说。
担心很多转发记录会被删除，无法保留证据，吴思琪将偷拍视频和聊天记录发在微博和朋友圈，写道：“我就是本次诽谤案受害者本人！大家如果看到传播的诽谤信息，请截图发给我！”
杭州电视台找到吴思琪，她戴上口罩与黑框眼镜接受了采访，她说，“我不仅是为了自证清白，更是为了请大家将证据发给我。”
她每天收到几百条网友发来的截图和截屏，她点开马上关上，分类保存整理到文件里。”
吴思琪说，搜集证据时，她一坐能坐几个小时，“心情很平静”，她感觉不到饥饿，一杯接一杯喝咖啡。
网友提到的很多转发过文章的网站，她去检索时已经被删除了，她找到一篇《这谁的老婆，你的头已经绿到发光啦！》的微信文章，8月8日发布在一个自媒体公号上，阅读量超过了1万。翌日，她将文章打印，去杭州市公证处对浏览量做了公证，固定了证据。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对郎某、何某作出的行政处罚书。受访者供图
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作出行政处罚书，“经查证，郎某与何某利用信息网络公然侮辱、诽谤他人，属情节较重。”郎某和何某被行政拘留9日。
“是她吗？”
警方通报后，吴思琪很少再收到带有恶意的私信，但她的生活如同一副多米诺骨牌，一块接一块地已经倒下了。
她主动在电话里告知了父母她的遭遇，“对话变得小心翼翼。”妈妈提议她要不要回老家休息几天。“我为什么要回去？我是在这里受到伤害，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我为什么要离开？”她语气激动。
那些天，她还收到了很多消息，大多来自手机里“不熟悉的人”。“问一下最近怎么了，有些就是瞎聊几句。”她意识到，“他们知道是我，不管事情是真是假，只是好奇想吃瓜。” 她开始删除通讯录，从这些“不熟悉的人”开始，电话号码基本删光了，微信也删了几百人。
同事们私下的讨论也传入吴思琪的耳中。大家提起我受伤害的经历，当成一个笑话去说。”她得知，一位8月初新入职的同事，甚至拍摄了一段她在公司的视频，发到了一些群里。
吴思琪说，因此事的影响，她请假一周，接到了公司的劝退电话。“人资说，你需要时间处理这件事，也需要时间去接受自己的状态，你在家休息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以去找一些其他的工作机会。”
这是她进入设计行业的第八年。今年3月份，她应聘上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岗位。
吴思琪说，工作之余，她会做好每周的计划，比如周末约好友，逛周边好吃好玩的网红店，日程排得很满。
她喜欢有烟火气的生活。冰箱上贴着许多在超市与书店拍的照片，下楼遛弯时总是逛到超市去，看着一排排货架，“心里很满足，日子简单，很规律，很舒服，也很美好。”
她仅有的几次出门，是去派出所和公证处。有一次到公证处时正赶上午休时间，她站在咖啡店门口抽烟，路过一个男子一直盯着她看，在拐角处突然掏出手机对准她，她跑过去，一把拽住他，“拍什么了？”李博文跑来，抢过手机，果然是拍了女友，他删除了视频，清空了垃圾箱，男子不肯说理由，嗫嚅着说，“对不起，对不起。”
走在路上，在地铁上，或者在便利店，只要看到有人掏出手机，吴思琪会条件反射性地偏过头。
李博文的工作常需要出差，他放心不下女友，无法参与工作，也离了职。
李博文说，有一天晚上10点多，他拉着吴思琪去小区里散步，她戴着口罩，小区里零零落落走着几个人。两个女人经过，盯着她看，李博文听见一句，“是她吗？”他看向吴思琪，她挺得笔直往前走，没说什么，但能感觉到情绪一下低落下来，她从那以后再也不肯出门散步。
12月11日，吴思琪与男友去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递交补充材料。受访者供图
无法达成的和解
8月22日，郎某从拘留所出来。他更换了超市的名字和招牌，这是他贷款开的超市，刚装修完开业不久。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客人上门，有朋友告诉他，“女业主会担心被偷拍。”
郎某告诉记者，被拘留的9天里，他无数次在后悔。“太傻了，不懂法，以为这是开一个玩笑，耍耍群里的人，吹吹牛皮。”
何某回到了工厂上班。他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这几个月，他除了上班，几乎不再出门，也没参与过朋友聚会，“有几次崩溃哭了”。他转发一篇报道给何某，过了一天，何某回复他，“我后悔了，知错了，”
吴思琪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在她看来，郎某和何某似乎很快回归了正常生活。事发后她多次路过郎某的店，隔着玻璃门见到他，“为什么不主动出来，面对我本人，说一声对不起呢？”
李博文联系郎某，沟通双方的和解事宜。吴思琪提出两点要求，一是，造谣者录制视频公开讲述事件经过，并向她和家人道歉；二是，造谣者承担她在这件事中造成的实际损失。
郎某回复称，“愿意接受你们提的道歉方式。”
8月31日，郎某与何某拍摄向吴女士道歉的视频。受访者提供
在与何某见面沟通赔偿事宜时，吴思琪记得，“他说了句对不起，我无法形容听到的感受。”这是她在事发后听到的第一句当面道歉。
吴思琪提出，赔偿包括她和男友失业时间的工资、案件证据公证费用、律师咨询费等，郎某、何某，视频转发者陶某每人58000元。
吴思琪告诉记者，何某一直在讨价还价，希望赔偿降到3万元。“那我觉得他道歉的目的是讲价，这不是一个认错的态度，这个道歉我没办法认。”
郎某同样认为赔偿金额过高。他表示，“吴女士只提供了一份公司开具的工资证明，没有提供月工资流水，应该赔偿半年吗？对于她男友的失业造成损失，我们来赔偿也不合理。”
和解不了了之。“不是和解失败，而是我看到他们的态度，他们没有一个承担错事的态度，我放弃了与他们和解，决定打官司维权。”吴思琪说。
