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柴劣火》争议：触及灵魂的洗稿还是新工种诞生？
近日，自媒体呦呦鹿鸣发布的《甘柴劣火》一文在朋友圈刷屏，文章展示了原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的宦海人生，揭示了其任内对媒体监督的打压，试图以此解开甘肃贫困落后的根源。
上线后，这篇文章的点击量迅速逾千万，点赞数超两万。
而紧接着刷屏的则是财新资深记者王和岩发出了“洗稿”的质疑和声讨——“自媒体时代就可以不采访不花成本，躺吃别的媒体的报道了吗？”以及该自媒体“呦呦鹿鸣”主理人黄志杰的回应，称“社会在崩塌”，认为财新不能垄断新闻事实的传播，“不能把新闻事实当成生意。”
与之前类似事件中一边倒地讨伐“洗稿”一方不同的是，此事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争议，甚至有更多的声音在支持涉嫌“洗稿”的自媒体。
这是因为，一方面，《甘》文中的新闻事实虽大部分来自包括财新及中国青年报这样的传统专业媒体，但其写法上具有创新性，甚至是开创了一种更适应微信朋友圈阅读的新式文体；其二，作为“扒粪者”的财新本身是国内唯一一家付费媒体，此事暴露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具公共性的新闻被产品化甚至商品化是否完全合理的问题。
是专业媒体的傲娇还是自媒体投机取巧？
在这场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观点是更加同情自媒体的。这些观点往往强调自媒体的贡献和不易，而针锋相对的则是认为自媒体的整合报道并不重要，投机取巧的观点。
百家号“晓看”和公众号《为什么财新的气生错了》一文都更强调爆款网文文本创新的积极能量。
“晓看”认为，在后真相时代，新闻的分析和整合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传统媒体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文本方式的落后。他毫不轻视爆款网文，强调其文本创新，并坚称这是媒体需要重视的一个方向。
而《为什么财新的气生错了》一文的作者也认为，这篇文章能成为爆款，是同时抓住了内容核、情感、舆论场，因此并非易事。作者还解构了此事中透露出的专业媒体的傲娇：“专业媒体会认为引发情绪是业余的和危险的，同时，新闻本身的力量就足够完成议程设置、好内容和有价值的话题一定会脱颖而出。有大量的案例证明，这个信念并不成立。”
更有人戏言，财新自己的稿子本来就应该有个洗稿部，“把那些难读的文章好好洗一遍。”也有观点承认自媒体一文的可读性更高，将之比作肯德基，而财新的报道则是中药。
“晓看”甚至认为黄志杰代表了一种新的可被称为“新闻作家”的工种，可见其对自媒体整合文的态度之积极。他认为该工种是对过往的公开报道进行梳理分析，剥丝抽茧，从而形成自己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并用小说式的文字，重组再现新闻事件。这样的文章，因其涉及面广，时空纵深感强烈，又针对受众关注的话题，往往能够一炮而红。作者以公号“兽楼处”发布的《疫苗之王》，同样一篇梳理型新闻入选年度新闻事件为例来证明这类新闻作家存在的意义。
张远在“钛媒体”刊文分析了《甘》文的写法但更多的表达了对这种写法的不屑。他分析整合型文章能火是因为其后见之明以及上帝视角带来的阅读快感：将“时代与个人命运”、“历史的循环”等宏大叙事更把每一位读者都裹挟了进来，使之感受到与自己的关联。这种代入感会使读者情不自禁地转发分享。
在张远眼中，现有的流量逻辑是值得商榷的值得批判的，他担忧，如果流量都向呦呦鹿鸣这样的“整合”写作流派倾斜，“扒粪者”队伍的老兵只会加速凋零。
他还觉得，自媒体并非真的关心承受无妄之灾的一线记者的故事，只不过是在宏大叙事和悲情故事中自我感动。而如果读者和社会都不支持传统媒体和一线记者，最终，“呦呦鹿鸣们”将会没有可用食材。
支持传统媒体的张远和宋志标都表达了对自媒体整合式报道的不满。张远不仅更加支持传统媒体，还认为应该培育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体认和尊重。
张远指出，公众有一种“无疑是一种不管原材料从何而来、可靠与否，只要能满足烹饪后的口舌之欲的心理，”故而更青睐呦呦鹿鸣这样的整合者，而非王和岩这样承担风险、专业训练的信息采集者。
张远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某种无奈和悲叹：“他们没有耐心去陪记者一点一点揭开真相，他们没有和媒体、记者并肩作战，用付费支持他们探究真相的责任感，没有通过报道一点一点见证改变发生的信心和耐心，只等着不用承担一丝风险，稳坐斗室的综述者去告诉他们，’虽然我没到过一次现场，没见过一个当事人，但请相信我，事情就是这样’。”而宋志标也不喜欢事后整合式报道，认为它省略了彼时表达情境、报道环境的氛围和细节，删减了记者与媒体艰苦的突破，“导致过去追求的真相，变成而今咀嚼烂熟的口水。”
