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拼妈、丧偶育儿，她们是母亲，也是教育经纪人
作者 | 王芊霓
媒体 | 澎湃新闻
2017年的母亲节，在北京海淀区某家教育机构，一场感恩母亲的活动正在进行。孩子们手捧鲜花，簇拥在妈妈们周围。杨可也在现场，她是一位15岁男孩儿的母亲，也是以母亲教育职责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者。
“这些辅导机构当然要‘感恩母亲’，他们最清楚妈妈们是有关孩子教育的决策者，也目睹了她们日复一日的付出”。杨可对我说。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辑，社会学所的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集中在性别社会学、社会史、女性史等，她曾出版《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历史宝茷：过去、西方与中国的妇女问题》等译著，并曾获第三届中国妇女研究优秀成果评选译著类二等奖。
杨可的译著
杨可曾经以为轻松的参与学校教育，孩子就能有好的进步和发展，正如她年幼时那样。她就读于某高校附小，校内就有很多兴趣班。她儿子面对的却是另一副光景：在参加儿子小学一年级的家长会时，老师跟所有家长明确地说，“家长不能指望学校，一班40个人，老师怎么可能都照顾到？家长就得负起责任来。”老师明确撇清了责任，杨可不得不为儿子寻找影子教育资源（课外培训）了。后来，她的儿子参加了奥数的培训，在小学四年级时，周六就要上九个小时的奥数课，才算在小升初的竞争中胜出。
社会学家将异乎常情的事情作为研究的起点。杨可观察到，现在城市的儿童教育特别需要家庭，特别是母亲的付出。并且校外培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在校教育。教育的“私事化”也是学界近年来的热门议题。例如，已有针对亚洲社会的影子教育的研究证明，影子教育可能会造成阶层之间教育结果的不平等，成为一种优势阶层维护精英地位的机制。针对中国儿童的市场化抚育，也有学者也明确提出应重构国家和青年父母之间的契约，由整个社会集体分担儿童养育的责任。
杨可想从母职实践的角度切入这个课题。她反思这样的社会现实是否有值得反思和挑战的空间？她的研究问题包括：教育市场化和家庭化究竟对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 “教育拼妈”这种规范性力量又对教育公平产生了什么效果？
2017年夏天，她正式开展了这项研究，杨可进行访谈并参与观察了8个北京户口的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年龄从4岁到21岁不等，全都参与过课外培训，这些家庭中都是母亲对孩子教育负主要责任，母亲均在职，从事科研、会计管理等工作，学历为高中到博士。
基于这些调查和访谈，她写成了《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一文，并于2018年3月刊登于《妇女研究论丛》。论文发表并经《妇女研究论丛》杂志公号推送之后，引起了诸多关注和反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刘亚秋认为“经纪人化”的概念有解释力，贴切地概括了社会现象；从事教育分层研究的复旦大学李煜教授看重其勾连影子教育与阶层分析；上海社科院的李骏副研究员指出本文结论也符合上海市近年来的数据调查分析结果。不仅圈内女学者发来评论表示深有感触、感同身受，男性学者也纷纷表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和很现实的研究，“已转爱人参阅”。
杨可的主要观点包括：随着教育竞争加剧以及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一种适应性变迁，城市家庭中的母亲角色突破了私领域内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母亲教育方面的职责陡增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杨可的研究还佐证了此前那些认为孩子的学业成绩和母亲的表现呈正相关的研究。她认为，母职的经纪人化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甚至有些压倒性力量的密集母职，已经成为一种霸权式的制度，对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构成了压迫。
谈到这项研究对她的影响，杨可说，她正在学习并反思成为一个越来越民主的妈妈，并且希望孩子以后可以自己当自己的经纪人。
