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龙迪勇：试论《史记》的世系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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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史记》的世系叙事

龙迪勇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44卷 第6期 

2018年11 月

【作者简介】

龙迪勇: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摘　要】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被称之为“正史”的二十五史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主流或“正统”，而作为二十五史体裁的纪传体叙事，则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的主要传统。纪传体是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叙事体裁，自司马迁开创这一体裁的《史记》一书言之，它其实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等五个组成部分。考虑到本纪在所有二十五史中都处于位列第一的核心位置，因此，我们认为本纪所代表的世系叙事在中国历史叙事传统中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它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主要模式。这种世系叙事当然不是仅仅存在于叙事文本中的能指游戏，而是真实反映了中国古代血缘意识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对于世系叙事来说，阐明世系是第一要务，只有在世系已明的前提下，才展开对各类重大事件的叙述，并对人物性格进行概述或刻画。《史记》中年代越往后的本纪或世家，在世系叙事上就越生动。

关键词：《史记》；世系叙事；纪传体；本纪；中国历史叙事传统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2018)06-0042-12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每一种文化都会形成某种“凝聚性结构”，这种结构在社会和历史两个层面发挥作用，前者在空间层面把人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后者则在时间层面把昨天与今天联系在一起［１］。这种“凝聚性结构”先是通过仪式，后又通过经典文本，把一个共同体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凝聚在一起。在上古之时，早期文明往往都把对祖先的追忆塑造成“凝聚性结构”，古埃及如此，古巴比伦如此，古代中国尤其如此。

在先秦时期的中国，血族存续是高于一切的观念，祭祀祖先则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祖先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祖先的世系，在中国，对祖先世系的追忆、记录与重塑，在文字发明之前的结绳记事时期就开始了。正如徐中舒先生所说：“祀祖观念在我国之发达，古今无殊。故祖孙世系先后，在文字肇兴以前即以结绳记之。”［２］

在《世系、宗庙与中国历史叙事传统》［３］一文中，笔者曾经对中国古代体现血缘存续的世系观念及其空间化表征的宗庙，与体现时间绵延的文本化的世系观念———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这一特定体裁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宏观的、系统化的论述，但由于篇幅所限，当时并没有对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中的具体世系叙事的基本状况进行专门考察。下面，我们就从叙事学的角度具体考察《史记》这一经典纪传体史书的世系叙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略加探讨。

一、《史记》中与世系叙事有关的体裁

众所周知，《史记》全篇采用的是一个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综合性结构。对此，司马迁自己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得甚是明白：“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４］

对于《史记》的这种五体结构，一般认为可以大体分成两个部分：“经”与“传”，“经”部分包括本纪、表和书三类，“传”部分则包括世家和列传两类。而且，《史记》这种分“经”“传”叙述的方法是仿效了《春秋》的做法，对此，唐代的刘知几有云：“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补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５］当然，《史记》的这种分“经”“传”叙述的方法，不仅仅是因袭《春秋》等已有史籍，更是太史公的综合创新，对此，顾颉刚先生说得很清楚：“司马氏父子［６］生当西汉全盛的时代，用了他们丰富的知识来整理所能把握的史料，他们想把相传的孔子的《春秋》大义结合自己的正义感而作为历史观点，混合了《春秋》《尚书》《国语》《世本》诸种旧史体裁，创作一部囊括古今各时代、各部族和各阶级的通史，于是他们就把当时所有的历史资料一齐打通，加以选择和修改，而建立《史记》的新体裁。……他们隐然把本纪、表、书三类作为‘经’，因为这些都是帝王的政治，关系全面，体制高而影响大；世家、列传两类作为‘传’，因为这些都是诸侯、大夫和庶民的事情，他们地位低，关系只是局部的，可以当作本纪、表、书的注解，例如春秋、战国时的各诸侯世家就是《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的传，商鞅、张仪、樗里子、穰侯、白起、范雎、吕不韦、蒙恬、李斯九篇列传就是《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的传。因为是传，所以把一系列的传文称作‘列传’。”［７］

这种分《史记》五体为“经”“传”的做法当然不无道理，这是一种以书写对象的地位或重要性为标准的分类。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叙事”的角度来考察问题，那么《史记》的五个部分或五种体裁则可以分为三类：其中，本纪、表和世家因为均以叙述帝王或诸侯的世系为主，我们可以将它们归为一个大类，书和列传则因在叙事上各有特点而各自成为一种单独的类别。

关于书和列传的叙事问题，笔者拟另外撰文作专门探讨，这里重点考察的是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当然，要对《史记》中的世系叙事展开探讨，我们必须先对《史记》中涉及世系叙事的本纪、表和世家这三种体裁略作介绍。

《史记》共十二本纪，在五体结构中位列第一。关于本纪，司马贞《史记·五帝本纪·索引》认为：“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又纪，理也，丝缕有纪。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张守节《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也说：“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８］上述两位唐代学者都谈到了“本纪”的本质性或纲纪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刘知几在《史通》中则溯“纪”体之源，并谈到了“本纪”的影响：“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９］，“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１０］在以上各位学者论述的基础上，张大可总结出了关于“本纪”的五种意义：

