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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多发季节，多饮金银花茶有利于增加抵抗力。
我们今天所采用的大多防疫方法，在伍连德时代早已存在。而他凭一己之力，就控制了整座城市的疫情。他，才是真正的国士无双！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之下，有关防控措施也是出了一轮又一轮。2月23日，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联合向全体市民发布《关于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书》，因为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是新冠肺炎传播的主要渠道。《新民周刊》发现，倡议公筷公勺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早在1911年东北抗击鼠疫期间，就有一个32岁的青年在当地做出如此提议，而且他还是第一个在中国建议用旋转餐盘吃饭的人。今天防疫期间的戴口罩、建 “方舱”医院的种种措施，也出自这个青年的防疫“宝典”。他就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193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华人、中国卫生防疫、检疫先驱——伍连德。对于上海而言，伍连德也是功不可没。因1930年在这座远东大都市出任首任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负责人，他在1932年的全国大霍乱中拯救了上海——四个月终结疫情，死亡率全国最低！而1988年甲肝大爆发时上海的很多“硬核”举措，其实只是解锁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隐藏技能而已。可以说，我们今天所采用的大多防疫方法，在伍连德时代早已存在。而他凭一己之力，就控制了整座城市的疫情。他，才是真正的国士无双！
伍连德是马来西亚华人。他的父亲是广东新宁（今台山市）的客家人，闯南洋来到马来西亚槟榔屿经营金铺生意，伍连德母亲也是台山客家华侨，两人一共育有11个子女。1879年3月出生的伍连德排行第八。
1896年，17岁的伍连德考取了英国皇家奖学金，赴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就读，成为继学习法律的第二个入剑桥的中国人。1903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医学博士等学位。他还到德国和法国进修传染病学、热带病学、微生物学和公共卫生学，获得多方面知识与技术。伍连德回到马来西亚后，收到直隶总督的邀请，请他出任天津陆军医学校的副监督（副校长职）。当时，伍连德的中文并不流利。在妻子黄淑琼的劝导下，28岁的伍连德带着妻儿一起来到中国。
自1907年从南洋归国服务后，伍连德就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领军人物——他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所，还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他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1910年10月，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发生肺鼠疫流行，不久就波及东北三省，并向华北扩展。疫情严重，短短两个月时间夺去了六万多人的生命！当时正值国势衰弱的清末，沙俄和日本都以保护本国侨民为借口，企图独揽中国防疫领导权，并公然声称中国无人能领导防疫工作。为此，清廷紧急征召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会办”伍连德承担防治鼠疫的工作。1910年12月，伍连德乘火车火速抵达哈尔滨。在当年的东北，临危受命的伍连德就如同上海的张文宏一样成了网红医生，因为他是第一个呼吁所有人戴口罩的人！
那个年代，别说老百姓，连中国医护人员都还没养成戴口罩的习惯。而且，当时的口罩来源于西方国家，由多层纱布组成，导致使用者呼吸困难（一个字“闷”）。为此，不认输的伍连德白天治病救人，晚上研发口罩。终于，他设计出一款用纱布和棉绒遮挡口鼻的简易口罩，被大家称为“伍氏口罩”——保护程度高，制作成本低，立刻成了当时的抗疫“潮款”。
同时，伍连德发现中国人的就餐习惯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菜，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于是，他在中国首次推出了“旋转餐台”（英文名“Lazy Susan”，19世纪西方已经出现），并让大家用专门的公筷搛菜。这在当年的中国都是十分前卫的想法，但对于抗击疫情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伍连德提出了“隔离”对于抗疫的重要性。他不仅把病人和健康人隔离开，还把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分开收治隔离，并且对于病人接触过的所有地方随时进行消毒。
1911年春节，伍连德顶着巨大压力，下令焚烧鼠疫死者的尸体。在当时普遍土葬的中国，这样的决定需要巨大的魄力。此后，他还把哈尔滨的停业的客栈、学校等用来作为防疫的办公室、消毒室和病房。而征用客栈和学校作为病房，这不就是今天方舱的雏形嘛。 因为伍连德的这些硬核举措，东北在随后三个月里基本扑灭鼠疫。伍连德也因“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这是受此殊荣的第一位华人。
2007年诺奖委员会解密部分候选人资料，人们才知道伍连德1935年曾被提名
中国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但海港检疫权与海关主权一并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为外国人服务。辛亥革命后，在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伍连德多次呼吁“自己办检疫”，力主从洋人手里收回国境卫生检疫权，并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下属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1929年底，国际联盟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工作，经交涉，国民政府卫生署派伍连德负责收回检疫主权事宜。 1930年7月1日，上海率先成立全国首家海港检疫管理处和上海海港检疫所。伍连德处长、所长一肩挑，同年又设立上海霍乱防疫事务所。在他的主持下，上海采用了当时国际检疫最先进的防疫模式。
1932年夏天，伍连德坐镇上海不到2年，正赶上20世纪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霍乱，全国一共记录了9.5万个霍乱病例，死亡3.1万人，其中北平病人死亡率最高，接近80%。为此，主持抗疫的伍连德立刻要求上海当局解决30万苏州河沿岸居民的清洁饮水问题。上海市随即紧急铺设6条自来水管道，为疫区提供清洁饮水，并动用水车送水。
此时上海人口已逾300万，其中4296人染病。因此，霍乱防疫事务所给予78万人免费接种疫苗，包括27万外侨。
经过4个月的不懈努力，上海的霍乱死亡率控制在7.4%，为全国最低。正是上海与国际接轨的公共卫生体系，使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对疫情有“结界”。伍连德的海港检疫所，还和其他部门联手向市民普及公共卫生防疫及传染病知识，这也让“怕死”的上海人，从此留下“爱干净”“拎得清”的全国美名。可惜的是，伍连德和上海的“情分”只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为躲避战乱，伍连德被迫举家返回马来亚，定居怡保市，并开设私人诊所悬壶济世。此后，当地显贵多次劝说他出任政府职务，他都以年迈为由谢绝。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伍连德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如今，在上海长宁区金浜路15号的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以下简称“保健中心”）后院，还有着伍连德的塑像。 据悉，隶属于上海海关的保健中心，在抗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不仅对疑似病例样本随到随测，还要支援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的卫生检疫工作。很多同志去驰援口岸工作之前，都会走到塑像前鞠上一躬。作为伍连德的后继者，他们希望能够在此次抗疫之战中守好国门和家园，再次取得胜利！
新民周刊
参考资料：关声、澎湃新闻、上观新闻、解放日报
编辑：龚紫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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