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贺桂梅：“中国”视野与当代文学（文化）研究

“中国”视野与当代

文学（文化）研究

贺桂梅，《“中国”视野与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0期

一

“10年”并不是一个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有效的时间段，不过，我这10年的研究还是可以大致划出一个内在主题，那就是对作为理论问题的“中国”的关注和讨论。

这主要表现为三项研究活动。其一是2010年出版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这本书侧重对1980年代的六个重要思潮展开知识社会学式的考察与清理，力图在一种跨学科（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跨领域”）的“思想”视野中重新理解80年代知识界的重要活动。这种“重新理解”之成为可能，在于同时将“80年代”、“中国”、“文化”这三个关键词问题化。特别是，只有在一种全球性的视野中，当“中国”被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政治与文化构造空间与场域时，所谓“80年代”或“新时期”，所谓“文化”（或文学或思想）才可能获得一种新的观照视野。其二是2014年出版的《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这本书收录了我在2008—2012年写作的重要论文。一方面，仍旧采取了一种跨领域式的分析法，涉及1940—197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1980年代的思想史研究与1990年代迄今的文化批评；与此同时，更强调了某种整合性的历史视野，试图把50—70年代、“新时期”、90年代以来乃至“新世纪”，视为某种有着内在的连续与断裂关系的历史过程，进而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之“当代性”与“中国性”做出批判性讨论。其三是仍在进行中的课题“当代文学（1940—1970）的民族形式建构”，力图在一种能动性的历史结构关系中，讨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文学如何构造自己的民族性、革命性与当代性。对毛时代的评价与冷战式的意识形态分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人们常常会忽略，这种意识形态评价其实主要借助的是民族性修辞，或称其为前现代的“古典”时期乃至“封建思想复辟”，或称其为“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反的评价指向的是同一种表意形态。这就使得去关注这一时期中国与文学的民族性到底是如何构造出来的，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将所关注的不同层面的问题汇聚到“中国”这一理论焦点上，对我，始于对1980年代文化与思想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如果不同时把“中国”这个范畴理论化与历史化，很多文学、文化与思想问题的内在症结实际上是难以把握的。这就需要某种“全球性”的分析视野，而不能仅仅在单一的民族国家框架内，在中国社会内部知识界许多既有的话题性分析范畴中展开研究。这是我当时特别强调“外部”与“内部”视野互动的原因。不能仅仅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内部关系中来理解，毋宁说，那正是将“新时期”这样一个意识形态范畴自然化的内在逻辑，而需要在全球性的70—80年代转折、在社会主义中国如何“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在美国主导的“现代化范式”的全球性扩散，特别是中国在全球格局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等角度，来重新理解1980年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我讨论1980年代文学与文化思潮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很大程度上，把“中国”问题化，事实上也可以说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与知识界的文化实践之间形成紧密互动关系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无论就“中国现代文学（文化）”还是“中国当代文学（文化）”而言，“中国”常常被下意识地视为一个“自明”的存在。人们更关心作为时代性标志的“现代”或“当代”，更关心作为再现媒介的“文学”或“文化”，而不怎么讨论“中国”这一前提性的存在。显然，在许多时候，“中国”的理论意义不被重视，是因为人们共享着许多共同的前提，比如历史意识、时代认同、问题诉求，特别是学科规范等，“中国”由此只是标示一种“客观”性的国别差异，一个不言自明的讨论场域和学科范围。只有当这些共享的前提发生问题的时候，“中国”作为一个理论性问题才成为可能。而这个时间，大致始于1990年代。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在我的理解中，“中国”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1990年代提出，可以从三个概念及其代表的面向说明。其一是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和关注，是与1990年代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同步出现的，因为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装置。正如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以理论化方式极为敏锐地指出民族国家、现代文学与“内在的人”这个三位一体的现代性装置之构造性，正是文学在日本社会开始边缘化的1970年代才得到指认，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也始于1990年代文学“边缘化”的时刻。在这个时期，“中国”认同的建构与现代文学体制的密切关系开始被讨论。刘禾因此称中国现代文学为“民族—国家文学”。汪晖在《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则更明确地指出，80年代形成的中国知识界主流思想之所以缺少批判性，正因为一种新的历史格局“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可以说，“现代性”在1990年代成为一个理论问题，一方面是全球化格局改变了中国定位自身的方式以及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视野，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理解方式，不再局限于“现代主义”逻辑之内，而使得跳出现代性视野的批判性研究成为可能。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其二是“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整合性研究对象的提出。这与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转换相关。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社会理论中，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方式常常没有得到有效讨论，而更多地关注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冲突等问题。对中国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讨论，起源于冷战时期的美国，这一研究领域被称为“区域研究”，其中“中国研究”开始脱离传统的汉学研究而成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翻译介绍并持续至今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已出4辑），就是这种研究范式的成果之集大成。它们基于某种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组织形态，由此，取代50—70年代作为主流的“革命”范式的，是由国家、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地域、家庭等关键词构成的“现代化”范式。某种意义上说，1990年代社会科学的主流化与人文学科的边缘化是同步的，这不仅意味着人文学科已经风光不再，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化”范式的全面获胜。但与此同时，也正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的背景下，新的批判思想也开始出现。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理论化与问题化，不仅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现代化范式与革命范式的冲突，也是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如何思考中国之另类道路的尝试。