１．“本纪”为法则、纲要之意，它“纲纪庶品”，故为最尊贵之名称。

２．“本纪”为记载天子国君之言事所专用。

３．“本纪”是“网罗万物”的，即国家大事无所不载，不得视为人物传记。

４．“本纪”编年，记正朔，象征天命攸归。从编纂学角度立论，编年记事是我国史法的优秀传统，使叙列的历史事件、兴衰发展的线索分明，它创自《春秋》。

５．“本纪”效《春秋》十二公，故为十二篇。《太史公自序》云：“著十二本纪。”［１１］

关于“本纪”的上述意义，对照《史记》，我们认为确实存在；但对于“本纪”更为始源性、基础性的意义，以上各位学者却都是语焉不详。我们认为，对于“纪者，记也……理也”的说法，相信大家都没有异议，而理解“本纪”的关键恰恰就在于“本”字上。为了理解这个“本”字，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其本义，并在先秦宗法制的背景下理解“本纪”的始源性意义。许慎《说文解字》云：“木下曰本。”段玉裁注解曰：“从木，一在其下。”这应该就是“本”字的本义，如果将之引申到人伦关系上，“本”则指宗法上的“大宗”，与“大宗”相对的“小宗”则是“支”（枝）。这种植物与人之间的类比，在古代中国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正如日本学者高木智见所说的那样，“在古代中国，人和植物是被类比认识的”［１２］。正因为如此，所以《诗经·小雅·天保》以“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来比喻子孙的繁荣，《诗经·大雅·板》以“大帮维屏，大宗维翰（干）”来比拟宗族核心的直系子孙（大宗）。与“本”之义直接相关的则有《诗经·大雅·文王》一诗：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有周不显，帝命不时。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闻不已。

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

文王孙子，本支百世，

凡周之士，不显亦世。

……

对于诗中“文王孙子，本支百世”一句，高木智见这样解释：“‘本支’当然指的就是以文王为始祖的大宗‘本（树干）’，和旁系子孙小宗亦即‘支（枝叶）’。这个‘本支百世’的说法，直截了当地形容了周代宗法制度的核心。”“宗法制度作为周代封建制度存在的基础，是一个通过严格区别血族成员之间的亲疏远近，从而达到实现嫡子继承安定化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以继承祭祀祖先、政治权利、封建财产的历代嫡系子孙为大宗，以同母和庶出兄弟为小宗的原则下统治全血族的秩序。具体是，继承周天子地位的嫡长子是世系的大宗，作为诸侯被封的次子以下的世系为小宗。在诸侯世系中，虽然对于天子来说是小宗，可是在封国内却是大宗。就是说，诸侯（国王）的地位被历代嫡长子所继承，这个世系是大宗，次子以下被封的卿大夫世系为小宗。”“以下同样，卿大夫的地位被历代嫡长子所继承，这个世系为大宗，而次子以下被封为士的世系则为小宗。再次，历代继承士的地位的嫡长子世系为大宗，次子以下变为庶人的世系为小宗。大略如此的宗法体制，借用植物比喻的正是上述‘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再重复一遍，文王直系子孙是大宗，比喻为‘本’亦即树干，次子以下是小宗，比喻为‘支’亦即枝叶。”［１３］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系的这种“本支”关系，我们可以参考下面的“宗法继统表”［１４］（表１）。在这样的视野下，所谓“本纪”的意义也就显而易见了。说到底，“本纪”无非就是对“本”之“纪”，也就是对作为大宗的帝王之世系及相关事迹的记载或叙述。

《史记》中共有十表，在五体结构中紧随“本纪”排在第二。关于表，司马贞《史记·三代世表·索引》这样写道：“应劭云：‘表者，录其事而见之。’案：《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１５］赵翼《廿二史劄记》则曰：“《史记》作十表，昉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故《汉书》因之，亦作七表。”［１６］看来，两位古代学者对“表”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表”这种体裁适用于虽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无功无过、功名不足以立传之人，以及轻微不著、其重要性不足以写入本纪和世家之事。顾颉刚先生则除了指出“表”的适用范围，还点出了这种体裁的文体渊源，并肯定了“表”在史学上的突出贡献：“《史记》的表是取资《春秋》和《世本》里的《王侯谱》的。桓谭《新论》说：‘太史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梁书·刘杳传》引）。周谱现在看不见了，当即《王侯谱》的一部分，或类似《王侯谱》的一部书。凡是占有高级的政治地位而没有突出的事迹可记的人们，例如长沙王吴芮以及若干帮汉高祖定天下的功臣都只记在表里，以免空占了本纪和世家的篇幅，这是一种最经济的手段。《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作者在把后出的资料经过比较和考证之下，发现共和以前的年数，记载虽多而都出于后世的臆测，就毅然决然去掉‘年’而专记其‘世’，这不能不说是历史面貌的一次革新。又如秦、楚之际，中央和地方政局的变化最为剧烈和急速，如果仅仅编年是看不清楚的，于是就创为‘月表’，把极复杂的现象清理了出来，这尤见他们的执简御繁的巧思。”［１７］关于《史记》中的表，张大可先生专门撰有《〈史记〉十表之结构与功用》一文，其中写道：“十表在五体序列中紧接本纪之后，二体互补，均编年记正朔。本纪编年以王朝和帝王为体系，反映了从黄帝至汉武帝二千三百余年朝代变迁和帝王相承的大势；年表编年以时代的变革划分段落，打破了王朝和帝王相承的体系，更鲜明地表现了各个历史段落的世势发展与变迁，表序则就各个历史段落的大势承递作理论的剖析，宗其始终，供人自镜。”［１８］

