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70年主流观点和学术热点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 | 赵联飞
本文摘自《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70年》
一、方法论层面的讨论
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者对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既涉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社会学本土化等根本性的问题，也涉及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规范讨论，还有的涉及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和基本伦理问题。
早期的方法论讨论主要集中在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关系。戴建中（1989）在回顾1989-1999年的社会学方法发展时曾指出，中国社会学界在广义的方法论上具有高度的共识，“都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论和历史唯物论是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方面，张小山（1991）认为，实证主义与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对立突出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而这又根源于两派在本体论上的不同认识，从而在社会学中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研究范式，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研究要求下，它们都能产生出富有价值的成果。
张杨（2007，2009）与尹海洁、庞文（2009）针对“证伪在社会科学中是否可能”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张杨（2007）认为，波普尔所提出的证伪主义除了受到自然科学哲学的批评外，更不适合基于概率性因果关系的社会科学。尹海洁、庞文（2009）则认为，张文所提出的社会科学不能被证伪是对波普尔证伪理论的误解。他们强调，“证伪、可证伪性、证伪主义三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不能加以混淆”。对这一商榷，张杨（2009）进行了回应，强调“从逻辑的角度看,科学定律既不可能被可获得的证据完全确立,也不可能被有限量证据全盘证伪”，统计检验并不等于证伪。
王宁（2002）对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对立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双方的对立是双向度的。在“整体”观上，个体主义坚持化约主义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秉持反化约主义的立场；对立的结果是个体主义犯了“消亡论”错误，而整体主义则陷入了“物象化”的陷阱。在“个体”观上，个体主义采取了反社会决定论的立场，而整体主义则强调了外部社会决定论的立场；其结果导致“个人”在个体主义那里“社会化不足”，而在整体主义那里则“社会化过度”。文章认为，超越二者对立的方向之一是解决“社会结构”和“主体行动”的发生学根源和再生产条件。
谢宇（2008）指出，“困惑邓肯的最基本的问题——总体异质性——仍是当今量化社会学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结果，至少我们无法在方法论上解决它”，“我们应该像邓肯那样做一位智者，即致力于深化我们对社会科学重要的实质性题目的实证理解，而不是致力于获得惊天动地的结论”。
在定量方法研究者对自身的“武器”提出批判的同时，定性方法的研究者也在不断深化对定性研究方法的认识，并致力于将其扩展至更大的效力范围。卢晖临和李雪（2007）分析了个案研究中存在的四种基本方式，指出“分析性概括才是个案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个案研究法的魅力不在于……样本选择的代表性或典型性，而在于其辅助理论建构的力量”。杨善华（2007）分析了阿格妮丝·赫勒的日常生活哲学以及现象社会学家舒茨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指出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挖掘和解释制度安排中的“盲点”是捕捉各种“现象意义的悖论之处”的重要方法。吴肃然等（2018）则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学科重建以来，以本科基础课程为代表的“研究方法教育”便一直带有鲜明的美国定量实证主义取向，它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话语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面貌，锚定了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理论研究在学科知识体系中各自的地位和困境。因此，重视教材编写，调整课程设置，促进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共同繁荣，应该成为未来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的着力点。
2000年5月，费孝通在一次报告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当我们对某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会借用西方的社会理论。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我们是否把握了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我们是否明白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到底有多少差距，以及我们是否恰当地运用了这些理论”（费孝通，2000）。在2003-2006年期间，中国的学者们开始讨论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问题，并进一步加强了对转型社会的关注。例如，周晓虹（2010）讨论了中国问题研究中的“冲击—回应”以及“国家—社会”两种分析路径，应星（2006）对叙事这一研究方式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特别意义进行了讨论，李强（2000）提出中国人心理“二重性”，等等。渠敬东（2016）进一步提出，源自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有其自身的人心和文化根源，当下的社会科学家好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概念话语，更丰富、准确、深入地理解今日现实状况及其历史经验，而走出这一步则是中国社会学自立的一个前提。
