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 《君主与大臣》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

说起“军机处”，你可能并不陌生，很多清朝题材的影视剧里，都能听见这个名字，它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由皇帝亲自领导的机要部门，是清政府的权力中枢，而“军机大臣”更是位高权重，仿佛是百官之首。

而如果今天你去北京故宫游览，会发现军机处值房只不过是一间不太起眼的小屋，在乾清门边上，看起来一点不像是大机关衙门的样子，跟人的直观印象形成了很大反差。

事实也正是这样，“军机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根本就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门，没有固定的岗位，没有固定任期，甚至连岗位工资都没有。但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班子，竟然总揽军政大权将近两百年，成为18世纪中期以后大清事实上的最高领导机构。了解军机处的来龙去脉和运作方式，才能真正弄懂清朝皇帝与大臣之间“权力游戏”，甚至看到中国帝制时代的权力博弈脉络。

我们本期要说的这本《君主与大臣》，就将带你走进历史，起底神秘的大清军机处。

在正式讲述本书之前，我先为你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白彬菊。白彬菊是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被著名汉学家魏斐德誉为西方最熟悉清朝中央档案的学者。她在撰写本书的时候，得到了北京和台北两处清宫档案所的大力支持，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有这些珍贵史料的加持，所以本书成了清朝政治制度史方面的权威著作，也是被引用最多的汉学著作之一。

这本书的叙述结构基本上是以时间为序，依次讲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里军机处的发展。但我们的解读会对这些素材进行重构，重点关注军机处的产生、运转和影响。

在第一部分，我们先说军机处的诞生。我们将追溯军机处的由来，它是雍正一手创立的吗？为什么雍正放着现成的六部和内阁不用，要另起炉灶呢？

在第二部分，我们说一下军机处的运转。我会结合雍乾嘉三朝的历史沿革，来详解军机处的运转机制，它开创了什么工作方法？为什么说这些大清的操盘手其实是一群临时工？还有，和珅的落马真的只是因为贪污吗？这背后藏着哪些和军机处有关的权力斗争？

在第三部分，我们说一下军机处的影响。这也是这本书最有争议的地方，传统上的看法是，军机处是清朝皇帝加强专制的工具，但是本书给出了另一个角度：军机处对皇权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作者甚至认为军机处促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君臣共治”。那么，她是如何得出这么颠覆的结论的？她的结论到底对不对呢？

第一部分

好，下面，我们开始说第一个问题：军机处是怎么产生的。

关于这一点，必须从雍正继位说起。

众所周知，雍正登基的过程费尽周折，即便他当上皇帝之后，仍有很多人不服。比如他此前的竞争对手“老八”允禩、“老十四”允禵，以及他们各自的党羽，这些有意争夺皇位的人可以称为“夺位集团”。在这个集团周围还有一股势力，看起来能量不大，但动不动就煽风点火，我们叫它“满蒙王公贵族集团”。这是清朝初创时期“原始民主”的遗风，虽然经过从皇太极到康熙的历次整肃，他们的实权已经很小，但毕竟他们是清朝的统治基础、“自家人”，所以影响力还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种情况下，雍正还能相信谁，重用谁呢？

正像影视作品里交代的，雍正的心腹，就是“老十三”怡亲王允祥和张廷玉，此外，有一段时间里，隆科多也算是他的亲信。

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允祥是亲王，皇室成员；隆科多，雍正宠信他的时候，亲切地称他为“舅舅”；而张廷玉，在康熙年间就是南书房的人。这么一说，这三个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们都可以进入内廷。

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中国古代的高层政治格局中，是有“外朝”和“内廷”两套系统的。“外朝”就是我们常说的衙门，像六部九卿之类的；而“内廷”，简单理解就是皇帝的御用办事机构、顾问班子、秘书处，官职不一定大，也不一定具体做什么职务，却是皇帝的眼前人。自汉代以来，用内廷牵制外朝，就是皇帝大权独揽、控制朝政的惯常手法。

前面我们说了雍正朝的局势，外朝要么是闹对立的夺权派，要么是不听话的反对派，要么是看热闹的逍遥派，总之不听使唤。控制外朝，实在操心费力，于是雍正皇帝干脆用历史上的做法，建立一个内廷心腹小团队。