总之，“表”在《史记》中紧随“本纪”之后，它具有重要的结构功能。“表”扩大了叙事的范围，增加了叙事的对象，补充了“本纪”“世家”叙事之不足［１９］，并在“本纪”与“世家”之间架起了一座关联性的桥梁。当然，“表”的叙事毕竟过于简略，它无法承担更多的保存历史事实和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功能，但正如上面各位学者所指出的：“表”在整个《史记》叙事文本中的结构性功能却不容小视，它构成了司马迁最突出的创造性贡献之一。

《史记》中共有三十世家，如果视本纪、表、书三类为《史记》之“经”，那么“世家”作为其“传”紧随“经”后，在《史记》的整体结构中排在第四。关于“世家”，司马贞《史记·吴太伯世家·索引》曰：“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常有国。故孟子曰‘陈仲子，齐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为家也’。”［２０］刘知几《史通》亦云：“自有王者，便列诸侯，列为五等，疏为万国。当周之东迁，王室大坏，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迄乎秦世，分为七雄。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２１］在此基础上，张大可概括“世家”之义有三：“１．记诸侯列国史。２．载传代家世。３．世家与本纪同体，均编年记事，因有别于天子等第而别名‘世家’。”［２２］对于世家与本纪的关系，顾颉刚先生亦曾经指出：“《史记》的‘世家’是混合了《春秋》《国语》和《世本》里的《世家》而成的。诸侯们世次的递嬗用的就是本纪的方法。从《陈涉世家》以下，作者用了列传的体裁来叙述，因为时代接近，可以加上深刻的描写了。”［２３］

对于像《陈涉世家》这样名为“世家”但采用“列传的体裁来叙述”的做法，刘知几颇有微辞：“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时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２４］对于周之诸侯与汉之诸侯，刘知几认为应该有所区分，而司马迁把他们均归为世家，就显得不是很恰当了：“当刘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琳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方经数世，虽名班爵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２５］正因为如此，所以刘知几推崇班固的并世家入列传：“盖班《汉》知其若是，厘革前非。至如萧、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属，并一概称传，无复世家，事势当然，非矫枉也。”［２６］其实，这种看法也是刘知几的一己私见，就拿他所推崇的班固《汉书》并世家入列传的做法而言，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不是也曾加以批评吗？赵翼说得好：“古来本有世家一体，迁用之以记王侯诸国，《汉书》乃尽改为列传。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２７］其实，对于像体裁这样的外在类别，史家不必过于拘泥。事实上，司马迁和班固也正是这样做的，前者在某些名为“世家”的类别中采用了“列传”的写法（如《陈涉世家》），而后者在某些名为“列传”的类别中也采用了“世家”的做法（即赵翼所谓“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也）。对比起来，倒是刘知几本人因对体裁过于信奉以至于流于拘泥了。当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标准的“世家”自然应该以叙述家世的传承与世系的变迁为主。

关于“世家”的作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得很清楚：“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也就是说，“世家”应该像“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一样，在外围拱卫、辅弼着处于中央的大宗或王室，以使其血脉或基业永远延续下去。由于诸侯也有着自己的世系，所以标准的“世家”，在叙事上与“本纪”具有共通性或相似性，即：两者都是对家族世系的叙述，只不过“本纪”叙述的是帝王的世系，而“世家”叙述的则是诸侯或巨室大族的世系；而且，“世家”所叙述的世系很可能就是“本纪”所叙述的世系的分支。

二、世系叙事的基本特征

由于“表”的叙事过于简略，而“世家”尽管在叙事上具有丰富性，但它与“本纪”具有明显的共同性，为了节省篇幅，下面我们仅以《史记》中的“本纪”为例，来探讨世系叙事的基本特征。

对于“本纪”叙事上的特点，顾颉刚先生有一个大致的归纳：“《史记》的‘本纪’无疑是效法《春秋》的，它用帝王的次序和年代扣住许多重要的事情，来见出盛衰兴亡的线索。不过它已把《春秋》式的文体解放了，不再用很精简的句子来记述一件事情，也不再有记言和记事的区别，而把档案式的《尚书》体裁和杂记式的《国语》体裁汇合在一起，使得人们一览之下就可明白这件事情的全貌。至于没有年代可寻的，如《五帝本纪》，当然效法于《尚书》的《尧典》，只把现存材料略略分出先后而贯穿起来。”［２８］把“本纪”的叙事特征概括为“用帝王的次序和年代扣住许多重要的事情，来见出盛衰兴亡的线索”，当然大致不差，但这种说法稍嫌笼统。