有意思的是，宋志标也或多或少的透露了对大众的批判。他说:“大众对甘柴劣火变成业界内部的甘柴劣火是无感的，过去严谨的事实报道，经由优秀写手的操作，变成煽动情绪的利器。在新闻材料而言，这是二次利用的优秀成果……在读者新闻素养很现实的水平下，诱惑只要仔细激发就能别有天地，退役记者会本能地捡起这个工具。”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副主编张国也认为传统媒体虽然生硬但是人们对新闻的信仰所在。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他说：“财新的文章可能写得比较生硬没人愿意看，但这不代表别人就有权随便盗用。”
他很乐观地表示：新闻业是有标杆的，只要你朝着标杆去努力，永远不会缺流量、缺关注度、缺影响力。微信朋友圈这种环境确实不太适合严肃新闻的传播，但如果没有严肃媒体介入，那人们该相信什么呢？严肃媒体有他存在的价值，而且这一价值在未来会逐渐得到承认。
“触及灵魂深处的洗稿”还是“底稿再叙事”？
论战双方围绕的第二个焦点是关于《甘》文究竟是否是洗稿。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观点是斩钉截铁的认为是洗稿，而另外的观点则认为洗稿说言过其实。
很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一方提供过全面细致的文本比对。
新京报采访的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硕士李忠利的观点以及百家号“晓看”都认为《甘》文是再叙事再创作而非洗稿。
李忠利认为指责洗稿言过其实，《甘》文更像是一种“历史底稿的再叙事”，可以明显感受到原作对参考文章来源机构、作者的尊重，这不像“洗稿”的姿态，“反倒像共同体内的认同、接续和助力。”而“晓看”的文章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黄志杰的文章有自己的分析和观点，早已超越了抄袭和洗稿的范畴。更像是一篇带有新闻背景的小说。他认为，如果王和岩的作品像《三国志》，严肃考究认真；而黄志杰的作品就像《三国演义》，小说化的描写更吸引读者。
腾讯《大家》作者张丰也是支持“再叙事”一说的。他认为，《甘柴劣火》这样的文章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洗稿”（结构和意旨都和原文相似，只是改变一下语句），它更多是一种“写法”。他也认为，不能用“新闻报道”的标准来看待《甘》文。在现实中，有一个更准确的词，“内容生产”，他们是内容生产者，他们有时候内心充满正义，像一个“游侠”，但是更多时候，都是进行游击战的个体。
在是否涉嫌洗稿上，宋志标在《许多个机巧的伪装|评甘柴劣火》一文中明确认为甘文有洗稿行为。他指出，《甘》文中的事实性材料是来自于其他媒体的既成报道，而它对媒体报道内容的借用、引用，没有使用直接引语全部放在引号里，而是被拆解，被置换词语，零散布局。结果则是哪句话是引用媒体的既有报道，哪句话是自己的，变得含糊起来。
宋志标还觉得，有些报道虽然不是独家材料，但存在着“独特表述”，如果在引用时只是改动个别词语，但句段总体没差，也可以被认定是洗稿。也就是说，宋志标认为，只要被其他媒体报道过，只有直接引语才是诚实引用，而化用则是洗稿。他还指出，这种贬抑信源，将关键的、排他性的信源进行降维处理，属于“触及灵魂深处的洗稿”。
而“晓看”则坚持认为《甘》文对报道事实的使用并非抄袭。他首先区分了新闻报道和新闻事实，认为报道享有著作权保护，而事实一旦被报道就不再具有独家私有性质，是一种公共信息，任何人都可以讨论。
作者进一步指出财新付费墙模式有问题的，因为付费墙模式可以挡住文章的外流，但很难挡住内容事实上的外流。文章举例说，“火荣贵打人”的事实，确实是王和岩独家首发的，但这样的事实一经披露，他人就有了引用的权利，财新并不能独家垄断“火荣贵打人”这一事实的使用权。
《甘》文的新闻事实究竟是否涉及公共利益？
论战双方围绕的第三个焦点是这些新闻报道也好，整合型报道也好，是否是涉及公众利益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观点是斩钉截铁的认为火荣贵落马一事背后是涉及公共利益，而另外的观点则认为并非如此。这些观点也直接决定了他们对财新的“付费墙”的态度。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新闻传播学者黄典林虽无明指火荣贵落马一事是否涉及公共利益，但他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当报道的主题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之时，商业和公共之间的平衡就应当有一定的弹性。付费墙政策不是一刀切，毕竟把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报道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阅读到，不仅是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一种责任担当。”也就是说他默认了这是关于公共利益的报道。
