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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教授:育儿“内卷化”是一种集体非理性

王芊霓 芊霓的咖啡馆 2021-01-22


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大部分的父母都在放养自己的娃,而现如今,“内卷式”育儿,不停给孩子打鸡血成了普遍选择?

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的父母往往不能理解我们这一代在育儿上投入的时间、金钱和精力?

两位经济学家也想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从中世纪到现在的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回报的变化,也涵盖了美、英、德、意、瑞典、中国和日本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父母养育孩子的不同特点。

结论是,社会的收入越不平等,教育回报的差距越大,人们越“鸡娃”。

比如说,在20世纪70年代,有或没有大学学位,收入差距不大,那父母们当然选择放养——反正怎么养都差不多,为什么要牺牲十八年时间去唠叨孩子们成功呢?

情况在十年后发生剧变,原因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凸显,尤其是白领和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社会的变化立刻体现在了育儿文化上:放养不再是主流,“密集育儿”成了主流。


这里的“密集”可以简单理解为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非常密集和集中,这些父母把孩子推到补习班,监视他们做作业,开车送他们去参加课外活动等等。


在美国甚至还诞生了“直升机父母”这个名词来指代那些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儿女身边,无时无刻保护或干预他们的父母。


密集育儿和放养育儿的差别有多大呢?后者每周的实际照料时间是多了12小时。


到了今天,全球范围内,也就北欧的父母们不为育儿焦虑了, 这种“自由生长”的底气源自社会的平等,不同职业之间收入差距小,以及不同的高中和大学的教学质量的均衡化。


我们在去年6月15日采访了经济学家齐利博蒂。他的书呼应了今天我们对育儿的“内卷化”的讨论。


Fabrizio Zilibotti(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耶鲁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教授。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西方最古老的大学,创立于1088年)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学术生涯包括在多所著名大学担任教职。他经常访问中国,中国也是他研究的重点之一;同时在清华大学担任访问教授。



在美国,这本书被认为进一步佐证了拼命“鸡娃”为什么有效。齐利博蒂告诉我们:


在孩子身上花很多时间能带来考试高分这很容易理解,但是不能只以成绩衡量育儿回报,比如“内卷式育儿”也意味着过度干涉孩子的精神世界。


经济学的视角认为人们的行动一定是在追求某些目标,所以是一种理性行为。


以中国为例,齐利博蒂说,“鸡娃”对于个人而言是理性选择,但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层面的理性,反而是一种资源浪费。


虽然每个人都在尽力为孩子做到最好,都在鞭策孩子在“内卷”中胜出,但是社会本身如果能按照多种不同的原则来组织,父母可能就没这么焦虑。






以下口述内容基于我们对齐利博蒂的采访:

 

在《爱、金钱和孩子》研究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其他像美国、瑞典等都是发达国家。我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中国不在此列。


但是中国很特殊,它增长很快,当我走在北京、上海的街头,有时我觉得我就像是走在东京、新加坡。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部分区域都还有发展的空间,所以,中国人处在一个过渡时期。

 

从国民对育儿议题的看法来看,中国大概是介于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但是更偏向发达国家。


所以我们不会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快速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先锋。

 

我们先做了一个世界性的价值观调查,让世界各地的父母来选择他们认为对孩子重要的价值。这四个价值观分别是:服从(obedience)、努力(hard work)、创造力(creativity)、独立性(independence)

 

根据价值观选择我们可以把家长分成三种类型。比如说偏好“服从”的家长就是专制型,另外两种是权威型和放任型。


专制型现在有点过时了,但是它受欢迎已经好几个世纪了,这种父母要求孩子顺从自己,孩子必须做父母认为能做的事情,其余一概不准,否则可能会面临体罚。现在这种类型的父母越来越少了。

 


权威型父母也会干预很多,但是不会体罚,会更软一点,他们会很强调激励性谈话(motivational talks)等软性技巧去说服孩子,希望确保孩子最终是自己做出选择的,这些是比专制型父母更现代的地方。


中国的大部分父母是较强的权威型父母。


放任型父母顾名思义,他们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允许孩子按照自己的速度发展,他们接受孩子就是孩子该有的某种样子。

 

人们通常都不是单一的某种类型,而是某几种类型的混合。比如我的父母可能是放任型加上一点权威型。


我同时也是一位父亲,我女儿已经二十岁了,她觉得我是个严父。比如,在她三四岁的时候,我鼓励她学音乐,强调成绩好的重要性,所以和我的父母相比,我确实对女儿的未来发展盘算得比较多。



当然我不是说我比我父母更好,我可能只是更焦虑而已。


但我当然没有美国和中国父母这么焦虑,也没有他们严格。因为我女儿小时候在瑞典和瑞士长大,在这些地方,推娃的“激励机制”并不强。

 