我们认为，要把握“本纪”乃至“世家”世系叙事的本质特征，必须把政治性和血缘性，也就是所谓的“政统”和“宗统”结合起来统一考虑，而且后者往往更为重要。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最好来分析具体的叙事文本。如《五帝本纪》开篇云：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２９］

这段文字包括三段，第一段介绍了黄帝的出身、姓氏以及性格特征。第二段主要叙述了轩辕氏通过种种政治和军事手段而获得诸侯拥戴，并取代神农氏而成为“黄帝”的过程。第三段则简要叙述了黄帝在成为“天子”后的活动范围及主要政绩。显然，这段文字偏重的是政治性的叙述，至于黄帝之前的世系，大概是由于资料的缺乏，只说出黄帝为“少典之子”这个事实。整体而言，这段文字“文约而事丰”，非常符合刘知几所崇尚的历史叙事应“简要”而“隐晦”的原则［３０］。

接下来，《五帝本纪》就开始叙述黄帝之后或以黄帝为始祖的上古世系了：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颛顼为族子。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於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３１］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世系叙事。在这里，叙事的主要目的就是讲清楚“五帝”之间的世系关系。为了把这种关系叙述清楚，司马迁既采取了“顺叙”，也采取了“倒叙”。所谓顺叙之法，就是按照从父到子、从子到孙、从上到下进行叙述的方法，如黄帝与正妃嫘祖所生二子，一曰玄嚣，一曰昌意，其后皆有天下，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崩，先是其子挚代立，因施政不善而为弟放勋取代，是为帝尧。所谓“倒叙”之法则相反，就是从下到上地追溯世系之法，比如在谈到高辛时，就这样追溯其世系：“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而叙述帝舜的世系，也是从舜开始一代接一代往上推：“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其中尧与舜之间天子位的嬗递尽管被史家们称之为“禅让”，但追溯起来两者间还是有血缘或宗族关系，只是相隔得比较远而已。关于“五帝”之间的世系关系，有学者根据《史记·五帝本纪》的叙述制作了一张表［３２］（表２），也许更为直观地反映出了上古的世系。

如果按照这个世系表，那么后来先秦时期的主要朝代和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可以归结到黄帝及其以下的两大系统。对于这个上古世系表，由于年代太久远、资料太匮乏，我们当然不能全都相信，但我们也不要像“古史辨派”学者那样把它全盘推翻，因为司马迁给出的这个世系本身，就包含很多重要的有关上古时期的信息。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这张表不代表上古世系的事实，但它反映了中国最古老的一些世系传说，这些传说包含着很多有意思的信息。比如按照《史记》的记载，黄帝、颛顼、帝喾是五帝中的三帝，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和黄帝的关系都很密切，再往后的尧，传说是喾的儿子，而舜和颛顼之间就隔了很多代，所以古人其实也已经指出，不能完全相信传说，但传说能显现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五帝的这些传说就反映出当时的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网。”［３３］

总之，对于世系叙事来说，阐明世系是第一要务，只有在世系已明的前提下，才展开对各类重大事件的叙述，并对人物性格进行概述或刻画。就拿《五帝本纪》来说，每位帝王都是在首先明确其在家族世系中的位置之后，才展开其他方面的叙述。比如，关于帝颛顼，司马迁首先写明其世系：“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接下来的两句，是对其性格特征的高度概述：“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再接下来的几句，是对帝颛顼所做过的足以传之后世的功德事件的叙述：“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然后，则谈到了帝颛顼所统治的地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最后叙述的，则是颛顼统治时期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世系叙事的这种先明世系再叙其他事件的结构模式，在后来的《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秦本纪》中，因为神话色彩的逐渐淡去和史料的日渐丰富，司马迁对其世系的叙述也就愈益繁复。比如《史记·殷本纪》：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

……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適长孙也，是为帝太甲……

……

太宗崩（即帝太甲），子沃丁立……

沃丁崩，弟太庚立，是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为相。……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仲丁书阙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为帝河亶甲。河亶甲时，殷复衰。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阳甲，是为帝阳甲。帝阳甲之时，殷衰。

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

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

《史记·殷本纪》就这样以一种近乎机械的叙事模式写下去，一直写到帝纣亡国为止。看这样一篇东西，就像是在看一篇帝王家谱，一般人肯定是难以卒读。但这就是典型的世系叙事，其目的首先是要把王朝的世系说清楚，可能是因为商代的世系过于复杂，所以司马迁在叙事上顾不上对其他事情多费笔墨。这样一来，《殷本纪》的枯燥乏味就是难以避免的了。不仅《殷本纪》是这样的，其他以朝代命名的本纪，如《夏本纪》《周本纪》等，在叙事上的特点也大体如此。不仅本纪如此，世家的世系叙事也具有大体同样的特征，就像日本学者高木智见所说：“在《史记》的《本纪》和《世家》中随处都能看到极端枯燥乏味记录世系的记述。这些基本反映了当时‘世’的状况。”［３４］