带着三个问题，澎湃新闻采访了杨可。
一、为什么母亲们争当“教育经纪人”？
王芊霓：你可以再简单介绍下母职、还有密集母职和扩大母职的概念和区别吗，这两个概念也是理解你的文章的关键。
杨可：母职是motherhood的翻译，母职是强调怎么扮演母亲这个角色。当你生了这个孩子，你就已经是母亲了，但是只有你扮演起相关的角色的时候，才能说你进行母职的实践。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hood），强调母亲责任不可替代、完全以孩子为中心、情感卷入深、在时间上有点内卷化倾向，甚至会越做越多；而扩大母职（extensive motherhood）往往是将孩子委托给家人或社区邻里照顾的这样一种模式。有的妈妈不一定是全职主妇，但是她可以付出最大的心神进行母职实践，这是一种情感劳动。
王芊霓：为什么要用“教育经纪人”这个词来概括中国的这种“密集母职”？
杨可：我发现母亲成为了连接家庭、学校和市场的一个枢纽。母亲们其实发挥着经营信息与社交网络的作用。她们要了解教育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的需求，还要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路线，规划影子教育学习的时间，亲身整合教育资源等一系列功能。这个很像经纪人的角色，我们说经纪人服务的是一个明星，这些妈妈作为教育经纪人服务的对象是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就是一个教育经纪人。我负责规划、了解和收集信息。虽然我不是一个最理想的代表，但是我身边有做得最好的人，关键的节点她们都能抓住，我就求助于她们。我自己，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母亲们都要经营孩子，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规划，因为孩子还不成熟，所以需要母亲帮忙做判断，带领他往前走。
王芊霓：这个研究是放在怎么样的一个研究空间里面展开的？你对话的对象是哪些？
杨可：金一虹老师的《教育拼妈》已经写得很透了，包括肖索未也提到过母亲在家庭育儿中的轴心地位，我也想过：这个现象大家都抓到了，我为什么还要再抓一次？就是我强调的是一个不同的侧面，拼妈是如何拼的？通过什么机制来拼的？在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母亲作为教育经纪人中反映的规划性、策略性，对女性提出了特别高的现代性的要求。我想把它讲出来。
我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作为教育经纪人的母职实践绝对不是一个非理性的事情，反而是对当前这个市场化的趋势、教育竞争的惨烈程度的理性认识下的选择。现在我很真切的知道这两个东西是相关的：母亲的精力投入和孩子学业的效果。
教育拼妈现象还有一个理性的地方是，母亲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跟最好的孩子在一起。如果她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已经鹤立鸡群，就要去影子教育的机构去认识更优秀的孩子。这个很重要。同伴影响对提高学业成绩的促进作用也已经被经验研究所证实。
王芊霓：孩子的教育结果和影子教育的相关性，以及母亲的付出和孩子教育结果的相关性可以具体讲讲吗？会不会妈妈不一定要付出太多，孩子可能靠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
杨可：按照更有经验的蔡老师（化名）的讲法，因为学校提供的教学不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高质量的学习反而是在机构里完成的。有些孩子上课都成了校外为主，校内成辅助了。补习不一定好，但不补往往不够用。我也同意他的说法。
现在课外培训市场的课程非常细分，内容都不一样。影子教育机构它们做了很多调研的工作，匹配不同的师资。有的时候家长也会提供很多反馈，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很紧密。其次，机构里有很多好老师很了解你的孩子，甚至比学校的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师更了解。如果你能够善用这个资源，会对孩子有很大的帮助。
我曾经接触过北京最牛的那帮孩子的妈妈们，她们不一定学历多高，但是她一定是用心的，像我前面说的，一定是个理性的人，她要给孩子找最适合的资源，然后规划时间。高中生也许可以自主安排，但因为小孩子还做不到，一定要有一个人来做这件事。
