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尼奥蒂 | “法律的沉默”：论国际律师在旷日持久冲突中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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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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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崔瀚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校对：
徐奇，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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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文原载于Völkerrechtsblog，题目是“‘法律的沉默’：论国际律师在旷日持久冲突中的沉默”（Law’s Vulgar Silence: On the Sil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yers in Protracted Conflicts）。限于篇幅省略脚注和注释，译文谨代表作者立场，不代表平台和译者观点。如需原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正文
在2021年6月1日Völkerrechtsblog的社论中，针对最近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发生的暴力事件，编辑们向他们的读者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
上述问题的答案相当明确。是的，我们必须。
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对国际法在“冻结”冲突中的长期存在、缺席或沉默感兴趣，并通过接下来的文字分享一些想法，并简要解释我为什么认为是这样的。以下评论来自我自己有限的研究范围。尽管如此，我相信它们还是值得分享的，作为对当前对话的贡献。在旷日持久的暴力背景下，关于法律的讨论可能确实让人感到绝望。然而，如下所述，法律的沉默方面使国际法政治的最坏情况浮出水面。
尽管每个长期冲突独一无二的特点使得进行比较成为一项敏感的任务，也许对律师来说尤其如此，但至少有些经验是共同的。然而，即使如此，人们也需要不断意识到，在同一个社会中，不同的人理解和体验过去的或正在发生的暴力的方式可能完全不同。在发生这些暴力冲突的社会中，高度的分裂和分化是这些冲突的天性。此外，暴力的紧张程度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冲突在几十年内都是非暴力的（甚至是 “舒适的”），其他这类冲突可能会采取日常的具有被动攻击性的歧视事件，和/或反复发生的轻微或重大的直接身体暴力性的事件的形式。这类冲突持续时间长，往往也意味着激烈程度可能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因此，即使冲突可能“看起来或感觉上不像战争”，人们可能也已经不再每天死于子弹、炮击和空袭，但事实上，在围墙、缓冲区、铁丝网和检查站旁的生活并不是和平的。外部观察员和当地人有时同样容易意外地忽略这一细节。
2020年9月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爆发的武装冲突，就像最近在加沙和以色列发生的暴力浪潮，以及最近在哥伦比亚和北爱尔兰发生的示威游行活动，还有在长期冲突中再次发生的其他暴力事件，往往让那些在这些冲突背景下生活、工作或进行研究的人粗暴地重新认识到，武器的沉默并不一定意味着武器永远沉默了。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和北爱尔兰的案例中，尽管表面上是 “和平的”——两方已经达成了政治协议，但冲突仍然存在，深深地纠缠在受影响的社会的政治结构中。主导的历史叙事、公共话语、教育系统以及老一代人的经验往往是其中的构成要素。提出问题的编辑想到的是公开的暴力情况，但必须指出，即使没有暴力，无形的社会政治因素总是暗流涌动，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破坏局势的稳定。
同时，当言语让国际律师失望的时候，国际法也让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在忍受和仍然在忍受这些冲突后果的、求助于法律来保护或寻求（经常被夸大的）正义概念的人失望了。为什么是夸大的正义？就像国内的暴力受害者一样，法律能够提供的保护和赔偿是有限的。因此，那些在冲突中受苦最深的人，除了坚持和坚韧之外，其实别无选择，这让疲惫感爬上那些非常清楚自己职业局限性的国际律师的心头。这些受难者，从哀悼失去的亲人，到等待失踪者的回归，失去享受祖先家园和财产的机会，处理代际间的创伤，以及一次又一次对无休止、无结果的谈判感到失望。
虽然我同意编辑的观点，即“沉默并不（总是）等于无效或中立”，以及我们不应该总是“有意地为他们说话，并充分利用我们华丽的词汇”，但我不同意这样的结论，即面对复杂的情况，沉默是处理此类案件的正确方式，甚至我认为沉默也不应该是表达“一个人对复杂性的认识和面对似乎超越了法律的人类痛苦的考虑”。对于观察这些事件的国际律师来说，法律不应该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危机。一旦法律变得太不舒服，就可以“扔到地毯下”，直到下一个最好的机会出现，把问题重新放在台面上。相反，谈论法律的复杂性、低效性和应对人类痛苦的不足性，可以帮助确定我们的“法律词汇”所缺少的词汇。如果法律要发挥任何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法律很容易成为产生仇恨、精神和身体的分裂以及更多痛苦的恶性循环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在面对“他人”造成的不公正时，也“为我们”提供理想化、不可实现的正义的空洞承诺。
国际律师，就像外交官和政治家一样，早就意识到大多数国际法律争论都有（至少）两个方面。然而，这种两面性在受长期冲突影响的社会中很少被公开承认。虽然国际法在大型国际论坛上扮演着“低调”的角色，但在国内，公共话语往往集中在单一方面的法律论证范围内，完全支持当时的特定群体利益和优先事项。这导致了历史记录、形成公众对“正义”的期望的经验和记忆、以及确定当前政治和外交议程的利益和优先事项之间的鸿沟。
正是在这一点上，国际法的不同方面可能变得在场、缺席或沉默。我所说的“在场”是指国际法中那些有利于所持正式立场的、在追求具体利益时被反复强调的方面。另一方面，“不存在”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可以探讨的，但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不愿意对其进行任何说明的国际法要素。这与我所说的“沉默”的国际法要素略有不同，因为根据事实，“沉默的方面”的相关性是相当明显的，但对它们的关注却被有意转移，因为它们有可能挑战长期建立的、构成长期冲突基础的叙事。
因此，在国内的公开讨论中，仍然没有空间让国际律师进行高水平的审查。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国际法的专家，但这个问题在律师中似乎特别严重，特别是一旦将其沉默与研究此类冲突的社会和政治科学家产出的研究的数量和种类相比。国际律师坚持只通过正式的视角来评估法律的传统，使我们无法理解作为国际有争论的实践和政策的核心要素之一的法律，通过其巧妙地策划的在场、缺席或沉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影响。
也许没有比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二元分立更粗糙的国际法分类了，而且有大量正在进行的冲突，但国际律师几十年来一直对这些冲突保持沉默。通常是因为这些冲突不符合二元分类，或者因为时间过去太久，僵局随着时间的推移逐年增加，而下一场危机总是比前一场更有趣。尽管讨论现有的法律的复杂性不太可能减轻痛苦或导致其快速解决，但保持讨论是非常重要的，以确保冲突的任何一方都不能逃避他们各自对造成伤害和痛苦的责任。
法眼看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