但值得指出的是，《史记》中年代越往后的本纪或世家，在世系叙事上就越生动，尤其是那些以帝王或诸侯个人命名的本纪，如《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孔子世家》《留侯世家》等，在叙事上更是生动，有些甚至近乎列传了。

毋庸置疑，《史记》中典型的世系叙事，尽管在叙事上略显枯涩，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于许多上古时期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现象，《史记》都是最早、最重要的史料。比如，对于《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经过学者们与出土甲骨文的对比研究，其可信度非常高［３５］，这对于历史年代学的研究意义重大。而且，《殷本纪》所保留商代世系中有明显的“兄终弟及”现象，这对于研究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的形成时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当然，本文的本意不在于研究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课题，下面，还是让我们来谈谈《史记》的世系叙事与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关系。

三、世系叙事与中国历史叙事传统

说起传统，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曾经这样写道：“传统意味着许多东西。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t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决定性的标准是，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且被代代相传。”［３６］也就是说：“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的信仰或思维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在延传过程中，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成为传统。”但所有这些东西，无论它们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信仰或思维方面的，要成为传统，就必须满足持续延传或一再出现这个条件，因为“无论其实质内容和制度背景是什么，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３７］。

也许有人会说，成为传统只要满足这一个条件，岂不是太容易了。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无论是物质制品、生活习性，还是社会、历史和文化都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在这种变动中能保持持续延传的东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正因为穿越漫长时间的真正传统是如此的难得，所以进入近现代以来，人们甚至会为了种种现实的需要，而不惜伪造或歪曲历史去“发明”所谓的传统。“‘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然而，就与历史意义重大的过去存在着联系而言，‘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factitious）。”［３８］比如说，大名鼎鼎的苏格兰褶裙，我们现在往往把它视为体现苏格兰民族特性的典型服饰，但据学者休·特雷弗－罗珀的研究，它其实正是一种因应现实需要而被发明出来的“传统”［３９］。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中国当然有很多优良的传统，无论是物质遗存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是如此。然而，也并非所有古老的、躺在时间深处的东西就都能够成为传统。就拿中国历史来说，我们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也有着汗牛充栋的各类史籍，但真正足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东西也绝不会太多。那么，什么才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东西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会见仁见智，但我相信大家在这一点上会形成共识，那就是：被称之为“正史”的二十五史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主流或“正统”，而作为二十五史体裁的纪传体叙事，则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的主要传统。

我们知道，二十五史［４０］的体裁——纪传体创始自司马迁［４１］，而定型于班固，以后各史遂把它作为常规体裁遵行而不改。纪传体是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叙事体裁，自司马迁开创这一体裁的《史记》一书言之，它其实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等五个组成部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纪传体史书都必须包括这五种体裁，就二十五史而言，本纪和列传各史都有，有书（《汉书》之后改称为志）的共十八史，有表的共十史，而世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但总的趋势是在《汉书》之后“正史”中甚少出现世家一体［４２］。因此，构成纪传体史书的必备体裁是本纪和列传，正如李宗侗所指出的：“本纪列传，各史皆有，苟缺一种则不能成为纪传体”［４３］。既然本纪和列传是构成纪传体史书的必备体裁，而以纪传体写成的二十五史又构成了中国史学的主流或“正统”；那么，我们可以说，本纪和列传即是形成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主要体裁。考虑到列传与本文所论的世系叙事无关，所以，下面我们主要来谈谈本纪的世系叙事及其所构成的中国历史叙事传统。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关于《史记》的世系叙事，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年代越往后的本纪，在叙事上越生动，尤其是那些以帝王个人命名的本纪，如《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在叙事上更是生动，有些甚至近乎列传了。这种“近乎列传”的本纪叙事模式，在《史记》之后的纪传体史书中几乎成为一种定制。从《汉书》开始，纪传体史书就从通史改为断代史了，随着书写对象的集中，叙事体例也更趋格式化。于是，本纪的世系叙事从“对象”或“内容”层面转到了“形式”或“结构”层面：如果说，《史记》中那些以朝代命名的本纪（如《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等），世系还只是叙述的“对象”或“内容”的话；那么，从《汉书》开始，家族世系则成为各史书本纪中诸位帝王“传记”的“形式”或“结构”了，也就是说，在这些断代史中，除非有篡位等意外情况发生，诸位帝王在本纪中均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文本化的“形式”或“结构”中按世系先后各就其位，就像他们死后在宗庙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牌位一样［４４］。