传播者陶某在群里发布了公开道歉后，主动找到吴思琪的代理律师，达成了和解。
传播者陶某在群里发布的公开道歉。受访者供图
郎某说，他接到很多网友打来的电话，“质问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道歉。”起初他会解释自己已经拍了道歉视频，至于其他的赔偿，“等法院的判决结果下来，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后来他只安静听完挂断电话。“我也有生活要过”。
一位郎某的朋友则质疑，“他被拘留了9天，我看着他也一直配合受害者谈和解的事情，她现在一次又一次曝光，是因为想当网红吗？”
想成为一座桥梁
9月8日，吴思琪感觉“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到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就诊，被诊断为：抑郁状态。李博文则“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断断续续住院。
吴思琪找到律师，她希望对造谣者进行后续追责。尽管这又增加了一笔开销，她说，“我的经历不是个案，而是一个社会现象，它能让有如此龌龊之心的人知道，这是触犯了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部负责人李楠律师介绍，对于这类捏造事实的诽谤案件，受害者一般是以名誉权为案由提起民事诉讼，但是情节严重，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的可以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她指出，本案中郎某和何某捏造暧昧微信聊天内容，并将摄录的吴女士视频和聊天内容截图发至微信群的行为属于“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如果同时达到了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情形，吴女士可以对郎某和何某提起刑事自诉，要求对方承担刑事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于冲，从事网络犯罪研究多年，他认为，本案出现了偷拍者、编造者和传播者三方，就需确认造谣者与传播者之间是否存在被组织与被指使的关系。首先，偷拍者与编造者同属于造谣方，应负刑事责任；但传播者若是在不知道该信息为谣言的前提下传播，则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0月26日，吴思琪委托代理律师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刑事自诉材料，请求法院以诽谤罪对郎某、何某依法惩处。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郑晶晶律师代理了本案。
根据吴思琪出具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浏览量的公证书和搜集到的群截图，统计群聊人数超过了五万人。郑晶晶认为，“根据司法解释，诽谤信息实际被浏览点击的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可以认为是情节严重，这个证据已经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我认为提起刑事自诉应该可以立案的”。
等待法院受理结果的过程中，吴思琪投了几份简历，应聘设计行业和家居行业的总经理助理岗位。她去面试时，遇到询问“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离职？”的问题时，她会如实告知这几个月的经历，包括她的抑郁状态，“对方会表示一下同情，面试就止于这个话题了。”
吴思琪说，或许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接纳我，“我这种状态，就是处在社会性死亡中吧。不知道这种状态未来要持续多长的时间。”
一些网友开始找她倾诉。有网友发来大段的文字，述说自己曾经被偷拍或被诽谤的经历，她记下号码，等空闲时再仔细听她们的经历，给一些建议。
一个独居的年轻女孩告诉她，因为每晚开灯睡觉，“被邻居造谣她是不良职业者，时常有人路过她的窗边，会说些难听的话。”她鼓励道，“你别害怕，把证据先录音或拍下来。”
12月8日下午，采访的间隙，她拿起手机，点开微博，每天都有几百条未读私信，她几乎从不遗漏，挨个回复，大部分的网友发来鼓励的话，多是“加油”“你一定能维权成功，坚持住。”
吴思琪说，在这件事上，她要追责到底。“一旦我妥协，一些女生看到，你勇敢地站出来，最后还是退缩了，那我们还要不要站出来为自己维权，这是会直接带来影响的。”
她希望自己能打胜这场官司。“到那时，我不再是一个负面新闻的受害者，以一个负面的形象出现的，而是以一个正能量的形象出现。”
她说，她想成为一座桥梁。桥梁的这边是一些正在遭遇和已经遭遇诽谤侵害的受害者们，桥梁的这边是媒体从业者、法务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这是她最近两周一直在思索的东西，“能不能把这些力量集结起来，每个人抽出一些自己空余的时间去帮帮他们，可以给他们很多力量。”
吴思琪说，她现在心情好了许多。她为自己做了红色的美甲，男友和来采访的记者买了两束花，她抱到凳子上，一朵一朵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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