我访谈的蔡老师（化名）也带过有很多拿竞赛金牌的孩子。他的观察结论可以说和我的观察相印证。孩子的表现和妈妈的付出非常相关。这么说吧，如果孩子比较自觉，孩子学业成绩会不错；但是如果家庭希望孩子有尖端的卓越的表现，就还是要有人推他，这个人往往是妈妈。
王芊霓：对于要出国的孩子，这种影子教育还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杨可：分情况。影子教育其实是学科的教育，不完全是素质教育，不过现在课外补习中也开始有素质性的教育出现了。但是出国也一样面临教育竞争，这个市场的量也特别恐怖。如果要“爬藤”，也就是最终实现送孩子去常青藤大学的梦想，那花在这个教育市场上的费用和精力也是非常惊人的。
王芊霓：你论文里说成为教育经纪人是有门槛的有条件的，可以再具体讲讲吗？
杨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拼妈。看似平等，实则隐含着门槛，只有母亲具有相应禀赋的家庭，子女才更可能在教育市场上占得先机，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了一种学生教育成就的分层机制。
母职的经纪人化体现了韦伯意义上的现代的工具理性的特征。在做母职的经纪人化的时候，妈妈们是在发挥种种现代理性人的能力。包括明确目标，找到便捷的路径，信息搜集与甄别，理性规划与抉择，社会沟通与协调，网络构建和维护。例如，我论文里的小涛妈妈是从无到有的经纪人式密集母职实践的过程，她调动职业经历带来的社交网络构建能力，链接优质影子教育资源，成为一个核心人物，她善于维护圈子，打通资源，让信息流动，如今成为了一个可以为其他母亲提供成功经验的妈妈。
有的时候我见到不同的人，我就会想，比如学校餐厅来给大家打饭的阿姨，她们晚饭时间都得工作，看到她们我就会想，她们孩子谁来送她去上课？她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钱请保姆送孩子去。这样下去岂不是成了一个阶级固化的趋势了。之前有中学生跳楼，就是因为他父母没收了手机，因为他玩游戏成绩不好。他妈妈第二天上午也跳楼了。这是一个悲剧，这种劳工的家庭要花很多时间满足生存的竞争，他们拿不出这么闲暇完成这种模式的母职。当母职变成一个内卷化的要求，它越来越精细，要求母亲付出的时间越来越多，任务也不断升级、日益密集。而劳工家庭的母亲可能忙得连看管都做不到，何谈后续的有规划要求的需要投入大量精神的付出呢？
还有就是对于那些很优秀但是异常忙碌的职业，比如母亲是医生，也往往很难肉身参与到孩子的日常教育上，那么她的孩子可能也无法延续这个优秀的优势。同时，像前面说的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人可能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
我论文里有的受访人的情况是她职位已经比较高，也有自己的团队了，她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工作节奏。她就比较具备这个做教育经纪人的条件。
王芊霓：这个被访人的社会支持系统比较好，她是你调研中的例外吗？
杨可：是，也许这种社会机制她能胜任，她没问题，但是如果母亲面对的是压迫性的、固化的评价标准就很可怕。现在的情况是这个经纪人的趋势让人很难反抗了，作为个人，我反抗我似乎就要失败了。
你可以代入自己设想一下，有时候自己失败也就算了，但假如我的表现会影响到孩子，你要对另一个人负责，那就迫使很多女性不得不做出这个权衡：在单位我牺牲的只是我自己的职业成就，但是我这几年不努力，我牺牲的可能是我孩子的一辈子。如果这样想的话，她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职业了。
二、三种母职类型：完美规划型、接纳不完美型、自我增权型
王芊霓：我感觉你个人的社会身份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是在北京，而且你的孩子曾经是在“牛孩”当中的。然后你自己也是这种受教育比较高的“精英女性”，包括你的采访对象，是不是你们本来也更擅长去抓取这些信息？所以这个是不是你研究的一个有点特殊的地方？
杨可：我的案例里也有没有受精英教育，只是高中学历的母亲，她也指出“这个跟学历没有关系”。你的这个质疑我也曾经有过。在教育竞争没有那么激烈的地方、往上游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的地方，或者教育培训的市场化发展没有那么丰富的地方，可能情况不太一样。但是跟母亲自己的精英身份并不绝对相关。台湾的蓝佩嘉也有过结论，只要家庭有往上流动的愿望，它就会在教育上着力。而且只要女性有理性规划的能力，她就有可能胜任这个工作（教育经纪人）。
王芊霓：影子教育如此重要，影子教育资源的主要寻求者、联结者为什么主要是母亲？