众所周知，对于一种体裁来说，“形式”方面的特征比“内容”方面的特征更为重要。自开创纪传体这一历史叙事体裁的《史记》一书言之，本纪的体例尚不完全统一，因为该书还存在以一朝为一本纪和以一帝为一本纪之分［４５］。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史记》在本纪的体例上尚没有完成从“内容”到“形式”的转化。到了班固撰写的《汉书》，单个帝王以“近乎列传”的叙事模式书写其功业伟绩，而整个朝代各帝王的本纪则严格按照世系或即位的先后顺序排列。也就是说，在《汉书》中，世系已经不是本纪所书写的内容，而是成为类似帝王家谱那样的一种叙事结构了。《汉书》中本纪的这种世系叙事模式，为以后号称“正史”的“二十四史”中的本纪所完全继承，从而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历史叙事的一种正统体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学》一文中才作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４６］这样的论断。一直到１９２０年，柯劭忞写成了《新元史》一书（该书于１９２２年刊行于世），该书共２５７卷，包括本纪２６卷、表７卷、志７０卷、列传１５４卷，其本纪的世系叙事模式，亦与《汉书》本纪中的叙事模式毫无二致。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才于１９２１年下令把《新元史》列入“正史”，从而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由《史记》所开创并由《汉书》所定型的世系叙事，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的主要传统之一。

考虑到本纪在所有“二十五史”中都无一例外地存在，而且都处于位列第一的核心位置，因此，我们认为本纪所代表的世系叙事在中国历史叙事传统中有着特别的重要性。这种世系叙事当然不是仅仅存在于叙事文本中的能指游戏，而是真实反映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血缘意识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对此，高木智见说得好：“对于把自己置身于连续不断的血缘长河中的当时人来说，始祖以来的祖先系谱也就是世系本身，具有一种绝对的价值。”［４７］而且，对于身处今天而习惯了线性历史叙事的我们来说，有一点必须明白：对于先秦时期的先来说，这种对世系的叙述才是最真实、最重要的历史。也许，现在我们面对那些机械的、格式化的世系叙事时，确实难免会产生一种枯燥乏味、隔靴搔痒的感觉，“但我们应该铭记的是，这才是反映原中国‘历史’意识的记述。如果把历史定义为在从过去到未来的时间长河中确定现在位置的一个工作，那么原中国则把这个工作在祭祀祖先的场合中进行了。对他们来说，通过追溯祖先的系谱，确认自己在始祖以来的血族长河中的位置，从而实际感受到的，就是历史。因此，在这里制作传承系谱，就是传承记录历史。而且这些历史令人惊异的正确。”［４８］是的，由于“本纪”存在于全部“正史”之中，并在其历史叙事中起着“纲纪”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主要模式。

特别富有意味的是：当柯劭忞写成《新元史》一书之前约２０年，梁启超在１８９９－１９０２年间就已经连续抛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等革命主张。其中，“史界革命”的主张是由《中国史叙论》一文首先发出的［４９］。该文初刊于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七月二十一日、八月初一日出版的横滨《清议报》第９０、９１册，刊文的是“本馆论说”栏目。《中国史叙论》开篇即指出：“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５０］无疑，梁启超的这种主张既是学术性的，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清议报》是戊戌政变以后康、梁一派的政治喉舌，同时带有一定的学术普及功能，旨在‘增长支那人之学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继而提出‘主张清议、开发民智’两大主义。不难设想，《清议报》的政治与学术两方面，完全有可能在同一刊物的文本空间内互相影响。在戊戌以后维新失败、流亡异国的情境下，梁启超毅然发起‘新史学’，除了受到西洋、日本社会学说和‘文明史论’的直接启悟，亦受制于近代国家观念勃发期的政论环境。”［５１］可见，梁启超的“史界革命”所要革的正是那种类似帝王家谱般的纪传体史书的“命”，而其中以叙述帝王世系为主的历史体裁———本纪，当然尤其是他革命的对象。无疑，梁启超的这种史学主张中还强烈地隐含着以“近代国家观念”取代“封建王朝观念”的政治意图在内。

但让我们觉得诧异的是，当梁启超的“史界革命”主张提出２０年之后，柯劭忞完全以传统体例写成的《新元史》一书，仍然被总统徐世昌于１９２１年以“国家”的名义下令将之纳入“正史”之列。由此不难看出，“新史学”要完全取代旧史学，还必须有一个过程，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观念层面，还是具体操作层面都是如此。

当然，自２０世纪以来，尤其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革命”的观念毕竟深入人心，“史界革命”同样如此。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日渐深入，我们的传统文化在“革命”的浪潮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新文学、新史学、新思潮、新文化最终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而像世系叙事这样的历史叙事传统，就像其他文化传统一样，先是被打倒，后又成了被保存的对象，“然而，当它变成一个被‘保存’的东西的时候，传统文化已经被深刻地改变了。……‘保存’本身改变了一系列的文化文本、实体和具体实践。”［５２］于是，曾经有着“正史”之殊荣的纪传体史书就此固化成了“典籍”，历经两千多年而被历代封建史家奉行不变的本纪也不再成为历史书写的体裁。对于这种改变，当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新的时代、新的内容总是需要与其相适应的新的历史叙事模式。但身处２１世纪的当代中国史家们，当我们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尤其是书写源远流长的古代历史时，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仅仅用从西方舶来的线性叙事模式去书写中国深厚而丰富的古代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一种扭曲和改变吗？在笔者看来，面对已经消失或固化的世系叙事，我们需要做的既不是一棍子打死，也不是盲目地接受，而是应该考虑怎样在适当的场合（比如撰写“中国古代史”的时候）在扬弃的基础上激活它，让它继续像源头活水那样自时间的深处静静地流淌，继续给我们的文化心灵提供丰富的滋养，并把我们自近现代以来深受西方影响的历史叙事重新奠定在传统深厚的土壤上。