这个内廷小团队，没有任何正式的名称，白彬菊称之为“内廷代理人”，这就是军机处的雏形。

可以说，“内廷代理人”原本是一种非常规的，甚至拿不上台面的临时措施，但是，两个条件促使它从临时变成常设，并且不断强化。

第一个条件来自清廷内部，那就是雍正帝用这种制度来控制外朝，越来越得心应手。那么，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以户部为例来解释一下。

户部是主管财政的，最高长官户部尚书，大致相当于财政部长。按清朝正常规制，应设有一满一汉两名尚书，共同负责。但是在雍正元年，雍正帝任命他最信任的十三弟允祥为“管理部务大臣”，这个此前没有的职位比两个尚书要高。同年九月雍正任命张廷玉为户部尚书，不久又把他调进内廷班子，这时给了他一个更奇怪的头衔，叫“仍管户部尚书事”，比尚书高半格，比允祥低半格。

这就造成一个局面，出现了四个理论上应该有财政部长职权的人：允祥、张廷玉，以及两位尚书。那么怎么分工呢？就是允祥、张廷玉将管钱、花钱的权力，悄悄转移到了内廷，而在外朝保留的两个尚书，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办事人员，让他们去操持户部衙门里的日常事务，维持着外朝的运转就行了。这样一来，雍正帝就通过内廷心腹，牢牢掌握着财政权。

雍正四年，雍正帝终于找机会把他最担心的老八允禩囚禁了起来，此后逐步清除了反对派，外朝也没有谁再跟他对着干或者阳奉阴违了。然而内廷制度能帮他绕开程序直接掌握权力，更能大大提高行政效率，这实在太舒服了，所以雍正帝不但没有改变这种临时政策，反而还把它加强了。

“内廷代理人”制度方便皇帝加强集权，所以皇帝喜欢这种制度，这是它得以发展的第一个内在条件。

而促成内廷制度强化的第二个条件来自外部，这就要说到“军机处”这个名称的由来了。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廷都面临着一个重大边患，就是西北的准噶尔部落。他们一直不服从朝廷，还频繁骚扰蒙古、西藏等地区，康熙、雍正都跟他们交过手，雍正初年年羹尧平定的青海叛乱，背后也有准噶尔部落挑唆。雍正三年，双方议和划定边界，但谁都知道这种和平只是暂时的。

雍正五年，准噶尔部落的新任可汗噶尔丹策零上台，雍正帝拿“准噶尔威胁”来做文章，备战筹办军需，成立了一个叫“户部军需房”的机构，名称上是“户部”的，但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内廷机构，并且雍正还打算进一步扩大它的职权范围，把原本属于吏部的官员任免之权也收进来。

到了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再次对准噶尔用兵，战事一起，要做的事儿就不仅仅是筹措粮草了，工作多了，人手不够了，偏巧次年，允祥又去世了，雍正只好提拔了一些官员。这些官员，有的会打仗，有的会搞后勤，有的了解敌方情况，总之是一群专家型的人才，他们以张廷玉为首，有个新的名字，叫作“办理军需大臣”，后来又改成“办理军机大臣”。

这就是内廷代理人制度逐渐发展成军机处的第二个条件，也就是外部的战争压力，使雍正帝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

上面我们说到了“办理军机大臣”，听起来这就很像“军机处”了吧？白彬菊认为，还不是。“内廷代理人”、户部军需房、办理军机大臣，虽然人员上有重合，但三者是同时存在的。这三个群体和机构都是军机处的雏形，真正的军机处是乾隆把这三部分整合调整后定型的。

下面，我们就要说到乾隆朝的故事了。

雍正帝驾崩，遗诏中把四个人列为过渡时期的辅政班子，分别是张廷玉、大学士鄂尔泰，还有两位宗室成员允禄、允礼。允禄是雍正的十六弟，允礼就是《甄嬛传》里那个老十七果郡王，在真实的历史中他并没被雍正杀掉，此时已晋升为果亲王。