其三则是近1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崛起”而在海内外知识界展开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等的讨论。尽管存在着种种分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样的讨论中，一种新的分析中国问题的思路开始出现。“中国”不仅被理解为一种现代性装置、一种国家形态和现代社会构成体，更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漫长历史传统的“文明”：它一方面显现出以普适化形态出现的关于国家、社会、现代化、民主等的现代性理解，其实是一种“西方”的现代文明形态，同时强调了当代中国可以与中国漫长的历史传统发展更积极的关联方式，以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而又具合法性的国家、社会与文化形态。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中国的“文化自觉”特别是现代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中蕴含的独特的历史经验，成为思想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二

显然，在强调“中国”作为理论范畴而被问题化之历史性时，也需要说明这种谈论中国的方式。如何能够摆脱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限制，同时也不是简单地沦为其反面的世界主义或西方主义的。对我而言，这首先意味着一种批判视野的获得，即从一种本质化的现代主义逻辑中摆脱出来，在不同层次的结构性历史关系中，理解“中国”作为一种现代的政治与文化主体如何被构造的过程与方式。将“中国”问题化，毋宁说正是要破除种种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思路，而充分地理解中国之建构性与历史性。

当“中国”不被视为一个先在的本质性主体或现代性思路导向的目标，而是一个不同层次权力关系构造的场域时，意味着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层面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构造和认同，如何历史地被建构出来。事实上，有关“中国”认同与建构的政治性与文化性，总是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中形成的，这也使得其作为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的构造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发生时代性的变动的。一方面，需要把握“中国”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具体构造方式，这一定程度上需要某种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视野，才能把握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社会构成体的构造方式。从这个面向上，全球格局、国家关系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都需要进入问题讨论的视野，因此，某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整体性把握是必要的。文学（文化）的体制性存在方式（包括出版、传播、评价、再生产等）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可能得到较为宏观性的理解。另一方面，需要理解“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与政治共同体被构造出来的具体认同方式。在这个层面上，文学与文化的意义显得格外重要。这种意义不仅仅是民族主义认同方向的，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的主体想象和文学（文化）运作方式。

第二个层面是，由于文学（文化）运作的具体场域就发生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场所之内，因此，需要讨论这种文学（文化）运作如何与“在地”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生活惯习与情感结构等建立对话关系。在此，“传统”成为一个格外重要的关键词，它将历史地显示出文学运作的“中国性”（主观的认同层面与客观的历史构造层面）的具体内涵。也可以说，关注“中国”的这个层面，就是要关注借以完成文学写作与文化构造的那些具体要素，特别是写作者的情感结构以及他/她在与“民族文化”对话的意识中“发明”传统的能力。第三个层面，涉及“当代性”的具体历史内涵和动力方向。这指的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社会构成体的具体政治内涵。显然，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构成了中国之当代性理解的具体内涵，如果缺少“人民当家作主”，缺少“革命”与“阶级斗争”这些关键内涵，关于“中国”/“文学”的理解显然是非历史的；同样，在所谓“新时期”，“现代化”构成中国之当代性理解的具体内涵，如果缺少“现代”、“民主”、“人道主义”等关键内涵，关于这一时期文学与中国的理解也同样是非历史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现代的构造体，关于“中国”的理解必须是历史的，这也使得探究其“当代性”构成了将中国问题理论化的重要面向。