女性主义是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刘军（2002）认为女性主义方法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改变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张宛丽（2003）认为女性主义社会学挑战了原有的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开辟了与以往的知识体系所不同的另一种认识视角及领域。吴小英（2002）认为，女性主义的兴起具有两个背景，一是长期以来社会学内部形成的对女性或性别问题的普遍忽视，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的式微和反实证主义潮流的兴起。吴小英（2003）进一步提出，并不存在所谓独特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只存在独特的女性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
与女性主义相呼应的另一方法论层面的主张则是“干预社会学”的提出。沈原（2006）讨论了强干预和弱干预两种取向。他认为，基于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提出的行动社会学主张，“社会学干预”或许是解决转型社会学视域下的诸种社会问题的有效措施。不过，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社会学干预方法必须在原则和技术上都有所改进。嫁接“解放社会学”的诸原则，形成“强”“弱”两种干预手段，可能构成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黄盈盈和潘绥铭（2009）从方法论的层面强调社会调查必须在研究伦理的框架之内进行。他们认为，“调查过程其实就是这两个主体之间的人际互动,而调查的结果则是双方共同建构出来的。我们把这种认识归纳为主体建构视角”。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应从方法论角度认识研究伦理的贯彻对于提高调查质量的积极作用，“任何社会调查都要贯彻研究伦理，这是一种刚性的要求”。
二、研究方法的进展
在关于研究方法本体的认识方面，风笑天（1997）对国内外社会学者关于社会调查方法、社会研究方法及相关的概念、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社会调查方法与社会研究方法是两个密切联系但有着明显差别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类型或方式。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方面，风笑天（2003）回顾了1980年以来141项研究报告中对方法的报告情况，认为90年代末期以来，研究者在报告中对调查方法的介绍已有了十分明显的改观。
夏传玲（2007）认为，借助于计算机的定性研究有助于“发现纷繁的定性材料中的隐含模式”，以及“管理这些范畴、概念以及概念和原始资料的联系”，有助于“更清晰地界定概念”，“发展概念之间的关系”。但使用定性分析软件也有着“定性资料失去语境”、隔离“数据和分析”以及容易盲从于计算机等潜在问题。沙莲香等人（2007）则讨论了基于SARS期间对民众社会心理跟踪调查的计算机模拟结果，指出“运用计算机模拟更深的意义是通过其对现实数据的拟合与实证数据的验证，增进对系统的理解，尤其是针对复杂系统的分析，计算机模拟具有特别的优势”。
谢宇（2006）曾提出社会研究中的三个原理：变异性原理、社会分组原理和社会情景原理。高勇（2009）和梁玉成（2007）可以看作是利用情景性原理进行研究的典型代表。高勇（2009）采用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也称为UNDIFF模型）考察了职业流动。梁玉成（2007）则提出，地位获得和代内职业流动中分别存在着现代化和市场化所导致的世代效应、时期效应和年龄效应，并通过AGP模型分解现代化转型和市场化转型的影响。
陈云松、范晓光（2010）指出，基于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因而难以做出恰当的因果推断。大量现有的社会学定量分析虽以解释为己任，但实际上要么停留在描述统计阶段，要么得出错误的因果结论。他们以社会互动研究为例，讨论了遗漏偏误、自选择偏误、样本选择偏误和联立性偏误等四种主要的内生性问题来源，并介绍了克服内生性问题的一系列模型识别方法，提出了通过提高调查数据信息量以利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
三、具体技术方面的进展
在测量方面，沈崇麟（1990）对误差概念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并对调查研究中各个阶段的误差产生机制进行了分析。张小天（1994）认为，可以将所有的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学研究者无法可靠测出的变量，另一类是可以可靠测量的变量。操作化就是为属于前一变量群的某个变量在后一变量群中找到对应的变量（即指标），以便能够用操作测量方法可靠地测量这个变量。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张小天（1994）的关于操作化的思路实际上是潜变量模型的另一种表述。
在分析方面，吴愈晓（2010）采用时间史模型分析方法，探讨了1978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居民的精英职业地位获得是如何受到“旧式精英”（新中国成立前政治和经济精英）和“新式精英”（新中国成立后再分配经济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家庭背景影响；陈光金（2010）应用夏普里值分解技术分析了多种因素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王存同（2010）应用零膨胀模型分析了中国人工流产影响因素；田丰（2010）采用布朗分解方法对城市工人和农民工收入的差异进行了讨论；黄荣贵和桂勇（2009）则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研究了在线业主论坛对集体抗争事件发生的影响。陈云松（2013）使用工具变量分析技术，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日常互联网使用与群体性上访、示威、集会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在资料收集和分析技术方面，赵延东和琼·培德森（Jon Pedersen）（2007）讨论了受访者驱动抽样（respondent drive sampling，RDS）方法在调查“隐藏人口”方面的应用。张丽萍（2009）分析了抽样调查入户抽样阶段各种统计口径人口的年龄结构，提出对现有Kish表抽样过程的改进建议。风笑天（2007a，2007b）与郝大海（2007）则讨论了对样本规模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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