按惯例，在老皇帝下葬、新皇帝守孝过后，这种过渡性的辅政班子就要解散。可乾隆领会了雍正的用意：他留给自己的其实是一个“内廷代理人班底”，方便他直接掌握权力。于是乾隆二年，又把已经解散的班子重新召集起来，并借机做了人员调整，允禄、允礼出局，再加入另外四名大臣和若干办事人员，仍以张廷玉、鄂尔泰为骨干。这个班子的名字，就被定为“军机处”。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雍正时期，雍正帝不信任外朝，设置了御用心腹团队来管理实权，这个团队，本书作者把它命名为“内廷代理人”；此外，雍正还成立过专门管理财政的“户部军需房”，设置过专门协调战争指挥的“办理军机大臣”，在乾隆朝时期，这些班子被整合并正式命名为“军机处”。

这就是我们对军机处由来的全新梳理。白彬菊认为，乾隆的这一做法，是康熙、雍正时期就在进行的高层行政重组的最后一步，从此，中国政治体制迎来了新的内廷霸权。

第二部分

那么，了解了军机处的由来，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第二个问题：军机处是怎么工作的。

在讲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先弄清楚，明清两代正常的政务流程是什么样。

比方说，甘肃发生了一件事情，当地写了一份公文上报给朝廷，这种公文叫作“题本”，题本到了朝廷后，由内阁拿出一个意见，这叫“票拟”；再将“票拟”呈给皇帝，皇帝认可的话，可以“批红”；“批红”的文件再转发给外朝，由相关部门抄发下去。

这一套手续，如果涉及好几个部门，比如地震，户部要管赈灾，工部要管建桥修渠，这两个部门都要经手文件，文件一层一层地转，耽误时间。

显然，它还会引发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务根本不可能保密。票拟的文件还没送到皇上那儿呢，兴许京城里四品以上的官员都传遍了。

更严重的问题是，对政务的处理意见是外朝的一帮大臣拟定的，在票拟后才可能被皇帝看到，皇帝根本就没有参与讨论，却必须立刻表态同意或者不同意。

可见，这套公文处理制度漏洞比较多。雍正对付它的办法，是发扬了康熙创建的奏折制度。

奏折，本质上是皇帝和官员的私人通信，不算政府公文，它什么都可以写，哪怕不是本职工作管理的范围，也可以向皇帝报告。而且，它的传递特别快，不通过外朝，可以直接送到内廷，第一时间让皇帝看到。

雍正就充分利用了奏折的优势。下面，我们就说说奏折制度的办事过程。

雍正看了奏折之后，会将它转给“内廷代理人”，也就是军机大臣们，让他们写出一份书面意见。这份书面意见，与奏折再一同交给雍正。如果雍正认为书面意见很合心意，就可以批示“依议”“照议”。如果雍正还想多嘱咐几句，或者说几句军机大臣不敢写的话，可以用红笔在原奏折上写字批示，比如他写给年羹尧的“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等等，这叫“朱批”。

雍正批复过的文件，是要回复发给上奏人的，那么，“朱批”就等同于圣旨了。

而在奏折制度创建之前，皇帝给某人下达命令，是要经过外朝的一系列手续的，要走一套公文体系，费时费力。可见，奏折制度简化了流程，让皇帝和上奏折的人直接书面对话，一步到位。

这种办事方式，再往下又发展出一种新的形态，叫“廷寄”，朝廷的廷，邮寄的寄。白彬菊认为，军机大臣是“廷寄”制度的中心，而“廷寄”，又是军机处运作的核心。

那么，什么是廷寄呢？它实际上就是“朱批”的加强版，也就是俗称的“密旨”。

雍正不想写朱批了，或者一两句话说不完，就让军机大臣按他的想法写一份文件，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发给有关官员，让他们去办事，这就是廷寄。原则上说，它不是公文，不是诏书，虽然字字句句是皇帝的意思，可发信人却是军机大臣。

廷寄文件雍正是要过目的，如果有补充意见，就加上几句，这叫“过朱”。廷寄草稿和过朱加一起，就算是圣旨，誊写、盖印那些流程都用不着，赶紧快递，省了很多时间。

这种廷寄，除了皇帝、参与讨论的军机大臣和接旨的官员，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内容，用白彬菊的话说，保密性、独立性、机动性都非常强。

