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闲跑警报，着急抓汉奸 | 千汪事15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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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到昆明的头两年（1939、1940年），三天两头有警报。“跑警报”是战时昆明人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云南省防空司令部制定的昆明防空警报，设空袭、紧急、解除三种，报警工具为兵工厂用于报时的音响器与六座城门上的警钟。空袭警报拉响之前有预行警报，联大不远处的五华山上升起红球，代表日机起飞，如果日机没有空袭意向，改挂绿灯笼；空袭警报是鸣一长两短，或敲钟1-2-1-2，响三分钟，代表日机进入云南；紧急警报是连续短音或急敲钟，响两分钟，代表日机往昆明而来；解除警报则是拉长音或一下一下有节奏地连续敲钟，响两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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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日机开始轰炸昆明。1940年共轰炸昆明17次。闻一多家后院曾经掉落过一枚炸弹，未爆炸。1940年10月13日，日机再次轰炸，西南联大校舍损失惨重。沈从文、卞之琳合住的宿舍也被炸坏。沈从文从此搬到文林街20号单独居住。
遭日军轰炸后的西南联大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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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29日，下午一点开始预行警报，四点半警报解除。日机共出动27架，投炸弹71枚，空中爆炸弹5枚，硫黄草色弹1枚。炸死52人，负轻重伤者76人。炸毁民房420余间，震毁780余间，损失汽车4辆，马1匹。损毁最重的华山西路至北门街一段，恰是联大教员居住密集区域。“自昆明轰炸以来，盖以此次灾区最广、死伤最重云。”（《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本来打算于这一天举行的“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也因空袭延期。
抗战时期昆明市空袭时民众疏散区域分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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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跑警报，当时昆明有很多传说。比如总有人看见“汉奸”摇白旗或白手帕，为日军指示投弹目标。但也有人发出疑问：如果日机按照指示去轰炸，不正好把这些汉奸炸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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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秘密举报昆明的一位著名中医，说他姨太太是日本人，有汉奸嫌疑。结果该中医被捕。传说宪兵进门抓人的时候，那位日本姨太太正在蚊帐后发无线电报。有人问：“她会如此不小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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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无问西东》里拍的联大师生野外上课，也是有的。1940年12月3日10点35分，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正在新校舍18甲教室里上《人口问题》，忽闻空袭警报。有学生提议跑警报时继续上课，陈达也同意。大家跑到北门外约六里的小山树林里，离海源寺不远，坐下继续上课。陈达坐在一个坟头上，讲C.Gini、R.Pearl与A.M.Carr Saunders的人口理论，学生11人，专心听课记笔记。那天阳光颇大，无风。别的跑警报的人，路过这里，也站下来听上片刻。陈达说，只可惜小贩叫卖糖果点心的声音，有点打扰上课，不然，比在教室里上课还愉快。（《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
现代中国人口学开拓者、社会学家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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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有一位叫徐泽物，论文题目是《空袭与昆明社会》。其中报告：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历次警报时间总共约300小时。联大学生跑警报所费的时间，约等于23周的上课时间或一个半学期。期间昆明被空袭炸死者1044人，伤者14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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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84年写了《跑警报》，历数联大师生在警报时期的种种表现。他认为日本人轰炸昆明，主要是为了吓唬昆明人，增加市民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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