杨可：我的研究也发现亲职投入呈现出父亲经济投入为主，母亲人力投入为主的性别化的模式。这个是有很多客观原因的，比如在现代社会，父亲面对的是更强的理想员工的要求，除非在比较有弹性的岗位就业，职场并不会给有孩子的男性员工完成家庭责任，留出合理的时间，父母双方可支配的时间，资源的不对等，成为家内性别分工格局难以改变的客观原因。台湾中产家庭也是如此，父亲扮演养家角色，提供经济资本，母亲通过自己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来辅助孩子的培养。
王芊霓：另外，母亲们会试图挑战这种性别分工吗？要在家庭和孩子上付出这么多，她们有没有抱怨？
杨可：比较少有妈妈挑战这种性别分工，按我访谈的海归博士的小婷妈妈的说法，尽管更加认可亲职共担的模式，也并不想耗费精神挑战既有的性别分工传统。
她们的母职实践有几种类型：要么会尽量完善自身时间规划，尽力协调；要么就是保持彼此边界，干脆接受不完美。有一个妈妈，算是完美规划型的妈妈，她的协调方式是在20到30岁的时候，达到求知求学的年龄段的极致，30到40岁的时候奉献给孩子家庭 ,工作只要应付，40岁之后在工作上重新投入。
有的妈妈是选择接受不完美。她们会计算投入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是否值得，但是如果说投入不够，就会给孩子带来学业惩罚的风险，以及因此带来的失职感。
母职付出对母亲的损害是存在的，无论母亲承认不承认。有的母亲强调母亲和孩子的边界是存在的，愿意表现出这个边界，有的人默默地消化了这个边界。有一个被访人，我说你觉不觉得这种特别密集的付出对你职业生涯造成了影响？她会说我愿意为我的女儿付出啊，我自己乐意啊。
我呢，朋友说我有点虎妈，我也会自我解嘲地说自己有点“虎”。“虎妈”这个标签把社会文化变成个人心理问题了，而且是“黑化”了母亲，所有这些并不是妈妈们的欲望引发的。在和其他妈妈的交流中，我们会用“亲妈”和“后妈”的说法来开玩笑。亲妈的标签比虎妈好，强调了母亲的付出。
王芊霓：你论文里也提到一个超出你想象的第三种母职实践类型。比如有些妈妈是通过母职实践自我增权的，有的自己转型变成文化人，个人声望不断上升，例如有个母亲自己的博客成为名博，自己也转换职业轨道，入职了某科研院所的少儿编程教育团队。最后你认为这种经纪人方式的母职还蕴含一种发挥女性主体性，增进职业权能的潜力。包括你还有访谈对象说，有了孩子以后对社会更宽容了，因为没有孩子之前，不知道在北京有这些资源，芭蕾、歌剧从来不去，不舍得掏钱，然后通过孩子碰见了很多理念相同的父母，因为女儿才知道这个社会很精彩，“她不学声乐，我怎么知道歌剧呢？ ”
杨可：是，这个是我意料之外的，不过还是少数。中华女子学院的王颖老师看到文章也给我反馈说，她近年来专门研究自闭症孩子的母亲，母职一路以来的研究除了非洲和印度的几个研究之外，提出积极面向的非常少，而我的文章提出妇女通过母职实践自我增权，在国外文献谈母职异化之外提出了全新的研究进路。她还说，“看看生活中多少妈妈有了孩子之后办幼儿园开公众号，就明白女性融合家庭工作领域的赋权能力有多强”。
三、母职惩罚：成为“好母亲”的道德压力
王芊霓：你文中提到了一个母亲，她是不愿意在教育经纪人的角色上付出那么多，也是边界比较清楚的，你说她其实受到了母职惩罚。你会怎么评价这个案例？
杨可：她看了我的文章后跟我说：“我怎么觉得比别人失职。”这让我觉得很遗憾，正是这种理想化的母职实践造成了女性的负疚感，孩子的表现变成是母亲的事情，母亲成为被责备的对象。
王芊霓：问题的另一面，是那些消化了母亲和孩子的边界，强调母职付出的妈妈，可能一到媒体话语里，就成了这个女人没有自我，因为只有自我意识强的人才能够表现出边界。有的时候，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的母亲成了不被鼓励的，甚至被嘲笑的。
杨可：对啊！首先这可能是她自我的选择，我们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经历了理性的选择的过程。背后的原因也许是理性的，也许是情感的。是情感的也没关系。我的一个被访对象说她对女儿的付出是有固定的时间的，她看到了这也会影响她的工作产出，但是她就说我愿意啊，愿意为女儿付出，她人生的成就一部分来自女儿，一部分来自自己的职业。这是她个人主动的选择，他人置喙什么呢？
你刚才说难道那些付出很多的人反倒变成嘲笑的对象了，我也认可你这个观察。我觉得社会学的主流观点和其他一些学科的差异就是主张从社会根源来理解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把问题归咎为个人。
王芊霓：现在有这样一种声音，比如说母亲节的时候，有媒体会做“不要用伟大扼杀母亲”这样的选题，很多人在转。有评论称“越被歌颂的就是越被剥夺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