我们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那就是中国父母其实不太强调服从,他们最强调的是“努力”。


有90%的中国父母认为努力是养育孩子的核心价值,这在全世界是最高的。美国父母可能有六成选择“努力”, 这个比例在欧洲有的国家却低至10%。

 

中国父母会很努力地推娃,这可能和文化有关系,但我不认为纯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育儿方式足够全面。


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认为经济激励比文化因素的影响更大,中日的比较更能说明这一点。比如日本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是日本在育儿方式上可能和欧洲更相近,而非中国。


今天的日本社会和中国相比更平等,日本父母也会更强调想象力,而不是努力。他们对努力的强调甚至和一些欧洲国家一样低。

 

当然我不是说现在中国的父母做错了,父母的做法都是由现实情况决定的。是制度导致了这种育儿方式。

 

比如中美社会都有收入不平等这一社会结构问题,所以在育儿方式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比如,父母想让孩子生活在上层社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父母也越来越焦虑,特别担心能不能让孩子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就像中国父母经常说的“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这种焦虑也会传递到下一代,我们把这叫做“养育陷阱(parenting traps)”。

 

有人担心父母经济和知识上的不平等会造成下一代更深的不平等。这种担忧是有根据的。


以前孩子的思想、知识等主要来自学校。学校为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创造了平等的环境。但现在家长的角色更重要了,如果有的家长做很多,比如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而搬家、给孩子报补习班和兴趣班。


这种家庭之间的不平等就会过渡到下一代,那未来社会就会更不平等。

 

我认为中国家长希望孩子努力学习,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对于家庭个体是理性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则是不理性的。


这就像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军备竞赛一样,两国都在比拼着发展昂贵的军备,而这些军备后来都没用过。


从国家个体的角度来看,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做理性的事情,但是站在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巨大的浪费。

 

现在中国的一个问题是大家都集中在同一个考试上,高考。当然高考很重要,它为贫穷家庭提供了机会但是组织考试的方式可以改进。如果想要开拓新领域、新思想,考核方式最好还是多样一些。


在美国大家都想上常春藤名校,这也有问题,应该有更多州立优质大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更多的机会。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公立大学就很好,为加州的创新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很多大学都没有足够的资金。


 

加州公立大学


很多人说要学习“北欧模式”,不过考虑到人口规模,中国可能没办法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学习,可以去看看德国、法国这些欧洲国家,它们也有很多好的制度。


欧洲的教育系统比美国的更平等一些。比如说我在意大利上的就是一所公立的大学,并非那种特别好的大学。

 

我发现中国人总是把中国和美国比较。美国的确是个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的国家,但是政府也犯了不少错误,教育体制内部也有很多不均衡,这些方面不如欧洲国家


当然现在美国也在尝试出台一些政策给不同家庭平等的机会很重要,支持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例如给这些家庭的孩子一些教育指导,让来自贫穷地区的孩子去富裕地区上学。


 

常春藤联盟学校


在中国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需要时间、资源,但这必须一步一步行动。可以从那些现在大家觉得“还行但不足够好”的大学入手。


比如,能不能尽量保证每个省都有好大学?现在很多资源确实集中在好学校,但是将来,让更广大的范围、更普通的人都享有优质知识更重要。

 

如果教育系统更平等,人们就不会这么焦虑,更多的人就能够接受优质教育,大家就不会陷入非得去最好的学校的困境。

 

中国如果想要培养更多能带来创新创造的人,经济激励措施需要改变。


有些人说现在中国已经很有创新能力了,比如很多年轻一代创业的互联网公司非常成功。但是从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中国到目前为止很多成功还是在利用现存的技术。


未来中国如果想要缩小差距,探索更多新领域,就需要更多有创新能力和思想的人和公司。所以针对更普通阶层的、低层次的教育很重要,因为未来很多普通工作特别是体力工作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我希望我们的书能促进公众讨论,希望制度设计也能有所改变,让育儿的“军备军赛”慢下来。


也给贫困家庭提供更多机会,也让父母能真正享受到育儿的乐趣。

 

 

 

Fabrizio Zilibotti曾于2016年担任欧洲经济协会主席。他获得了许多奖项,包括授予45岁以下最佳欧洲经济学家的Yrjö Jahnsson奖,以及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他也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并担任过多个编辑职位。目前他任经济学期刊《计量经济学》的联合编辑。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经济增长与发展、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他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学(季刊)》等多家国际学术刊物。

 


参考书籍: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MatthiasDoepke和耶鲁大学经济学家Fabrizio Zilibotti合著的《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Love, Money and Parenting: How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

 

 



(本文首发澎湃新闻)


 王芊霓 /撰文

王芊霓 舒畅 /采访

    王一凡/图文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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