然而，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上到财政军事，下到修桥补路，奏折内容五花八门，军机大臣都要拿主意，难道他们都有经天纬地之才，什么都懂？忙得过来吗？

这就要说到军机处的人员构成方式了，简单总结起来就是：军机处是一群临时工。

白彬菊在台北和北京两地，找到了63件雍正时代的廷寄档案，有6个人的名字至少出现了两次，其中最多的是张廷玉，出现了45次，但只有18次是以他为首的。

解释一下这组数字的含义，这说明在63次内廷讨论中，只有18次张廷玉担任总召集人；有27次，张廷玉只是参与者，由其他人主持。而这63次内廷讨论中，只有6个人是参加了两次以上会议的，其余的人只开过一次会，雍正就不找他们了，可见人员变动非常大，也非常机动。

这充分说明了军机处的非正式性，某项工作涉及谁、涉及某个特殊领域，雍正就让有相关经验的专家型官员参会。事实上，这更像是个专项问题处理小组，事儿办完了，小组解散，专家们重新回各自岗位上班。就连张廷玉这样经常参加会议的，其实也是临时工，他的本职身份是户部尚书，后来又兼了吏部尚书。和财经、人事有关的会他参加，不擅长的领域，他就要让位给专家型官员。

白彬菊统计，乾隆朝平均每年有7位军机大臣，而在战争时期，比如乾隆十三年开始的金川之战，军机大臣达到了12人。

军机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临时性的机构，所谓军机大臣，不是正式职务，而是一种兼职身份，军机处甚至也没有六部那样的正式办公署衙，紫禁城里的只是一处临时值班房。

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军机处：它是一个“四无机构”，无常任人员、无正式职称、无办公署衙、无岗位津贴。注意，以上就是为什么皇帝可以信任军机处。因为它的一切是“非固定”的、临时的、兼职的，这样也就很难发展势力，便于皇帝控制。

乾隆时期，正式设定了军机处的总协调人“领班军机大臣”，这个职位也是临时工。

但即便皇帝这么小心防范，因为长期参与最高决策，军机处的权力还是在膨胀，这就要说到乾隆在世时期的最后一位领班军机大臣：和珅。确切地说和珅担任此职是在嘉庆二年，但此时乾隆还在以太上皇的身份掌握着最高权力，所以作者把和珅也算到了乾隆时期。

关于和珅被赐死，白彬菊认为，并不是仅仅因为所谓的“古今第一贪”，也不是官方公布的那些琐碎荒唐的罪状，真实的原因，是和珅把持的军机处权力太大。

和珅有“副封”之权，副本的副，册封的封。“副封”究竟指什么，并没有准确的定论，本书中认为是大臣给皇帝上奏折的时候同时发一个副本给和珅。这就是说，很可能在嘉庆没来得及阅读奏折的时候，和珅已经看过了。

这是对皇权极大的挑战，嘉庆亲政，自然要杀和珅，同时对军机处进行改革。他把军机大臣的人数从乾隆时代的7人减少到四五人，还会抓一些错别字之类的小毛病，动辄惩罚军机大臣，嘉庆二十三年，5位军机大臣竟然被处分了70多次。

这些改革，无疑是嘉庆防止军机处机构膨胀、权力过大而采取的措施。不过，经历了雍正、乾隆两朝，太多的权力已经集中于内廷，所以嘉庆的改革措施也难有太大收效。正像白彬菊所说，制定改革方案的，不就是军机大臣们自己吗？自己改革自己，怎么可能动大手术呢？

事实上是，皇帝越来越离不开军机处，军机处的权力也越来越稳固，终于发展成大清朝政的中枢。

第三部分

那么，我们就得谈到第三个问题了：军机处对清代政治格局的影响。军机处和皇权到底是什么关系？又该怎么评价这种关系呢？

我们先来说一说白彬菊的结论，她认为，军机处的设立，说明清朝并不是君主独裁，而是形成了皇帝和军机大臣共治的形式。

这种说法很具有颠覆性，那么，它有没有道理呢？

表面上看，是有道理的。前面说过，雍正时期，军机大臣先拟定书面意见，递给雍正，雍正参考了书面意见之后，在原奏折上“朱批”。

我们看一个例子。雍正四年四月，署理直隶总督杨鲲上了四份奏折，档案里同时发现了对应的军机大臣书面意见。相互一对照，发现：第一份奏折，雍正朱批有绝大多数的字是抄了军机大臣的，自己仅仅补充了一点意见；第二份、第三份奏折的朱批，几乎一字不差全是抄军机大臣的；第四份倒是没抄，可指示精神又和第二份朱批一样，只不过把军机大臣的意见换了一个说法而已。