杨可：我觉得有歌颂比没有歌颂好。要提高这个尊严感。假如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暂时无法改变——当然最好是通过父母双方“亲职共担”，通过教育的社会化，通过减少不必要的教育竞争等等减少目前母亲劳动总量的办法来寻求改变——如果现在做不到，现实情况就是要有人来承担这些牺牲。目前的格局下，付出最多的这个人难道还不应该被歌颂吗？当“心软”的女性来承担了这个角色，对她的劳动时间造成挤占，对职业生涯造成很大的挑战，难道不应该被理解？
王芊霓：在当前的趋势之下，母亲必须密集性的为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了，如果做不到好像就是母亲个人的问题，会引发强烈的负疚感。你认为这是一种霸权的制度了。
杨可：是的，密集母职变成了一个绝对化的评价标准。它会造成一种压迫。我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必然。现在的现实则是孩子不经过影子教育是很难取得出类拔萃的成就。当然，成就的定义很复杂，我们这里说的成就表现在升学的效果上。既然你必须采用影子教育，就要有人来规划，有人来接送。在教育社会学中这套机制已经被证明。影子教育已经被证明是一个跟教育的效果、跟学业的成就有关的机制。不安排一个人来用这个机制就会吃亏。
目前的母职的经纪人化是一个弹性很小的机制，而且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很高。如果孩子的妈妈没有这个能力，家庭没有这个资源呢，孩子就注定要失败吗？万一妈妈病了呢？万一她缺位呢？难道这个孩子就没希望了！？如果导致这样的结果，就太不公正了。
王芊霓：你文章里面谈到因为中国女性就业率高，妇女就业受到主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国民支持，中国的在职母亲较少感到西方在职母亲那种不能陪伴孩子的道德压力，不需要像美国白人在职母亲那样为出门工作而正名。为什么会引用这个文献？想说明什么问题？
杨可：“密集母职”也是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家庭文化下的一个理想型，白人女性做不到的就感到负疚，有很大的焦虑。因为他们社会的主流的母职意识形态是丈夫出去工作、然后妻子在家当家庭主妇的这种。
王芊霓：所以这个是一个白人中产阶级的对美好家庭的想象模板。在这个想象里，老公在提供经济资本，女性在家里当妈妈当得很好，一直到现在，他们也是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想象形态。
杨可：主流的模板就是这样的。但这个就会让人想要反抗嘛。单亲家庭、同性恋家庭、贫困家庭这些无法实现这种想象的家庭，就会感到很大的道德压力。西方也有文献都围绕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展开讨论。相比之下，我觉得我们（的母亲）没有这么大的道德压力。西方有学者强调这个密集母职不应该是绝对的，所以他们会拿黑人女性的母职文化举例。
我们社会主义传统也尊重的社会劳动，鼓励女性出门工作。比方说，我们这里孩子哺乳期结束了，母亲很轻松地就可以说，“孩子八个月了啊，我要上班去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从文献来看，西方白人女性这个时候会面临更大的道德压力。
王芊霓：看上去母亲面临的这个付出多与少的道德压力，反而是来自于西方白人中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比如我身边的女性，就是当她挤不出奶的时候，道德压力都特别大，所谓 “哺乳神话”，然后似乎这种压力并不是我国的传统的遗产。在比如微博上面很多探讨，一旦宣传为母则刚的时候，评论里面就一片不同意，好多人就会说不要再宣传这套话语了并且归咎于我们的传统，这个时候就没有人想到社会主义的遗产，似乎反抗的对象都是我们男尊女卑的传统。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母职惩罚和母职内疚感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其实还有西方白人中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杨可：这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小孩的生理性的哺育是否要有一个固定模式？社会性的哺育是不是要有一个模板？ 回答这个问题要借助于不同的研究，我想我们可以暂时可以这样结论：在同一个表象下，有不同的传统在起作用。即便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既有这种未受根本挑战的男权社会下私领域的责任主要交给妇女来承担的这种思想，也有社会主义的遗产。