【参　考　文　献】

［１］（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与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６页。

［２］徐中舒：《结绳遗俗考》，《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１０页。

［３］［４４］龙迪勇：《世系、宗庙与中国历史叙事传统》，《思想战线》，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４］［８］［１５］［２０］［２９］［３１］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史记》（点校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３１９、１、４８７、１４４５、１－６、９－３１页。

［５］［９］［１０］［２１］［２４］［２５］［２６］刘知几原著、姚松等译注：《史通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７２、５４、５７、６３、６４、６６－６７、６８页。

［６］因为《史记》的撰述还包括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做的一部分工作，所以顾颉刚才有此言，但学界一般还是把《史记》的“著作权”算在司马迁的名下。

［７］［１７］［２３］［２８］顾颉刚：《史记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６３８－６３９、６３９－６４０、６４０、６３９页。

［１１］［１８］［２２］张大可：《〈史记〉体制义例》，《史记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１５、３０６－３０７、２１５页。

［１２］［１３］［３４］［４７］［４８］（日）高木智见：《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何晓毅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６０、６１－６２、１０６、１０３、１０７页。

［１４］许嘉璐：《中国古代礼俗辞典》，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２１页。

［１６］［２７］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３－４页。

［１９］当然，也有人认为“表”与本纪、世家、列传三者均与关系，并补充了三者的不足，如李宗侗就认为：“表者，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旁行斜上，按年月为次。”（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９页）但考虑到“表”所记均为涉及王侯的大事，而且它在《史记》中出现的顺序也是紧随本纪之后，所以它主要还是关涉本纪和世家，并补充了两者叙事之不足。

［３０］在《史通·叙事》篇中，刘知几提出了好的历史叙事应该把握的两条原则：简要与隐晦。第一条原则即是简要：“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刘知几原著、姚松等译注：《史通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２６页）但好的历史叙事光有简要是不够的，所以刘知几又提出了第二条原则，也即隐晦的原则：“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同上书，第３３５页）

［３２］［３３］李学勤：《〈史记·五帝本纪〉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版，第２６、２６页。

［３５］赵林先生就曾经这样谈到：“经过近一个世纪以来，地上与地下的资料相互对比，有关商人先王先公从上甲微到帝乙、帝辛（纣王）的世代和位序等问题大致上可以说尘埃已经落定。《史记·殷本纪》的可信度相当高……”（赵林：《殷契释亲：论商代的亲属称谓及亲属组织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１９页）

［３６］［３７］（美）Ｅ·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２１页。

［３８］（英）Ｅ·霍布斯鲍姆、Ｔ·兰杰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页。

［３９］在我国，自２００９年春节联欢晚会“小沈阳”成功表演小品《不差钱》以来，更是刮起了一阵苏格兰风。殊不知，所谓的苏格兰褶裙其实并非古已有之，而只是一种晚近的“被发明的传统”。正如休·特雷弗－罗珀所说：“现在，每逢苏格兰人聚集在一起颂扬其民族特性时，他们总是通过某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方式来公开肯定这种特性。他们穿着用格子呢做的苏格兰褶裙，裙子的颜色和样式表明了其＇克兰＇（氏族）；当他们沉溺于音乐时，其乐器是风笛。他们将这种传达民族特性的载体归于伟大的古代遗风，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的。这种载体是与英格兰合并以后（其中某些因素甚至是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英格兰的一种抗议。在合并以前，它确实以一种残留的形式存在；但大多数苏格兰人视这种形式为野蛮的标志，它是懒散无赖、掠夺敲诈的高地人之

象征。这种高地人多是些讨厌鬼而不会对文明开化的古苏格兰构成威胁。其实，甚至在高地残存的这种载体也是相当新近的，它并非高地社会原创的或独特的象征。”（Ｅ·霍布斯鲍姆、Ｔ·兰杰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６页）

［４０］对于“正史”，一般有“二十四史”和“二十五史”两说。传统上一般只有“二十四史”，但１９２１年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新元史》共２５７卷，由民国时的柯劭忞（１８４８－１９３３）编纂。但也有人主张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赵尔巽（１８４４－１９２７）编纂的《清史稿》（共５２９卷）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本文从合《新元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之说。

