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示众和康桥，来比较一下 | 千汪事1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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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国文“作文”课教师是陶光。他是清末名臣端方的孙子，1934年清华中文系毕业。陶光深受俞平伯、刘文典等教授器重，擅书，昆曲则得红豆馆主（溥侗）亲传，工冠生。他比汪曾祺大七岁，汪曾祺后来写他“面白皙，风神朗朗”，“同时穿两件长衫”，“嗓子好，宽、圆、亮、足”，“气质上有点感伤主义”。陶光是沈从文姨妹张充和的追求者，1948年迁台，1952年年底穷愁倒毙于台北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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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多次说到：“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按照课程表，沈从文在联大期间开（教）过至少八门课，其中必修课有大一国文、大二各体文习作（一）、各体文习作（二）乙（语体），选修课有各体文习作（三）、中国小说、中国小说史、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实习。这里面有三门是在汪曾祺离校之后开设的。经综合判断，汪曾祺在“大一国文”课上，即开始受教于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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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国文“读本”部分期末统一命题阅卷，试题之一是“读《示众》及《我所知道的康桥》所得印象的比较”。这简直像从前科举题里的“截搭题”，对联里的“无情对”。鲁迅小说《示众》与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都入选了《大一国文》，但这两篇有什么好比较的呢?求当年的试卷，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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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汪曾祺“逻辑”课的，是现代中国最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金岳霖与世无争，以顽童心态从事乏味的逻辑研究，这一点似乎与汪曾祺很相投，难怪汪曾祺要专门为他写一篇《金岳霖先生》。其实，金岳霖早年在美国学的是政治学，相当“入世”的学问，后来才转向逻辑哲学。金岳霖的思维方式相当抽象，他曾说自己一生的思维，没有在某件具体事物上停留过哪怕五分钟。与此相对，他的记忆力极差——从三十岁起，他就常常忘记自己是谁。
金岳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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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通史”的老师是皮名举先生，他有一句名言：“不学本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学西洋史又不知道中国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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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课表，汪曾祺这一班“中国通史”的任课教师应该是明史专家吴晗。吴晗在联大时期热衷于政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不知道为什么，汪曾祺似乎从未在作品里提到过吴晗。
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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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一体育的马约翰先生，是现代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汪曾祺描述他：“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衬衫，一件西服上衣，下身是一条猎裤，从不穿毛衣、大衣。面色红润，连光秃秃的头顶也红润，脑后一圈雪白的卷发。他上体育课不说中文，他的英语带北欧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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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说中文的马约翰，上课时要求学生必须站直。他总是喊：“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后面这句似乎专门喊给汪曾祺听的，因为他从年轻时就驼背，始终没有直起来。难怪后来汪曾祺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
正在指导学生的马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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