另外，西方也有不同的传统，妇女解放不也是来自西方的传统吗？社会主义也是源自西方的啊，所以谈中西对立太简单了，要细分。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要细分。就像黑人女性说的，（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焦虑不适用于我，可能其他的群体还有他们别的问题。我们需要面向具体的问题，核心不是东西对立的问题。
回到中国的情况，我觉得当前教育市场发展这个时代背景很重要。传统时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活范围局限于私领域的“闺秀”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她们是无法胜任这个教育经纪人的角色的。这需要女性具有现代社会生活，尤其是与市场和现代教育相关的“知识库”。
我们的遗产带来的积极面向是母亲虽然承受很大的压力，但是母亲也能得到相当大的尊重，我们很多男同事谈到妻子的时候会称之为我们家“领导”。这也不完全是一个恭维，因为的确家里做决策的常常就是女性，尤其是孩子的事情。郑丹丹老师有关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一个研究引用了“子宫家庭”的理论，在当前这种母职经纪人的新规范出来之后，因为母亲和孩子的互动特别多，母子轴被加强了。
王芊霓：所以你是认为中国家庭当前的大趋势是母子轴变得越来越重要？
杨可：是，母亲承担这么多经纪人的工作，中国家庭母子间的代际联系正在趋于强化。这个家庭最牢不可破的那个连接变成了母子。人们开玩笑说的“丧偶式育儿”其实也是体现了母子轴的重要性。
王芊霓：在中国，对母职实践的理解有没有代际的差异？是不是80后的母亲更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就觉得我要是生一个孩子，就一定得付出特别多，要把责任都承担起来，只有这样才是对的。所以我不一定特别同意你的那个比较：我们不像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那样，做母亲的道德压力比她们小。
杨可：我们的道德压力还没到为了孩子出不了门的那种，不像美国的一些文献里提到的，一出门工作就感觉旁边的人会质疑自己是不是个好妈妈。我们的道德压力也存在，比如你有了孩子就不能加班到很晚，不能半夜了还在应酬，对吧？这里可能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判断。这可能是开放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追问当前的母亲们，你感到你有没有开放的选择？你感到你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王芊霓：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认为现在我们的教育如此依赖妈妈一方，它是一个应该被解决的问题吗？是要改变的社会事实吗？
杨可：是一个问题，应该改变。我对妈妈们的评价比较积极，我很赞赏当前这个结构下这些女性的付出；但是从社会层面，国家层面，我认为应该对这个结构有所反思，从政策和福利上为家庭和母亲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倾斜。
比如也有的学者认为教育拼妈会导致妇女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当然我们需要进行机制研究，是不是就是因为女性要在家管孩子才造成了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起码对在职母亲的精力造成了很大的牵扯，肯定是对职业生涯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如果在更大的单位上协作，不是就可以把无法达到这个门槛的人托起来吗？这就是社会的意义所在啊！文明人的社会和动物社会的区别就是我们不是丛林法则，不是说谁跑不过别人就别活了，是吧？所以我认为，如果教育竞争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止，那么国家和社会应该有针对性地为弱势家庭提供补偿性的办法。
从文献来看，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美国等国家都会为即将掉队的学生提供教育救助。这时就必须要有“公”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改革以后，家庭享受了自由，激发了活力，但是同时责任也更大了，压力更大了。
(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