［４１］当然，关于这一点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著名学者蒙文通就认为《史记》的纪传体因袭自《世本》，而彻底否定了其创造性。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蒙文通这样写道：“《世本》久亡，据群籍征引者言之，知其书有本纪、有世家、有列传，则所谓马迁创作纪传，不过因袭《世本》之体，以为纲纪，而割裂《尚书》、《左氏》、《国策》、《楚汉春秋》诸书，散入本纪、世家、列传，分当人之下而已，纪传之体可贵，而创之者《世本》非马迁也。《尚书》、《左氏》、《国策》之俦，各自为书，《世本》为纪传之制以综而贯通汇之，此《世本》之所以为伟也。桓谭《新论》以史公所为年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年表为作史之一奇迹，史迁亦袭《周谱》而非创作，知史迁徒取前人之陈规，其从事殆亦易耳。……群书引《世本》有《帝系篇》，有《谥法篇》，有《居篇》，有《作篇》，此史迁之所由仿也。”（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９－４０页）与蒙文通一样，朱希祖也认为《史记》中的五种体裁均非司马迁所创：“司马迁所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其体非其所创，固可断言。……《史记》以前，史之各体，固已有之。司马迁特混合各体为一书耳。”（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９－５０页）显然，蒙文通、朱希祖所论过于苛刻，而且对创造的真义有误解。其实，所谓的创造并非空中楼阁式的向壁虚构，而大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充实、转化与综合。就此而言，我认为还是李宗侗先生的说法较为客观：“在太史公之前，已有本纪及世家的名称，他沿用之而非始创。表及书（《汉书》以下常称曰志）的名称虽为太史公所创，但其意则表沿自古代记谱牒的世本；书源于记事记言之《尚书》。只有列传一种的名称及含义皆为始创。盖战国以前，世族当政，只能有族史而不能有个人列传，不足为异。以上五种：本纪，世家，书，表，列传，太史公虽或用旧称，或标新体，然更重要者，则合此五钟而成一篇，前此所未有，有之自司马迁始。所以说二十五史的体裁创自彼也。”（李宗侗：《二十五史的体裁》，《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５５页）对于司马迁的创造性，张大可亦指出：“司马迁的创造不宗一书，不祖一体，而是参酌各种典籍体例的长短，匠心独具地汇入一编，《史记》五体，各具笔法，自成系统，而又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不仅是一种史料的编纂方法，而且更是一种历史的表述法，反映了司马迁大一统的历史观……”（张大可：《〈史记〉体制义例》，《史记研究》，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１４页）

［４２］之所以“世家”这一《史记》中的重要体裁为班固所弃之不用，是由于社会情势的变化使然。对此，李宗侗先生有很好的解释：“班固完全采用太史公的体裁，只将《史记》的通史性质改为断代史而已。此外他更将世家并入列传，这由于两人所处的社会不同而非对体裁有何相异的见解。周代列国并立，周王并未若秦以后天子的集权。且各国皆系世传，不只与周相始终，且有较周后亡者，如卫君角之灭较周尚晚。列传只能记一人之事，而世家则记一国之事，故太史公不能不用世家。汉初行郡国制，既有天子直辖的郡县，又有世袭的王侯国。至少汉初的王侯国仍近似东周的列国，所以《史记》遂亦列为世家，如《萧相国世家》等是也。但自景帝削平七国以后，武帝用王侯分封子弟的办法，王侯国遂与东周列国大异。太史公生于汉武之世，社会较近于古代；班固生于东汉之初，社会与古代大不相同，故并世家于列传，亦有其理由存在。这种改变后的体裁遂为各史所遵行。”（李宗侗：《二十五史的体裁》，《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５６页）当然，《汉书》之后的史书也不是完全不用“世家”一体，如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就重新用过这一体裁，而“《宋史》因之”；此外，《晋书》的“载记”、《辽史》的“外纪”虽不用“世家”之名而所叙述的实际情况则与“世家”相同，但总的来说，班固把“世家”完全并入“列传”的做法确实为后来的修史者所承袭。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曾经颇有微辞地这样写道：“《史记·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迁用之以记王侯诸国，《汉书》乃尽改为列传。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然自《汉书》定例后，历代因

之。《晋书》于僭伪诸国数代相传者，不曰世家，而曰载记，盖以刘、石、苻、姚诸君有称大号者，不得以侯国例之也。欧阳修《五代史》则于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楚、吴越、闽、南平，皆称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国世家。《辽史》于高丽、西夏，则又称其名曰外纪。”（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４页）

［４３］李宗侗：《二十五史的体裁》，《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５８页。

［４５］正如李宗侗在《二十五史的体裁》一文中所说：“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以下，各史多以一帝为一本纪，而始于开国之君。《史记》在秦统一以前，多以一朝为一本纪，如夏、殷、周即是。”（李宗侗：《二十五史的体裁》，《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５６页）

［４６］［５０］梁启超：《新史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５、６５页。

［４９］１９０２年，由于刊发《中国史叙论》一文的《清议报》停办，梁启超再创办《新民丛报》，在该报“历史”栏（开始为“史传”栏）刊发《新史学》一文，在“地理”栏刊发《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这两篇文章可看作是此前《中国史叙论》一文的拓展和具体化。《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与《中国地理大势论》这三篇文章，构成了梁启超“新史学”观的核心文本。

［５１］陆胤：《梁启超“新史学”的外来资源与经学背景》，见梁启超《新史学》一书之“导读二”，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２页。

［５２］（美）宇文所安：《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３６页。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邹怡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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