因此，黄典林认为财新全面付费的做法已经把新闻完全定义为“商品”，而这无异于画地为牢，财新的新闻应该一部分变成商品，而非全部。
黄典林指出，在平台渠道的霸权地位无法撼动的现实面前，只有主动适应社交媒体传播的现实，因为传播不出去的报道再好，社会意义也有限。他甚至建议，传统媒体机构不妨授权自媒体来提高自身在社交平台上的转化率和传播度？
与黄典林观点针锋相对的则是张国的看法。他认为《甘柴劣火》背后的原新闻报道不涉及严重公共利益，不应免费。在接受新京报采访中，他说，如果要对信息获取的成本进行分级的话，那些涉及严重公共利益的信息可以免费。
在他眼中，假疫苗的消息才是无可争议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因为及时披露这个消息后可以阻止数万孩子接种假疫苗。但《甘柴劣火》一文涉及的信息不属于这一范畴。他说：“财新在调查事实的过程中前后付出了巨大成本，如果这样的内容都不能付费，可以随意引用，那谁为严肃媒体的调查买单？”
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的作者魏武挥则认为，那些认为财新的付费损害新闻公共性的观点是危险的，因为这背后意味着为了公共利益可以无视私人利益。他强调，财新是著作权人，显然享有利益，“而尊重权利人对合情合理合法权益的选择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常理之一。”
尾声：新闻生产中的利益再分配问题
我们认为，此事的极大争议背后本质上是在流量时代，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在新闻生产中如何利益再分配的问题。
当然，大多数传统媒体从业者，还有精英知识分子等会倾向于认为自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再加工继而获利在道德上是有缺失的。
也恰恰因为自媒体创作出的爆款可以快速通过打赏获利，这种获利远远超出一线记者的收入而让事件更具争议性。
也就是说，读者的打赏都被作为“厨师”的自媒体获得，对辛苦挖掘了原材料的一线记者是否公平？
这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说明原有的媒体秩序和利益分配需要变革。
可能一些人还是看不上自媒体的整合文，看不上他们煽动情绪，但实际上确实是他们把“山东辱母案”、“北京房租暴涨”、“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等事件推到了大众面前，而后者可能往往并无力支付财新几百元一年的付费墙。
这些读者确实没有付费阅读的习惯，而整合型的自媒体写作则改善了他们的“信息生活”，甚至让这些人接触到了本来永远也接触不到的信息。
我倾向于相信自媒体以及社交网络平台带来的内容生产的改变是有益的。尽管它可能涉及侵权，但是它也有快速纠错能力——《甘》文被举报后，原创标签被撤销。《甘》文可能一开始严重伤害了传统记者的版权利益，但也让很多非业内人士第一次认识了这位记者王和岩，甚至让公众开始反思“传统媒体”不可取代的价值。
正如《文化纵横》作者张晓波指出的，舆论产生和发酵的主动权已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自媒体，这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但是这种主动权转移的背后，新媒体的内容创作者、微信平台、传统媒体的机构、传统媒体的记者四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还需要细致的梳理。
整体来看，新媒体的内容创作者的弱势是没有采访权，但平台打赏功能给了优秀内容创作者极高的回报；这又是机构内记者很难突破的瓶颈，一线记者往往投入回报不成比例。
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好好守住传统媒体“新闻的信仰”，也无需介怀自媒体把优质内容分发给普通大众的努力，既要给一线记者足够的经济回报，也不妨试试与自媒体创作者“守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