大致而言，这三个面向涉及的是作为“国家”与“民族”的构造与认同形态，文学（文化）运作与本土场域中的“传统”进行交涉的能力，以及具体的政治认同方式。这也正是“中国”、“当代”、“文学”这三个关键词所指涉的内涵。将“中国”问题化，也就意味着将“当代”与“文学”同时问题化。三者之间的勾连方式将不再是自明的，而是构造性的，因而研究实践也可以能动地介入其中。

三

在具体的方法上，为了显示三者的勾连关系，我大致在考虑两种研究路径，即跨学科与长时段视野。要整体性地理解“中国”问题，显然需要跨出文学（乃至人文学）的视野，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社会理论的观察路径，或者换一种说法，需要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以把握结构性的社会构造关系。也就是说，为了显示“文学”的主体性，仅仅在“纯文学”的视野中显然是无法做到的，需要将文学放在与他种艺术形态、人文学，乃至社会学的互动关系中，理解其独特性与有限性。在这里，“跨学科”并不是“抛弃”文学，而是为文学寻找更大的视野。一般而言，社会科学常常被视为客观的知识，而人文学特别是文学被视为主观的知识。不过，需要意识到的是，这仅仅是现代知识体制内部的分类法。事实上，以“科学”“理性”“客观”面貌出现的社会科学，在如何理解“国家”、“社会”、“人性”等等层面上，充满着叙事性与意识形态性。文学与人文研究如果局限在这种意识形态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制中，就意味着它丧失了参与和介入社会批判的能力。而文学与人文学擅长的主观知识，在突破了社会科学式的知识限制之后，它想象世界、创造性地构想理想社会的能力，则会凸显出来。也可以说，需要在反省整个的现代知识体制，理解到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自身的历史性与限定性之后，来重新思考文学与人文学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这也是我所说的“跨学科”的真正涵义。在文学研究的层面，这也就意味着，可以把文学（文化）与社会科学放在同一讨论的平台，在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关系中，理解文学如何参与社会构造。

如同“文学”只有在与他种媒介形态、知识形态的参照下，其主体性才能得到重新理解，理解“当代”的构造性，需要的是一种跳出“时代”限定的历史眼光。这意味着某种“长时段”的历史视野。这一方面指的是“当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段（50—70年代、新时期、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涉及“当代中国”与“现代中国”、“古典中国”这三者的关联。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当代中国文学面临的困境，一直是前后30年的断裂以及由此构造出的两种对立的文学形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从这个层面，需要能够在60年这样的时间视野中“客观”地理解两者的关系，理解它们的连续与断裂，以及这种连续与断裂的关系本身如何被建构。在这样的视野中，“当代中国”本身构成了一个关系性的对话平台，以摆脱那种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表态。就“长时段”的第二层涵义而言，将当代、现代与古典同时纳入分析的视野，一方面是通过“现代”的参照来理解所谓“当代性”，同时也需要对“古典”本身持一种更开放的心态，以理解“现代”自身的有限性。这也就需要同时破除那种现代主义、复古主义或当代主义的偏执，而将当代的政治诉求、现代的构造形态与古典的历史传统等，都同等地纳入思考的视野之中。在这样的视野中，“中国”超越了它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现代构造体的局限，而可以获得某种批判性的“文明”视野，以返观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的有限性。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在一种历史结构与研究主体的反思性关系中谈论自己近10年的研究实践，无法不思考“学院”、“学科”以及“学术”本身的意义。作为“学人”、“研究者”，“学院”构成了我们寄身其中的社会权力空间，而“学科”则是一套规约和塑造我们的知识生产体制，“学术”这样的字眼也大致在强调一种具有别样自主性的知识活动方式。韦伯在有关“学术”与“政治”的两篇著名演讲中，相当有意味地区分了两种伦理形态：“以学术为业”是一种“信仰伦理”，而“以政治为业”则是一种“职业伦理”。这种理解一方面强调了学术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将学术研究置于某种“价值中立”的、比实践性政治更高的理性层面。不过，如果无法意识到研究者自身与知识权力体制的历史关系，这种“价值中立”有时就会变成一种无关痛痒的“纯学术的学院职业伦理”。如何在超越性（中立性）与批判性（介入性）的双重关系中理解学术的意义？如何理解学院体制和学科知识对自己的规约性（被动层面）与塑造性（主动层面）？如何在知识传承的代际关系中理解自我的趋同性与创造性？以及，如何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理解并实践学术工作的社会意义？这些问题对我将一直存在，并尝试在以后的研究中努力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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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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