这么看来，雍正的朱批，除了“朕就是这样的汉子”这样的雷人之语，几乎都不是原创的，政策决策，事实上是军机大臣和雍正一起做出来的。

这岂不正说明皇帝和军机大臣在共治朝政吗？

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就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到中国两千年帝制时代权力博弈史的大背景下来看。中国的帝制时代，上层最主要的权力斗争就是君权和相权的斗争，君是指君主，相是指宰相。合理的分工应该是，君主作为国家元首，代表着法统，提供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国家的凝聚力；宰相作为政府首脑，掌握行政权，同时向君主负责。不过在运转过程中，相权的加大，就会威胁到皇权本身，这个问题在汉代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唐宋的制度设置都是分割宰相权力，以降低他们对君权的威胁。这个趋势在明清两代进一步加剧，明代废除宰相，用顾问性质的内阁大学士来取代，清朝又进一步用军机处这样的“四无机构”来取代内阁大学士，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行政权从政府收归到皇帝手中，从制度设置上看，军机处的出现符合“君权侵占相权”这一发展主线。

同时，就如本书中举到的例子，皇帝再勤勉或者说专权，毕竟能力和精力有限，不得不依赖专家型的大臣，所以军机处的意见会极大地影响皇帝。但毕竟最终决策权还是牢牢抓在皇帝本人手里，而且本书中也说到，军机大臣的任命完全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罢黜军机大臣也无章可循。

这正说明了，评估军机处的政治影响，不能因为皇帝的倚重，而片面地以为军机处具备了和皇帝共治朝政的权力。因此，白彬菊认为“皇帝和军机大臣共治朝政”的观点，论据并不充分，这也是她这本书最大的争议所在。

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1991年，此后白彬菊曾经写文章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只论述了军机处的诞生和定型，至于嘉庆之后的军机处，她就没能力涉及了，尤其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时期，军机处的权力和职能有很大的变化，这只能寄希望于年轻学者们的深入研究了。

即便如此，本书依然有其很高的学术地位。国外学者认为它是研究清朝制度史的标杆性作品，它提出的研究方向给汉学界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更难得的是，白彬菊自己也承认，在写作过程中她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帮助，书中的很多观点源于中国学者。可以说，这一本书，包含了中国史学家的思想智慧，也融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是清史研究领域中少见的中西合璧的学术结晶。

总结

好，到这里，《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说完了。

我们说了军机处的形成、运作方式、政治影响三个方面的内容，还谈了本书的缺点和可取之处。

军机处的产生，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起源于“户部军需房”或“办理军机大臣”，事实上在雍正初年就存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小型团队，白彬菊称之为“内廷代理人”。乾隆继位之后，将这种只服务于皇帝的小团队延续了下来，从此才有了“军机处”的正式称谓。

军机处的工作简化了流程，具有高效性；直接操纵信息渠道，具有保密性；专项问题可以临时将专家型官员拉进来议事，具有专业性；军机大臣又都是经验丰富的心腹，具有可靠性。以上这些优点，使得军机处在乾隆时期迅速膨胀，机构大了，官员的权力也大了。在嘉庆主政时期，不得不进行一些不触动利益的改革，由此，军机处制度定型，一直到清末，长期发挥着最高决策层的中枢作用。

军机处能够高效、专业地参与最高决策，得益于它的灵活性，灵活性体现在军机大臣的临时工性质，皇帝能够把某些有能力、有经验、有专长的大臣随时招来使用，不称职的随时替换，由此，军机处掌握了大权。但反过来说，正因为军机大臣是临时工，他们所谓掌权，也只不过是皇权独断的表象罢了。

撰稿：曲飞工作室
脑图：摩西脑图工作室
转述：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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